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十章 殊途同归（中）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十章 殊途同归（中）

朱镕基对于中美关系的真实情感，也是在那次欢迎仪式上突然爆发出来。他的演讲语气婉转，言辞优美：“当我们到达阳光之城洛杉矶的时候是春雨连绵，在我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是雨过天晴，当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是阳光灿烂。”谁都可以听出，这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他的讲话一向直来直去，极少使用华丽辞藻，但这些话正是他此时的心情。他忧心忡忡却又满怀希望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有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惟有诤友，才是挚友。”掌声响起，有人还大声欢呼，他环顾四周，可以听出来，那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出自礼貌，也包含着某种真诚，于是觉得受到鼓励。

中国总理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力施展东方式的开朗、随意和幽默，表面在嘲笑自己，实际上是十足的自信。他对着一大堆美国记者拍拍自己心窝，又指指身边的美国总统，笑着说：“我的心跳在加速。我没有他有经验。他对付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我没有。”记者们一听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可又没有反感。他在丹佛市十六街的商店里买了两顶美国帽子，然后在科罗拉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说，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听众捧腹大笑，他又说，“不过是你们州长出的钱”。在芝加哥。一个农场主普里茨克送给朱镕基一头牛，有六百四十公斤重。他连连道谢，又说这东西作为宠物有点太大了，只好转送中国农业大学。美国记者一向喜欢幽默，讨厌一本正经，现在都被他迷住了。“共产党的领袖不都是正襟危坐，铁面冷眼的吗？他可不像。”华盛顿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说，“不如选他来做共和党的领袖吧。”

可他还是属于共产党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告诉他们，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已经清除了主要障碍，“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有人提到，香港报纸上说他给美国人“送大礼”来了。他说他正要谈到此事，这种提法不正确，因为“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啊”。然后话锋一转，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不过，总统和总理都宣布，将要发表联合声明说清这件事。

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就在会场外面散发那份“中美联合声明”了，还有一份长达十七页的附件，这是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都公开了。事情在一秒钟里就被搞得一塌糊涂。

有人说这是白宫那帮人弄巧成拙，其实也不全对，白宫本来不想做什么，不过是想告诉后院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正在逼中国人让步，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但是朱镕基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激怒了。接下来是中国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他们后来说，美方公布那个“声明”之前没有通知中方，更未经过中方同意，还说那附件上所谓“最大的让步”，只是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没有同意。”吴仪开始激烈地指责巴尔舍夫斯基，后者反唇相讥，还按照总统指令提出新要求。如她预料的一样，中国人不仅不接受，还觉得受了愚弄。两个女强人整整吵了一天，谁也不示弱。那个早晨，朱镕基很早起床，跑出来和美国的十三个议员一起吃饭，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立场，还让每个美国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国会里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中国和美国正在谈些什么。他既惊讶又迷惑：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反对他们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呢？

到了晚上，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还没吵出一个结果来。拉德饭店有个盛大晚餐会，是专为欢迎中国总理的来访举办的，好几百人坐在那里等着客人来临。预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朱镕基匆匆进来，随行人员中缺了好几位。“今天是个糟糕的日子。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他一进门就向主人解释：“就因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出现了麻烦。”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作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作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一听便知他的心情极坏，可是他一如既往，嘴里说的也是心里想的，所以大家全都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美国的电话现在采用的是CDMA系统，而欧洲和中国采用GSM系统。现在我们决定采用CDMA系统并且和美国合作。这个市场有多大呢？中国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千万部电话，这个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市场。我认为我的谈判对手不像我一样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意义。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看到这个意义，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让这个机会失掉，否则我只好让给欧洲了。”

他讲完这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四百多人站起来为他鼓掌。据在场的记者描述，这掌声持续了半分钟。

拉德饭店里掌声不断，威拉德饭店里两个女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完。中美谈判始终没有结果。到了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得到消息：谈判濒于破裂。巴尔舍夫斯基说她要撤出了，吴仪以牙还牙，说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的日子不会因为谈判无果而延期。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打算空手而归了。如前所述，巴尔舍夫斯基本来不想这样，现在看到这局面，不免遗憾，于是又坐下来，心里打定主意要给中国人一个交代。这样又熬了三个小时，她和中国人就《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还同意取消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删除附在声明之后的三个附件。尽管“一揽子协议”没有最后结果，还是让中国人找回了部分颜面。天将破晓时分，朱镕基所说这位“最难对付的谈判对手”走出来，向等候在外面的记者宣布这一切。她本来就瘦，即使神怡气爽之时，也是一副苦相，现在经此不眠之夜，殚精竭虑，不免满脸疲倦。一个中国记者看了，不禁感叹这美国女人“如此憔悴，面容变化了很多，有点儿不敢认了”。

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扮演强硬角色，把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晾在一边，这是代表克林顿政府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冷落了中国人也就是冷落了他们自己。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估量，但必是非常严重。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打开大门，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巴尔舍夫斯基早知情势不妙，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听见参议员查菲说：“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代人受过，有苦难言，赶紧叫他们放心，说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可是批评还是像暴雨一样朝她倾泻。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基，索性把克林顿的决定说成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确实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尖刻地说：“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话倒是比较委婉，只是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这分明是告诉白宫，不能指望从那份协议上占到更多便宜了，你要有本事，就走进他们的市场中去好了。

大公司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啊。那个星期，代表大公司的“商业圆桌会”搞了一次调查，抽到六百个美国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讚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反对。道理很明显，他们让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会让他们进入中国。这让白宫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利益，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些公司的驻华代表请来，听听他们说什么。

4月12日，会议很仓促地召开了，一开始就气氛紧张，语调高亢，好像吵架。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也来了。二十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已经知道中美谈判的内幕，也知道这两人立场不同。他们全都把热脸朝着巴尔舍夫斯基，而对斯珀林冷眼相向。“你们，白宫”，工商会会长卡普指着斯珀林，尖刻地说，“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以亿美元计的交易协议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斯珀林连连要求大家冷静，安慰那些愤怒的商人，说总统很想签约，只是等待恰当时机，还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卡普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们不一样！”

对克林顿来说，这情形真是难以想象，他百般刁难中国，不料弄巧成拙。有消息说，克林顿几乎在朱镕基的飞机引擎刚刚发动时就后悔了。有个一向看不起总统的记者，现在有了新证据，操起刻薄的笔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总统的无耻，后者证明总统的无能。”这是东拉西扯之谈。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克林顿开始不安，至少已经担心中国会收回那些“让步”，也许还在心里说，当初听了戴利和斯珀林那些人的话是个错误。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看到总统满脸懊丧的样子，赶紧说，给中国总理打电话，他还没有离开你的国家呢。

克林顿于是命令白宫总机给他寻找朱镕基，结果在纽约沃道夫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找到了。这是13日下午两点，距离朱离开华盛顿七十七个小时。两人在电话上交谈了二十多分钟。朱镕基说他见到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赶紧顺竿往上爬：“我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们应该详尽地商议一下。”又建议两周之内重开谈判，他将派美国贸易副代表卡西迪前往北京。听到朱镕基在电话那边表示同意，克林顿放下电话，如释重负地挥一挥手，把占据自己头脑一个星期的那些强硬派的主张，驱逐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这电话让朱镕基重新乐观起来。“某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了。”朱镕基那天晚上在纽约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餐会上这样说。他告诉大家他和克林顿刚刚通了电话：“我认为，双方要达成协议不需要很长时间了。”有人问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他说希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说完这些话，他就飞到美国东北重镇波士顿。在位于波士顿近郊剑桥城的麻省理工学院克雷斯吉大礼堂，他再次显示了幽默和信心十足，对他的一千二百名听众预言：“目前美国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在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不会怒气冲冲。”听众全体起立，为他鼓掌，显然已经听出，中国总理已经设想那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而且深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士特当场说：“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严重对立，很大原因是彼此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现在这段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

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那两天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朱镕基来说，这不仅属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历史感，而且还有具体而微的事实来支撑。14日，当他的专机离开美国飞向加拿大的时候，克林顿的电话又来了，说他不想再等两个星期，想立即签订协议，还说美国人可以到加拿大去找他，也可以等他结束访问到北京去会面，还可以在他访问加拿大后再邀请他折回美国。听上去总统就像一个担心失恋的女孩子，一刻不停地重复着已经说了千万次的话，让朱镕基不免暗自得意。“那就到北京去吧。”他说。

两个星期以后，谈判如所期待地重新开始，可是大家都发现，自己被一个新问题给缠住了，一直到这轮谈判结束时也无法解开。原来美国人以为，既然中国人请他们到北京来，就意味着4月8日那次“最大的让步”是算数的，他们只要在上面加加减减就成了。可现在中国人告诉他们，那不算数，要重新来过。这可真是应了美国那些公司老板的批评，白宫“错过了火车”，也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几天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非但没有像克林顿和朱镕基说的那样完成协议，甚至还站在原来的起点上，没有前进。现在轮到美国人承受“被愚弄”的感觉，不过，也有消息说，并不是中国官员诚心为难美国人，而是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巨大压力，连朱镕基也面临着国内舆论的攻击。有人说他把中国的利益太多地出让给美国人，有些人则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挤进那个贸易组织。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种抵制美国人的声音，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也把力主与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朱镕基弄得有些狼狈。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这天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位中国记者，都觉得该休息一下了。几个月来这个国家炮火连天，战事不断，也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当晚很快入睡，可是其中三个记者再也没有醒来，另外二十多人醒过来了，死里逃生，却已经受伤。凌晨，北约的战斗机飞来向大使馆投了五颗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是空对地导弹，颗颗命中，其中一枚还具有穿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威力，从楼房顶上穿过层层楼板，一直钻进地下室里才爆炸，就这样把使馆炸成一片废墟。

次日早上，这条消息成了中国所有报纸头版最主要的内容。事情突然，不少中国人想起当年鸭绿江畔的往事，都认为这回美国要和中国打仗了。中南海倒是没有想得这么严重，可还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在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里，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止武器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国人根据来自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而且罪魁就是美国人。

普通人自信深谙美国人的霸权心理，正如他们自信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列强欺凌一样。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二十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也许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话)。随后的那个星期，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自从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街上聚众。北京的学生们获悉他们的游行申请得到公安局的批准，立即决定把满腔怒火烧到市中心去。西郊学院路上聚集的八大学院，历来都是学潮起点，现在也不例外。大学生们汇合起来，向城里进发。队伍沿着二环路向南，走到长安街上，向东挺进，绕了天安门广场一周，并不停留，继续东进，去包围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人们挥舞标语，高喊口号，要求美国人出来向他们解释，可是得不到响应，甚至连个美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后来的事情证明，那时候美国人全都吓得够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当时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这样想，他们再次感觉到美国人的傲慢。有人开始叫骂，这声音让整个队伍更加激愤，砖头和石头从队伍中飞出来，越过使馆的院墙砸到楼房上。玻璃破碎的声音传过来，激起更多的石头飞过去。事先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头脑冷静的学生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极力控制着队伍的情绪。还好，学生没有冲进去，但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最能代表他们心中美国形象的美国公司驻华机构，继续发泄愤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就这样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了。微软公司原计划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的，可是北京的“反美风暴”也跟着南下了。没有人来冲击微软的会场，但也没有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张写着：“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公司大中国地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他的直接属下，微软中国公司的中国经理吴士宏却不愿意理睬他的想法。她后来说，她当时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但是她克制住了第一个冲动，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冲动：亲自主持一个“五•八死难烈士追悼会”。根据她本人后来的叙述，当时会场上哀婉凄切：

三位无辜牺牲的普通中国人的遗像，镶着白花黑绸，艳丽的鲜花捆扎在表示死亡的花圈上，是无法欣赏的美丽，提醒着人们，战争和死亡是多么地近！前一天夜里我把国歌的词写下来，多年没唱过，竟一字未忘。哀乐起，默哀，唱国歌，全体泪如雨下动了真情，像孩子在哭受了欺负的母亲。

这气氛与其说在悼念烈士，不如说在表白自己的“中华赤子情”。她后来说她“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她真的哭了，一边哭一边发表演讲，慷慨激昂，说她作为一个微软公司的雇员觉得羞耻。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他这样说，并非无病呻吟。事实上已经有人把“北约导弹”和他的“微软软件”看做一回事了。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其中有些文字就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他故意把“北约导弹”和“微软软件”搅和在一起，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

这情形让很多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职员“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刘文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之后，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事情平息，中国虽然没有接受美国人的道歉但却接受了美国人的赔款，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的协议也终于达成，大街上不再有“打倒美帝”的喊声，两国的领导人又坐在一起微笑，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很执著。”

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的情绪，他们中间的民族主义往往势如破竹，却又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街头造就一番紧张气氛，心里又揣着另外的念头，从美国大使馆游行回来，就趴在灯下读“托福”去了。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不同身份的：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朝廷的海外留学生；在30年代是强迫蒋介石抗日的军阀；在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在50年代是抗击美国人的志愿军将士；在60年代是红卫兵；在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在80年代是少为人知的法卡山边防守军；在90年代是撰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现在，北京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从眼前看，“科索沃事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中国人对美国人完全失去了信任，至少也是疑心大起。这不仅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是对的，还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那些世界主义者发起新的进攻。在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中，朱镕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公开的舆论倒是没有指责他什么，可小道上的消息却说，他自作主张地把中国的农业、电信市场，还有电影什么的，都让给了美国人，这是给美国人“送了大礼”。这些消息如果做实，那就等于说他是个卖国者，有如中国近代史上千夫所指的李鸿章。

普通人观察政治阴晴的途径，主要是在报纸上寻找官员的姓名，看谁出来了谁没出来。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是在70年代以前形成的。最近二十年里他们本来是忙着赚钱的，不怎么关心报纸上的名单，现在看到风云突变，于是故伎重施，都去找报纸，结果发现这位锋芒毕露、善于在公开场合玩幽默的总理，居然很少出现，这让那些谣言看上去更像真的。公开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挺有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加入这个组织“收益是不确定的，但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6月10日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月事件”发生以后，每一百个中国人中，有四十八个认为中国不应再主动要求加入世贸组织或者认为中国不应再做让步；有四十个人对政府在航空、电子、通信和农业领域对美国的让步不以为然。后一项调查结果反映了若干政府部门的倾向。就像吴仪在一个公开场合所暗示的，国有大企业和电信部门中存在着反对意见。除了这些，还有农业、民航和银行的官员，也在说三道四。尽管这些部门都在使用“民族经济”的旗帜，但谁都知道，他们更在意自己的行业垄断地位。吴仪当然明白此种奥妙，她承诺中央政府将向全国发出通报，解释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还要把谈判情况告诉大家，征询意见。“如果大家觉得不行，美国要价太高，我们可以收回，只要没有最后谈成，都可以收回。”可是她又警告那些人：“民族工业的发展没有推动力也不行，我们不能长期保护落后。”

大多数外国人将这种种或明或暗的征兆汇集在一起，不免怀疑，中国人正在把“5月事件”和贸易谈判联系在一起。加拿大贸易部长说：“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将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至此为止。”日本通产相说：“我们必须将这次错误的攻击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分隔开来。”巴尔舍夫斯基更加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企图利用大使馆被炸事件来谋取贸易谈判方面的利益。“中国官员可能以为美国对于这次发生的悲剧觉得有点罪恶感，从而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她对一群美国记者说，“把南斯拉夫悲剧事件和谈判牵扯在一起将非常危险”。这些评论不无根据，但却没有切中当日中国局势的要点。事实上，“危险”并非来自中南海，而是来自民众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潜流。过去十年里，美国人伤害中国的行为——经济制裁、人权问题、阻止中国申办奥运、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银河号事件、售台武器、支持所谓“民主运动”……每一次都会成为推动这股潜流涌向表面的力量，这一次在科索沃做下的事情也一样。奇怪的是，以白宫拥有的那样充分和发达的情报来源系统，居然还是搞不明白，自己每一次遏制中国的行动，除了让那些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兴高采烈，让那些世界主义者头疼万分之外，没有别的效果。

冷战时代的后遗症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人，使得外交的气候总是保持着低温，而又不至于酿成不可控制的危机。尽管《洛杉矶时报》说了“世界组织不给中国免费入场券”，但是有证据表明，就在4月底那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谈判破裂之后，中国人仍然怀着乐观的态度。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确给中南海增添了极大烦恼，但还没有动摇其继续中美谈判进程的决心。甚至在5月11日，也即“科索沃事件”的第三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到，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来履行它支持中国今年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这让美国总统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过了两天，5月13日，敏感的人发现，朱邦造的口风变了，他对一群记者说，“这一事件无疑是影响了”中美谈判的进程。这话语气严厉，但毕竟含义模糊。克林顿听了，既担心而又心存侥幸，他给江ZM打电话，言辞恳切地道歉，又急不可待地谈到世贸组织，询问外交部的话是什么意思。江的回答模棱两可，一会儿说中国人的态度“是一贯的，是积极的”，一会儿又说“目前的气氛是不合时宜的。”这话两周后由朱镕基再次表述，就成了：现在还不是恢复中美谈判的恰当时间，因为“气氛不好”。这两个人所说的“气氛”显然不仅指事件本身，谈判的焦点虽然是商业性质的，但却是因为政治的障碍才无法逾越。让中南海无法继续谈判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的，他们再次面临他们的前人曾经遇到的麻烦：无论大事小事，但凡牵涉到民族大义，那就再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是非问题而更是一个感情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持续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传统，可惜中国以外那些最有见地的政治家、历史家、外交家和经济家，大都不能理解。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只有时间才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北京采取拖延方针，其实正是中国智慧的精妙表演，可是华盛顿却不明白。美国人从未有过血海深仇，不免头脑简单，不能想象人类还有“记仇”这样一种情感，以为“科索沃硝烟”一散就没事儿了，天天催促中国人了结旧怨，共结新欢。等到两年以后“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他们才会明白，一个人的伤口当然会很快愈合，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伤口却总是经久难愈，甚至动不动就会流出新鲜血液来。

6月16日，总统派遣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到北京，向中国人报告美国政府对“5月8日事件”的调查结果。皮克林说这是一次“意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错误造成——他们使用了旧的地图，上面没有表明那个楼房是中国大使馆。中国人当场拒绝皮克林的解释，因为它看上去像是在敷衍和狡辩。“据我所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确定轰炸目标应该使用卫星遥感地图，可是皮克林先生说，他用的三张地图都是旧地图，正式的地图一张也没用。“这是皮克林先生解释的核心内容：发生错误是偶然的。”赵接着举了“骰子”的例子，嘲笑美国人：

一个骰子是六面，某一面代表错误，它出现的概率是六分之一。用三张错误地图就是三个骰子同时出现一个面。一个骰子出现某个特定面的概率是六分之一，对两个骰子而言这一概率是三十六分之一，对三个骰子来说这一概率就是二百一十六分之一。加上其他十几个错误，也就是说十几个骰子同时出现一面，那么概率论告诉我们，这种错误出现的机会几乎是零。

这种具有戏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味道的比喻，用来批评美国人的借口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中国人的确也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人的行为乃是出于蓄谋。

北京把美国人的狡辩详细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让普通人去阅读。在当日那种情形中，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曲直，而在于平复一个民族的愤怒需要时间，政治家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逆流而动。这一次就连克林顿也看明白了。他后来说他注意到中国传媒突出报道皮克林的报告内容。还说有了这种“正面的发展”，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得出结论，那次轰炸是一起“真正不幸的意外”。

中国人没有响应白宫的呼吁去恢复中美会谈。不过，暗度陈仓的事却出现了。美国一些大型团体受到邀请访问北京。一个日本记者注意到，访问团成员里有美国退任官员、著名学者，还有一些与克林顿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北京的态度软化了。”7月1日，期满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尚穆杰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预测中美关系到秋天就可获得改善。当时不少人还笑他太乐观了，岂料事情的发展比离任大使的预测还要快。

转机是由一个意外插曲带来的。7月第二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到了最后关头。过去十几天里，一群中国姑娘四次穿越美国大陆，在空中飞了两万三千九百公里，在地上踢了好多场球，现在终于迎来“冠军争夺战”，而对手恰恰是美国女子足球队。“我们希望那场比赛能够重演”，教练马元安说。他是在说4月25日的中美女足之战。那一天中国姑娘结束了“美国人本土作战连续五十场不败”的纪录。这仅仅是足球，但是谁都会把它和两个国家的大局联系在一起。即将到来的“中美决战”，显然是中国人发泄心头怒火的绝好机会。《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看出了这个门道，就在它的头版标题中写道：“中国女队想把美国踢得团团转”。

看出门道的当然不只是中国球迷和美国报刊，还有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后者看来，这可真是天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决心效仿前辈。克林顿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说他希望这场比赛能够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球赛提醒两国人民，必须携手建设和平的未来。”又决定延长在加利福尼亚逗留的时间，好在“玫瑰琬”体育场展开这场中美大战时能够亲临现场。

“玫瑰琬”坐落在与洛杉矶毗邻的帕萨迪那市，已有七十六年历史，以每年第一天的玫瑰花车游行闻名于世。与中国人的决赛安排在当地时间7月10日12时50分开始，九万零一百八十五个座位全都坐满了，另外六千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实况直播。对于一向不喜欢足球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三年也还没有哪场足球的观众打破了这个纪录。不过，中国人当场就把这个纪录打破了，尽管比赛在北京时间为深夜，仍有四亿人收看了现场直播。

九十分钟又加上三十分钟，双方一球未进，只好点球决胜。美国以五比四取胜，中国人也不失面子。在球迷看来，这是一场乏味的比赛，但在克林顿看来，真是恰到好处。他走进更衣室去向中国人致意，还招呼摄影记者上前为他和满身汗水的中国姑娘拍照。“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他用迷人的微笑和夸张的口气说。然后转身回到住所给江ZM写信，代表美国人民向江主席、中国人民和中国女足表示祝贺。江ZM心领神会，当即复信说，两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讚扬。

如果不是有“轰炸事件”的乌云笼罩在头顶上，谁也不会注意这些客套话。可是现在不同了，全世界的媒体都说这是“乒乓外交”的重演。中南海也就顺水推舟，江ZM、李鹏、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一同跑到人民大会堂来，会见了载誉归来的中国女足全体成员。朱镕基正在外地，来不及赶回，赶忙发个贺信来。两星期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小球再次“转动了大球”。中国人尽管还是不接受美国人的“旧地图误导说”，但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四百五十万美元赔偿。现在华盛顿终于明白，北京苦苦等待的东西，不是“是非”，而是“气氛”。

气氛的确好起来了，而且比那些最乐观者想象的还要好。夏天还没结束，两个闹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就各自组成一个小组，为江ZM和克林顿的会晤安排所有细节了。江这个人，本来具有在困境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在“核心”位置上的历练也已十年，深谋远虑，可不像邻国印度的总理瓦杰帕依那样意气用事，和巴基斯坦闹了矛盾就一甩脸不理人家。江懂得国家政治关系中一个奥妙：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须给对手留条退路，给自己也留个台阶。

1999年这一年，现在看来真的应了江ZM在年初时的预言，“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不过，这也是他真正到达权力顶峰的一年。他的影响覆盖在每一个领域，内政外交，政治经济，什么都管。不过，他显然是把拯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每隔一个月就要离开京城去查看国有企业，每到一地就要把一大批地方官员召到自己身边来议事。在他之前，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具有这样的风范。他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跑遍整个中国，但是他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书记都见了面。4月，他去了成都，叫来了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6月，他到西安，叫来了甘肃省省长宋照肃、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8月，他到大连，这一次轮到华北和东北八省市的官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这是他一年来第五次召集地方官员讨论国有企业问题。他一会儿说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会儿说国有企业“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听众都是他信任的人，所以可以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国有企业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书记们都对他诉苦，说国有企业艰难异常：设备老化，负债累累，开工不足，工人无事可做，不是打牌下棋就是蹲在墙角晒太阳。他安慰他们，那都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怪他们，然后又给他们打气，说党中央已经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还许诺秋季召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集中讨论这个重大议题。

他胸有成竹地说了这些，然后跑到新西兰的海滨城市奥克兰。9月的第二个星期，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这个组织拥有二十一个成员国，不及欧盟紧密，但是毕竟集合了环太平洋地区所有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比重。13日上午，会议在霏霏细雨中开始。会场设在奥克兰公园内的奥克兰博物馆。这是一座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坐落在一个熄灭多年的小火山上，当年万木成灰，如今绿草如茵，碧树掩映，流水潺潺。站在山顶，可以俯视奥克兰市区、远处的怀特马塔港湾，还有更远处的太平洋，大洋那边就是亚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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