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八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学术巨人的消失·注释）

◎学术巨人的消失

就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学术界批董的同时，跑到台湾“准备殉葬”的董作宾却没有马上要死的准备，而是思虑起改变生活窘境，继续活下去且活得好一点的办法。

董作宾自大陆携家赴台不久，在朱家骅与傅斯年等人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綵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就是为董办的这份《大陆杂志》投稿。只是当傅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其妻俞大綵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生活境况尚且如此穷蹇糟糕。而有十个孩子的董作宾，一家生活遭际自是可想而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江冬秀由美到台，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点稀饭，一点南瓜，觉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点主食和菜肴，被胡适阻止。胡谈到史语所同人住在杨梅时代，有几家每月到了20日之后，就用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一直熬到下个月发薪水，然后到了下个月20日左右还得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下去。胡适所说“有几家”中的第一号人家，就是董作宾。

尽管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但不能趴在床上等死或蹲在屋顶上整天大骂蒋氏父子失察民情与缺少怜悯之心，生活还要继续，各项工作也得琢磨着干起来。因而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的工程。当时建筑行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对搞建筑拿回扣，还不像几十年后台湾或大陆那般火热，并有“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的说法和做法（南按：也有“倒下一群狗”之说，即贪污者被抓进监狱），即使有，凭董作宾接受的教育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以权牟利，从中捞取油水的空间也较小。一晃几年过去了，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许多时候连吃饱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宾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兼课后，有几位要好的同事经常看到他每次下课回家，都从校内的小卖部买一包花生米边走边吃，且吃得很香甜的样子，就问他为何总是买花生米吃。董说讲完课后肚子就有点饿，吃几个花生米充饥，别的买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对方不解地问，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边用手指捏着花生米往嘴里送，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许多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证实了此事，并认为是董作宾在李庄时代的助手屈万里最先传播出来的，但屈氏传播这个故事，原本想证明董作宾是一河南老土和生活上的小气鬼。按屈万里的设想，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怎么能在校园里吃零食呢，这样做不是很丢人的事吗？除了老土谁还会这么个样子？因而，董敏认为屈万里传播此事是不怀好意，只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诋毁效果罢了。因为凡听到这个故事者，都为董家生活的艰难而感动，没有人去考虑董作宾是否河南老土或小气不小气的事，且在台大校园当着师生的面吃几粒花生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对此，董敏补充说：“事实上当时的董家确实穷困得很，我爸爸有开夜车搞研究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桌子下面有个小铁筒，里面装了一点饼干糕点什么的，晚上熬夜饿了的时候，就从铁筒里掏出一点点垫活垫活。开始孩子们不知道，等发现这个秘密后，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吃掉了，结果有一个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从小铁筒里找东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丧，起身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吁短叹。我妈妈熊海萍起床看到爸爸愁苦悲戚的样子，又看到那个空铁筒，心领神会，当场流下了热泪。”[29]

不管屈万里传播董作宾于台大校园吃花生米之事真实动机如何，董家贫困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也是导致董作宾出走香港的重要原因。

1955年初，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意聘请董作宾赴港任教授，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总和约二倍。由于连日劳累和穷愁，此时的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加之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人之托，便答应了港大聘请，并于这年8月辞却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为所务秘书。

赴香港的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空闲，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身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峻挑战，其内心的孤独与焦躁不安难以向外人道及。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去年曾访韩、日，前年曾游菲律宾，此来香港得接洽学术界人士，兼可以见到大陆上的许多学人发表的甲骨文论著。至于欧美汉学家的动态，也在通讯中略见一斑。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古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30]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感郁闷至极的董作宾听从了胡氏召唤，于当年秋辞却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作为院长的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做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董作宾自己说：“这是我可以竭其残年，再报效于甲骨学的一个机会。”[31]按石璋如的说法：“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32]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抗战时期在李庄招来的人员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继续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含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议论与猜忌。如有李敖者就曾对此放言道：“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落得生前常常怒目相向的李济写文章猫哭老鼠！”[33]事情就这样泡了汤。李敖所说有无道理尚可讨论，但谓董作宾“身先殁”，则是1963年的事了。这一年的台湾学界不止董作宾一人去世，走在他前面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两位，一是朱家骅，另一位就是董同龢。

对于董作宾等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惋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人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人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34]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35]

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一言难尽—尽管死后蒋介石亲临吊唁，并特赠“怆怀勋硕”挽额，其间的裂隙和隐情亦令旁观者看得分明。无论如何，朱家骅作为曾在中国政坛学界呼风唤雨、威震朝野、纵横30余年的重量级“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董同龢随之而去。石璋如说：“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36]石氏所说的董获奖金之事，是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至堪扼腕。

董同龢过世五个月后，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石璋如说：“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人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健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37]

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纠缠不休，最后竟把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其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

从董玉京后来编写的年表可知，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八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38]。之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发作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出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而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39]

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丧事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因“中央研究院”的学人在两年中就失去了胡、朱、翁、董四位重量级大腕，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这四位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绩学贻微”致赐。国民党大佬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高官大员与席，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二十余家机构，六辆小车，四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告别人间。

董作宾的去世，标志着史语所一根坚实的宏大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匹敌者只有李济与石璋如和稍年轻一点的高去寻等几人，尚在暮年的风雨黄昏中苦苦支撑。整个史语所也进入了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人员进出纷乱的迷蒙岁月。因为组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缘故，原本由铁哥们儿逐渐产生间隙的凌纯声与芮逸夫两员大将公开决裂，各自拉杆子闹独立。李济如同控制一艘在巨大风浪中摇晃得厉害的轮船，不得不全力以赴为之掌舵，即便如此，这艘巨轮也在风浪中显得摇晃得厉害，而舵手更是苦不堪言。尽管胡适死后三个月，李济不再代理院长，把这个位子交到几经宦海沉浮的王世杰手中，但李济与他那些早年的同事董作宾等人，还是未能避免外界的误会甚至恶意的咒骂。正如从台湾大学历史系跑出校门，欲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不得的李敖在1963年11月所言：李济是渐成文化沙漠和板结的岩石的台湾孤岛“数一数二的凿井工程师，也是真正有执照的人。可是，他无法凿井。第一，李济继承了这副僵化的衣钵与工具，他无法把他们从牌桌上拉下来；拉下来也没用，他们已不会或从来不会凿井。他们只会把持住几处水源不放。结果呢，年轻一代泪眼望李济，李济泪眼望着牌桌——他不但不能抓赌，反倒做了替罪羊。……第三，李济在性格上有他基本的不适合做领导人物的‘缺憾’。例如，他没有蔡元培的雍容、没有丁文江的精明、没有胡适之的小事糊涂，也没有傅斯年的硬冲。他的性格属于狷介的一面，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自古做领导人物的人，凡不能在雍容、精明、小事糊涂或硬冲任何一点上炉火纯青的，都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现在，可怜的李济正走上十字街头。”[40]

如果说此时的李敖还摆出一副台大出身的公道人或文化殉道者的架势，一边摇头晃脑地做斯文状，一边居高临下地指责呵斥，那么到了1964年8月，李氏在确切地得知自己无缘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觅得一把木头椅子坐上去之后，[41]原形毕露，杀气腾生，抄起一根类似梁山上霹雳火秦明手中那样带刺的狼牙棍，从一个由李铁拐、萧爬熊、张二狗等一干“土鳖”组成的风雨飘摇的土寨子——《文星》杂志的巢穴冲将出来，一路狂叫着向正在“中研院”埋首工作的大字号“海龟”李济杀奔而来。李敖到得南港学人山，勒住马头，挥舞着寒光闪烁的狼牙棒，在阵前叫骂道：“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而对待“李济型”的特大号“海龟”，只有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战术，给予致命一击，才能把以李济为首、发源于史语所的“新朴学集团”中的“村学究”“老夫子”与“小老夫子”们尽数扫荡之。与此同时，李敖一次开列了李济“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九大“罪状”进行口诛笔伐，偶尔还举例加以佐证，如扯到钱穆竞选院士的往事，李敖指责道：“李济这种气焰震主（胡适、王世杰）的行径，还有很多呢！一九六〇年，院士提名会议之前，胡适曾经自己拿钱搜集钱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是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其他萨孟武等之不能挤进院士行列，大率类此。”[42]

除了当空挥舞狼牙棒叫骂，李敖由原来做咬文嚼字状的“咬文”，渐渐演变得如小疯狗一样狂吠与“咬人”，认为李济除了经常在文字上散布悲观消极的气氛以外，还在言辞上表示同样的泄气，而“这种表示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及选举一九六〇年度和一九六一年度新院士后的酒会上，李济支着拐杖致辞，先没有必要的声明他支拐杖的理由‘不是卖老’，然后来了一大套又臭又长的悲观论……李济的悲观论当场就受到吴大猷院士的反驳，然后由胡适院长出面总结，他说他‘讚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说了这些话后十几分钟，胡适就死掉了。但是，李济绝不因为他的悲观就让位给别人干，他还是死气沉沉地赖在那儿，照旧向皮球里扎针——泄气。”[43]

面对这些谩骂、滋扰、攻讦和“咬人”的恶行，蹲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室渐入老境的李济自然是愤懑的，但他又是坚定、乐观、向上的，他的学生许倬云说从他的身上看见了“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的结合”，或许尚有偏颇，但要说李济在心灵深处有一股他自谓的“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的精神，则是大体不差的。此处有二事可以为证：一是李不到海外任职；二是对殷墟出土器物的整理与研究。就在李济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前后，几所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竞相邀请李济到海外去做教学或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但都被一一拒绝了。在被不怀好意者叫骂与攻讦的日子里，李济沉下心来，一如既往地与同事对运台的殷墟发掘器物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整理研究，其取得的丰硕成果越来越为世人所认知。如梁思永当年主持发掘的安阳殷墟王陵出土器物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就曾使学术界为之震动，李济与高去寻、石璋如等学者所付出的心血与情感，也渐被海峡两岸的学人所理解，并由衷地为之敬佩（南按：此点后有详述）。

身在美国，对自己恩师李济把精力投入到殷墟出土器物整理研究，并坚决拒绝海外的邀请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与许多人一样，一度认为李是恋栈，不愿舍弃自己到手的地位而放手让给别人来做。直到晚年，张光直才有所顿悟：“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44]

张光直的悟性在同代人中堪称一流，对李济内心的了解也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故旧，不能说当年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湾，像胡适使美、梅贻琦保管清华基金一样，也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但内中也确实含有这一层成分，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既然国之重宝已运抵台岛，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即生命的后期，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李氏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展示于东西方学术界，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后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偕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的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在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相互碰撞缠绕，遥遥祝福。随着南雁北来，云卷云舒，倏忽几十个春秋过去，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而随着一批亲朋故旧的先后离世，李济对故土的思念愈强烈，他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驾鹤西去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情，于李济的心中渐渐郁结成一枚坚硬的化石而挥之不去，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李济伤感地说道，“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45]这是李济一生中亲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个人信函，此时的他已是油干薪尽，即将带着欣慰与遗憾告别人世。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为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李济走了，其精神思想却伴着他留下的皇皇著作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化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奋力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46]

就在李济去世25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在人生的晚年，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梦中经常回到安阳小屯继续他的发掘工作，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他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艳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避住了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那留下了他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南按：陈为访问者之一）拿到医院的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后，叮嘱陈氏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生活和工作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而联结的终点，则是承载了他青春和梦想、永生难忘的—中国李庄。[47]

注释

[1][23][32][34][35][36][37][39]《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44]《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第96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3][4]《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之《后记》，载《文史哲学报》，台湾大学主编，1952年12月。

[5]《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6]《李济：他的悲剧与贡献》，载《教育与脸谱》，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文中加引号的段落是李济与傅斯年在各自的文章中所述，如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何办科学馆》及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发表言论等。

[7]关于李济的这一主张，据考证最初始于安阳殷墟的发掘。李济到职伊始，就跟董作宾商定，向全体工作人员做了严格规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条约定在那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防止倒卖文物之风的蔓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条规定，李济除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外，还通过他的弟子和年轻的同人传衍下来，并成为海峡两岸考古界、文物博物馆界乃至民俗学界的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凡从事这一方面工作者，无不以此自尊、自律、自勉。据李济的长子李光谟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陆上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就对全体人员作了个人不收藏古物的号召。夏鼐是30年代从殷墟田野考古这座大学校走出来的，他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他没跟大家说是谁在我国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第250～251页，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下引同）就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论，李济等人已被视为跟“蒋帮”逃跑到孤岛的“殉葬”的人物，即使夏鼐想讲这一传统的来源，恐怕也是心不由己。故夏鼐氏只讲下半部也许是最为恰当的。

另据李光谟说：李济终其一生，勉强可以算跟“收藏品”沾得上边的，先后只有过三件东西。“一是在北平时期，他的书房桌上曾摆过磁制的猴头一座。据一位亲戚回忆，这是鲁迅在西安送给他的，他认为蛮好玩就摆了一阵子，后来搬家到南方就不见了。这一件是否算古玩不得而知，很可能是一件近代艺术品。”关于这个猴头的故事，据青年学者石舒波在他的《龙山春秋》（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说：1924年8月1日，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日，晴。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钱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按石氏的考证，这是1924年夏天，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为装点门面，着令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以培训从陕西各县抽调上来的教员和官员，特地邀请京津等地名流前往讲学。时在南开的李济与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应邀前往，二人始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李济属猴，西安临别时，鲁迅在古肆买下了一只“猿首”相赠。由于事前李济没有想到鲁迅会赠以礼物，未来得及上街选购礼品回赠，但李对鲁迅的哈德门香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李光谟说，自西安分别后，鲁迅与李济相互通过几封信，惜随着抗战八年和“文革”抄家，此信散失不明了。

李济收藏的另一件器物，是山东省博物馆馆长王献唐送给他的一件做纪念的玉器，据说这可能是一件称得上古董的器物，还是少年的李光谟亲眼见过的。但只是“始终也叫不上名字来”。李济带回家没多久就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公物保藏了。

最后一件就是李济去世后，同人们在他的写字桌上发现的五只木雕猴子。这是1956年台大教员和学生们组成的一个按属相排列的“猴会”相赠的。这一年正是传统的“猴年”，当时李济刚好进入花甲之龄，已度过了五轮猴年，因而“猴会”成员便以五只木雕猴子相赠，以祝其健康长寿。以上三件器物便是李济一生的全部“收藏史”。

[8]《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内部资料），李光谟辑，1996年。

[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言），郭沫若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0]石兴邦《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29日。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说，石兴邦记忆有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1950年初，郭沫若约请王冶秋、徐炳昶、郭宝钧、苏秉琦等到科学院座谈，了解他所需要的考古资料。会上，郭宝钧讲述所知殷墟发掘中的殷代人殉情况，会后于1月29日书面提供郭沫若参考。随后郭老写了《蜥蜴的残梦》《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等文章。当时考古研究所尚未成立（该所是1950年5月开始筹备，8月1日正式成立），石兴邦人在浙江大学随夏鼐学习，并未亲历。郭沫若的文章及这件事经过，均见《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再者，郭宝钧“推论敬俟卓识，事实止于遗存”，是在《1950年殷墟发掘报告》末尾说的（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因而，我觉得还是以《奴隶制时代》中述及的郭宝钧文为宜。（南按：此为王世民在审校本著稿时批语。）

对于王世民先生的话，作者在进一步查对核实后，认为距事实更近。郭宝钧于1950年1月29日致信郭沫若，就“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做了说明。此信明言“谨就追忆所及，参以《考古学报》石璋如先生所述，及闻于梁思永先生者，撮述一二，聊备采择”。（参见《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于是否殉葬的观点，在受到郭沫若的批评后，郭宝钧将原信又做了整理改动，以《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为题，刊发于1950年3月19日的《光明日报》。但文章没有服膺郭沫若的所谓“铁证”，郭宝钧以《墨子》与《吕氏春秋》作比，认为其二人皆反对厚葬，但“墨子言杀殉，吕氏不言……二人所见不同，故所言亦异”。因而仍以“是否如此，疑不敢决”做了结语。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是颇有一点胆量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只是这种精神随着各种运动的兴起，成为晚霞消失之后最后一抹亮色，接下去的日子，再也见不到这一缕亮色了，整个中国大陆学术界沉浸在一片茫茫的黑暗与混沌中。

[11][13][15][16][17][18]《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12]《南京印象》，郭沫若著，群益出版社1946年出版。

[14]《殷历谱·序》，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9]殷涤非《考古学必须“厚古薄今”》，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20]《殷代地理简论》，李学勤著，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该著一开始回顾了甲骨分期的研究过程，只是这次已经变调，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著作稍有抬捧之意，并承认董作宾的甲骨文十项断代标准是“首次对甲骨分期理论方法的系统探索，并通过董作宾先生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故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同时认为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是集甲骨学五十多年大成的巨著”，“在‘十项标准’的基础上，对甲骨断代的方法作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整理”。看来学术的价值是与时代同步的。

[21]《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22]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4期，1954年8月。

[24]《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2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载《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27]《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184—185页，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8]2004年12月18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记录。

[29]2010年5月22日，作者岳南在北京李济之子李光谟家中，采访从台北来京的董敏记录。

[30]载《李丙焘博士花甲纪念论丛》，1956年10月，转引自《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31]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载《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出版。

[33][43]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台北《文星》，1964年8月22日，转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38]《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40]李敖《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载台北《文星》，第73期，1963年11月。

[41]李敖骂李济并往其身上泼污水，与前者欲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未可得有关。据《李敖回忆录》载：1963年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又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日记中写到，“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为《蒋廷黻选集》写序时，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及签订中苏条约两件事情，做侮辱性的抨击”。“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等于五十二年五月曾经推荐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42]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台北《文星》，1964年8月22日。转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又，当年钱穆弃昆明西南联大教职，与胡福林等悄悄来到成都，投奔到以顾颉刚为首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后来顾钱反目，顾应朱家骅邀请出走重庆创办《文史杂志》，钱氏与胡福林等人勉力支撑。1943年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经费短缺和人事纠葛、吵闹中停办，钱穆受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之邀转入该校任教兼四川大学课业，胡留在齐鲁大学先后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按钱穆的说法：“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于是在北大复员北上后，钱穆受邀来到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其间与留在云南大学的刘文典和师范学院的罗庸过从甚密。1948年春，钱氏受邀由昆北返，到无锡西门外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任教。1949年春，国共争战的炮声已隔江可闻，钱穆决定再次“南渡”，并藉“春假旅行”名义只身“仓皇南行”。当在广州华侨大学落脚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广州，时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邀钱氏等人到官邸开会，钱氏谓：“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但会场无人理会，“仅发一场空言而止”。（《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钱氏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此时他仍对国民党政权抱有一丝认同和企图扶大厦之将倾的痴情。

1949年秋，钱穆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

就在傅斯年去世前后，钱穆因香港新亚书院的经费问题和办学艰难，遂到台湾请求支持，其间受到蒋介石夫妇、陈诚、朱家骅等人的接见和善待。在奔走于港台期间，钱氏除了亲眼目睹傅斯年之丧，还遭遇了无妄之灾，而大难不死的他又饱尝了艳福，这便是与其女弟子胡美琦的老少婚配。

钱穆的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爆发后，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的广州、香港西南之行，亦是孤身一人，其子女全由夫人一手抚养成人。如此举动，不免受到时人的责评，认为“就后果而言，钱氏此举实有‘弃家’之嫌”。或曰：“为师则可，为夫非宜。”（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8期，2007年2月）

1949年钱穆在港办新亚书院时，有一个俊俏的女生进入了他的视野，此人便是胡美琦。胡乃江西南昌人，其父曾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秘书长。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未久胡美琦也转往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任职。1952年4月16日，正在台湾筹备经费的钱氏应朱家骅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做演讲。讲演方毕，正待听众提问，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紧急送医院抢救，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暗恋的学生胡美琦飘然而至，主动照顾起钱的生活，二人暗度陈仓搞到了一起。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湾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赴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对于这段婚姻，台大出身的学生李敖曾讥讽台大的教授与领导者搞女人成风，竟至将此风气蔓延至学校各系的人事安排中，即女多男少的不良局面。据李氏言，此只是一个方面，“等而下之的，非‘巧合’的，就是‘扎下女’的流行。文学院的老教授中，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亦有之（遮羞费照付），流风所及，从台大理学院到东海文学院，再从而‘偷渡’至港，到大谈中国文化单挂英国国旗的新亚书院，都有先奸后娶或后不娶之‘学风’，尤以爱谈宋明理学者，最爱搬弄此‘天理’‘人欲’分不清的丑事！”（《教育与脸谱》，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这最后一段，自然是指钱穆与胡美琦的结合。到底钱氏属于哪一类，李氏没有明言，外人亦无从得知了。

钱胡结合后，胡终身未孕，这是后话。

1966年，由大陆掀起的“文革”风暴蔓延到香港，一些“另类”分子闻风而动，开始按照大陆的模式打砸抢烧，制造动乱。作为被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雄文中点名痛斥过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的钱穆，自然受到冲击。在危难之际，猫在台北静观事态发展的蒋介石伸出了援手，邀请钱氏夫妇赴台安居并从事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1967年10月，钱胡夫妇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蒋介石令蒋经国拜钱穆为师，学习治国之学。

钱氏夫妇抵台后暂住台北“自由之家”，不久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并着手准备在台北自建住房。为此，胡美琦抛掉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股票作为建房之款。经过踏勘，最终选定在翠林幽谷的外双溪建楼，并由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图纸。想不到此事被蒋经国得知，小蒋立即来到钱家拍着胸脯说：“这区区小事，老师不必费心，由我来办好了。”遂从胡美琦手中要过图纸，交给阳明山管理局有关人员办理。未久，在外双溪，一座小楼拔地而起，这便是著名的素书楼。同年，钱穆膺选“中研院”院士。爱情、事业、名声等等，凡人生所追求者，钱氏皆有所得，这是其一生的巅峰时刻。

倏忽20年过去，蒋氏父子先后驾鹤西去，钱穆的素书楼起了风波。

1989年，时任台北市议员的周伯伦，指称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非法占用市产”。因为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台北市政府。如今两蒋的“威权时代”已经过去，钱氏就不能再依仗国民党的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必须迁出素书楼，还历史和台湾人民一个公道。

当此之时，一个叫陈水扁的“立法委员”闻听，立即蹦了出来大造舆论，并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政府收回素书楼，并对国民党领袖新任“总统”李登辉装憨撸人、保持沉默表示强烈不满。但也有人站出来指责陈水扁不仁不义，谓素书楼是当年蒋氏父子的特意安排，说“非法”还沾边，但说“霸占”根本谈不到。在一番吵闹声中，陈水扁想出了一个妙招：钱穆搬出后，可把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

钱穆闻听，愤然叹道：“我活着不让我住，我还没有死就建纪念馆，这是哪家的逻辑？”

最终，在陈水扁等人的围攻夹击下，时年95岁、双目失明的钱穆被迫于1990年6月1日迁出居住了20多年的素书楼，在台北市杭州路辟屋居住。

此后不到三个月，1990年8月30日，心情郁闷的钱穆于一个风雨交加的黎明病逝于新辟的寓所。

根据钱氏的遗愿，1991年1月，未亡人胡美琦把其夫的骨灰葬于无锡太湖之滨的石皮山，算是落叶归根，魂归故土。

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后，曾在“钱穆纪念馆”素书楼开幕时，对当年自己的鲁莽举动表示忏悔，并对钱氏搬出素书楼不及三月即死表达了歉意和“对不起”。

2010年8月30日，为纪念钱穆去世20周年，国民党主席、“总统”马英九来到素书楼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钱氏的敬意。时正在医院养病、年已82岁的胡美琦在追思会上，再次吟咏了钱穆去世前写的一副春联，表达此时的心境：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

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

[45]李济《致费慰梅》，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6]张光直《李济》，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7]石璋如著作由陈存恭先生寄岳南，由岳在赴李庄采访时亲自转交李庄镇党委书记孙远宾、镇长毛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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