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七章 悲剧的主角（“叶公超案”最新破译·注释）
◎“叶公超案”最新破译
关于“叶案”的隐秘，坊间有多种说法，较集中者有二：
一说是叶公超不讚同蒋介石坚持对“外蒙”行使否决权，回台后“老先生召见他，他跟蒋公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以致触怒蒋。[22]特别是蒋介石最后抗拒不住美国的压力而放弃使用否决权时，对美国极度不满，却无可奈何，乃迁怒于叶，予叶以严惩。[23]
二说是有人暗中向蒋介石进谗言，说叶在美国发表对蒋介石不敬之言论，激怒了蒋而遭罢黜。
对以上二说，一般民众倾向前说，认为叶公超晚年的人生遭遇，是蒋介石受了美国人的窝囊气而迁怒于叶的结果，这也是蒋介石死后最不见谅于世人的晚年行事之一。但这个说法，随着各国档案不断解密，渐被研究者否定。据担任过台北《民族晚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并有幸采访过“外蒙入会案”的当事人之一黄天才说，“叶公超去职”与“外蒙案”无关。黄氏称：就在肯尼迪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1961年10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决定台湾当局大政方针的国民党“中常会”。会上，蒋说当初台湾做出强硬姿态反对外蒙入会，就是迫使美国发表这个声明，“外蒙入会，我们是一直反对的，但策略可以略具弹性，不一定要使用否决权”。又说：“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我们以美国既对我国有所要求，则我国自亦可要求美国有所回报，遂透过外交管道，向甘迺迪（南按：肯尼迪）总统明白表示‘可以考虑不使用否决权’，但要求甘迺迪总统公开表明对我国代表权坚定支持，必要时，并将使用否决权以拒阻中共进入联合国。”[24]
当天，有常委提出“外蒙”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苏俄多了一个附庸，对台代表权岂不是增加了一分威胁？蒋介石对此答复说：当年联合国创立之初，苏俄体制内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是分别申请入会的，美国、英国，甚至台方，都没有表示反对。现在怎么能说“外蒙”是苏俄傀儡而反对它入会？苏俄加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就有3票，“外蒙”如果加入，不过增多1票，但我们因毛里塔尼亚之入会，却可以确保非洲法语系12国的支持，这是以小换大的买卖，我们的得大于失……
如此这般，闹腾了半年的“外蒙入会案”，在蒋介石同意放弃使用否决权，以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现场采取“不投票”的方式打了圆场。
面对这场陈年旧案的调查研究，黄天才认为蒋介石既不在“外蒙入会案”上因美国压力而让步，自然就不该有所谓“迁怒于叶公超”之事。据可考的证据显示，促成蒋介石与肯尼迪总统最后和解并各有所得的人，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叶公超，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后晋升为副局长），此人当年奉美国白宫密令与蒋介石就“外蒙入会案”进行了秘密谈判，最终打成了和解之局。
鉴于已经历史否定和不断发现的最新证据，黄天才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极大。理由如下：
就在叶公超去世之时，已调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黄天才，偶然从时驻东京的原蒋经国秘书萧昌乐处得知一个隐秘。萧对黄说：“一天，经国先生交给他一份密码电报，嘱他赶紧译出，不必誊抄，马上送呈总统。萧译毕后，才知密电内容是说叶（公超）大使在美国某处发表谈话，批评总统，措辞用语非常恶劣，令人愤慨……密电呈上去不久，就传来叶公超奉电召返国的消息。”[25]萧言毕，未再透露更多内容和发电人。
此事过去七年之后的1988年，有个名叫刘荩章的人，在写给《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的一封长函中，再度披露了“叶案”的一些内幕。
刘说，他当年担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联合国事务的条约司司长，1961年的9—10月间，随同“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刘说：“……十月某日午后，我随沈（昌焕）先生前往常驻代表团……到后不久，我有急公须往报告沈先生请示。当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专用办公室门前，听到里面正在讲话，经向外面的秘书小姐打听，知道是叶（公超）先生自美国某州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就走开等候。过了一阵，好像已讲完了，我便再过去敲门入内，一见之下，我怔住了，但见沈先生铁青着脸，一副眦目切齿的怒容。我问他：‘怎么啦？’这时他只气急败坏地向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有想到一个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当然不便追问。……至于那通电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后来也从未再听沈先生提起，也未再问过。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确凑巧是唯一的见证者。”又说：“翌晨九时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这次情况有异，我按了几次门铃，伫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内的李秘书过来开门，入内后但觉一片寂静，而李秘书又是双眼惺忪，面有疲态。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强笑着说：‘没有什么，只是睡得太晚。’我问：‘是有夜来访客吗？’他说：‘不是’，然后迟疑一会儿，说：‘是翻电报，搞了个通夜。’我以为那是有关政务的电报，便再问：‘是关于外蒙的事吗？’他有些为难，欲言又止，终于笑而不答。我再问：‘何时及如何发出去的？’他说：‘是天亮后以电话读码发出的。’……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过来，说沈先生请我去卧室谈话，我走过去，见室门是开着的，仅沈先生一人躺在卧床的被盖中，看样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说：‘你所知道的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说出，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说：‘请放心，我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说的。’我请他赶快休息。……过了几天，我听说叶先生奉命回国述职，当时我心中虽觉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叶先生自华府先到纽约，来沈先生处曾有密谈。然后他出来准备去登机飞台，我送他电梯口，并祝他一路顺风，早去早回。那知再过几天，就听说他不回来了！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我为此神伤多日，竟至感叹自己误入宦途起来……”[26]
对于刘荩章提供的线索，黄天才结合八年前在日本听到的萧昌乐的叙述，两相比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时在台北任蒋经国秘书的萧昌乐那天早上所接收并翻译的密电，正是刘氏在纽约所见“外交部长”沈昌焕办公室李秘书所发，电报内容乃沈昌焕所亲拟或口述，密告的对象就是叶公超。
对此，黄天才补充说，此事在媒体同行张作锦于1990年年底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一篇题名《拒绝出版语录》的短文中加以佐证。当年作为采访记者的张作锦有一次参加了党政集会的“读训”，听到蒋介石在训词中痛斥驻外使节在外人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领袖，是丧失国格和人格云云。张氏在文中明确表示：“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叶公超，而叶氏当时正以中央评议员身份，坐在台下读训……”因而，黄天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讚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联。”[27]
按一般常情推理，黄天才后来揭露的这些隐情秘事，由美返台后的叶公超应该是知道一个大体轮廓的，至少晚年有所醒悟。就叶氏的性格论，此人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在他刚当上驻美“大使”之际，几个从前的学生前来祝贺，他却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生意！”而这个赔本生意没做几天，叶就牛气冲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里了。他曾对几个相熟的哥们儿扬言道：“见了艾森豪（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对于叶的性情与脾气，与其在西南联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记里亦有记载，谓此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骄狂放浪之人，想来对流落孤岛的蒋介石是不大会放在眼里的，在洋人们面前说一些狂话甚至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来一番冷嘲热讽，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人格污辱性谩骂与挑衅，亦不是绝无可能。当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于蒋的沈昌焕等辈得知后，叶的厄运就此到来。
叶公超后半生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就叶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还夹杂着很大的外强中干的软弱成分，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主儿。纵观叶的前半生，凭着摇笔弄舌于庙堂得志，一旦谋得了高官厚禄便骄狂不羁，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气用事，更忘了一入庙堂便终身为奴的潜规则，对赏赐给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后鄙视甚至乱骂起来。当一番表现和谩骂终于激怒了主子，一个下勾拳打过来，把其乌纱帽打翻在地时，叶公超原形毕露，捶胸顿足，彷徨山泽，嗟号昊天，一惊一乍地做报国无门的孤愤状。其不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少了一个叶公超，会照样开门办学，庙堂议事，于党于国毫发不损。只是叶直到死都没有看破官场的密锁暗道，没有参透人生的禅机，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迎风飞扬的高帽，本来就是靠主子赏赐所得，尽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属于短暂和临时性质。当其飘然掉落时，无须整日悲哉痛哉，而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郁结。就此一点论，叶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谓迥隔霄壤。傅氏也热衷功名，但精神上却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数十年，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蒋氏父子政治圈中的叶公超，到了撒手归天的前夜，还在为自己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反而中途罢黜而痛心不已，并为自己当初的言行追悔莫及。叶在最后遗言式的《病中琐忆》短文中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此话真令人感到气短。悲夫！
1981年11月，躺在病榻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叶公超，开始回忆过往的故人旧事，并要讲一些故事给人听。他想到并对人讲述的第一个人便是胡适，特别提及许多年前他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的一万多字的长文，里边讲了对鲁迅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而这个评价正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对此，叶“特别想再看看这篇旧作……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28]在无限感怀和神情恍惚中，叶公超于长吁短叹之际，又突然想起20年前由美返台，于郁闷中跑到胡适家中索取腰带的那个早晨。想到此处，叶公超竟自笑了起来。继而又以悲怆的心境想到了胡适长眠的南港学人山和“中研院”同辈学者的人生际遇……
注释
[1]据蒋梦麟的北大老同事，赴台后官至“考试院长”的杨亮功说：“我在十七日下午四时同樊逵羽去看他，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形骸虽苦，神志仍清，因此我们仍作最好的想法。次日程天放先生遇见我，问及蒋先生病情，我还说：‘目前数天，当可无问题。’不意当日夜间蒋先生竟与世长辞矣。”（《悼蒋梦麟先生》，载《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
[2]当天，蒋介石、陈诚、王世杰、黄季陆、陈雪屏、罗家伦、沈宗瀚等要员，以及各单位、机关、北大同学会、台湾全省200多位“四健会”青年男女会员前来致祭，“四健会”会员在胸前挂了“痛失良师”的胸章，蒋介石致赐挽额“学渊绩懋”，场面极其隆重。
[3]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39页。
[4]《敢说敢为的叶公超》，载《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5][6]刘作忠《叶公超护国宝》，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7]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已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
陈咏仁者，字伯陶，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曾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器工厂，因技术高超又善于经营，发了一笔横财，在江苏工商界中有一定名声。抗战时期，陈咏仁贪于私利，与日本军部做生意，协助日本人收购金属物资，制作机械，直接为日军军需生产服务而沦为汉奸。曾任伪上海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总裁为钱大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咏仁感知日本必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买下此鼎并有约。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立即派员接收了上海。在抗日期间负责除奸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光复后成立了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这个会派出特务沈醉等人到上海捉住了伪上海中央储备银行总裁钱大魁。钱为了赎罪，把自己的房产、财产包括陈咏仁的毛公鼎等大批财务与文物一并列入清单上交给军统，时间是1946年3月17日。
毛公鼎暂由军统接管的消息，传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文博事物的科长徐伯璞耳中，他听说不少手握权柄的达官贵人想得到毛公鼎归为私有，遂报告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并随杭一同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说明毛公鼎乃国家重器，必须立即拨交国家收藏，以防不测，最后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的批文。后经多方努力，毛公鼎由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派往上海接收的专门委员曾昭燏等带回院内收藏。至此，在外游荡了近百年的国宝总算归属国有。1948年，随着国共之战越演越烈，毛公鼎与中央博物院其他精品文物装箱运往台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毛公鼎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镇院之宝之首，另两件为：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翡翠玉白菜；晋代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快雪时晴帖》（南按：一说东坡肉形石）。
[8]《忆先兄叶公超》，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9]《水木清华四十年》，载《清华校友通讯》，（新）44期，1973年4月29日。
[10]《我的读书生涯》，赵萝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李赋宁《回忆老师叶公超先生》，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追忆逝水年华》，许渊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13]王辛笛《叶公超先生十年祭》，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氏此文又名《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与本集文字稍有出入。
[14]季羡林《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
[1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16]黄天才《外蒙古问题使中共晚十年参加联合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17]据说这个“斩足”行动，台湾当局一是怕叶到美国去胡言乱语，破坏蒋氏父子在国际上的形象；二是怕其叔父叶恭绰对其“统战”。据曾在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读过书，属傅斯年、叶公超学生辈人物的马来西亚人温梓川说：“一九五〇年间，他（南按：指叶恭绰）淹寓香港时相当穷，有人问他黄梨洲、王船山、顾宁人三人的成就时，他说：‘如今要做黄、王、顾都做不到呢，不但握政权的不容许你，而且顾宁人还有他的外甥徐乾学宰相掩护他，照应他呢。’这话无异在流露‘有事于太庙’的北上心情。他虽然患有肾脏蛋白质尿的不治之症，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晚年，竟飘然一叶，坠向燕山去了。”（《敢说敢为的叶公超》，载《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事实上，叶当时的心态与温说相差不大，自转向北京后，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另担任过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革除本兼各职。关于叶的罪名，与他终生摆弄的古董、文物有不少关系，此点从郭沫若的发言中可窥知一二。郭说：“在党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章罗联盟有见于此，认为有机可乘，章伯钧就找到叶恭绰出来在文化界放火。一时许多右派分子都曾借文物工作为题，大肆向党进攻。他们硬说：‘土改中，共产党像秦始皇一样焚烧古书’‘共产党对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等等。……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企图把文物事业还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郭沫若《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16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
“文革”爆发后，受尽凌辱与折磨的叶恭绰于1968年8月6日去世，终年87岁。
[18]《蔡孟坚传真续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梁实秋与叶公超皆为新月派的主将，梁氏在1927年到1936年间，曾和左翼作家的主将鲁迅展开激烈论战，内容和范围包括“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第三种人”“硬译”等多个话题，梁实秋坚持将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否认文学有阶级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的苏俄“文艺政策”。对此，梁氏被鲁迅讥讽斥责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实秋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居住处号称“雅舍”，梁氏的许多传世小品文章在此写就。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抗战胜利后，梁氏在南京盘桓数日，尔后返回故都北平，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
1948年年底，在中共势力即将全面翻盘，新一轮改朝换代即将展开的最后时刻，梁实秋像许多知识分子同事一样，摆在面前的重大抉择是“走”还是“留”？据梁氏后来对朋友说，他当时不想跟腐败的国民党政权走，但也不敢留。因为“我是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人，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何季民《梁实秋题赠最后的北平师范大学》，载《温故》十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在走与留之间摇摆了数日后，梁实秋最后还是觉得不敢留，只能走。不过，他没有参与南京方面“抢救学人”的行动而乘坐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飞机南行，而是将长女梁文茜留在北京大学继续读书，只携幼儿幼女悄然离去。1948年12月13日，梁实秋到达天津，两天后登船南下，由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落脚。半年后自香港赴台湾，先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等。1987年11月3日于台北病逝。消息传出，台岛学术界与海内外华文作家一片哀戚，纷纷撰文缅怀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将、杰出的文学家与翻译家。
[20]《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
[21]1977年经蒋经国特批，叶在台北找人作保，赴美探亲，但限期返回，叶称此行是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
[22]张放《叶公超的寂寞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11期（纪念叶公超逝世二十周年）。
[23]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在1992年修订的《忆先兄叶公超》一文中，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因未经请示批准，即举手同意了《外蒙古入联合国案》，接蒋介石电召返台。”（见《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如此谬误，竟出于文史馆研究者叶氏之妹笔下，着实令人叹息。
[24]黄天才《外蒙古问题使中共晚十年参加联合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25][27]黄天才《沈昌焕密电 叶公超去职》，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26]刘荩章《也为叶公超先生去职疑案说几句话──那通电话和那通电报里究竟讲些什么（书简）》，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6期，1988年12月。
[28]叶公超《病中琐忆》，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叶在此文中说：“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文章发表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夜里，叶公超有文纪念胡适，最后一句是：“适之逝世不及24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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