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十七章 悲回风（吴宓之死·绝响）

◎吴宓之死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走了，远在西南之地乡间劳动改造并一直牵挂着陈氏夫妇的好友吴宓，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74]的悲鸣。

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75]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在如此艰难处境中，吴宓在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吴芳吉之子经常寄一些零钱给予接济，但生活仍然困苦。学校留守人员曾与吴的女儿们联系，希望吴氏姐妹来重庆照顾一下她们那个腿断眼瞎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76]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只能同意吴宓与陕西老家的妹妹吴须曼取得联系，并让对方想办法，以免死后丧事无人料理而尸身臭在屋内。

1973年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面粉厂工作的吴须曼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楼吴宓住处探望。兄妹相见，百感交集。此时吴宓已经秃顶，只有少许稀疏的白发和白须，面容憔悴，神情忧郁，一派风烛残年的衰颓模样。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各一，书架上摆着一堆同样布满灰尘的中外书籍。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单，之上是一床堆在床头的烂被子，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缝补多达30余处，可见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帐，据说购于1938年，上面满布窟窿与用纸粘糊的补丁。问及购衣物必需的布证和棉花票，回答一样也没有。吴须曼望着腿瘸眼瞎的长兄哆哆嗦嗦的样子和孤独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10月初，吴须曼回到泾阳，即刻向同事凑了一些布票、棉花票买来布匹，缝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毛线帽等衣物寄给吴宓，以备过冬。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渐入高潮，专政组人员想起还有个“老古董”猫在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且这个“古董”向以宣传国学为荣，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强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77]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78]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5000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10000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吴须曼摇摇头，叹口气，不再吭声，心中已明白长兄何以怕回陕西老家遭到“流氓群众”抢劫的理由了。而随着进一步了解，越发明白这一理由确是宵小们恐吓阻止的结果。

第二天，吴须曼搀扶着吴宓到学院储蓄所取了一点款子，营业员告诉吴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吴须曼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处问及10000余元的工资何以这样快就花光了？吴宓皱了下眉头，断断续续地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现在已经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两千元，我就如数给了她。”

当吴须曼问及后来那个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吴宓想了一会儿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辩解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被问得急了，吴宓对有些事也觉得不可思议，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到半月便被来人“偷走”，每到吴发工资时，有人便拿了诗集让吴宓出钱赎回，一本诗集索价几十元。这几十本诗集是吴宓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岂容眼看着任其流落？何况这诗集中还收有“吴宓苦爱毛彦文”的动人情诗？于是，吴宓便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当诗集基本回到原处，屋内的其他书又开始丢失，不久又有人送来要求以钱赎回。有的学校同事见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几年前当面借阅未还的书籍从家中翻出来，送到吴宓处要求用钱赎回，爱书如命的吴宓大多见书付钱，用高价赎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书籍。但未过几天，手稿、日记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赎回。如此循环往复，吴宓大约一半的工资花在了赎回自己书和手稿、日记上。在被一次次高价赎回的《吴宓诗集》中，有“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79]的诗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应了吴氏此刻内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际遇，半生凄凉的悲怆写照。

诗集、书籍、手稿、日记等骗钱的道具几乎全部散尽，群小们抓住吴宓长期遭到恐吓、批斗和残酷折磨，见人便心惊胆战且神经近乎失去控制的心理，干脆抛开所有道具和花样，直接登门索要或空口骗取。每到发工资之日，一些人便前来告贷，只要加以哄骗与恐吓，吴宓的神经就不能自制，很快如数奉上。有一日，忽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吴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急需一笔款子，请吴老师给予帮助，钱款可由来人带回云云。当此之时，照顾吴宓的曾婆婆正在屋里收拾东西，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过去一看，年轻人读的竟是一张白纸，上面根本无一字。曾婆婆知道又遇上了骗子，急忙出门到隔壁唤学校的刘老师前来察看。恰巧刘老师不在家，她的女儿随曾婆婆进门，要过那张纸一看，果然一个字也没有，质问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念信者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刘老师的女儿急忙召来保卫处的人，把几个年轻人带走。后来听说为首者姓张，是想诈取吴宓一笔钱财，因表演太过自信和直白，露出马脚，被曾婆婆识破，才未得逞。

尽管如此，当吴须曼提出让其回陕西老家时，吴宓仍不答应，其理由仍是怕“流氓群众”半夜持刀闯进门来，图财害命。群小们对其施加的流言和恐吓之“深入人心”，藉此可见。吴须曼无法，只好独自返回狭西。

1976年，号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翻在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年12月，吴须曼接到一位朋友从重庆北碚发出的信函，谓吴宓卧病在床已有多日，朝不保夕，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曾婆婆发现，其状甚惨，请家乡速派人前往探访。吴须曼忧心如焚，急忙向单位领导请假，于12月30日乘飞机赶往重庆。此时的吴宓躺在床上已不能行动，身体极度虚弱，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志有些迷惘，并出现轻度的痴呆症状，望之令人鼻酸。当吴须曼擦干悲伤的泪水，再度提出接其回家乡疗养时，吴宓终于说出了“好，回吧！回吧！”几个字。吴须曼听罢甚为欣慰和激动，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立即急电长婿鲁予生偕自己的长子王玕火速来渝，并请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帮忙购买火车票。此时吴宓万余元的存款早已赎光散尽，所有的钱竟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1977年1月8日晨，雨雪弥漫，吴家人用一把凉椅绑成滑竿样的轿子把吴宓抬于楼下，乘学校派出的吉普车冒着风雪，满怀凄然地离开了文化村，倾注了吴宓17年心血并留下痛楚记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此消失于风雪之中。

吴宓回到家乡泾阳，先住吴须曼在面粉厂分到的一间宿舍，三天后在厂外对街租赁一间民房安居，漂泊了60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怀抱。其间，一些亲朋故旧前来探望，令吴宓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唯经过长期批斗折磨，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恐惧难以消除，神志仍有些恍惚。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方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80]

◎绝响

就在吴宓于中国西部乡间暗夜的屋子里，神经质地叫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一碗稀饭喝吧”之时，远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瘦削干瘪的老头躺在病床上，同样有些神经质地在夜间呼叫：“我老金呵，我是高级干部……”接着便是一阵胡言乱语，最后进入昏迷状态。这个自称“高级干部”的老头，就是金岳霖。

所幸的是，老金没有像吴宓一样就此闭眼西去，而是躺在病床上与死神经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拔了一个多月的轱辘后，终于由鬼门关破门而出，从阴间摸索着回到了阳界，尔后直起腰板，大踏步走向了1978年那个明媚的春天。

就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中国的政治寒冰开始解冻，潜伏于河床下层的激流冲破高压和黑暗破冰而出，于阳光照耀中卷起欢腾的波浪，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冲破禁区，拨乱反正，为冤案平反，知青返乡，学校撤销红卫兵组织，伤痕文学发轫，《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口号、宣传标语，伴着喇叭裤、卷毛披肩发、迪斯科舞曲，构成了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的伟大年代。

这年2月，历经苦难的金岳霖康复出院，他此前撰写的《评罗素的所谓“永恒的真理”》文章，正好于《哲学研究》第一、二期合刊发表，似是专门为老金摆脱死神的纠缠、重返人间大地而颁赠的贺礼。2月24日，老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和荣誉，在京参加了第五届会议并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4月22—24日，香港《万人日报》分期发表了何水申撰写的长篇通讯《金岳霖》。7月21日，香港《快报》发表无依依的文章《怀念金岳霖教授》。8月，老金的名作《逻辑》一书由三联书店第3次印刷发行，香港《大公报》予以报道。9月15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四维的文章《金氏逻辑》。同月，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由陈鼓应记录、整理殷海光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求学时代和金岳霖的交往及对金的评价。同年，由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书稿在出版社积压了14年之后，经部分作者再次修改定稿，于1979年2月交出版社发排。与此同时，老金泼墨挥毫，开始书写早已酝酿成熟的《真理论》大著。

尽管老金以亢奋的心情和“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喜悦姿态投入到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但旧相识者发现，此时的老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金岳霖了，除了容貌形体的变化，还有他那经过几十年锻造和历练，脱胎换骨般的新思维……

1949年9月，随着国民党军在北平郊外退却与解放军节节胜利，未受中共高层喜欢的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清华哲学系主任。几个月后，老金官运亨通，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有幸参加了《毛选》一卷的英文版翻译定稿工作。

1951年秋，周恩来向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报告中，周以身示范，主动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当天参加会议的金岳霖对周恩来的举动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身居高位的一国总理都如此拿自己“开刀”，作为一个小小的大学教师又有何不能对自己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怀着对中共领导者的万分敬仰和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回到学校之后的老金就开始在文学院带头解剖自己，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洗澡”。

据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说，当时按照群众参加人数的多少，澡盆分为小澡盆、中澡盆和大澡盆，急于改造的老金一开始就搬来大澡盆对自己猛洗狠搓，但要达标或过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老金毕竟是从中华民国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过来的人，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对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了好长时间也没有钻上几个窟窿。尽管如此，老金在洗澡中还是尽量以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理论为准绳，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棒喝，其中有一句：“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如此这般，表明老金对自己的灵魂解剖不够，大号澡盆算是白用了，仍是灰头土脸的光棍一根，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老金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81]

此后的日子，老金在刻苦攻读马列书籍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先后三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查，历数自己的经历和腐朽思想，说到自己的思想不端和可恶之处，声泪俱下，痛悔不已。金说：“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又说：“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讚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82]最后，老金认为自己“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83]

随着改造运动不断深入，老金的狠话随之加重，其间又写了两篇极其沉痛的忏悔录和检查，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想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老金得以过关，并成为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自我批判和改造的优秀代表，此后所写的批判文章频频出现于中共高级报章杂志上，成为引导知识分子队伍改造的一面大纛。

由“骑驴”观望到骑上红色战马一路狂奔，且过关夺隘成了红色经典角色的老金，并未忘掉革命队伍中那些落在自己后边、弯腰弓背的“推车的人”。时已失势的冯友兰被校领导指定用大盆“洗澡”，必须在清华文学院和全校范围内做深刻的思想检查，但几次洗下来，冯氏身上的灰甚至皮肉都掉下了不少，参与的群众觉得冯氏可以马虎过关，但领导层仍认为只掉皮毛没触及灵魂，仍是“问题严重”，不能过关。对此，冯氏痛苦不堪，又不知如何洗下去是好。对这一切，作为新科文学院院长的老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遂产生了“拉兄弟一把”的念头。据周礼全回忆说：有一天上午，老金叫自己陪他一同到冯友兰家中去，因为冯下午要做思想检查，给他鼓鼓劲，好顺利过关。在冯的客厅里，老金说了一些劝慰和鼓劲的话，冯点头表示谢意。当几人站起来告别时，老金突然激动地大声对冯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金岳霖猛地上前几步，抱住冯友兰，“两颗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下午两点，冯友兰被勒令在文学院全体师生和燕京大学部分前来“取经”的教师面前做思想检查，“刚开始说话，就泣不成声。此后约两个小时的检查都是在极其沉痛的情绪下做出的”，经过这一番折腾和老金暗中助力，冯友兰终于得以过关。[84]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南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3月5日，声震寰宇的斯大林撒手归天，毛泽东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以此悼念斯大林。此时的老金觉得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去世了，思想上“开始有保卫党的要求”。是年，在朱伯昆、任继愈等人根据上面指示具体操作下，老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回忆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85]

老金正如他自己所言：心一放下，便借坡下驴，立刻换上高头大马，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者居上，冲锋在前，狂奔如飞，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伙”，达到了同行们仰慕的高度和深度。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刘鄂培等辈回忆：那时的老金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因为金老已下定决心，终身献给党的教育事业。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86]

1955年春，老金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会，9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老金晚年在回忆从清华到哲学所这段生活时说：“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又说：“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87]

据查，老金所说的解除职务，是他的糊涂或者误会，当时，哲学研究所领导无权解除老金的行政职务，事实上也没有解除，只是决定老金不必每天到研究所坐在办公室里无“公”可办了。于是，老金在家中搞起了研究和写作。

1956年6月10日，老金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接到通知后都纳闷，不知请客缘由何在。待人到齐后，老金突然起身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来者无不惊诧，并为老金的一片痴心真情所感动。

尽管老金心中一直思念着林徽因，但在感情的大海中有时也翻起点异样的涟漪，投下另一种影子。据与金岳霖相识的中共党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于1993年回忆，20世纪60年代后期，老金作为民盟中央常委，经常参加民盟组织的学习活动。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过从甚密，金常约浦到自己家中用餐。因为金家有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老金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南按：浦熙修的三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宜考虑到这两代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老金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李便决定插上一手，在去医院探望金时，她婉转地劝老金“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云云，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说了出来。老金听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是在政治线上的恋爱，弄不好要进大牢和砍头的，于是立刻严肃地表态“这是件大事”，自己要慎重。出院后，老金便去看望浦熙修，想与对方一刀两断。而此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浦已卧床不起了。在政治的高度压力下，老金的最后一次恋情如同西边的晚霞，一闪而过，倏忽消失于西天的云山雾海之中，以致一生都没有结婚。对此，李说“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遗憾”。[88]

老金在婚姻问题上有“骑驴”摇摆的现象，但在政治追求上却一点都不含糊，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日期是1956年9月29日，他在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鉴于老金在革命道路上的辛苦与贡献，加之思想境界已臻化境，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老金“从民主、爱国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89]。

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深知自己脑海里还残存着类似陈寅恪所坚守不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过去在清华、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二年；二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90]誓要做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刀山火海也敢闯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儒生吃饭。毛对老金道：“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云云。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四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两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四次吃饭和夹小辣椒的恩情，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便到了晚年思维衰颓得对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两眼放光或闪烁着激动的泪花，神情中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

除了与领袖同桌共餐的荣耀，作为学者也不能忘了以学术成就服人，晚年的老金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一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可能辱骂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讚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来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深入地讨论”云云。[91]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和痛骂。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老金即刻写了一个长篇《自我检查》，除了对自己原来的哲学观进行痛骂，还对现实中加入中共之事有些神经质地提出疑问和交代，说自己入党动机不纯，“很可能用自欺的方式来欺人”。老金冷不丁地抛出这个检讨，搞得各级党组织颇为惊恐与糊涂，以为他背后有什么来头，或在思想深处潜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只得对其言行更加提心吊胆地注意，加大考察力度。好在老金只是和尚念经一样，按照经卷的意思隔三岔五地对自己痛骂一次，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或发表与时代相悖的言论，这样到了1960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前，中科院党组织讨论决定，将老金预备党员中的“预备”二字真除，正式批准其为中共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毛泽东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说得老金心潮澎湃，感动得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南按：一年半前老金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敢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92]正是老金对上意没有理解清楚，或者说理解得不够，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并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冷落。对此，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捏着拳头”“热泪盈眶”地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不再主动给老金夹那几个小尖辣椒，且在席间有些不满地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此时已70多岁高龄的老金受到毛主席的当头一棒，大骇，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在祖国真正的心脏——中南海最后的晚餐了。为了争取与毛主席共同吃上第五次饭，老金当场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按主席的指示办，想方设法“接触社会”。

晕晕乎乎地回到家中，老金连续三天皆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寂静的夜里，“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金岳霖语）老金一边听着小耗子们吱吱叫唤着开运动会，一边想着饭桌上伟人的不满与批评，如芒在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按照自己一生所学的强项——大逻辑、小逻辑及其他各种不同逻辑的推理论证，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对应方略。

这一天早晨，老金神情亢奋地走出家门，在胡同口找到一个约六十岁、腿有点蹩，平时很难揽到生意的老三轮车夫，相约每天上午由三轮车夫拉老金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于是，蹩足车夫按时蹬车来到老金的家门口，老金则梳洗打扮，拄着拐杖走出来，颤颤悠悠地爬上平板三轮车。蹩足车夫有了固定工作和薪水，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拿出几十年练就的绝招，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紧蹬快踏，左躲右闪，飞一样地前行。车上的老金一手按拐杖，一手死死抓住车夫屁股底下那个坐凳，以免中途被甩将下来，像烧地瓜一样被众车轮辗得粉身碎骨。当一路有惊无险地来到人群拥塞、肉球飘荡的王府井大街后，三轮车夹在人流中，像一只并不灵便的蛤蟆于稻田中游走穿行，躲闪腾跳，老金则坐在蛤蟆背上，说不清像什么地两眼乱转，东张西望，认真“接触社会”。如此这般风雨无阻两年下来，终于被好事者发现并传到毛主席的耳中，毛闻知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随便一说，他竟放到了心上，我这个搞逻辑学的同乡确实有一套不同于常人的逻辑思维呵！”

老金辗转探知这一评语后，认为毛主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总体上是认可的，憋屈心里两年多的苦闷如针扎皮球，气消了不少，于是抖起精神，高呼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不是蓬蒿人”的诗句，欲上车好好地展示一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气风采。想不到一时兴奋过度，刚出大门就被一块顽石绊了一跤，此后再也爬不上那辆平板三轮车了。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精神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不忍一位老人长期不能“接触社会”，也没有人同他一桌吃饭而身陷寂寞、孤独之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住所共同吃住。自此，老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只是客厅的主人不是自己的挚友梁林夫妇，而是年轻的小字辈了。在这个充满着友情挚爱的温馨家庭里，梁从诫一家一直视老金如亲生父辈，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亲生儿子，无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他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77年12月，老金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是一所重点为中共高级干部服务的医院，老金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遂住了进来。想不到院方并不把他当作高级干部看待，各方面的待遇与普通职员、群众无异。在院方与医疗人员的漠视下，老金病情加重，直至昏迷不醒，有时半夜说胡话，或大喊大叫：“我是高级干部……”[93]

1980年11月，老金肺病复发，再度住院治疗。此次吸取了教训，不敢再送门槛奇高的北京医院，而是进了低一级的首都医院。此时的老金仍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又弄了个头晕心寒。对此，老金后来抱怨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但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94]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已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们看望老金，寒暄过后，拐弯抹角、小心谨慎地提到了老人的书籍之事，暗含的意思是希望他捐给哲学所。并不糊涂的老金一听就明白，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藏书是几十年积攒的结果，其中有些书的搜购，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情感和功劳，因而，当自己百年之后，所藏书籍要留给梁从诫，以寄托对梁林二人的缅怀之情。

1982年春，老金觉得死神已在家门口守候，自己行将魂归道山，遂于3月7日特别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组织写信，谓：“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又说：“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款中提出叁仟元献给党。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95]

1984年10月19日下午3点35分，老金因双侧肺炎、肺气肿、冠心病等病症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终年89岁。

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消息，称：“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金岳霖同志……毕生致力于我国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逻辑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一座文化大山承载着学术巨子就此隐入历史天空的雾霭中，在大山移动和巨人挥手告别的历史回声里，八宝山殡仪大厅肃立棺前涕泣送别的后生学子们，听到了如下一段对话：

学生：现在是各种主义相争雄的时候，请问老师哪一派才是真理？

老师：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学生：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老师：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96]

浓重的天幕逐渐开启，送别者隐约辨出对话中的老师是金岳霖教授，学生是15年前死于台湾孤岛的殷福生（海光）。对话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院内，时间是1943年一个秋风飘拂、月光斑驳的晚上。两个并排的身影踏着微风掀起的零星树叶，在悠扬的琴声中渐行渐远。倏忽间，如涛似浪的哀乐灌顶而来，月下身影瞬间消失，一阵冷风袭过，师生的对话成为一曲渺远空灵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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