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二章 大灾年（下）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二章 大灾年（下）

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乡野。这一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岂止江淮平原，就连一向干旱少雨的华北也被笼罩在烟雨中。京城西北群山之中，一场泥石流跟着洪水轰然而下，规模并不大，才走几公里就停住了，离城还远着呢，不过，还是把城里人吓了一跳。

城里人的多愁善感和斤斤计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过于狭小，人口过于拥挤，而且多少年来一成不变。有个美国人在1991年到了东京，又从东京来到上海，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财富》杂志副总编辑科克伦那一年也来到这里，觉得这根本不像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若说高楼大厦，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上海现在那两千多栋大厦，那时候一栋也没建起来呢。北京的人口数量不及上海多，面积却大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中南海，那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叫权力中心。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例外，比如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每当中央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领导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其中有吉林的王忠禹、山东的姜春云、江西的吴官正、广东的谢非、天津的李瑞环、西藏的胡锦涛，还有上海的曾庆红、吴邦国、朱镕基和江ZM。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才陆续进入党的权力中枢的。

到了1991年的夏天，江ZM进入中南海已经两年。这片建于辽宋、成于晚清的皇家禁苑，还保持多少年前的那副样子。从长安大街上的新华门走进去，经过门口的四个卫兵，和那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影壁，就置身在这个亿万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ZM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Z书S记J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ZM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知道世界的潮流正在流向何方，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有如他后来所说“与时俱进”。这“时”字含义无穷，至少包括“时代”和“时机”。他总是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整理自己的头发，如此注重外表的习惯给公众留下很深印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不到火候不揭锅，到了火候也是一点点把盖子打开，决不鲁莽行事。这一点，即使是最敏锐的看客，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的。

在王府井大街和故宫东墙之间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有时候会指点着一辆疾驰而过的黑色“奥迪”轿车说：“那就是朱镕基。”北京人对于高级官员的住宅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知道朱镕基就住在附近那个灰墙围着的院子里，和故宫的角楼遥遥相望。朱已扬名全国，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他卸下上海市委书记之职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副总理。

朱镕基在50年代初期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背景，开始了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仕途。那时候，江ZM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副厂长，李鹏在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丰满水电站的工程师，这使得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但是这三个人的共性仅仅限于一段很短的时间。此前和此后都大不一样。江ZM和李鹏都是烈士子弟，仕途一帆风顺，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但没人听说他们受过什么政治冤屈、经过什么宦海沉浮。朱镕基出生在湖南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他是个遗腹子。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家境贫寒，这有点像他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李瑞环。所不同的是，朱的童年时代有一个爱他的大伯，这让他后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50年代成了“右派”，从此失去党的温暖，也不再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江ZM和李鹏无从体会，也是李瑞环未能经历的。李瑞环出生于天津乡下的农民之家，少时学了一手木匠功夫，然后背着一袋子木匠工具孤身闯进北京城，十八岁那年才终于成了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在1958年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突击队队长。这座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建筑面积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高四十六米、由一百三十一根大理石柱子环绕)，能够在十个月竣工，应当说与李瑞环发明的“木匠简易计算法”不无关联。他还是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总指挥，两年后又主持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航空港——首都机场的建造。在这座城市里，他始终都是个挺有名气的劳动模范(像他那样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两个人，时传祥和张百发)，还有个绰号叫“青年鲁班”。即使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时候，也还拥有这个社会的尊敬。朱镕基则一生坎坷，曾被尊重也曾被冷落，曾被追捧也曾被抛弃。直到70年代末终获平反昭雪，他到北京广播学院去求职，还被人家一口拒绝，理由是他的“政治审查”不合格。到了1991年，这一切都成了京城百姓饭桌上的谈资。多年以后朱镕基当了总理，踌躇满志，照例应当抹去心里所有伤痕，可他对于过去一段惨痛经历仍然不能忘记，有一次感叹“我曾有过二十年没有党龄的日子”，语调依然凄凉。一个人的出身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其经历也常常不能任由自己来左右，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出身和经历留在心里的烙印抹平。

朱镕基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七年以后的事。1991年春天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让新任副总理去当主任，具体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清理企业互相拖欠的巨额债务。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企业运作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

从1989年夏天算起，第三代领导人主持中南海的大政已经两年，可直到这时候，老百姓对周围的变化还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好像是在1991年以后才陡然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天安门广场上从5月1日就把升旗仪式给改了。新仪式特别庄重，国旗护卫队员全是武警官兵，有三十六人，一色的礼服和绶带，还有国歌相随。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让国旗和太阳每天清晨一同升起。国旗从旗杆基座升到顶端的时间持续一百二十七秒，在北京，太阳的上边缘露出地平线，到太阳的底线跳出来，正好就是这么长时间，分毫不差。这么一来，在世人眼里，就连太阳也比过去更神圣更庄严更美丽。

那一年人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十九条”。后者是本小册子，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用来统一思想的。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封面上注明了：“发到县团级”，还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这个部门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说它没有用处，建议把它取消，可现在就数它的作用大。这里有个背景，不能不说：“1989年风波”的时候，它所领导的那些报纸，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有它最正确。现在风平浪静了，可是潜流依旧涌动，当然还需它来掌握舆论之舵。

那时候，中国人景仰的英雄不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而是三十七岁的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不是杨晨李铁郝海东，而是赤脚医生王振国；不是中国富豪刘永好，而是航天专家任新民；不是“F4”，而是为歌剧《屈原》谱曲的施光南。好莱坞的大片还没有涌进中国。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形象不是“007”，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宰相刘罗锅，当然也不是铁嘴铜牙的纪晓岚或者“还珠格格”，而是刘慧芳、周恩来和焦裕禄。风靡全国的电影演员不是赵薇，不是周星驰，而是王铁成和李雪健。

现在发出光彩的那些明星，在1991年还什么都不是呢。那一年，谢铁骊在挂历上第一次看到了十五岁的周迅；无锡姑娘陶红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练习花样游泳，她拍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五年以后；王菲在美国留学；高晓松在厦门追女孩子，不惜从清华大学退学；喜剧演员赵本山正在闹离婚；傅彪那副肥硕的身材倒是和现在差不多，不过他还不是演员，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又过了一年才有机会去演唐僧的师傅三慧。另外两个人，杨澜刚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她的成名作《综艺大观》，见了那些年龄稍大的记者编辑播音员就喊“老师”；吴小莉还是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的一脸稚气的记者，直到四年后建立台湾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才长出第一根白发。电视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的天下，而是记者的舞台。不过，80年代记者中的那些“大腕”，这时候都不写什么了，有两个人——新华社的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的郭伟锋，去了一趟台湾，就成了当年最有名的记者。比这两个人更出名的记者倒是还有一个，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不过，街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从1979年到2002年这二十四年间，1991年正好在中间点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中国更像1978年，而不像今天。中国城市的建设热潮还没有兴起来，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里的建筑物，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远没有今天这般华丽，没有那两千多栋高楼大厦。《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这一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感到“整个城市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这话并不算太夸张。那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内环线高架路，没有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没有世纪大道，没有小陆家嘴，没有东方明珠，没有上海博物馆和金茂大厦。浦东开发刚刚开始，那里还是一片水稻田和乱七八糟的农舍，夜晚漆黑一片。浦西也不是那么灯火辉煌。人民广场上还没有那白色的市政府大楼，市委的官员们大都在康平路办公。环绕着城乡结合部的“汤臣花园”、“康桥半岛”和“锦秋花园”……那时候一个都没有。那些地方都是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大多数上海人都是老少三代同堂，不仅没有制定买房子的计划，而且根本无法想象今生可以拥有自己的住宅。北京也和现在不同，亚运村已经有了，但那个著名的汽车交易市场还没有，私家车还很少，有点钱的人不是寻找轿车广告，而是坐出租车。“打的”这个词，就是那时候让北京人叫起来、又流传全国的。那一年北京满街跑的都是黄颜色的面包车，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北京人把它叫“面的”，意思是“像面包一样的Taxi”，花十块钱就能坐十公里。“长春一汽”生产的一种新款轿车，墨绿色“捷达”，也开了进来，被叫做“绿豆蝇子”。另外一种产自意大利的小型两厢轿车，被叫做“王八壳子”，比现在大街上跑的“奥托”还要小一圈。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外交部、国防部、经贸部、商业部、农业部、纺织工业部、民政部、水利部、煤炭部、电子工业部……差不多都在50年代留下的老房子里面办公。沿长安大街修建一条“雄伟建筑带”，还只在城市建设设计规划中。中国妇女大厦、中国人民银行大厦、西单路口的花园广场、军事博物馆西侧的世纪坛……都还没有动工呢。东单十字街头的西北角，还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小商店和四合院，一家陈旧的儿童医院仍在营业，在它的周围，一些房屋已被拆毁，露出斑驳的土地，全都归了香港富豪李嘉诚，他正在京城中心营造他的东方广场。

在决定建筑的大楼中，位于城南白广路上的那栋大楼，也即现在的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外表不算辉煌，但却是最有意思的。在这片土地上，1991年还只是一栋4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灰砖楼房，里面有水利部和电力部的全班人马。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也设在这栋楼房的第三层。不久以后，一个矮小个子、充满活力、胆大妄为的蒙古族人，钮茂生，当了水利部长，决心建筑一个崭新的大楼。他到处凑钱，后来房子盖成了，他却开始伤脑筋。他的上级责备他不该挪用资金。有人说，这些年灾难不断，不是大水就是大旱，像1991年这场水，本来不算大，至少不能和1954年的大水相比，可是居然造就了最高水位，而且经久不退，积涝成灾，以至损失惨重。

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91年夏天洪水淹没江淮，酿成灾难。要说这是水利部的渎职所致，纯属无中生有，但若说大水来得突然，让那些防汛官员措手不及，倒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一年，全国防汛总指挥部还在水利部大院北侧那座低矮破旧的深灰色楼房中。春天没有结束，这里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了。消息不断，预测不断，其中有些说到“气象异常”，可是没有引起注意，就连气象局里的大多数专家也没当回事儿。4月的第一周，一个专门研究夏季气象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种会议每年都有，属于例行公事，所以还是没有什么人产生特别的警觉，大部分气象专家那时候甚至倾向于相反的结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文预测说：“今年长江流域汛期发生持续性大面积洪涝的可能性比较小。”淮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也是一样：“今年淮河流域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两个月后，正是这两个地方洪水滔滔，天地一色。但在那个春天，不仅没有一点洪涝迹象，而且满目都是旱情。

只有一个半人显示出先见之明。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前期气候的诸多因子中看出征兆：未来几个月，西太平洋副高压带将比以往偏南，恰好笼罩在江淮平原上空。此人见识高级别低，他没有机会参加“北京会议”，于是发来电报说：“今夏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淮河将出现大范围的雨涝。”另外那“半个人”，是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她的级别让她有机会在会上直陈己见：“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区以及江南大部地区夏季雨水偏多，梅雨明显，部分地区有洪涝。”这些话说得挺英明，可是当水利部一位总工程师问她“会不会是特大洪涝”时，她又犹豫了，回答说：“我排除发生1954年大水的可能性，今年是一般洪涝年。”本来挺英明的见解，就这么一犹豫，立时打了折扣。所谓“一般洪涝”，十年中至少有九回，当然不算什么。所以专家们达成一致意见。后来风云突变的日子里，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陈联寿又想起了这个“意见”，说是个“失误”，因为其中主导的判断是，“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水量偏少”，也提到“明显多雨，有可能发生洪涝”，不过那只作为“另一种意见”列在后面，所以没有人会当真。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专家的意见常常铸成大错，1991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北京的气象预报会就这样散了，大家各自回家。以后的几个星期，旱象高照。到了春夏之交的那两周，华南、中南、华东、华中、华北，都是晴空万里，烈日当头，一丝风也没有。报纸上的新闻说，厦门的游客翘首盼雨，还说很多省的官员都在号召抗旱，包括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江苏省长陈焕友、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这些人的命令经由各级官员层层下达，很快就到了百姓中间。

抗旱队伍甫出，气象专家们就发现情况有变：浩浩大洋中，一股暖流缓缓南移，东太平洋的冷水域不再那么冷了，西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气压也在向北跳跃，看上去比往年偏向北边三百公里，雨带也跟着移动。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新闻说，这是明显的“厄尔尼诺”。中国国内的报纸开始向老百姓解释“厄尔尼诺”的诡异，说它就像魔鬼一样，给很多地方带来灾难，现在中国也将大难临头。这话在专家听来有点煽情，可是，眼看着乌云滚滚，在北纬二十三度一线展开，防汛总指挥部里面依然充满了不安的气氛。

然而还有更加危险的征兆：西北气流开始涌动，整个欧洲的坏天气大举东进，及至欧亚大陆的分水岭乌拉尔山上空，又止步不前，会聚而成强悍汹涌的阻塞高压，经久不退，只是频繁地把小股冷空气送到西伯利亚，由西北而东南，入侵我们的国家。另外一股入侵势力，由西南孟加拉湾出发，沿经线向北推移，源源不断地漫过青藏高原，突然掉头向东。至少有三颗卫星——中国的“风云一号”、美国的“诺阿”和日本的“GMS”，在证明着这一切。不间断的卫星图像，看上去就像是好莱坞的一场情节紧凑的电影：这一边太平洋南来北往，东拉西扯，那一边又有欧亚气象呼应，两股气流里应外合，在江南北部上空交汇，冷暖相持，两军鏖战，阴云翻卷升腾，淹没了大半个中国，连江河入海口和弯曲的海岸线也看不见了。灾难就在头顶上，不容置疑。

导致灾难的降雨有三次，时在5月19日到7月12日的五十四天中(在气象的历史上，这叫“三段式梅雨”，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两次，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总计降雨量六百毫米，不能算最大，至少比1954年要少得多(那一年5月到7月的暴雨累计九百毫米)。可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人口多了，难免要建房子开荒地，把湖泊缩小了，把河床抬高了。洪水没有地方去，只好顺流而下，席卷了皖东、皖西、苏北、蒙洼地区、巢湖地区、洪泽湖地区，太湖地区、杭嘉湖地区、合肥的半个城，南京的三个郊县、苏南的三个市、上海的三个区。进入皖西三河的那一股水，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把这千年古镇淹没了。“浪头有四五米高呢”，周冠宁后来这样描述当日情形，“一座房屋首先在闷响中坍塌，化作一股腾空的黑色烟柱，紧接着又腾起一缕缕冲天烟雾。如同大地遭受地毯式的轰炸。女人的叫和男人的嚎，老人的喊和孩子的哭，还有牲畜的悲鸣。”在距离三河不远的地方，巢湖市市委书记胡之春正指挥着数万人固守在巢湖大堤上，日夜不息。忽然狂风漫卷，惊涛拍岸。眼见大堤处处危急，石头、沙袋、木桩，全都不管用。有人投入水中，又有人跟着跳下去，五千多人胳膊挽着胳膊，背靠大堤，拿胸膛顶住洪水，直至凌晨。风在头顶上停止了，浪在胸口前平静了，众人喜极而泣。这一天是7月6日，后来人们都说可以把它载入巢湖史册。史册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但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永不褪色。一个记者写道，那是“用肉体、生命、意志、感情等

特殊材料混凝而成的伟大的堤坝。”胡之春倒是没有这样浪漫，只是叹一声：“如果平时也能这样，中国何难之有？”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还有药品。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淮河大堤上搭起连绵不断的帐篷，长江两岸大堤上的帐篷也连接起来，绵延无尽头，都是难民的临时住所。男女老少蜷缩在一起，气氛悲壮，天地阴沉，大雨似乎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把那些临高而建的帐篷拍打得摇摇晃晃。人们向菩萨祈祷，但是不灵，雨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加凶猛。到了6月28日，就连坐镇中南海的江ZM也觉得奇怪了。他打电话给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提出一连串问题：今年雨季为什么来得早？菲律宾和日本火山爆发对于地球上的气象变化有什么影响？海湾战争后科威特石油燃烧对地球大气以及天气有什么影响？高空的太阳辐射比地面强，为什么高空的气温反而比地面寒冷？还要邹竞蒙到政治局的会议上来解释这些问题，时间定在十八天以后。邹竞蒙于是赶紧召集气象专家详加阐述，就像一个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

当然江ZM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书斋里的问题，还有灾情和灾民。又过了几天，他就到安徽来了，然后又去江苏、上海和浙江。那是第三轮大雨到来之前的短暂间隙，也是当地官员和百姓最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总Z书S记J的行营。他在灾民中间转了两天，走进临时的帐篷问寒问暖，他走到苏州，留下来吃饭，忽有消息从南京传来，说苏北有个村子被洪水包围。陈焕友恰在当场，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全都紧张起来，连饭也不吃了。江ZM当即吩咐陈去找南京军区司令员，出动军队，“把受围困的群众救出来”。

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前就出动了。首批出征的军人其实只是一群学生——位于江浦的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现役学员。那是在6月14日凌晨，风疾雨骤，人影车形簇拥在一起，在黑暗中启动，电闪雷鸣间，可以看到彼此的眼睛闪闪发光。到了距离晓桥十公里的地方，水深已达三尺，弃车步行，脚下迎着洪流，头上顶着乌云。

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之中，有二十三万陆海空将士、八千辆军车、七百二十三艘船、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开赴洪水淹没的地方。他们在常州闹市区一个灌满水的地下室里抢运出四百桶电石，在蒙洼把四万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和五千多头牲畜转移出来。

但死在水里的人也不少，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死亡一千多人”，事实上要多得多。这么大范围的灾难，一时半会儿统计不清，大家都说可以理解，十年后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也是把死者数字变来变去，直到六个月后才有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可是1991年的这场灾难，谁都说是历史罕见，关心国事的人难免要在报纸上寻找，想知道有多少人遭遇不幸。但是官员刚刚从大水里面走出来，就恢复了以往那种官场做派。从那时以来，90年代过去了，新的世纪也开始了。人们还是搞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于那场灾难。有一本书说“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九人”，还有一本书说“死亡二千二百九十五人”，另一本说是“死亡五千一百一十三人”①。全都言之凿凿的，却相差这么多，也没有听说有哪位政府官员出来给个解释。

7月15日凌晨，在北京白广路上那栋旧楼房里，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德坤的眼里全是血丝，但他心里轻松了不少。雨停了，水不再上涨，气象预报也有了好消息。他点上一支烟，长吁一口气：“咳！老天可让我们缓口气啦。”

可是中南海那边却一点也不肯缓气。清晨6点，防汛指挥部这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那时候中国的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多，可也不算稀奇了。要是这电话机被政府里大小官员叫做“红机子”，那就非同小可，无人不知此物直通党中央，它一响，那就是中南海在召唤。

值班员刘宝军急忙拿起电话，听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对面问长问短。然后到了9点40分，“红机子”又响了。水利部长杨振怀跑过去听了一下，又满脸凝重地跑回来，把正在进行的汛情例会给中断了，却不让几个副部长离开。大家更忙了，搬走堆在地上的文件箱，挂上几张大幅防洪图，七手八脚，跑进跑出，就像平时他们属下那些秘书一样，而秘书却都站在一旁纳闷：怎么那边汛情缓和，这边反倒紧张起来了？陈德坤悄声说，是中央首长要来啦。果然他说对了。四十分钟后，副总理田纪云走进来。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他们等待的中央首长不是副总理，而是总理；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常委。又过了二十分钟，李鹏就进来了。有个记者后来写道：“总理一直在国外访问，上午才回来，没有休息，就来了解全国的汛情了。”

又过了五天。李鹏总理就到灾区去了。直升机降落在淮河南岸寿县县城中心的体育场。有人马上把这消息告诉灾民。当时洪水虽然还围着这座城，但已不再肆虐。烈日高照，气温三十九度，酷暑难耐，到处泥泞，很脏，对总理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一天。

一个人说：“总理，我们粮不多了。”

另一个人说：“总理，我家的房子被冲垮了。”

第三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说：“我家的东西全没了。”

实际上，那个夏天，很多人眼睛里看到的“危险”，不是淮河，不是长江，不是淹没在洪水中的那些城市和乡村，不是蜷缩在帐篷里无家可归的千百万难民，当然也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企业亏损，不是经济萎靡不振，不是农民的背井离乡，不是城里的失业问题，至少这一切都算不上“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和平演变”。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在这个夏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向中国人民发出新的号召，不是修筑防洪大堤，而是“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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