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十三章 百年驹隙过如驰（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

◎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昭抡受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委托，率先由昆明飞临北平察看、接收原北大化学系实验室、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筹备复校事宜和化学系工作，这是北大、清华教授中第一位抵达北平者。之所以由曾氏首抵北平，并非由于他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代，或脾气古怪，别人惹不得，实与美国原子弹爆炸后在国人心目中形成的强大震慑力带来的气氛有关。

1945年8月，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这种新型核弹所爆发出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的同时也改写了世界战争进程，人类进入原子时代。就在国人为原子弹对战争的作用与奥秘感到不可思议，在一片惊呼声中大加讚誉又盲目推崇的时候，曾昭抡于日本向盟国正式举行投降签字仪式一个星期的9月9日，于昆明《正义报》发表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明确警示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与普通国人，对于原子弹的来龙去脉以及对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必须有一个清醒而具常识性的认知。曾氏明确指出：“原子弹的引用，虽然不是使远东战争急遽结束的唯一因素，至少对于迅速结束此次战争，具有莫大关系，那是不容否认的。日本人民，不幸成为此项新武器的试验品。两枚原子弹，炸死了几十万人。据今所知，广岛被炸以后，若干日内，人民继续死去。到了今天，那一度闻名东亚的海军基地与工业城市，完全变成了死城。地面一切生物，完全灭绝。只有天空飞来的老鸦来此凭吊往日城市的古迹。科学家对于原子弹的幻想，似乎完全证实了一颗总重不过四百磅，含铀仅只六两重的原子弹，不但其爆炸力量相当于两万磅的高炸药；而且炸过以后，因有放射元素的产生，其事后影响，对于生物，亦具有毁灭性……从此种观点看去，原子弹的发明，的确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又说：“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但是“我们必需记得，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以发明，实乃半个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一般不懂科学的人，只知道提倡工业，强调实用，认研究纯粹科学为迂远与不切实际。哪知道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

最后，曾昭抡提醒国民政府当局：“战败后的日本，业已宣布以研究科学为教育主旨。他们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相反地，我们面临此科学支配一切的世界，却徒托之于空谈。对于原子弹，也不过谈谈写写，并不从事实际研究。……要想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时候。要不然，恐怕机会就要错过了。”

就在曾昭抡发表此文前后，有一个人也在为原子弹爆炸的神奇威力所震撼，并密切关注、搜集这一神秘武器的情报。此人就是曾昭抡的郎舅，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

俞大维由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数理逻辑研究，转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后兼及文史，因同学中出了个后来成为他妹夫的“傅胖子”（斯年），感到在文史上无出头之日，遂倾全力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留德期间，俞大维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等课程，学识大进。1925年，俞氏写了一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论文，刊登于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由此成为在这一国际级刊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则是更年轻的华罗庚，俞华二人日后成为同道上的好友与这一缘分有一定关系。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未久出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5月，俞氏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火装备，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其间，俞大维用德文记录了40多本笔记，并自豪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嗣后，俞大维成为弹道学专家，对原子核能的理论和运用信息也有所了解。

当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派人到美国去学习。俞大维闻听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对此自是大感兴趣，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这一关乎国防发展的重大计划。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科学，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亲戚关系的曾昭抡身上。

俞大维之所以选择曾昭抡，除了与曾家有世代姻亲，且自己的胞妹俞大絪嫁给曾昭抡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一流化学家的曾昭抡，已进行了多年烈性炸药和利用炸药制造武器的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新型炸药发明的可能性》等论文，1944年出版了《火箭炮与飞炸弹》专著。而此时曾氏正在进行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对原子核能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曾昭抡对军事与军事理论有着天然的兴趣。抗战军兴，曾氏在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诸位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到抗战结束，在各种报刊上发文达200篇以上，其中《从军事技术上推论欧洲战局》《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欧洲第二战场》等三篇军事评论轰动一时，并给西南联大师生和重庆方面的军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叫汪子嵩的联大哲学系学生，许多年后在回忆他的老师沈有鼎的时候，涉及曾昭抡并有一段颇具趣味的描述，汪说：“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1]

与曾国藩的实战经验或《曾胡治兵语录》不尽相同的是，曾昭抡在他的军事理论演讲中，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眼光，特别指出战争的进程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日益发展的武器装备上，谓：“现代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在其他条件约略价等的情况下，谁在科学上占得优势，哪个国家就会胜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谈战争，就得明了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又说，随着“时代变迁、科学进步”，投入战争中的武器将“在构造上愈来愈复杂，在种类上愈来愈繁多，在功用上愈来愈新奇”。而“这次大战中战争技术的主要进步……就是运用已有武器配合新发明或改良的战术而进行战争”。[2]

随着战争的进展，曾昭抡对战争的研究越发精深，并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问世。1944年6月，当盟军近300万大军云集欧洲西线战场时，曾氏正确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而预测的登陆时间仅比实际相差不到一个昼夜。1945年1月，曾昭抡作为国际军事问题专家应昆明《正义报》做“新年五问笔谈”访问，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5月，曾氏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迟至则可延伸到年底。但是攻势一旦展开，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届时“苏联在远东参战，也开始成为可能”。[3]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军政当局和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因而曾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之一，《燕京新闻》对此专门做了评价：谓曾“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于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4]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与其他机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谈论战争与撰写战事评论者并非曾昭抡一人，而是有相当的一个群落，且各抒己见，大谈特谈，一时间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卧龙”与“凤雏”自称的军事战略理论家，傅斯年就是一个。当然，这些“卧龙”与“凤雏”也有走眼跑光的时候，据时在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回忆说，西南联大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做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两国会不会开战的问题。按这位教授的分析，二者不会开战，理由有四。这位教授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的报童在门口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为尴尬，宣布下半段不讲了，夹起包袱一走了之。

按任继愈的说法：“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5]任氏之说自有其道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做一个真正的“卧龙”或“凤雏”式人物并不容易。当年在南阳隆中这块地盘上耕种的民众或乡村知识分子，恐怕不止诸葛亮一人，但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对形势演变发展的预测，能与诸葛氏抗席者却罕有其匹。以此推之，当时蜗居西南边陲昆明城的曾昭抡，对军事的研究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正是缘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条件，在如何研制原子弹这一关乎未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上，俞大维才把曾昭抡列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人选。

曾昭抡被俞大维电召重庆，谈了欲派人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之事，曾氏听罢异常兴奋，开发原子武器正是自己的心愿，如今有此机会，自然乐意效劳。根据俞和曾昭抡的意见，这些人才不应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寻找，也不要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搜寻，最好还是把目光放在西南联大，因为就物理、数学、化学三科而言，抗战之前，北大、清华的理科在全国名列前茅，西南联大组成后，其阵营更是强悍无比，在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独占鳌头，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无法与之匹敌。此点，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做过披露：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是资格最老的两巨头是叶企孙与饶毓泰。叶饶二人以及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等，皆是20世纪20年代最早由海外返国的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第一代响当当的物理学家。而这第一代中，尤以饶叶二人地位和威望最高，属于恐龙级的“学术权威”，是中国物理学领域内有资格称奠基人的“双雄”，或曰“双子星座”。其次才是“鳄鱼”“海龟”级如丁、吴、严，另加第二代的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等人，而第二代的物理学家多出自上述诸人门下。在学生辈中，有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这一批学生在未来岁月里，又成为承继一、二代老师精神和业绩，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继往开来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对此，吴大猷后来颇为自豪地说，西南联大八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6]

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其他机构罕有其匹的强势地位，曾昭抡于西南联大推荐了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教授华罗庚两位一流的科学家。在得到陈诚和蒋介石认可后，曾昭抡很快回昆找吴华二人密谈。未久，三人来到重庆，在陆海空三军招待所秘密住了下来。

当此之时，全国教职人员都处于贫困之中，根本无力添置衣服，其穿戴颇为一般官僚政客和追名逐利之徒所鄙视，连街头叫花子都知道教授没有钱，每遇到教授模样的人，叫花子们都懒得伸手讨要，只翻个白眼故做潇洒状、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曾吴华三人中，只有吴大猷打扮得略为得体，尽管衣服外套已穿了几年，总体上还算说得过去，而曾华二人就大不同了。曾昭抡仍是邋邋遢遢，趿拉着鞋子走路，一副满不在乎的名士派头。华罗庚衣履破旧，穿戴也算不上整齐，且走起路来依旧在地下不断画圈。三军招待所守门的卫兵与服务小姐们突见住进了如此怪模怪样的三位“大爷”，不但不放在眼里，有时还满脸鄙视地故意找点麻烦，以彰显自己作为小鬼在阎王殿的特殊地位，三位衣衫破旧的“大爷”也只是干生闷气而无可奈何。想不到几天之后，陈诚与俞大维携众随员前呼后拥地来访，两位高官对三位教授礼遇有加，卫兵与服务人员大吃一惊，虽弄不清面前这三位“大爷”是多高的官衔，但显然不是一般人物，遂立即转变态度，将三位当作来路不明的一方神圣供奉起来。

曾吴华三教授与陈俞两位部长商谈后初步达成共识，即曾昭抡此前已撰文论述的，像原子弹这类事情，实乃半个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一个硕果。中国要想研制原子弹，不是找几个科学家猫在一间屋子里，用几天或几个月时间就能造出来的。落后的中国人才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科学的根本做起，具体做法是：一，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才；二，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拟一具体建议，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7]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由曾吴华三人各选两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并拨发50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种子计划”。

计划既定，三教授分别做出国考察准备并挑选随行的青年才俊。曾昭抡挑选的是西南联大化学系1942年毕业聘任助教的唐敖庆和1945年毕业聘任助教的王瑞駪；吴大猷选的是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聘任助教的朱光亚和正就读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华罗庚选的是1939年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聘任助教的资深助教孙本旺和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时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的徐贤修。

据吴大猷回忆说：“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两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豫地选择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8]吴氏所说的冠世乃阮冠世，原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吴大猷曾当过她一年级的教员，后二人恋爱结婚并双双赴美深造，抗战军兴，阮氏随夫来到昆明。从阮氏坚定的话语看，她对李政道的才华是有所了解并颇为赏识的。未久，吴与清华物理系位居第一把交椅之尊的叶企孙商量，得到叶的支持，旋得到校长梅贻琦批准。对于这一选择，在联大校园内引起一场波澜。像这等出国留学的好事，竟被一个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抢了风头，着实令一些人心中不服。但此事不同于一般的庚款放洋，吴大猷手握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有绝对自主的权力，因而不服者也只能在叽叽咕咕一阵后叹息自己命薄了。后来李政道在参加上海敬业中学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道：“叶师破格推荐当时只念大学二年级的我去美国读博士生，……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9]这话当是不差的。

人员既定，曾昭抡先期赴美联系有关事宜，吴大猷召集上述几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着手翻译俞大维交来的绝密文件《史密斯报告》，由唐、王、朱、李、孙等五人分头翻译，吴大猷统校修改，完毕后送军政部存档，只是后来未及出版，内战爆发，此稿下落不明。—此虽属后来之事，但足可见出国民党要员们办事之劣与丢失大陆之一斑。

1946年6月，吴大猷奉朱家骅之命，代表中央研究院赴英国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牛顿300周年诞辰庆祝会。同年8月，由华罗庚率领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等五位青年才俊赴美，到加州大学与先期抵达探路的曾昭抡会合。此时，曾昭抡已被推选为联合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9月，吴大猷由英转美，与曾昭抡、华罗庚及随行赴美的几位研究生会合，共同商讨考察进修办法。此时曾昭抡已通过关系了解到，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过程被列为绝密，中国人到有关研制机构和工厂去学习考察已不可能。此前的1945年末，杨振宁获取庚款留学美国，想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的研究生，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费米在哪里，因为费米是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行踪保密。早在1942年12月2日，费米与其助手即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使它达到临界状态，产生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这一成就是原子能时代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为两年后的原子弹诞生奠定了基础，芝加哥大学因此被称为“原子能诞生地”。

鉴于现实情况暂时不可扭转，曾昭抡建议众人分别选择合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或从事外围研究。在得到国民政府当局同意后，曾昭抡等师生分头行动，陆续进入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潜心学习，以图将来。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朱光亚进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后获得博士学位；唐敖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院，后获博士学位；王瑞駪进入华盛顿大学，后获博士学位；孙本旺进入纽约大学柯朗研究院，后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华罗庚率领赴美的五位青年才俊中，唯独李政道有点麻烦。据吴大猷回忆说：“我没有办法把他推荐给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因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戈登斯米特（Coudsmit）教授的。那个时候，他在西北大学（North Western University），当然我写了几句关于年轻的李政道的话。我说，李政道是那样的聪明，我发现他对于解决问题简直有着不可思议的洞见、看法。总之，我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以便让李政道能进入研究生院。”[10]此时的李政道虽然入学受阻，但没有放弃努力，他坚信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只要不放弃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几经周折，终于获取进入芝加哥大学试读的资格。对于这一关系李氏一生命运转折并对世界物理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点，李政道记忆犹深。许多年后，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回忆：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她能够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是有一个要求：该生必须熟读过希钦（Hitchin）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对这些名著的考试。可是当时的我，连对这些名著的书名和作者都完全空白，我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解释：我对东方文化的名著孔子、孟子、老子等的学说尚有造诣，而这些东方名著与希钦校长指定的书文化水平相当。他们信了，觉得这也有其道理，就让我先进芝大的研究院试读。两个月后，芝大物理系的系主任替我争取，这样，我就被正式录取为研究生。[11]

对于李政道这一说法，与其同赴美国的朱光亚在回忆中进行了间接的证实。朱说：

日本投降后，1946年吴大猷老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先生选了政道和我。当时政道虽已具备很好的经典和近代物理基础，但名义上还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因没有大学文凭（其实因抗战，他甚至连中学和小学也没毕业），不能当正式研究生，只能先当非正式生。但进入研究院不久，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很快得到了物理系费米（E.Fermi）、特勒（E.T.eller）和扎古赖亚森（Zachariasen）等教授的赏识，很快成了正式的研究生。[12]

就在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已提前几个月进入了这所现代物理学“圣地”，从事学习和研究了。因而，记住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位科学家率领这批青年才俊赴美学习、研究，以及先前到达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精英这段曲折的求学历程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中共领导下的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7年4月21日，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大规模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拿出大把的银子换取遥遥无期的核武器，于是，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13]未久，国共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政府，“缓办”二字为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就在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等师生赴美国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筹设原子物理研究所，并委托原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赴美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举行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同时令赵想方设法购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器材。

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赵忠尧算是一个异数和少有的天才，也是离诺贝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对于赵的传奇性经历，吴大猷曾特别惋惜地说过：“赵忠尧在30年代初，在加州工学院从事硬γ线的吸收研究，此项工作极为重要，为后来安得逊发现正电子的先河，惜失之交臂。”[14]在西南联大时代，赵忠尧用由北平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确是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缘于赵氏非凡的才气与精神，中央研究院才派其赴美欲成就一件“大事因缘”。

赵忠尧抵美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弄到了一批器材，此时已是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暂留美国，静观待变。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种种阻挠，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只不过此时整个大陆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国民党的大笔金钱算是为共产党尽了义务。几年后，赵氏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了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为中共在不长的时间内引爆原子弹并发展核工业建立了头功。至于后来大陆媒体和民众谈到物理学与原子弹，言必称“三钱”（南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实则钱伟长没有参加原子弹和“两弹一星”的研究），又是另一番天地的事了。

随着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瓦解，当年派往美国实施“种子计划”的人员也随之星散，曾昭抡赴欧洲访问，其他人员也在变换调整自己的角色。1948年，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人均被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继而国共两党除了于战场上指挥各自的官兵真刀真枪地互相砍头，还动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想方设法展开了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的争夺。曾昭抡率领的“种子计划”全部人员和赵忠尧等滞留国外人员，连同一切与核能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更是被国共两党看作决定未来两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立足的“国宝”，为此展开的争夺也就分外剧烈。最后的结果是：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返回大陆；吴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贤修留在海外。十几年后，回到大陆的朱光亚、赵忠尧等科学家，与钱三强等另一个支系的海外回归人员合作，最终为中共政权研制成功了原子弹。而台湾方面在秘密研制过程中，因受现实政治、环境等限制并在美国的打压下，“种子计划”功败垂成，最终梦碎孤岛。[15]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陆续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大猷曾一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徐贤修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未作其他非分之想，更未想在国共两党统治的地盘上升官发财的李政道与王瑞駪两位既有心机、又有骨气的硬汉，坚决拒绝国共两党的统战工作，怀揣造福人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是相互砍头、剁脚、割喉、封口的梦想，铁钉一样牢牢地扎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于几间小屋里埋头研究学术。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得到了另一位中国赴美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实验证明。随着这一伟大成果横空出世，李政道与杨振宁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受到世界瞩目。1970年，先后任教于耶鲁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王瑞駪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就整个20世纪而言，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等三人，外加一个金岳霖弟子、哲学家王浩，是西南联大走出去的学生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且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学人。李、杨、王、王等四人，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光荣代表”。至于其他的学人，有的也做出突出贡献，特别是中共实际控制大陆后，负责制造军火如原子弹、氢弹的一批科学家，其在大陆普通民众和中小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完全超过了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王浩，似乎成了科学家队伍中最伟大光荣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社会认知与声誉，对一批赴美留学，回国后制造军火者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就整个世界人类文明和进步而言，幸与不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此处需要略加补充和提及的是，当年比李政道早几个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杨振宁，没有成为费米的研究生，倒是李氏有幸成为在物理学界号称“伟大的费米”的研究生之一。在20世纪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其中不少是与费米共同合作的伙伴，或者是他直接指导过的学生。仅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费米直接指导过的学生就有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其中之一。因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摘取诺奖桂冠，在外界宣传上，杨也就跻身费米学生的行列（南按：据统计，截至2007年，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斩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校，该校的教授、研究人员、学生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达81位，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一位来自中国河南宝丰县，于1967年进入该校就读，1998年获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如此这般，杨振宁是否是费米的学生，以及“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假设是谁最先提出，谁是诺奖的主角，谁是配角等问题，为日后李杨二人的分裂直至成为相互攻伐的寇仇埋下了种子。当这枚仇恨的种子在世道人心的大变动中生根发芽后，李杨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把老师吴大猷也间接地卷入其中。李杨二人在你来我往的攻防中，来了个“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而吴大猷在尴尬无奈中，落了个“两姑之间难为妇”的结局。当然，这是后话，不说也罢。[16]

◎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

1948年底，由美国转入欧洲考察、讲学并一直做着制造原子弹之梦的曾昭抡，见事不可为，又闻国内战火正盛，决定偕夫人俞大絪归国。俞大絪于1946年由任教的中央大学赴哈佛大学进修，后随曾昭抡赴欧洲访问。既然国内国际形势如此，自是不便久留国外，遂于1948年1月23日抵达香港。

抵港后，曾昭抡给仍在美国就读的弟子王瑞駪发去一函，谓“原拟即返北平。到此得悉东北华北局面异常紧张，友人坚劝勿行，乃暂时留下，再作第二步打算”。同时叮嘱王：“为弟前途计，毕业后宜设法继续留美读书或做事，四五年后再回国，如此局面方可望平定。”[17]其间，已迁往台湾的陈诚、俞大维等人，给曾昭抡安排了一个“饲料公司”（实为核研究机构）经理的职务，并催其速赴台北就职，以便继续进行“种子计划”的研究。中共方面得此情报，加强了对曾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中共地下人员和民盟在港人员一番循循善诱的开导，曾昭抡决定抛弃台湾的亲友，坚决回到大陆，投入共产党的怀抱。随着中共翻盘，江山易色，曾氏所期待的弟子王瑞駪没有步他的后尘回归大陆，而是永远留在了美中的土地上。

1949年3月19日，国内大局已定，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秘密派人接应，曾昭抡独身一人乘船返天津（时俞大絪母亲在港医院治病，俞服侍未归），3月27日到达北平，重返北京大学。由于曾氏自身具有的特殊分量和威望，根据中共此前的许诺，曾昭抡的脚步刚刚踏进北大之门，即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兼北大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实际权力和地位与此前掌控清华的吴晗不相上下。

1951年，根据此前中共许诺的对胜利成果分配方案，民盟的一帮大佬如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辈，皆出任正部长或正部级政府高官大员。作为民盟主要成员之一的曾昭抡，被当局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这个官帽与民盟另一位重要成员吴晗出任的北京市副市长同等级别。既然胜利果实是大家共同斗出来、或打出来的，在分封加赏的台面上，也要尽可能做得公允、公平，以展掌权者的懿德嘉行，也落得个皆大欢喜。1952年11月15日，根据苏联老大哥的教育模式，政务院教育部分设出高等教育部，曾昭抡出任高教部副部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完成，曾氏兼任该所所长。此时的曾昭抡在政治上达到了一生的顶峰，在生活上也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当曾昭抡实际掌控北大的1950年，夫人俞大絪已由香港返回北平，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授英国文学，与她的胞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同台授课。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于凄风苦雨中组织“抢救学人计划”时，俞大维特别关心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俞大缜。傅斯年曾专门致电负责抢运事宜的北大秘书长、老同事郑天挺，特别提到指挥飞机调度的俞大维甚挂念仍在北平的妹妹俞大缜，在电报中明确表示“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18]，让其随机南飞。当郑天挺把电文转达后，俞大缜却谢绝了其兄的盛意，拒绝南飞，表示要留在北平等待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到来—她如愿以偿，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与胞妹俞大絪在北大双双登台讲授英国文学。更令俞家姐妹感到开心和温暖的是，随着曾昭抡戴上高教部副部长的官帽，按照中国“论官行赏”的特色，曾昭抡、俞大絪夫妇搬入北大燕东园居住并有了一个单独的院子。因曾俞二人是姑表亲结婚，怕生下孩子后会有遗传性残疾，故一直未生育小孩，总是两口之家。因曾氏夫妇房舍宽敞明亮，离异的俞大缜成为曾家的常客，并一度当作自己的家与曾氏夫妇共同生活。在这个流动着激情和浪漫的环境中，每于8月夏季的夜晚，天空银河闪耀，繁星点点，在院中荡漾着青春生命的草地上，大批亲朋故旧、师生好友和苏联专家前来拜访并受到热情招待，曾俞夫妇在此度过了一段温馨难忘的岁月。其间，像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一样，俞氏姐妹也受命通过广播电台向台湾喊话，对她们的哥哥、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做“统战工作”。曾昭抡还奉命与俞大絪、俞大缜，以及俞大维的胞弟、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博士、著名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俞大绂及家人，于燕东园自家小院的草坪上，照了一张看上去很幸福美满的合影交给当局，说是通过某种渠道传到台湾俞大维手中，争取其“觉醒”和“反正”，弃蒋投共，回到人民的怀抱云云。只是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未过几年，曾、俞夫妇就稀里糊涂地踏进了鬼门关。

1957年7月，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随即撤销本兼各职，停止工作，自谋生路。与一般政客和官场的混混儿不同的是，对于曾氏来说，撤销职务对他并不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一生最看重的还是学术生命。在曾昭抡去世之后发表的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中，多数人把曾氏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是到了着迷程度的书呆子，对于治学之外的事情常常心不在焉。如潘光旦对费孝通说过曾昭抡的一件事：“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是常事。”[19]费孝通进一步补充说：曾昭抡干起事业来，连家都不要的，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一回事”。[20]另据俞大缜晚年回忆说：“在我近八十年的生涯中，还未见过有他那样专心治学的人。他用功到了精神非常集中的程度，以至有时竟像一个‘傻子’。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着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我同院邻居一位老先生，曾在北大当过职员，他对我说过：‘你那位亲戚曾昭抡有神经病，我亲眼见他对着红楼前的木柱说话。’”[21]

《诗·王风》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若说曾昭抡有神经病显然是“不知”之故。与曾氏同为“六教授事件”当事人之一的费孝通，算是对曾氏的思想言行较为同情、理解的一位。费氏认为，曾昭抡在生活中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用“志”来表达，即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曾昭抡包括与曾氏同辈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的心中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而“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22]

费氏之言，对曾昭抡应是公道的，但对“现在的人”之说似乎有些偏颇。自人类有史以来，有费氏所指的那种志向、毅力和恒心的人并不多，而有志向、恒心又有大成就者更是少之又少，曾昭抡与陈寅恪等一代人杰，算是少有的异数，可谓高山灵芝，空谷幽兰。而灵芝与幽兰的产生自然与它生长的环境、气候等诸多条件密切相关，曾昭抡的“志”与一生成就的事业，也自然地与他的门第家风有密切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略知湘乡曾氏家族历史，或者进一步通读曾文正公家书者，便知其言不谬。清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时年34岁、在京城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曾国藩在给家乡诸弟的信中明确提及：“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又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23]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曾国藩在致九弟曾国荃的信中特别强调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又说：“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24]

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已在家乡办团练并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有年，且湘勇坐困南昌，进退不得。因父亲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由江西回籍奔丧。居家期间，九弟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而洪杨内讧越演越烈。在这关键时刻，老九却灰心懒散，有见异思迁之意。曾国藩针对这位九弟“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认为“大不可”，并有了一番关于“志”与“恒”的谆谆教导。信中有些话当是曾国藩的自谦，但在对“志”与“恒”的理解当是不差的，曾氏一生多次将“士人当有志有识有恒”的话题赠年轻学子，足见他对这一事理的深刻认知和重视。

通观曾国藩家书，验之曾氏一生言行，基本上是说到做到的，可谓“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如流传后世的曾国藩日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曾氏自道光十九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止，后来十多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咸丰八年，曾氏丁父忧复出，决心恢复记日记的习惯。此后尽管战事连绵，作为湘勇的中流砥柱，诸务繁杂，但曾氏仍坚守定律，天天记之，从未间断，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手不能执笔方罢休。此点体现的“志”与“恒”，皆非常人可比。

需要做一点补充和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初入京城尚未发迹时，曾拜过两位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老师。一是官居太常寺卿的湖南善化人唐鉴，曾国藩得以奉旨在家乡办团练，正是唐鉴向咸丰帝推荐玉成。另一位是名震一时的理学大师、后来官至大学士的倭仁。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然后思索考虑，并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联系起来。要达到“研几”的较高境界，最佳的方式就是记日记，在日记中留下瞬间抓住的念头和思想火花，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和向更高境界迈进的目的。后世史家对这个“研几”多有解释，如曾氏家族研究专家唐浩明说，这个“研几”就像六十年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25]其实是不对的，应是诗人作家们通常所说的“灵感”，似更为合乎情理。

家人至亲的言传身教，自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作用。曾昭抡在湘乡和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时，对曾国藩家书和日记犹感兴趣并有自己的领悟，前文已经述及，曾昭抡对祖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实实在在地下过大功夫拜读学习钻研过的。如对曾国藩提出的“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的主张，曾昭抡进一步阐述说：“‘志’是奋发的决心，读书必须有奋发的精神；‘识’是远大的眼光，一个人要读好书，必须有识；‘恒’是坚强的毅力。是否有恒，是决定能否真正获得知识的关键。”[26]

年轻时代的曾昭抡如此理解，一生中也是这样做的，而记日记的习惯，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可谓受家风熏染最重，体现也最为明显的人物。曾昭抡自海外留学归来，写日记习惯坚持了终生。从临时大学由长沙迁昆明时期的日记发表后尤其令人瞩目。1939年，曾昭抡率领师生从昆明到西康考察，又写了很多日记。这个习惯在曾氏日记中可以查到，如1940年10月24日，曾氏日记写道：“今日五时余醒，六时起身。七至八时上‘有机工业化学”。八至九时上‘无机工业化学”。九至十一时半，写《西康日记》。午饭后一时半至四时一刻，续写《西康日记》一段。……五至六时上‘国防化学’第一课。连日伤风，昨今二日均冷。上此课时，竟致哑不成声。”[27]在如此环境和身体状况下，居然连写五小时的日记，可见其“日记情结”已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曾昭抡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去兰州参加中国化学会年会，路上走了两个星期。他坐在汽车上，边走边记日记、写文章，令同行大为感动和敬佩。据研究曾昭抡的专家郭建荣统计，曾昭抡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到1967年去世的41年间，编著与译著13部，日记与考察记11部，学术论文与译文164篇，军事理论与时局杂文87篇等，共约300篇（部），数百万字，而这些日记与著作还远不是全部。曾氏日记部分，除了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1939.11—1941.2），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康日记》、1941年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缅边日记》和1940年写的昆明日记之外，其他日记下落不明。

在西南联大时代的曾昭抡，有一次演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抱着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入手。”而“从事职业以外，假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位别人愿意亲近的朋友，那就更非多读书不行”。[28]因了曾昭抡涉猎广泛和平时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才有人谓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化学家曾昭抡，属于典型的书呆子一类。此言有些道理，但他绝不是后来出现的数学家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有一次陈景润上街买东西，发现营业员少找了钱，便又登上公交车回去讨钱，营业员只短了他五分钱，坐公交车却要花一毛钱，而他居然去了。不过后来陈景润时来运转，因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而名动天下，成了“国宝级”名人。而陈氏随着政治学习和不停地四处演讲，头脑逐渐开放，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而是很灵活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了。他不但知道了“紧跟高举”，还活学活用地加以应用发挥，当实际控制中国政治局势的叶剑英元帅，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所吟的那首闻名天下的“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攻关》诗篇问世后，陈景润也“紧跟高举”地赋诗一首：“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从此诗的高度和境界可以看出，陈氏已由著名数学家锻炼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政治家和诗人了。这个本事，曾昭抡一生都没有练就。

按曾昭抡在化学研究所的助手胡亚东晚年的说法，曾氏确有那种书生的气质，和他在一起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生活和处世方面很幼稚，这和他曾经创办中国化学会，主持北大化学系，活跃于科学界，也活跃于“政界”，叱咤风云的作风，以至晚年蛰居武汉大学，于斗室中钻研元素有机化学，并写出了几本巨著似乎又不太相同。因而，胡亚东认为：“也许大人物都是如此！近代史中颇可找到众多这种气质的人物，如陈独秀、沈从文、陈寅恪等等，但是自然科学家中曾昭抡先生可谓独此一枝。”[29]

胡氏所说不见得全对，但确是有点道理。陈寅恪早年在瑞士读书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并对国内外政治及社会风尚有很深的见地，只是陈氏与曾昭抡相比，似乎缺少了对政治的长期热情，且思想觉悟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阅读专业和军事类书籍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读一些当时在国统区被禁止的书籍，如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他就通过中共地下党得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加以学习研究，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观点。而马恩列斯学院编的《斯大林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等更是他搜罗阅读的对象。为了阅读和研究方便，曾氏还在任教之余，通过旁听西南联大外文系课程，硬是掌握了俄语并能熟练地阅读俄文书籍和资料。1944年，曾昭抡在昆明加入民主同盟，算是早期的民盟成员之一。这一思想的转变与行动，为他日后成为高教部副部长铺就了阶梯，当然也为他的倒霉直至身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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