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三章 死灰复燃（下）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三章 死灰复燃（下）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坐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ZM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使官员们受尽精神折磨的政治空气，在百姓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不起作用。这一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间，有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科学家，有百分之二十希望孩子成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有百分之十七点八希望孩子成为高级医生，有百分之八点四希望孩子成为工程师。至于从政，没有一个父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孩子们除了“展开理想的翅膀”，也萌动着青春期的兴奋，他们的“性觉醒”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父亲和母亲是在革命年代里进入青春期的，现在虽说“告别革命”已成时尚，但“性压抑”的惯性显然比革命的惯性要大得多。耿文秀在《社会》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谈到中国人的“性交频率”。那时候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性交频率为两周一次；百分之四十的男人与百分之四十三的女人每月一次或者更少；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是好几个月一次或者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每周有一次以上。所以这一调查的题目是：“现实生活中中老年的性抑制”。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压抑自己了。中学生不愿意让“男女不说话”的局面继续下去，开始尝试与异性同学交往，希望这样的举动不会被社会“另眼相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示希望和异性“个别深交，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实际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不再对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让孩子越轨。每逢周末，上海市陕西南路那栋漂亮洋楼前的草坪上，总是围坐着二十多个中学生，男女都有，一位中年教师向他们讲解性知识并且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问题咨询指导站的定期活动。中学生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好奇的范围。课堂上的性教育越来越多，报纸上说全国有六千多所中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还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学者们从卢梭的格言中找到了性教育的依据：“避免邪念的惟一办法就是免除神秘”。看来“性”在这个国家还是“邪念”，还要避免，只是需要讲究方法。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今晚我们相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张扬男人和女人应有更多机会相识相爱。可惜敢于到镜头前来的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少，而且还很腼腆拘谨。对于异性，男人总是比女人更有兴趣，也更主动，这不仅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背景。当时中国大陆人口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人，其中男人比女人多六千万。“B超”的普及给那些喜欢男孩子的家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竟有可能成为多余的“性”。更何况远嫁异邦正在中国姑娘中成为风尚，这一年有七千个女孩子成了日本男人的新娘，个个漂亮。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一百六十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四百八十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六十八元；南朝鲜“宾努”T恤，二百五十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一百五十到三百元；法国“公鸡”背心，九十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四百八十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二千三百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一百四十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三十年“为理想奋斗”和十三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说起来有点怪，这个夏天，普通人大都从容不迫，冷静观察，还有几分幽默，可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和学者们却都焦躁不安，热血沸腾，不仅各自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还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当然不是为了陷于洪水包围的江淮千万难民，而是另有缘由。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十三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Z书S记J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Z书S记J、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Z书S记J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8月19日那一天，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心又一次提了起来。看到苏共总Z书S记J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ⅹⅹ教授说，那都是叶利钦搞的鬼，“他不要共产党投他的票，他不在乎那两千万张选票。明目张胆地宣布搞资本主义，狂妄已极。”另一位教授高ⅹⅹ说，没有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与之对抗，“势必要打败仗”。那位《人民日报》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社长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他垂眼看看国内，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有必要再接再厉，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抬头看看世界，觉得形势危急，需要背水一战，力挽狂澜。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他本人的仕途也从此露出败象。
迄今为止，社长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这有点像十三年以前胡耀邦的那个位置。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做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辞。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Z书S记J江ZM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报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种种不利于社长的传言在编辑部内不胫而走。社长1989年夏天进入《人民日报》社以来，一向都是“真理的化身”，突然受此重挫，其心情之坏可以想见。可是这位社长不是轻易言败的人，他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抒发心中激愤。两周以后，机会来了。那是9月18日，《人民日报》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其中一句是：“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编者看了这些，还觉得不过瘾，有必要再写几句：“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说完这些，又抄下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读者都来“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社长吟毕文天祥的诗句，就到上海去了。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没有声张，连他的那些助手也不知道，属下想要请示报告，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这都是当时的传言，无人证实。直到七年以后，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书《邓小平时代》才证实确有此事。作者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他是“微服私访”：“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去上海，不找上海市委，不找市委宣传部，而是直接找有关部门。”他去打探邓小平在上海到底干了些什么，与那个皇甫平又有什么瓜葛。他显然打听到了，因为从上海回来以后，他的脾气变了，他的下级都觉得他不再那么专横，浑身上下“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也略见收敛。可是已经晚了，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南巡，说有些“理论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人们都说“理论家”里肯定有他一个，他嘴上不承认，心里有些气短，对他的众多下级说，现在港台的报纸正在大造他的谣言。他一边痛斥别人不诚实，一边自己也造了一个谣言，说那“社论”是别人写的。这场戏后来被人叫做“偷梁换柱”——分明是他写的那句话惹的祸，而他却把祸水引到整篇社论上。
他又高兴起来，也许这办法真能让他渡过难关。不过，仅仅震慑属下还不够，他的希望在他的上级。他回到办公室去，拿起笔来，写下《关于“姓社姓资”和〈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社论》这个题目。很显然，这一次不是修改社论，而是为“修改社论”辩护。现在“连偷梁换柱”也用不着了，可以直截了当地撒谎。他说“姓社姓资”一语“是原稿中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又说自己在三年前就写过，“在新事物面前，有些人不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首先问它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辩护文章写完了，他行使社长之权，印制成册，上达党的高级领导人。这等于是向中南海表明他在“替人受过”。
社长出此下策，以为可以逢凶化吉，可惜忘了弥补一个漏洞：那份带着他的斑斑字迹的社论原稿，好多人都看见了。有个人把这些情节详细写成文章，复印若干，到处散发。这可真是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一时间，争睹者众。
一篇报纸社论中的一句话居然闹出这么多故事，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象”。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大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了三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二十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六百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三十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三千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每五十年增长一倍，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五年增长一倍，九十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二千一百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有迹象表明，对皇甫平的持续数月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反和平演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央党校的“学习班”，这一切都对邓小平产生了影响。到了这一年秋天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再沉默，开始抱怨那些人的谈话不好，没有全面准确地讲“基本路线”。还说他一直在讲改革开放，没有人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听。北京没有人听，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讲。
邓的声音从景山附近那个不大的院子里传出来，在京城那些关注政治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敏感的看客已经发现形势有变。在9月最后一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江ZM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歪曲他的讲话。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大会上国G家J主Z席X杨尚昆告诫人们扭住经济不放，决不能让其他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别处。11月下旬的党中央全会，本来是要研究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在变成了呼吁加快改革、重申农村政策全都不变的会议。李鹏总理说要结束治理整顿了。万里跑到南方去，到处说“解放思想”，还说“改革不仅要深化，而且要扩大”。又过了几天，江ZM在厦门特区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都被新华社通电全国，被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到全世界。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讨会的消息。会是10月份在济南开的，首都报纸和全国各个省市报纸负责理论宣传的官员参加了，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公开，有点奇怪，不过，与会者所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倒是一句老实话：有些人的处境的确不妙。他们还在慷慨陈词。11月，《求是》杂志警告说：“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人民日报》又把张德勤的文章广为印发。“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张德勤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12月9日，曾任宣传部门领导的某理论家在北京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六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学生们学习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品格，那就是“任何困难都吓不住难不倒他”。又引述王震的话说，“战场上，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方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特别是两军对峙，势均力敌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他这样说，真像深有体会似的，而且就是在说眼前的情形：“充分估计了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凶险。”“对于今后的风风雨雨，你们最好估计得充分一点。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各种思潮、各种麻烦的事情都会来到你们面前，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看来他把意识形态的争斗当成一场战争了，而且已经看出形势不妙。
1991年最后的四个月里，解散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剩下一个心愿：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也许还能把他在《改革的新思维》中所描绘的未来变成现实。“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他这样说。可惜，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也让改革失去了凭据。斯大林的雕像早就被推倒了，现在列宁和共产党其他杰出人物的雕像也纷纷被推倒，马克思的雕像仍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那上面胡乱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民众当中支持联盟的人仍然占多数，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这就使问题复杂了。这些人正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激烈地争论，最后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只除了苏联总统一个人。“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末代总统说，“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这问题早就有了答案，这一年秋天，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回忆那些天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2月25日，黄昏，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淡绿色的装饰，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晚上七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差不多同时，苏联人也终止了“苏联”的称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徐徐升起。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责，等着移交权力，可是俄罗斯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叶利钦却迟迟不来。他决定不再等待，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即交给新的统治者，然后就一心想着回到他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安静一会儿，不料那里来了一帮人，吵着要封总统住宅。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卸任总统幽怨地说，“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他在莫斯科郊外仍然拥有一处别墅，还有两辆“伏尔加”轿车，每月领取六十美元的退休金，他最初希望能有二百人来为他服务并且保卫他的安全，叶利钦给他留下二十人。这些小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新观念：不是国家离不开总统，事实正相反：总统的一切依赖于国家。
国旗没有了，总统没有了，军队和警察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又存在了一天。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消失了。“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会议的宣言指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终结。”
这一天也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几万个中国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他的水晶棺前，面对他的遗体表达景仰之情，另外几千人去了湖南省韶山冲，缅怀他的诞生之地。七十多年前，是苏联的革命引导这个人走出那座山坳的，有如他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感。1965年也即他的革命胜利十六年之后，他有一次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1992年即将开始，那些“寻找毛泽东”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竟有着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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