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七章 悲剧的主角（教授生涯的终结·如此江山烟客逝）

◎教授生涯的终结

蒋梦麟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情急转直下，众多亲朋好友、同事弟子错过了前往一探的机缘，只有叶公超赶了个正着，在伤感、悲痛、哀怜、慰籍的复杂心境中[1]与其做了最后诀别，并留下了一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现场记录。

蒋与叶虽然年龄相差较大，却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和兴趣。蒋梦麟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在美国留学十年之久，而叶公超更是一位西化很深的人物，他们有共同的美国教育背景和记忆，又都爱好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更为相似的是，二人皆在人生的中途或稍晚弃学从政，宦海沉浮，大陆易鼎之际又流亡台湾孤岛共同为一个残败的政权效力。最终，蒋梦麟于孤岛撒手归天，叶公超在可见的将来似乎也没有埋骨他处的希望。中西文化、时代的变迁，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而，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亲如兄弟，从没有年龄和辈分的隔阂，可谓无话不谈，叶公超对蒋梦麟性格、品行的理解可谓深矣。或许正缘于此，上帝才做了如此特殊的安排，让叶公超前来送他尊敬的蒋博士最后一程。

6月23日，蒋梦麟的遗体在台北极乐殡仪馆大殓，当叶公超参加完北大同学会的公祭之后，独自走回家，身子仰躺在沙发上，眼望天棚，于哀痛中回顾与蒋的相识、相知的往事。[2]面对殡仪馆摆放的“一代儒宗”“学术导师”等挽词，叶认为只不过是出于对逝者的尊敬罢了，蒋并不是一位治学的人，“他自己听了也一定会发笑！”事实确也如此，蒋梦麟留下的《新潮》《西潮》等著作虽然也有很高的价值，但与他一生的事功相比，其学问、著述反而并不显得重要。因而，叶对蒋的评价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因为他的性格实际是好动的。他生平做事有勇气、有毅力，这是许多人知道的。”[3]当这些言论通过《传记文学》发表后，许多旧日的相识都认为，叶说的虽是蒋梦麟，似乎更是说他自己。处于苦闷郁愤中的叶公超，自以为事功厥伟，完全可与古代的张骞、苏武有一拼，且是一直把自己的事功看得比学问和著述重要得多的一人。

叶公超，原名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原籍广东番禺，1904年10月20日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兄弟二人，早年丧母，父续弦后生叶崇德、叶崇禔二女，后父去世，由其叔叶恭绰抚养公超兄弟和姊妹。又因恭绰无子，视公超为子。

1917年，叶公超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缅因州贝兹学院和马萨诸塞州艾默思特大学。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系。在英国，叶公超与现代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叶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与其作品的学者。1926年秋，叶公超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主讲西洋文学，年仅23岁。此时蒋梦麟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比叶大18岁，是叶当然的前辈，叶终生都以先生称呼蒋梦麟。1927年春，叶转赴上海，出任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5月与胡适在上海相识，并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书店，翌年创办《新月》月刊，徐志摩任主编，叶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参与编务并发表作品。1929年秋转赴北平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0年6月与贵州修文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袁永熹女士结婚。1932年生女叶彤，1937年生子叶炜。子女命名，据说是出于《诗经》“彤管有炜”一语。1940年袁永熹携子女赴美定居，在美终了一生。

袁永熹有位弟弟叫袁永熙，其人先是在昆明拉杆子闹了一阵子革命，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读，未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出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此为中共在西南联大师生间培植势力之始，后来在昆明掀起的轰动中外的学潮中，袁永熙等辈出力甚悍。据说袁永熙是个少有的奇才，在联大期间，学习、工作、恋爱三不误，与“一代文胆”陈布雷之女、时就读于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思想比较另类的陈琏在感情上碰出了火花，建立了恋爱关系。皖南事变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被国民党部队击溃后，风声很紧，袁陈二人一起潜往个旧隐蔽数日。1947年8月10日，陈袁二人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后育有二子一女。1952年，袁永熙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红极一时。1957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调河北省南宫中学任教。眼看袁氏掉入“右”边沟里满身泥污不能自拔，陈琏在政治压力下与袁离婚，成了各不相干的沟里沟外之人。“文革”爆发后，陈琏因其父陈布雷的历史问题受到批斗。1967年11月19日，因不堪造反派殴打的屈辱，从十一层楼上跳下自杀。——这是题外话了。

却说1936年，叶公超受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辞清华转入北大外文系任教授兼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叶随校先至长沙再转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从1926年自海外学成归国任教，直至抗战迁往昆明，叶氏的教学与创作堪称一路顺风，并有了相当的声名，如果没有意外，当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直至在儒林中奠定相当的学术地位。但是，包括叶公超本人都没有想到，历史于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0年6月18日，叶公超应叔父叶恭绰电召前往香港议事。这位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三朝”高官大员。用史家温梓川的说法，“恭绰为人颇热衷，曾受知中山先生，饱读线装书，又茹素，又念佛，又写字，又填词，聪明绝顶，饱经忧患。他还当过中山先生的高级幕僚，但无时不流露于言谈声颏中的，却是‘如假包换’十足北洋官僚的叶总长。他尝因此自命为交通界领袖。他的部属称呼他为部长时，绝没有称呼他为总长时过瘾”。[4]

像大多数官僚政客一样，叶恭绰蹲在总长或部长的虎皮交椅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各种别人难以看得见的手段和计谋，搂了不少硬通货，并利用“袁大头”“袁小头”等硬家伙，换取更硬朗珍贵的商周青铜宝器和各种金石、字画。如此这般，仅十几年的工夫就搜罗得宝器字画满箱满屋。既然是权势人物，又捞得不少外快，按中国暴发户发家之后的惯例，仅怀揣一堆冷冰冰的铜器字画是不够的，必须弄上几房会喘气、尖叫的姨太太才足以显示气势和提高人气，同时自己也享受一下捞钱之后的感觉和艳福。——尽管叶氏整天以佛门居士自居，但脖子上挂佛珠与怀中搂美人并不冲突。于是，手中的“袁大头”一撒，随着嘁里哐啷的响动，几抬花轿就把那如花似玉、既会尖叫又会撒娇的小脚美人抬进了深黑厚重的大门。但中国有惯例也有圣人之言，这便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叶恭绰把喘气的活宝抬于家中，在宽敞的木板大床上由着性子、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上下扑腾时，灾祸也悄然临近。

1937年上海沦陷，叶恭绰仓皇辞庙，携带重金与看得上的婆姨乘船移居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七箱最贵重的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专门盛放了国之重宝毛公鼎。叶恭绰没有想到，当他渡海流亡之际，竟遗漏了一件最不该遗漏的活宝，即一位刚娶过家门不久的潘姓小妾。

据说，这个小潘无论是相貌姿色还是策略计谋，一点也不亚于《水浒传》中那个把丈夫武大郎按在被窝里活活闷死的老前辈潘金莲。此美女不仅会尖叫撒娇，还能扮妖上阵，与抡着板斧的黑脸大汉一番对打缠斗。叶恭绰一走就是三年，这位智勇双全的潘姓小妾空留闺房三个寒冬。到了1940年，潘小妾在高人指点下，决定不再蹲守于这个枯井一样的深宅大院，无望地死等一个无情无义的糟老头子了，她要张翅飞翔，飞到自由的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但在溜号之前，她必须弄到一批财产，否则自己几年的青春白白便宜了那个糟老头子。人间何世，真是岂有此理！

潘小妾的行动，自然引起叶家留守人员的注意和不满。于是，一场围绕家产争夺的大战就此爆发。

消息传到香港，叶恭绰颇费了一番脑筋，若自己潜回上海，一是目标太大，二是潘小妾肯定要找自己的碴子，吵闹不休。若小妾压抑在心中的怨怼之火爆发，一个鹰爪翻子拳（又名“八闪翻”），或八卦绝户掌袭来，自己倒地吐血，一命呜呼，亦未可知。鉴于这样的背景和心中顾虑，叶恭绰决定让从小拉扯大的侄子叶公超赴沪一显身手。

此时叶公超正是38岁的盛年，身高六英尺（大约一米八二），体态健壮，皮肤黝黑，相貌英俊。宽阔的肩膀，洪亮的嗓音，下颌略微见方，走路时总显得昂首阔步。他虽具有名士气质，但整体看上去却像是运动场或景阳冈走下来的一条好汉，无论相貌还是气质，一点不亚于当年景阳冈上打虎的武二郎。若有现代武松叶公超出面，一个小潘又何足惧哉？于是，一封电报发到了昆明。

叶公超得电，不敢怠慢，急向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请假赴港。叔侄见面，叶恭绰在密室向叶公超交代了一切，特别叮嘱，此次回沪，除处理财产纠纷，最重要的是保护毛公鼎，并谓：“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5]公超听罢，知道事关重大，且毛公鼎还关乎民族大义，乃肃然起立，答应一一照办。

这毛公鼎是何等宝贝，竟让叶家叔侄两代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简言之，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极品，重量为34.7公斤，铸有铭文32行，497字，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县出土后，“士林瞩目，惊为至宝”。清末，毛公鼎落入满洲正白旗人、金石学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之手。辛亥革命时，端方在四川资州被革命党人组成的起义新军砍了头，毛公鼎遂成为端方家族中一块烫手的山芋。1916年前后，英国人、日本人都觊觎这一稀世珍宝，国人得知，纷纷阻止，端方子女亦竭尽全力保住。到1926年，端方的后人将宝鼎抵押在天津由俄国人开办的道胜银行，曾有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等想从银行中赎出宝鼎，因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款赎出，再加上端氏后人也不同意，赎事方作罢。经过这一折腾，“毛公鼎身价陡增，尤其学术界都以国宝重器礼遇，实获商周青铜器所未有之最大荣尊！”[6]

当时在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探知毛公鼎的事后，在美国学者福开森劝说和帮助下，欲出钱赎回宝鼎。当时讲价抵押金为两万元，可提货时俄国佬趁机敲了笔竹杠，非三万不能提走。叶恭绰于盛怒中东凑西借，终于赎回了毛公鼎。自此，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于天津，后移上海法租界劳里育路街乐园三号住宅。1931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曾为毛公鼎精拓一纸，示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孙海波、唐兰、董作宾等人观摩研究。

话说叶公超悄无声息地潜回上海老家，即与他的婶娘小潘过起招来。这潘美女尽管芳龄大大小于叶公超，但辈分却占上风，并不把眼前这位从景阳冈上下来的叶大汉放在眼里。于是，潘叶之间你来我往较起劲来，在经历了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后，仍难决胜负。在这紧要关头，小潘受到上海滩一个类似西门庆式的高人暗中指点，一咬牙走出叶家深宅，径直进入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声称家中来了一位间谍，请大日本皇军快快地前去抓获。日军听罢立即采取行动。未久，一队大兵从汽车上跳将下来，端着大枪呜哩哇啦叫着冲入法租界内乐园三号叶府。面对杀气腾腾的日军，不明底细的叶公超大惊，想阻止已无可能，日宪兵在叶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即以间谍罪将叶逮捕关入大牢。

当此之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上海租界还是“孤岛”，日本人尚不敢对租界内的任何人事太过分。但有一点出乎叶家预料，这位小潘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密报叶公超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间谍的同时，还出于报复之心把叶家秘藏的国之重器毛公鼎供出，只是小潘不知叶家七箱宝物具体的秘藏地点，为叶公超咬牙顶住和毛公鼎最终没有沦于敌手留下了空间。

日军将叶公超逮捕后，除了让其交代身份，更重要的是审讯毛公鼎的秘藏地点，只要得到毛公鼎，无论是转手倒卖或献给日本国家，审讯者自有功名利禄可图。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日军开始对叶公超展开轮番审讯。在49天的囹圄之中，叶先后7次受审讯，2次受鞭刑、水刑，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更不吐露毛公鼎秘藏地点。为了尽快脱身，叶公超暗中传出一字条，密嘱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毛公鼎式样的古铜器交出。时在上海的公超之兄叶崇勋除了找制假的文物贩子日夜打造铜器，还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花了一大笔重金具结作保，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叶公超总算于10月下旬出狱。

蹲在叶家屋门口观敌瞭阵的小潘忽见出狱后叶公超一身破衣，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杀气腾腾地向自己逼来，自知理亏，嘴巴一张，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地不起，而后眼珠上翻，口吐白沫，满地滚动装起羊羔子疯（亦称羊角风）来。盛怒的叶公超朝对方的屁股踢了两脚便不再理会。因了这一事件，小潘在叶家留守人员同仇敌忾的目光逼视下暂时软了下来，叶公超趁机找来几位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与律师，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并对各方予以安抚。而后，亲自携带毛公鼎秘密乘船逃往香港。一路有惊无险，他把手中的国之重器交给其叔——在港久等消息而不见的叶恭绰，此时悬着的心才悄然落下。[7]

当叶公超到港时，已是11月中旬，西南联大新学期早已开学，校方已指派柳无忌代理外文系主任。经过上海之行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劫难，叶公超感到身心俱疲，决定暂不回昆明，在香港休息一段时间，或到来年开学时再回昆任教。未久，叶氏在港岛遇到了老熟人董显光，二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董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力邀叶参加其主管的国际宣传处工作，叶因懒于回昆明，便答应下来。想不到这顺水推舟的一转身，结束了叶公超十四年的大学教授生涯。

◎如此江山烟客逝

踏上官宦之路的叶公超尽展风流，玩起计谋与策略来，比教学更得心应手。在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任上，他于新加坡、印度、重庆、伦敦、美国之间来回穿梭，工作成就颇得上司讚赏。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进入外交部出任参事，未久晋升为欧洲司司长、常务次长。1949年6月12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全面崩溃，由于美国方面极力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议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不敢硬抗，只好宣布请胡氏出山力挽狂澜，外交次长由两个亲美分子叶公超、董显光分任。6月2日，身在美国的胡适致电外交部叶公超、董显光，并请二人转交阎锡山，坚辞外长。鉴于情形紧迫，阎锡山只好请叶公超临危受命，代理部长主持部务。1949年10月1日，即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叶公超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自此，叶氏深陷宦海，随波逐流，直至逛荡到台湾孤岛终了一生。

据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回忆说：1949年3月的一天傍晚，崇德的母亲，也就是公超的后妈赵寿玉正在上海家中做晚饭，忽然叶公超轻轻推门进来，只见他“对老母摇摇手，并立即将厨房门关上，搀扶着老人走入客厅，正巧我也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厅招招手，示意我快把客厅门也关上，他立即告诉母亲，他是回来接老人一同去台湾的。他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准我留下来，必须立即随行，经请求要带老母同走，只答应在家停留十分钟，届时不出去则性命不保。如老人同行，一样东西都不能带，抵台后再为她添置。并说现在汽车就停在亚尔培路口，车上还有二人在等，要母亲立即决定。老人略加思索，决定不随他行，老人说：‘我已年迈，跟你去了是你的包袱，何况留大妹一人在沪，我也不放心。’并嘱他抵台后，说话、交友都要谨慎小心。他一口答应，‘请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训’，转身对我说：‘大妹，你要好好照料母亲。’说完即匆匆走出后门，消失在黑暗中。不料这次话别，竟成了我们最后一面。”[8]

叶公超随蒋家小朝廷浮海南渡，他留在大陆的足迹与事功渐被岁月的流沙风尘湮没，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也只是雪泥鸿爪。加之叶公超弃学从政的偶然性与发迹、败落的突发性和神秘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叶氏成了宦海中谜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两栖类传奇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即是他当年亲自执鞭教导过的弟子门生，对其印象也逐渐模糊，残存脑际的只是几个残缺的碎片。

据清华外文系1933届学生许振德说，他进清华时，“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奥斯汀氏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着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先生授课，只述大意，从不逐字讲解，但课文中遇有生字之稀见而重要者，则反复阐述，如Capital用为形容词时，即一例也。于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9]

另有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曾为叶公超的学生，抗战前赵氏翻译完美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著名诗篇《荒原》后，出版前请叶公超作序，叶满口应诺并有些讨好地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氏称自己当时很高傲，答：“那就不必了。”

后来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然而，优秀青年教授叶老师的出众才华与主动献上的殷勤，被一代校花熟视无睹或者装傻充愣地挥之而去。这一招搞得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催生了叶公超与赵萝蕤燕大时期高一班的学姊袁永熹的结合，而叶袁婚姻的悲剧也因此铸成。

当此之时，未婚的校花赵萝蕤，之所以对同样未婚的青年才子叶公超殷勤伸来的橄榄枝置若罔闻，是有自己的心理背景和理由。许多年后，当不再年轻漂亮的赵校花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叶老师在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10]

正因为叶老师的“少爷”风度，令一个“拘谨怕羞的姑娘”（赵萝蕤语）于“不自在”中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和更进一步的爱，从而没有随这位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去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做了一回客，这一切自然令叶老师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怒。于是乎，身穿长衫，神情显得有点落拓，眉宇间不时做忧郁哀愁状，周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古典文学气味的一代才子陈梦家，就成为赵萝蕤芳心所属之人——人生姻缘原来如此诡秘、玄奥和不可思议。后来赵萝蕤记住了叶老师送给她和陈梦家的结婚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这便是赵萝蕤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老师的大体记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另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授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先生的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又加上叶先生英语语音的纯正、动听，遣词造句的幽默、秀逸，学生们一个个对叶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无限景仰。”[11]

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有异的是，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锺书的言论，尽管后来杨绛撰文否认，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许渊冲后来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到底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认为：“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12]另，许渊冲在《钱锺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证叶氏之懒：如叶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叶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对此，许渊冲以自己的身心感受“痛说革命家史”，谓：“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有好事者考证，钱锺书所写小说《围城》，那个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只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后来有一位外国记者听到这一传闻专门采访过叶公超，问及他与钱锺书的师生缘，叶“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又说记不得有这么一号人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但在杨生的眼中，叶的表现相当糟糕，杨说：“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许恐怕也和我差不多。”——此为杨振宁为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作的一篇英文序言中的话，尽管事隔几十年，当年只有16岁的杨生，对这位叶老师的拙劣表现和不近人情仍耿耿于怀，亦可见当年的叶公超对这位后来获得诺奖的学生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刻。

对于叶公超弃学从政、一头扎于宦海扬风扎猛的得失，有一清华出身的老学生名王辛笛者，一度做痛心疾首状，呼曰：“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如果他在后半生继续专心教书治学，他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13]

对于王辛笛之说，同为清华外文系叶氏门生、比王氏高一届的季羡林却不以为然，季说：“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简·奥斯汀）的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又说：“谈到名士，中国分为真假两类。‘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叫‘真名士’呢？……只要拿前面说到的俞平伯先生同叶公超先生一比，泾渭立即分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直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世说新语》常以一句话或一件事，定人们的高下优劣。我们现在也从这一件事定二位的高下。”最后，季羡林语中带刺地反驳了辛氏痛心疾首的说辞，谓：“我的看法同辛笛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对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14]

季氏所言似比王辛笛辈一味抬捧吹嘘和做痛心笑首状面壁呼号，似更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叶公超穿西装还是汉唐装，留分头、背头还是秃头，仅从留下的照片看，就是一派假模假样的假名士派头。而有不少谓叶“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吹捧者，更属扯淡之语，只要看一下叶叼烟斗的照片，不是活脱儿一个旧中国乡村地主少爷和纨绔子弟的做派吗？因而当年燕大校花赵萝蕤的眼睛还是比较亮而尖的，她看出了这位叶老师的“少爷”风度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在叶氏一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与他掏心窝子交流之人恐怕还找不出一个——蒋梦麟最多算半个。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其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

不管属不属于做官的材料，事实让人们看到的是，叶公超随溃退国民党军政人员赴台后，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段落内，他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的。直到“外蒙入会案”出现，他才翻船落水，一头栽入泥坑而无法脱身，并在泥猴一样翻滚腾跃而总是跳不出“如来佛”蒋氏父子手掌心的尴尬、郁愤中，度过了悲感交集的余生。

1958年8月，叶公超由“外交部长”调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1961年，联合国成员国召开会议，讨论包括外蒙古等诸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当此之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自居的苏联通过美国对台湾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其对“外蒙入会案”使用否决权（南按：时台湾当局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握有否决权）。苏联对美国威胁道：如果台湾否决“外蒙”的入会申请，苏联就否决拥美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入会，以做报复。美国为了使毛国顺利入会，遂要求在自己屁股后面“紧跟高举”的台湾当局，对外蒙放弃使用否决权，理由是：毛国如遭否决，联合国内十一个非洲法语系会员国必然会迁怒于台湾，这十多个非洲国家一怒之下如果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对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代表权必然构成挑战性威胁。因此，与苏联相抗的美国劝告台湾不要因小失大，以免得不偿失云云。

面对苏联的要挟和美国的施压，台湾当局表示了极大愤慨并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议，制定了“不顾一切，否决到底”的行动方针，台岛各媒体也发动起来，投入到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肆宣传活动中。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掀起了反对美苏粗暴干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权力和“外蒙古”入会的滔天巨浪。

时间在台湾、美国、苏联等三方相互牵制又各不相让的尖锐冲突中一天天熬过，直至10月初，联合国安理会日期已定，情势紧迫，严阵对峙的僵局仍无松懈的迹象。蒋介石不断拍发密电致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指示方针大计，最后对蒋叶两位臣差在列强之间的斡旋与处置能力十分不满，乃在一电中训斥道：“弟平时一再请兄等在外发言务必慎重，以免引起揣测而损及立场，为敌所乘而影响交涉。今外蒙事谣诼纷纭，将何以收拾？……仍盼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15]

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十天。因事出突然，叶以为是回台述职，或为“外蒙入会案”当面听旨，几天后必返美，因而只带了一只旅行箱，连办公室都没有收拾，便匆匆乘机抵达台北暂住博爱宾馆。

叶公超在宾馆梳洗打扮一番，等待“总统”蒋公召见，结果是三天过去，一点召见的迹象也没有，而过去主动前来攀亲道故的官僚政客也不见了，自己被晾在宾馆里成为一块没人理睬的洋咸菜。既然上头没有召见的意思，耐不住孤寂冷清的叶氏便决定探亲访友，并于10月20日早上来到了胡适家。主客见面自是亲切，寒暄几句，叶说自己离美匆忙，竟把一根结实耐用的皮腰带忘于寝室。江冬秀听罢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胡适说：“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驻美大使腰系麻绳出入厅堂，成何体统？”于是到卧室找了一条黑色的皮带送给叶，虽短了一些，但勉强可用。叶公超又抱怨台北天气闷热、流汗，衣服带得太少了。胡适又让王志维找了两件夏威夷衫送给叶。一番忙碌过后，胡适招待叶吃早点。饭后，原四川大学校长，时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的黄季陆来访，几个人一起聊起天来，此时叶还不知道自己已不能返美了。

当叶公超告别胡适一家返回博爱宾馆的第二天，得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已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的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合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16]。

肯尼迪的声明经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一般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声明与“外蒙入会案”有何直接关系，但从稍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谈话，对肯尼迪总统声明表示“欢迎”等一系列动作分析，“外蒙入会案”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这时，叶公超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老蒋的暗算。但很快，他便接到了一个召谕，大意是“总统”不召见了，叶也不必再回住所了，就在宾馆好吃好喝地蹲着吧。

叶公超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想问几句为什么，可传谕者早已离去。叶先是蹲在地板上发愣，接着是仰躺在沙发上发呆，继之绕室彷徨，足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直到困乏不堪，才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未过几天，叶的驻美“大使”被正式免去，同时当局令他搬出博爱宾馆，到松江路一个小巷的院内居住。叶公超的外交生涯与从政之路算是折戟沉沙，就此梦断。

联合国安理会按预定时间召开，对立交锋了五个多月的“外蒙案”，在蒋介石同意并指使台北方面放弃使用否决权的让步下顺利结束，美苏双方皆大欢喜，台湾当局也风波不惊，渐入沉寂。

由于叶公超奉召返台后，不到十天当局突然决定放弃否决外蒙入会，台岛和海外许多人士认为：叶公超一直不讚成对“外蒙入会案”持否决权，并与蒋公的战略方针有冲突，是他返台说服蒋介石“悬崖勒马”，最终放弃了否决权，因而他是保护台湾免于“玉石俱焚”的一大功臣。想不到突又传出叶氏被罢黜的消息。这一变故，让世人陷入一个迷魂阵中，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丢掉驻美“大使”帽子的叶公超，自搬入松江路一个院子居住之后，当局又派人送来一顶“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纸糊帽子让其戴在头上。自此，台湾当局与叶氏之间，便开始了猫戏老鼠的游戏。叶的家室皆在美国，当局对其来了个“斩足”行动，明令叶不能迈出台湾半步，更不要想出国探望妻子儿女之事，只能在台湾本岛内部转悠。[17]原来的友朋相好一听说叶被蒋公下令免职，皆认为背后必有隐情，乃像躲瘟疫一样躲避其人，再也不敢上门或在路上相遇打招呼了。尚有自知之明的叶氏除了与几位相当密切的旧友——而这几位又不会因与他接触有所损失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人来往，实在感到憋不住了，便以“政务委员”的头衔向当局要部车子，于黄昏时分到台北郊外与海边转上几圈，借以纾解心中的郁闷之气。如此往复数日，叶公超感到胸中的闷气消了不少，如是者数日。有一天，叶驱车转悠时突然感觉不对，四周好像多了点什么，脑海里忽地冒出“跟踪”一词，再往周围一看，果然如此，显然有便衣跟踪自己。叶公超大怒，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发了一阵牢骚后痛斥当局派特务跟踪。蒋经国表面上对叶极为客气，似是亲兄弟一般，但内心深处从没有把叶当成自己圈中的人物。他听罢，表示可能是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彭孟缉误会所致，一定要与其说个明白，何必如此无礼云云。结果隔了几天叶氏再度外出，仍有特务和秘密警察盯梢，叶遂明白这是蒋家父子耍的布袋戏，自己实际上已钻入人家张开的布袋中被软禁了，遂不再抗议，任凭特务们跟踪下去。

对于这种非人非鬼的生活，叶公超自是恼怒于心，但又无处发作。一次，叶的老友，曾与蒋经国一度关系密切后又分裂的“中统”重要特工之一蔡孟坚前来拜会，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高职，足以安慰。”叶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18]

尽管有特务跟踪，生活还要过下去，叶公超开始蹲在居室习字绘画，过起了“怒写竹，喜写兰”的文人雅士生活。几十年前的好友、时任教于台湾师大的梁实秋认为叶不宜长时间憋在屋子里，需到外面透透空气，遂不避各方射来的警觉紧张目光，力邀叶到校任教，讲授“现代英美诗”等课程。[19]叶自是乐意前往，遂重执教鞭当起了教书先生，只要是叶氏上课，台下居然坐满了听众，到底是听课还是观人，叶并不计较，只是私下向梁实秋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云云。然而不久当局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一个学期勉强结束，叶公超被迫收拾场子走人。

除了特务跟踪给自己带来的郁闷与孤愤，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亦是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1977年，费正清由美国造访台湾，此时蒋介石已撒手归天，其子蒋经国掌控大局。费氏回忆说：“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20]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心绪所感染。到了这年的11月，叶公超一病不起，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弥留之际，他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来看我啦！”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孤寂凄凉中因心脏病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77岁。一生历尽繁华、看惯了热闹的他，在撒手人寰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殡葬时也显得格外冷清，夫人袁永熹没有赴台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撰献了一副挽联：

狂傲本奇才，惟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

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

叶袁结婚40多年，总是聚少离多。叶在美国时，只有在外交场合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氏才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一时，其家庭生活越来越淡漠，感情亦越来越疏远，最后竟形同路人。本是一对“有情人”的结合，想不到结合之后却难言幸福，令后之观者扼腕一叹。

当叶公超去世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随着各种吊唁文字遍载报章，人们又自然地想起了由“外蒙入会案”衍生出来神秘的“叶公超去职案”，继之想起叶氏离美赴台，被蒋家父子采取“斩足”行动，禁锢了整整20个年头，终致叶在凄惨的晚景中赍志以殁，许多人为之不平并一掬同情的热泪。[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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