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下）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下）
这样一算，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有两千多万人了，所以这文章的题目就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内有个结论：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你看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北京人在私下都把它叫做“万言书”。在中国，一篇文章如果有了这个称谓，不仅因其篇幅浩大，而且更因它的内容以政治为要旨，有着上达天庭以影响国策的明显动机。比如1895年康有为率领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举人签名呈递光绪的“公车上书”、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1959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都是属于这个性质的事件。可怜眼前这“万言书”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为己任，却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打印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有意思的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香港刊物，保守主义者一向视他们为魔鬼的，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却只有他们温情脉脉地伸过援助之手，让“万言书”有机会在香港刊行。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几十年里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舆论工具，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所以只好跑到境外去表达自己。现在这办法竟轮到“左”的人士使用，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熔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熔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ZM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ZM总Z书S记J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ZM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ZM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两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四千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ZM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的人士指责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月最后一个星期，岭南天空阴云汇聚。临到30日，星期一，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一场小雨纷纷下了起来。港英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提前下班，午后便都打道回府了。路上湿成一片，夏日深灰色的阴霾笼罩着中环半山腰亚厘毕道上的港督府。自从它的首位主人——第四任港督宾宁住进去以来，这座二十五万八千平方英尺的英式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有一百四十二年。到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10分，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携妻牵女出席“告别仪式”时，整个港督府早已蜷伏在漫漫的雨水中。“告别港督府”是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导演的“香港喜剧”的终结。一切都蒙着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新的执政者——正式的说法叫“首席执行官”——董建华，正在维多利亚湾畔的会议展览中心，迎接中国主席江ZM和总理李鹏。这一边，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督辕前的高台上，仰天闭目，一言不发。雨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的西服上，落在他周围的草坪上，落在门廊外面缓缓降下的港督旗帜上，落在高台前沿那一群轻轻吹起“日落号音”的号手身上，也落在女儿丽思的脸上。这女孩子一直哽咽着，抑制不住两肩的颤抖，泪水和着雨水，掩面长流。
两个小时后，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大群人看到，查尔斯王子和布莱尔首相出现在维多利亚港湾的“添马舰营区”(添马舰是一百多年前英军登陆港岛时乘坐的一艘军舰的名字)。一座二十八层的建筑是驻港英军司令部。现在正在举行英国驻军的告别仪式——“日落仪式”。要是在往常，王储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欢声一片，可是这一次，人们只不过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希望马上听到王储的演说。可是他们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在雨中淋上一阵子。要等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快速舰“漆咸号”鸣放礼炮的时候，王子和首相才会走到主席台上。一声礼炮轰鸣，几秒钟后是第二声，接着是第三声、第四声，一直响了二十一声。这一程序事先并未宣布，所以观礼台上的不少人开始都吃了一惊，以为是恐怖分子在趁乱闹事呢，可是他们很快就看到镇定自若的王储、首相和末代港督顶风冒雨走上主席台，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接着就听到王储低沉的声音。这声音是代表伊丽莎白女王的：
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汇聚于香港。还有五个小时，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年的英国管制即将告终。我们对港人的能力与韧力有无比信心。港人必定能够一如英中联合声明承诺的那样治理香港……
正说到这里，雨忽然大了，洋洋洒洒，泼将下来，当场把扩音机的音响浇得没了声息。观众席上的人只听到风声雨声，却听不到王储后面说的是什么。不过，他说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看到一面旗帜从广场东北角的旗杆上降下来，这一回不是“总督旗”，而是“米字旗”了。皇家三军士兵举枪向天，枪声响起，划破傍晚的乌云。与一百五十五年前的枪声不同，这一次，英国士兵是在致敬而非示威。观众席上，有人摇着“英国旗”，有人摇着“香港旗”，有一个人什么也没有举，却想起有件更要紧的事，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嘟囔着说：“7点45分。”距离中国人登场亮相，还有四个小时十五分钟。对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的历史来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却是最漫长的四小时十五分钟了。
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都注意到这场雨，后来都在自己的报纸上加以描述。没有哪一次雨像这一场雨，被赋予那么多的内容——大国沉浮、历史恩怨、政治家的荣辱、百姓的喜怒，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族情感。英国记者说，这是“苍天在哭泣”。可是中国记者却在借用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新歌歌词：“闻报香江归故主，喜泪长流！”
要理解眼前这场大雨的含义，我们就必须了解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香港的风风雨雨。
香港本岛、九龙和新界的归于英国人之手，是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经过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终于形成的。大约五十年后，英国的统治第一次受到挑战。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全境和海南岛，虎视眈眈地看着香港。英国人心里发虚，有如当时香港总督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一封绝密电报所说，“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大臣不甘示弱，调兵遣将，把五千人的香港驻军增加到三万人。看上去中英之战一触即发。可是中国军队的脚步到了香港边上突然停下来，司令员还把一句话传给英国守军：“我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这在军事专家看来，很像“兵不厌诈”的计谋，其实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此时以军事力量夺取香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也许还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好处更多。“那个地方大有可为。”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当苏联代表米高扬访问中国提出他的疑问时，党的主席毛泽东解释，“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嘴上说不承认满清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其实早就发现条约还有可资利用的地方，那就是它规定了香港租期为九十九年，到1997年为止。有些话到那时再说不迟。
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初期，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又过了三十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心看来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英国人得意洋洋地炫耀他们治理香港有方，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香港已成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自由港”，每年有五千八百多亿港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六百多万既热爱祖国又崇尚自由的人民。这些事实当时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报纸首页经常提到英国人的不良居心：他们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政绩，似乎是在试探中国是否有可能让他们继续呆在香港。
可是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她也不是昔日那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了，每年有四亿多吨粮食、六千万吨钢铁、一万三千亿吨原煤。国民生产总值比香港多两倍半，有十二亿人口，有香港需要的巨大市场，还有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土，是所有爱国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绝不会让这样的机会从自己手里溜走。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她总是在人权问题上义正词严地教训中国人，可是一谈到香港问题，她就底气不足。中国告诉她，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中国在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首相觉得大势已去，就说她希望中国人在收回主权之后把治权仍然留给英国。可中国人还是不理她。两天后，她与邓小平见面，把自己的希望放在这位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身上，可惜立即发现原来“主权不容谈判”正是他说的。于是她退而求其次，说她担心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使国际和香港丧失信心”。好像英国人在那里真有这么一股神秘的力量，没有它香港就要完蛋。可是邓小平的口气根本就不是在跟她谈判，而只是在告诉她一声：“我们不怕。真是有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有办法。”还说，“即使出现意外事件，香港发生动乱，或者中英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其实他还是担心香港的稳定繁荣的，只不过，他有他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让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她可以继续现在的制度，现在做的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继续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共产党也不会强加给她。这一方针被他自己概括为“一国两制”，后来人们都说这是他的一个创造。其实在他之前，周恩来在1972年就曾对一群英国人说过：“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又曾教育自己的属下：“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的这些思想与邓的“一国两制”即使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至少也是一脉相承的。
此后中英两国的二十二轮谈判，持续十七个月，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趋势。中国人说什么，英国人就只好接受什么，遇到“英国是否保留治权”和“中国是否驻军”这样棘手的问题，中国人就会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你们不要打这个算盘了”、“你们要是不改变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和我们要执行的政策。”邓小平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掌握着一个拥有足够实力的国家。撒切尔夫人虽然嘴硬，实际上心里发酸。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谈判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国方面的胜利。”多年以后她离开首相位置，还在回忆录中述说当时情景：我们本来不想让香港回归中国，要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是后来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太悬殊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六个月后，一个名叫凌青的人，把中英联合声明的中文文本递交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存档。此人是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也是一百五十年前鸦片战争中著名抗英将领林则徐的第五世孙。
十一年六个月后，也即1996年12月10日，五十九岁的富商董建华在四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中获得三百二十票，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船王包玉刚的女婿、拥有一百八十五亿港元家产的吴光正获三十六票；香港大法官、三人候选人中惟一没有从商背景的杨铁梁获四十二票)。“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这是好事。”邬维庸在那一天说：“他们这次选举已经建立起了选举文化，没有互相揭疮疤，互相攻击，互相非常地礼让，都是谦谦君子，是一种充满东方文化的选举政治。”第二天，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任命状。出生于上海的董建华，迄今为止所有头衔都与金钱有关：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香港船东协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会员、香港公益金副讚助人及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区讚助人，可是从现在起，他就是政治家了。第三天，江ZM在人民大会堂以国G家J主Z席X身份会见了他，对他说：“你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这是‘港人治港’。”又过了三天，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六十名议员也诞生了。
现在到了1997年6月30日午夜，23时42分，香港维多利亚湾，会议展览中心五楼大会堂，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式正式开始。
一侧是即将离开的英国人，另外一侧是刚刚到来的中国人。在仪仗队行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站起身来，这一次他不是以救世主身份出现的。他在权力移交的演说中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一百五十多年英国统治之后，将从此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那些把“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们表示敬意，又说“1984年的《联合声明》对全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保证香港继续她的生活方式。”
这是在安慰那些忐忑不安的人，也是在委婉地警告中国人不要改变香港的制度。他压抑着英国人固有的傲慢和自尊，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体面而且礼貌地说完他必须说的话，就走下讲台，站到首相身边。
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全体英国人都肃穆垂手，看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帜缓缓降落。
就在这同一个时刻，一支由二十二个军官和士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谭善爱中校的率领下开进“添马舰营区”，身上都带着枪，但并不准备使用。营区灯火通明。事先约定的交接程序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次外交行动，严格地执行着对等的原则。整装出迎的英军官兵也是二十二人。双方彬彬有礼，谁都不失身份。看到中国军人列队在前，英军卫队长埃利斯中校朗声道：
谭善爱中校，威尔斯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斯亲王军营卫士下岗。
中国军队卫队长谭善爱中校也用同样大的声音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两军互道珍重之后，埃利斯中校转身对自己的士兵下达命令：“齐步离开威尔斯亲王军营。”英国军人齐步走向军营大门。中国军人队列中响起一声“敬礼”的口令，众官兵齐行持枪礼，注视着英国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几十分钟后，这支英国军队离开香港。一位中国学者将这一场面铭记在心，还作了一个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五千一百六十四年里，人类一共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三次战争，只有三百二十九年属于和平。这统计是不错的，可是他却没有说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接管一块领土的时候不是仰仗自己的武器。由持枪军人来主持的和平仪式，在这世界上真是少之又少。
这一边，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中，英国国旗落至底端。一切细节都经过精心计算，此时正是7月1日零点整。两面旗帜接着升了起来，一面是五星红旗，另外一面旗上是一朵绽放的紫荆花。大厅里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江ZM在四千多嘉宾和八千多记者的注目中登上场去，走到主席台一侧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亮开他的苏北口音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了！香港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鼓舞中国人的，对于英国的王储和首相来说已无意义。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离开了，把欢喜若狂的中国人留在身后。江ZM和李鹏为他们送行——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副总理钱其琛和刚刚上任十二分钟的特首董建华把英国人送到会堂出口，转身回来加入狂欢者的行列。
那一行人——查尔斯王子、前任首相撒切尔和现任首相布莱尔、末代总督彭定康、外交大臣库克，走到街上。夜色沉沉，风疏雨骤，昔日的统治者现在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在香港经营了一百五十五年的所有东西，都被中国人接管了——总督府、军营、大会堂、建设了一半的新机场，也许还有自由市场、法律制度和民主精神。大家直奔海边，添马舰码头泊着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和一个更低级别的中国官员赵稷华，把他们送到船上。船长随即接到“起锚”命令。午夜零时50分，“不列颠尼亚号”离岸，向着漆黑的大海深处驶去。满船的人都是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日不落帝国”的子民们显然已不愿再等到日出时刻。
这一夜只有中国人才会有“日不落”的豪迈感。三十五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全都灯火通明，万众欢腾。南京静海寺的“警世钟”敲响一百五十五下，上海黄浦江畔礼花齐放，天津海河边上打出“告慰小平，香港回家啦”的横幅。在北京，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自从1989年那个夏天以后，这里再也没有举行过大型集会，但现在，各种各样的人们汇集到一起来了，有一百盏大红灯笼，有十八只“雄狮”和数不清的“长龙”，北京电报大楼奏响的《东方红》乐曲也传到这里，礼花升起，划破夜空，照亮京城如同白昼。
黎明时分，在这场喜剧的真正舞台——香港，天还阴着，太阳没有出来，即使能出来，也是属于中国人的了。香港人这一夜全都没有睡觉，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米字旗”落下来，看到英国人走了，就跑到外面把所有的“米字旗”都落下来，把“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起来。天刚亮，男女老少都来到大街上，庆祝他们回归祖国的第一天。警察把“皇家警察”的帽徽摘下来，换上了“香港警察”的新帽徽，那上面也是一朵绽放的紫荆花。十八万个公务员走出家门去上班，都知道自己现在是香港政府的雇员，和英国人没什么关系了。可他们走进办公室时，却发现这里和给英国人办事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北京也没有因为这一重大事件而发生变化。狂欢一夜之后，一切都回到既定轨道。中央宣传部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座谈会研讨理论形势，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总Z书S记J讲话的精神上来。尽管如此，官方始终拒绝附和民间潮流，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也不愿将眼前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不过，7月快要结束时，出现了一些新迹象，有些媒体似乎按捺不住，派出记者去访问那些有争议的人物。一个名叫斯人的记者去找邢贲思教授，说要采访他。后者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一开口就富有挑战性：“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邢是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不在自己的刊物上畅所欲言，却允许记者把他的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
这样一来，潜流就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来了。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公然在报纸上介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这在90年代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江ZM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这话是在露骨地暗示，江ZM的“五•二九”讲话是针对“万言书”的。然而接下来还有更尖锐的话：“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对于这些话，吴敬琏显然不觉得过分。这位经济学家所列“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的观点有，认为“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些话也没有让董辅秖不高兴。他讨厌整天纠缠在意识形态之中，所以觉得有必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这话也没有让于光远不高兴。他说，把公与私“抽象对立”，“其实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君如。这位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对记者何江涛说，江ZM的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还第一次把它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相提并论，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这话切中要害，
但显然只能属于个人，并不代表中央宣传部。不过，《中国经济时报》的编辑仍然如获至宝，煞费苦心地把这意思做成大字标题，《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放在报纸首页通栏。这家报纸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不大，读者不多，可是自从这个夏天起，编辑部派了好些记者到那些有名望的人中去，请他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让自己的报纸也名声大振。“并没有谁要改变中国的颜色”，它的一个编辑说，“要说改变，不过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一些而已。”
所有这些——不管是趋时之言还是传世之论，在我们国家的思想史上是一定会留下一页的。这个夏天，每天阅读和传递这些言论的人有好几百万。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怒，都是不足为奇的。李锐指出，“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在叫好了。可是也有怀着满腔恨意不吐不快的。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又对此详加阐述：“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可是让人觉得并不陌生。持有不同倾向甚至尖锐对立的人们，都声称自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而指责对方是叛徒，这是90年代中国政治拳台上最常见的一套拳路。
又过了三个星期，9月13日，党的十五大就召开了。党的总Z书S记J的政治报告中，的确有些新东西不同于党的以往的理论，也可能就是《当代思潮》编者说的“理论迷雾”了：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对我们国家既成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这里面没有一句话因袭前人，纯粹属于“第三代”。
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学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些像气象，总是变幻无常的。现在，大家都说是“阴转晴”。私营企业主终于从1990年的惊慌中摆脱出来，他们发现党的高级官员那时候所谓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原来不过是虚晃一枪，于是长出一口气。公开的舆论中，包括北京的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还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区，都没有直接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旧式社会主义制度分道扬镳的架势。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
不只是书生学者，就连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李鹏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朱熔基再一次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教授们一般认为，老百姓已经对国有制度失去信心，这在过去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可是这回，官员们居然也公开讚成教授的看法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还说，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兴川”。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省长舒圣佑说，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不求其纯，但求其佳”，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有个调查机构给二百零五位企业经理提出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结果一百三十一人选择“股份制”；五十六人推崇“租赁”和“承包”；二十六人主张“出售”给私人；只有十二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替国有企业申辩，说它们“已经走出一条路”，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过去政府说这样的话太多了，中国人对这一套已经大感怀疑。可是当他说到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兼并”和“破产”力度时，
记者们立刻就把这话记住了，拿回去大加宣扬。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谁都记得厉有为说过这话，当时是被叫做“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的，可现在竟然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而且还是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鼓动起来的。
厉有为的“社会主义”扬眉吐气了，站在他的对面怒目而视的另外那些“社会主义者”却在垂头丧气。他们煞费苦心地研究出那么多理论，批判了那么多人，坚信以往的失败只不过是受制于邓小平一人，既然邓小平已不在人世，中南海就会跟着他们走，“1992年以来”的一连串“悲剧”也将被颠倒过来。可是现在，1997年过去了，1998年就要来到，全中国热闹异常，他们却只好回到家中，除了指天骂地，就是枉自落寞，再往前看，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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