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十章 殊途同归（上）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十章 殊途同归（上）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夜色降临时，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Z书S记J江ZM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讚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愈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十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五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一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二十五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一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二十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二十五万元改判为一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二十五万”和“一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端在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凌晨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力、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于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四十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十七只，另外二十七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四十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五十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

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百分之十八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作“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一百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看起来人类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并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别而不同。在1999年，也即20世纪最后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乃至生活本身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他们把自己汇入世界潮流的努力取得进展而突然加快了。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就已经持续了十三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一百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全都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话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像一百多年以前的清政府一样做出“卖国”之举。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囔囔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

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3月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一个小组向朱镕基报告，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看来只差最后一跃。这位总理于是觉得有必要到美国去一趟。他的前任李鹏在总理任上十年，始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善意，而他上任不久就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表明华盛顿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中国总理，不过，这并不意味他们会把他当做自己人。他对眼前局面并不乐观。迄今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局面他已看到太多，但后来的结果大都是不愉快的。有人对他说，那些乐观情绪都是骗人的，至少也是盲目的。美国人根本没有诚意，中美谈判的前途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死胡同，漆黑一团，没有光明，即使有个亮光，也不过是风雨中的一支烛光，岌岌可危。过去几个星期里，北约对科索沃地区动武，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和中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本来已经很有希望达成协议，可他们忽然又变了卦。看来白宫一点也不给中国总理留面子。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希望能够以牙还牙。“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朱镕基这样说。这局面的确让中南海头疼，4月第一天的晚上，这些人一直在商量是否该让总理到美国去。朱镕基说：“在这种形势下，到美国能做些什么事呢？”但是江ZM坚持要他去。于是，二十四个小时以后，这位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两个外国人——美国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帕金森，对他们说，他仍然愿意到美国去，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想，我这次访问不是很轻松。”朱镕基这样说，脸上的笑有些勉强：“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要做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康比德说他认为中美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敢走过这一点点的距离。”这位中国总理笑着指出谈判有倒退的危险。还说他从来没遇到巴尔舍夫斯基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她是“得寸进尺”。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把美国人撇在一边，把脸转向加拿大人：“我曾经跟你们大使说过，我到美国去紧张工作以后，要到加拿大休息几天。在加拿大也会遇到游行示威，少不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到了加拿大就像回到家里。”连加拿大都像是自己的家了，可见他对未来一周的美国之行心存疑虑。

后来果然出师不利。4月6日，他的专机飞临太平洋东岸美国大陆时，天空灰暗，乌云压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风疏雨骤，飞机穿云破雾降下来。朱镕基走下舷梯，身穿藏青色的大衣，不戴帽子，顶着风雨，扬起他那两道著名的眉毛朝周围看了一眼。广场上所有旗帜——无论是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全都湿淋淋地低垂着，无精打采。白宫官员希望他立即乘车离开此地，可是他从围着他的美国人肩膀上看出去，就看到了那些来欢迎他的中国人，看到了那些人身上的雨水和眼里的渴望，于是他向他们走过去，把美国人留在身后。他面带微笑，在记者的摄像机前极力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希望美国人能够看清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铁幕下的暴君”。有一次他疾步趋前，和一个手拄拐杖的白发老人拥抱，他认出这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曼森夫人。有两次他不顾警卫的阻拦，把手伸向警戒线那一边的人群。劳安亦步亦趋跟随在他身边，不时地轻轻拍打他的深蓝色大衣上的雨水。

两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洛杉矶市雷登市长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袖身上另一种人格，而这些都是世人罕见的：机智、幽默、犀利、从容、直截了当和富有人情味。他不拿讲稿，张口就来，东拉西扯，还句句说到点子上。“你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问中国时，都要谈到加州柑橘向中国出口的问题，”他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不用再谈了。”虽然《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要在好几天以后才能签署，他还是打算把它作为送给美国人民的见面礼，所以踏上这片土地才三个小时就把它宣布了：“根据这次达成的农业合作协议，中国将取消从美国七个州进口小麦和从包括加州在内的四个州进口柑橘的限制。”他还谈到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个一揽子谈判，给美国人一个新的悬念，说“中国已经给美国很好的出价”。他的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大有深意地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可是当记者们打听中国人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肯透露细节，“如果让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要求了”。

他的魅力让全场高潮迭起，笑声掌声不断。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他的仪式上说“你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达成那个一揽子的协议。

问题不是这“最大的让步”还不能让美国人满意，也不是巴尔舍夫斯基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而是华盛顿相信让谈判拖延下去对他们更加有利。就在中国人争论该不该让朱镕基到美国去的时候，太平洋这一边，克林顿的助手们也在激烈争论该不该在朱镕基访问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总统仍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白宫开了好几次会讨论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可是那些对总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分成两派，而且越吵越凶。根据当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讚成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人似乎主要是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官员，包括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他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没有骗他们，所谓“最大的让步”的确史无前例，于是劝告总统“应该见好就收”，还说美国有理由支持朱镕基的改革方针，不该让他空手而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官员，有商务部长戴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他们锱铢必较地谋划着还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什么，然后说应该把达成协议的日子再拖一拖，迫使中国做出更大让步。财政部长鲁宾本来讚成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和伯杰的看法，美国报纸上也都说他是个“主和派”。可是事到临头，他忽然变卦，与戴利、斯珀林和波德斯塔这些人站在一起。这让巴尔舍夫斯基和奥尔布赖特大感意外，也使天平的两端发生了有利于强硬派的倾斜。总统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于是让巴尔舍夫斯基去找中国人提出新条件：增加一个保护美国纺织工业的条款——这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霍尔姆斯和另一个医学参议员郝林斯早先的主意。现在巴尔舍夫斯基除了“得寸进尺”外，别无选择。她心里明白，这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范围，朱镕基不可能答应。可是总统并没有期望人家答应，不过是在实行缓兵之计。后来有人想起克林顿和朱镕基握手时笑容可掬、满嘴好话的样子，就说这表明了美国人的虚伪。其实这也是对他过于苛求，总统那时在贸易谈判上的确缺少诚意，但他把朱镕基的来访视为“重大事件”却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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