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六章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独立晚更好·徐娘身老谩多情）

◎独立晚更好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两颗巨星相继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1]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椎心的哀戚在心头。

蒋梦麟与胡适的交往早于梅贻琦。关于蒋、胡最早相识经过，胡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或者有过记载但已遗失，[2]从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10年8月16日，胡适与赵元任分别以留美庚款官费考试第55名和第2名的成绩，于上海同船起程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赵说：“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乃尔大学，作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文名为Suh Hu）和周仁。”[3]

后来，胡适由康乃尔（康奈尔）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此前已在该校研究院就读的蒋梦麟，共同师从号称“实验主义哲学家”的杜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蒋胡二人相继归国，胡于当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五四风潮发生之后，蒋梦麟也转入北大担任总务长兼教育科教授，以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圣地为转捩点，蒋胡二人开始了大半生的密切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又分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中国公学校长等职，且天南海北很少见面，友谊却持久地保持下来。这一点，蒋梦麟在怀念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当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4]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此次人事更迭，怪不得傅斯年毫不客气地让他交出北大印把子，且卷铺盖光腚走人，[5]更不能怨当时在美国的胡氏没有做到持久的客气和谦让，蒋梦麟之辞却北大校长职，实乃机与势之使然，至于日后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兴亡存续，也就更不是傅斯年与胡适二人可以控制得了的。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于气喘吁吁中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62岁高龄的蒋梦麟又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火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等几顶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所谓“天不灭曹”的历史典故，在蒋梦麟身上又实验了一把。

所谓“农复会”，全称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其创始人要追溯到留美学子晏阳初。1893年生于四川巴中的晏氏，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并获硕士学位。1918年欧战期间，晏阳初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应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主要替华工写家书。也就是这次义工生涯，令晏氏深感人民大众不识字的痛苦，遂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与农村改造。1920年归国后，晏氏得到美国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试验推行平民教育大运动。通过与底层社会大众接触，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教授文化知识。在“除文盲、作新民”宗旨下，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同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晏氏设在定县的平教总会迁至湖南、两广，最后迁至陪都重庆。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自任院长。1943年，晏阳初应邀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等问题，因其在中国定县的优良工作成就受到表彰。抗战胜利后，晏氏再度赴美，并通过宋子文介绍与罗斯福夫人会晤。翌年，晏氏由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陪同拜访杜鲁门总统，就中国的“平教运动”进行商谈，大力寻找资助。1947年4月，晏氏再度赴美，会晤国务卿马歇尔，力陈中国乡村改造的必要性，并在同年9月30日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提出改造中国农村的具体步骤，主张为有效推进这一方案，应设立一个全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经费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美国可以捐赠或以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该会应为一独立机构，由两国政府指定中美代表组成。按晏阳初的想法和现实情况，这一机构如果纯粹由中国人或美国人管理，都不可能成功，只有两国联合才行——这就是农复会为中美委员联合组成的胚芽，后来的事实证明晏氏之设想确属一个极端高明的上策。[6]

晏阳初的构想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曾以名篇《大地》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赛珍珠以及各大媒体的支持，经过各界人士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1日美国国会第八十届国会第二会期，通过第四七二法案第四〇七条款，规定中美双方政府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原文为“农村改造联合委员会”，并无“中国”字样），美国国会一并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中一项“晏阳初条款”，特别指定以经援十分之一做农复会用途，也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第一年中可分到2750万美元经济援助金，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天文数字。[7]

有了美国佬这位二战暴发户兼大款的强力支持，中国政府方面自是乐意促成，这年8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通过方案，以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另聘请美国专家穆懿尔（R.T. Moyer）、贝克（J.E. Baker）为美方委员。

方案通过，意味着中国政治权力这道重峦叠嶂的峰岭上，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山头或曰山寨，而“谁坐这个山寨聚义厅第一把交椅”的问题也就凸显于政客们面前。当时沈宗瀚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无论名气还是实力，皆不能与蒋、晏抗衡，自然要坐老三的位子。众人瞩目的第一把交椅的争夺战，就别无选择地在蒋、晏之间展开。

晏阳初在同代中算是少有的人杰，不但精明强干，还颇有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内旋外交能力，从农复会的创建历程即可见此公不是白吃干饭的一般官僚和政客，确有其独到和过人之处。就在晏氏于全国推行平教运动的过程中，他深知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不同，会造成人生事业的巨大落差，因而没有完全断绝与庙堂的关系。1933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被行政院长宋子文聘为农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晏氏正在中美间来回奔波，主要精力放到农复会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保养助产上，未就任。几年辛苦下来，眼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这个金光闪耀的娃娃呱呱坠地，在皆大欢喜的同时，社会各界自然对晏阳初投去敬佩的目光，因为没有晏氏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努力和四处千辛万苦的“化缘”，就不可能有这个机构的诞生。既如此，农复会的主任委员一职非晏氏莫属。但极其不幸的是，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蒋梦麟为主任委员，晏阳初为执行长（秘书长）。

蒋梦麟眼见自己一举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如愿以偿坐上了头把交椅，自是喜上心头。而晏阳初一看自己呕心沥血煮熟的鸭子竟成了别人的盘中大餐，自己降身为蒋梦麟手下跑腿的马仔，怒从心头起，火向肝边生，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是个东西，正因彼辈暗中插手捣鬼，才使自己败下阵来。事实也确实如此，时王世杰正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达到了人所难及的顶峰。王翁二人与蒋梦麟皆为北大旧同事，之后虽各自在宦海沉浮，但仍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和友情。相较而言，晏阳初虽属人中之杰，但在与庙堂中人关系的处理上，如丛林中的老虎，有独来独往、啸傲群雄的感觉，因而与王、翁等集团中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就在农复会即将宣布成立之时，整日蹲在官场舞台上敲几个无聊边鼓的蒋梦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转折点业已来临，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机会。于是，蒋最先找到王世杰，请王向翁说项，“拉兄弟一把”。王翁二人不负所托，联手展开行动，很快做通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后以各种名目和官场忽明忽暗的操作方式，把蒋梦麟那黑干超瘦的身子骨抬到了农复会聚义厅第一把交椅之上。

晏阳初一看座次已定，自己回天乏术，在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以党国事业为重，徇私枉法、培植亲信、打压异己的同时，遂有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远走高飞”的打算，而后开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地下行动。1949年“农复会”迁台后，晏氏正式提出辞职赴美，时主持台湾大局的陈诚曾竭力挽留，但晏阳初仍以“虎狼不能共居一个山头”的说辞与傲气决然远走他乡。1951年，晏阳初终于得允离开台岛赴美，在纽约另起炉灶，创立了一个叫作“农村复兴（改造）”的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分别在菲律宾、南美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等地推动农村复兴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也由此获得了国际性声誉。著名作家赛珍珠为晏氏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深受感动，决心为这位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和农村复兴运动的先驱写个人传记，以流传后世。惜赛氏已是八十岁高龄，未能着手即病逝，成为一大憾事。[8]

面对晏阳初的郁闷之情与出走美国，就蒋梦麟个人而言，并无愧色。在他的心目中，这农复会的第一把交椅，是自己暗中活动，王世杰和翁文灏等一帮朋友光明正大地给予的，不是自己从晏氏屁股底下霸占而来，就像当年自己失去北大校长一样，就理论上说怪不得傅斯年和胡适。因而蒋梦麟出任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混浊的眼球渐渐明亮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实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之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主席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据沈宗瀚晚年统计，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的短暂一年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做了推动，包括：在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省份协助政府“二五”减租，以保证佃农的利益；协助政府加强并改组省农会，使之成为地方农民为自己谋福利的一个合作组织；扩充灌溉设施，以利农民增加产量；繁殖并推广稻、麦、甘薯及棉花等改良品种，以裕人民衣食之来源，同时防治地方性的传染病如疟疾、霍乱等，以促进农村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口的劳动能力。这些计划的实施共用去经费35万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使农民得到了某些实惠。可惜因为国共之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湮没在硝烟炮火中未得凸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圆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地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的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到广州。临走前，蒋梦麟于日理万机中专门挤出时间到老虎桥监狱，探望了关押在那里的原北大同事兼好友周作人，二人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在心头，蒋氏劝慰几句便匆匆离去。此为二人的最后一面，这一别竟是永诀。

此时，中共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将士望风披靡。随着社会上传出广州也将不保的消息，摆在农复会面前的撤退之路有两条：一是四川，二是台湾。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知道四川也不是一个久留的长把子瓢，于是率一班亲信人马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未久，以晏阳初为首的部分人员暂往四川，随着“天府”陷落，晏阳初等也只好搭机匆匆撤往台岛。

就在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刚刚在台湾落脚之时，忽然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信。待查明原因，方知是这年中秋节因台湾猪肉不足，特地从海南岛输入一批毛猪，放置在台北牧场的奶牛场，毛猪带进了猪瘟，进而使牛受感染得病。时台湾全岛耕种土地全靠牛拉人扛，如病牛得不到及时救治，按当时牛瘟的传播速度，很可能在两个月内台岛耕牛全部死光。倘如是，不但人拉犁耕的原始景象重新出现，整个台岛将出现罕见的大饥荒，无论是对撤退到该地的蒋家王朝军政人员，还是当地黎民百姓，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此次事件令整个台岛为之震动。

危急中，行囊甫卸的“农复会”人员立即提供技术和经费，支持当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在农林厅淡水兽疫血清制造所技正李崇道和美籍顾问雷辛格等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捕杀病牛，禁止牛群移动，一方面从风雨飘摇的成都空运牛瘟血清做紧急防治，并商请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牛瘟种毒，在淡水制造兔化牛瘟疫苗注射其他牛群。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元月前，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扑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展开工作，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土地改革，二是肥料换谷，三是农会改组。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不但使佃农免受地主剥削，更进而拥有土地，并提高增产意愿。肥料换谷一方面提高作物产量，一方面充裕军糈民食，安定粮价。与此同时，各地农会逐渐改组健全了农村社会结构、农业推广和生产运销体系。土地改革成功之后，经过多年苦干，终于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

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并出任“中研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那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1950年考选录取了第一批36人，考试科目不限于农学，还包括工程、地质、银行、财政、金融等学科。这一届公费放洋的学生中，就有考取工程科、后来成为台北市市长的高玉树。后来成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也得益于“农复会”的选拔考试而留学美国，据知情者钟博透露，时已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的李登辉，顺利通过了“农复会”主办的留学考试，惜身体检查未能通过，因而无法放洋，幸亏“农复会”农经组组长Dawson兼美国“大使馆”官员，谓此人成绩很好，若不得去美国学习很是可惜，遂主动替他保留名额六个月，李氏后来终于成行，进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1957年，李登辉曾调至“农复会”担任技正，后再赴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台后继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此为李氏发迹之始。直到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成为台湾政界风云一时的人物。因而，可以说李登辉是“农复会”出资派员出国留学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和知名者，只是此人后来悍然支持“台独”势力，才一变而为世人皆曰杀的民族败类。“农复会”出资讚助的留学制度一直持续到1995年才停止，后来只选派农业方面的留学生，其他科目由当地政府出资选派了。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到“总统”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肯定和好评。在阵阵讚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又兼任了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达到了晚年的权力顶峰，也是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最后一次辉煌。

石门水库位于桃园县龙潭乡东南隅大汉溪中游，横跨龙潭、大溪两个乡镇，因溪水出口处有两座小丘对峙，如同石门而得名。远在日据时代当权者即有在此兴建水库的构想，蒋政权退居台湾后延续其计划，决心建库蓄水。自1954年起，农复会提供初步经费协助当局进行地质、水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调查，助力甚殷，各方欢喜。自从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据说，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40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于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在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陶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9]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甚至把陶氏之托与“白帝城托孤”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在这股强大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情急之下，媒婆决定在整个台北地区城市乡村、山川河流，四处甩钩，广泛撒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为蒋主委弄一个满意的婆姨抱到床上。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打捞捕捉，到了1960年秋，终于有一条光彩照人的美人鱼撞入网中。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见徐贤乐冒冒失失地撞入网内，大喜，立即将其拎到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与蒋梦麟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还差点跌倒在地。正是：

萧萧十月菊，耿耿照白草。

开窗逢一笑，未觉徐娘老。

风霜要饱更，独立晚更好。

韩公真躁人，顾用扰怀抱。

◎徐娘身老谩多情

这徐贤乐何许人也，竟使见多识广、学贯中西的一代名流，“国之重臣”蒋梦麟神魂颠倒，兴奋得不能自控，差点造成人身事故？回答是，徐氏自有三踢两脚的硬功夫，否则蒋氏不会为之倾倒。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18岁时协助其父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造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或牛虻纷纷扑撞而来，但徐美人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谈，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饱满来衡量，结果那些呈群蝇乱飞状扑撞过来的求爱者，一个个弄了个飞蛾赴火，灰头土脸地败退而去。最后，徐小姐挑选了一位年近50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七个月就宣布离婚。[10]

1949年，徐贤乐赴台，尽管对象与情人弄了一大堆，但没有公开结婚，似是上帝专门安排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悲剧大戏，以娱台岛人民孤寂的生活。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前者已是75岁的老男人，后者属53岁的中老年妇女，[11]徐贤乐虽自称残花败柳，但毕竟是老徐家的女儿，可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事实也是如此。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乐尽展风流，一笑一颦，一皱眉，一扭腰，一伸腿，一挥拳，对蒋梦麟来说无不透着沁入骨髓的美感与性感。此前，蒋梦麟在石门工地上来回奔波，此处虽有如王右军《兰亭序》里一样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在普通人看来风景美不胜收，但对蒋氏而言，自陶妻病亡之后，面对空山远麓，河上鸟影，总觉有一种孤独悲凉之感。尤其到了晚上，蒋不能回台北而宿住石门工地，那种空山静夜、幽径皓月、寂无人声的情境，让他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孤寂与落寞。

在此情形下，恰逢徐贤乐横空出世，天仙一样自太空飘然落入自己的眼前，这不是上帝的恩赐又是什么？于是，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情，挥毫泼墨修书一封，派人驱车送于徐娘府上。其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开始正式向徐求婚，也是婚姻悲剧的肇端。

蒋徐二人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半明半暗地拍拖了三四个月，徐基本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徐娘半百的身子换蒋的财产，从纯生意的角度衡量，大家各有所得、两不吃亏，徐贤乐还略占一点便宜。于是，徐氏明里半推半就，暗中则使出从小练就的洗脑夺心勾魂术和罗汉八步迷惑散，对蒋施展道法。蹲在石门水库老林中倾听松涛鸟鸣、高山流水的蒋梦麟，面对徐娘施展的招数，欲火攻心，不能自制，只得独自在山林中狂奔乱跳，以破解对方的魔力和自己内心的苦痛。当大口喘气稍有缓解，蒋梦麟又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敻词调寄诉衷情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从最后的暧昧之语可以看出，徐贤乐的身影已进入蒋梦麟的脑海，没白没黑地来回翻滚打滴溜，搞得老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

蒋梦麟整日琢磨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起了上到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农复会”上下反对尤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氏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随着蒋徐二人官司的进展和胡适信件的公布，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堂姐妹，并非一人。[12]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13]或许，正是有了这些高层人物放出的风声，原本对蒋徐婚姻就持反对态度的胡适，才不顾病体，于深夜在医院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情感加策略倾泻而出。书曰：

孟邻吾兄：

上次我们见面，得畅谈甚久，你说此后你准备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然后以退休之身，备社会国家的咨询。我听了你那天的话，十分高兴，我佩服你的信心与勇气。我病后自觉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故颇感觉惭愧。但我衷心相信，也渴望你的精力还能够“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

我们畅谈后不久，我就听说你在考虑结婚，又听说您考虑的是什么人。我最初听到这消息，当然替我的五十年老友高兴，当然想望你的续弦可能更帮助你实现“为国家再作五年积极工作”的雄心。

但是，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甚至于辞修、岳军两先生也都表示很深刻的关心。

约在八天以前，我曾约逵羽来吃饭，我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他。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决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这是我八天以前对逵羽说的话。

逵羽说，他知道大律师端木先生认识某女士最久，最熟，所以逵羽曾向端木先生打听此人的底细。逵羽说，他听了端木先生的话，认为满意了。他又说，孟邻兄自己觉得这位小姐很能干，并且很老实。

根据端木律师报告，和孟邻兄自己的考语，逵羽不愿劝阻，也劝我不要说话了。

但是，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他们说：现在形势更迫切了。某小姐已详细查明孟邻先生的全部财产状况了，将来势必闹到孟邻先生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而永远仍无可以满足这位小姐贪心之一日！

总而言之，据这些朋友的报告，端木律师给逵羽报告是完全不可靠的。并非端木先生有心不说实话，只是因为他世故太深了，不愿破坏眼见快要成功的婚姻。

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她的前夫某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穀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我万分诚恳的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

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展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穀的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是不肯嫁你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无论上策、中策，老兄似应与辞修、岳军两兄坦白一谈。老兄是一个“公家人”（a public man），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尤其是辞修先生对老兄付托之重，全国无比！故老兄不可不与他郑重一谈。

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点二十分[14]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横刺里插进一杠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对方如何的操蛋和阴险毒辣。不仅如此，胡氏还居然为自己安排起后事来了，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如此“主大凶”的卦相术语令蒋怒火中烧，三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甩入废纸篓中。多亏秘书事后把信拾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贤”内助共结百年之好，真正痛痛快快地“乐”一下。但蒋氏也知道反对面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与身边几个杨修、蒋干式谋士的暗中操纵下，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房”的战略战术，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秘密举行婚礼。

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愿意为其操办一切，双方其他亲友一概不知。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居正之子）分任双方介绍人，蒋徐二人和律师都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事就算合法地成全了。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为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穀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在“愉快的回忆”中驱车到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地度一回蜜月。《大华晚报》以《续弦谱新曲：蒋梦麟博士再婚谜底揭晓》，《联合报》以《相互钦慕经年，终于比翼双飞——新婚伉俪昨宿台中，预定今日游日月潭》等做了追踪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佐料。

不久前才出院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宿舍的胡适，闻此“喜讯”后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整理出版的日记看，他那几天只贴了7月19日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大华晚报》，以及20日的《联合报》等剪报共7件。其中20日的《联合报》明确提及了胡的态度与给蒋写信一事，说：“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们，几乎都不太讚成蒋梦麟结婚，蒋氏在婚礼席上曾对人说：‘连适之也反对我！’据他说胡适之本来是讚成他和徐女士结婚的，但一个礼拜以后，也不讚成了，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他，蒋博士接到信以后，就打电话问他这位老友：‘你这封信是反对我结婚呢，还是讚成！’胡博士说：‘我不讚成，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蒋博士就说：‘那这封信我就不拆了。’”（南按：后其秘书透露，蒋还是忍不住拆开看了并把信撕碎。）

胡适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意思是不要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和盘托了出来。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的饭后谈资和胡氏自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郁闷中只对蒋梦麟生辰年月进行了一番考证（南按：考证错了），但在日记里对蒋的婚事只字不提。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台北后的7月26日，蒋梦麟可能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老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气也很好，隔几天与她一起来看望胡，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现，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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