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下）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过）。作者凌志军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下）
史卫说：“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70年代美国人对年轻人有个“昵称”，叫“新人类”。他们敏捷、好动、多思、有创见、能花钱也会挣钱。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虽然多个“新”字，其实和他们挺相像，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问年龄，不问婚姻，不问收入，不问住址，不问经历，不问工作，不问信仰。每逢他们的父母问人家“年龄多大”、“结婚没有”、“家住哪儿”、“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眉头皱起来，还会冲口说一句：“不关你的事。”他们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节奏疯狂的“HipHop”。后者是源自美国黑人区的街头舞蹈，而今成了二十六岁的中国街舞教练冰凌的事业。每天傍晚六点，此人站在马华俱乐部的健身房里，手拿麦克风，蹦到台上，展开瘦削健美的身材，口中呐喊，节奏鲜明，轻松随意，活力四射，几十个穿着T恤衫牛仔服的青年男女闻声起舞。“街舞使人心情放松，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冰凌说，“将烦恼紧张抛在一边，还能增强记忆力。”而《北京晚报》则说，这叫“个性时代，狂飙街舞”。
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八十年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政府，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还在不知不觉中和他们的父母分道扬镳了。
虽说两代人“分道扬镳”，但那些描述“代沟”的书籍和电影仍然很煞风景。那是因为它们夸大了普通人心灵深处价值取向的差别，同时又缩小了人性中的共同处。不错，父与子之间差异很大，可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也更强有力了，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很一致的。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都知道三文鱼的价格比鲤鱼贵，也更好吃，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DVD，都觉得那比“新闻联播”更好看。都关心天气预报，当报纸上说“城市人进入指数生活”的时候，谁都不会表示不同意见，因为媒体定时发布的指数已有三十多种，他们都关心。感冒指数、紫外线照射强度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空气清洁度指数、洗车指数、晨练指数、登山指数、游泳指数、划船指数、滑冰指数、冷饮指数、啤酒指数、一周常见病发病指数……这对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共同的。父亲头上白发多一些，儿子身上名牌服装多一些，可是由于他们都不再压抑本性，对未来生活也就形成共同的期待。他们同样渴望富裕，渴望创造，渴望真诚，渴望有个真人代替电影杂志上的封面女郎，渴望有所真的房子代替广告上的“家园”，这样，他们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这与报纸头条新闻、领袖风范以及种种道德和主义的感召，全不相干，那是政治家们考虑的未来。另外一种未来，是那些满脑子新生活的普通人的未来。这些人时刻牢记为房子分期付款，精心挑选一份医疗保险，排上两个小时的队伍去买降价鸡蛋，有时候抱怨东西太贵，有时候惊叹东西便宜，男人看见豪华汽车就想坐进去，女人看见漂亮衣服就流连忘返，买得起的东西不喜欢，喜欢的东西又买不起，总是觉得兜里钱不够花，可是月月有节余，最要紧的是，还能乐呵呵地过日子，不失豁达、幽默、尊严和希望。这是北京市长刘淇所说的“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未来；这是《家庭》杂志说的“使我更美丽”的未来；这是广告上说的“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机”的未来；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宋立英、如今开个小卖部兜售旅游纪念品、一年里有三十万游客走过她家门口的那个未来；也是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完全不能理解的那个未来，他竟然认为21世纪无论如何还要继续革命，又论证“反动的社会力量掌握着随时可以对付人民的暴力手段”，因而“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
梁柱教授的道理过于深奥，没人能想明白，也没人敢去想。有个人说：“不管你怎样舌粲如花，无非是说‘暴力革命’多么好，可我一想起这几个字就害怕。”又有个人说，“看看90年代，还是没有暴力的中国更可爱。”这都是中产者的想法，也许穷人和富人另有看法。看来学者们所谓“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有些根据的。事实上就连最严肃的学者现在也能明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这一年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签名售书”活动。于的新书居然不是他精通的经济理论，而是谈论烹饪、酒、茶、休闲、旅游、围棋、麻将、看电视、收藏、宠物、流行歌曲。一句话，专讲“吃喝玩乐”。新消费主义的潮流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与“暴力革命”相比，至少它不叫人害怕，而且讨更多的人喜欢。2001年秋天在上海筹备亚太经合组织会说的那些人也是知道这点的。他们为二十个经济体的首脑设计了一种大红大绿的中式服装，让他们穿了去照相，还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弄得全国人民都瞪大眼睛，看着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穿同样的衣服，做出同样的笑脸，也不觉得滑稽。服装专家出来说，这叫“唐装”。服装经销商顿时精神百倍：“你的橱柜里虽然挂满了衣服，可是总没有唐装吧！”于是悄悄回去准备。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北京多了一条唐装街，几十家唐装店开张了，更多的商场设立了唐装柜。秀水街上一天卖出去一千多套唐装，最便宜的二百元一件，贵的可就不着边际了。这个冬天，唐装让人们激动起来，街上到处滚动团纹织锦，无论男女老少，全都镶金嵌银，《北京晚报》还在锦上添花，公然号召读者：“春节吃什么？吃饺子！穿什么？穿唐装。”后来统计局报告说，这一年北京人均衣着支出增加百分之八，有个人一看就乐了：“大概是因为人们听了报纸的话去买唐装吧。”
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还由于生产过剩，逼迫生产商想破脑袋推陈出新，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计下一周市场上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冒出来，只有那些专搞市场预测的人，既有敏锐眼光，又有资金，还有大批“海归派”从旁相助，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推波助澜。大米、食油、肉类、蔬菜、水果，还有四季服装，这些东西全都种类繁多，一天比一天更加新鲜更加优质，价钱也不见涨，这是说得通的，因为城市里衣食供应过剩。好多东西还在降价，有家用中央空调、数码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电烤箱、唇线笔……十几年前买个二十一英寸彩电要用一年的工资，现在一周的工资就够了。上海大众公司80年代造出“桑塔纳”，以后十几年都不变，居然一直卖得挺好。可如今它再也不敢说自己“半壁江山”，因为这个国家每个月都能出现几款新轿车。款款新颖漂亮，还竞相降价。2002年4月10日上午，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奥德赛”下线了，售价二十九万八千元。七个小时后，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宣布，把“别克”公务车降价四万七，和“奥德赛”一样了。第二天报纸上谈起这场“价格战”，都说这是“陆上公务舱，撞上奥德赛”。
“价格大战”在每一行业都打得如火如荼，前沿阵地就在每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可是东西越是便宜，顾客就越是挑剔。生产商怨言很多，不明白消费者怎么会越来越刁，回答只有一个，而且老是得意洋洋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柜台里的东西我是样样都有啊？你是非卖不可，我却是可买可不买。”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可是商家仍不灰心。他们坚信“买的不如卖的精”，战胜消费者的奥妙不在于你有什么，而在于你没有什么。人的欲望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不仅仅要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别的。结果他们让每个消费者在2001年花了五百八十七元住房子，花了七百五十一元受教育；花了一千四百二十九元去娱乐旅游买书看报；花了六百七十七元去看病，花二百六十七元去坐车，花了五百零一元打电话，花了六十四元去买滋阴补阳药。还让每个大学毕业生花了三千元去告别过去，花一千零七十九元去追寻未来——找工作。
凡是能引诱消费者掏腰包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人觉得津津有味。从1995年开始实行“五天工作日”，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多起来。政府从来就是鼓励人民“一年干三年活”的，现在第一次鼓励人们多休息，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视。不过，“假日经济”渐渐叫响了。人们到家庭以外的地方寻找乐趣：业余摄影，舍宾，集邮，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北京流行击剑，上海流行网球，所有的大城市都流行出国旅游，还开始放开眼光看美国电影了。中国人真正了解好莱坞，是从1994年看到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亡命天涯》开始的，一年以后又有《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每一部都把中国人逗得热血沸腾，都在开创新的票房纪录。可是现在他们要在家庭影院看美国电影，街上流行的DVD影片有几千种，既有老片子，也有最新的。
报纸首页有个新闻标题：“新婚洞房=商家金矿”。当然，这是把新婚夫妇当作很好的目标：“喂，我告诉你，把枪瞄准他们吧。新人、新房、婚照、婚纱、婚车、婚礼、婚宴……这都是摇钱树啊。”如果真能拿“摇钱树”来描述他们，这可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森林。这一年全国有一千万对男女结婚，光是为办婚礼就花去二千五百亿元，提供五十万个就业机会，为政府增加五千万元税，还让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半个百分点。不过，最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国内的广告。过去人们讨厌这个，现在就是想看到它。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他们总想先睹为快。用掌上电脑炒股是2001年的新东西、用手机传送短信是2002年的新东西，可以“传送天气预报和彩票号码”，还能“浪漫搞笑”。有个广告说：“请推荐给朋友”。还有个广告说，“金秋十月，快递你的爱情”。当然传递爱情是要花钱的，“每月只需五元钱，图片铃声随心换！”此外还有“体育新闻，每月三十元；非常笑话，每条两毛；两性学堂，每条五毛。”广告商仿佛猜透了情人们的心思，于是又说：发短信不但获积分，还拿大奖。一等奖是“价值七百六十元的减肥系列产品套装一套”。
“五一节”是黄金周，中国人有七天可以在家待着，于是减肥广告就塞到邮箱里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找回曲美身材”，里面说上海有家减肥防治中心举办免费减肥活动，在全国招募肥胖指数严重超标者。另外一个宣布，本周是“愁恨告别周”，因为任何喝了“减肥茶”的人都可以不再为肥胖发愁啦。还有一则典型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请您参加‘减肥有奖征文’。”前一段说“写出你的故事，道出你的感悟，说出你的减肥经验与教训，抒出你的格言，献出你的减肥经典。”中国人越来越胖了，到2002年夏天，北京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肥胖病人，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新增减肥人口五十二万。上海更多，每八人中有一个胖子，所以那些“故事”还真有吸引力。可是那些人不光给大家讲故事，你看了下面就会知道，做广告的是个专卖减肥药的公司。有个调查报告也在这时发表了，说北京的减肥者人均年支出减肥药九百零九元。他们之所以肯花钱，就是因为相信这些“减肥经典”。所以另外一个公司也不示弱：你不是说你的药是减肥经典吗，我就说我这药“容易减过度”，“见好就要收”。
另一则广告说，“丰乳是女人成功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如果能让她漂亮，她是愿意放弃成功的，所以这广告的下面一句话就有点意思了。它说有一种办法，不用开刀，只需注射，“可令扁平、松弛、萎缩的乳房立即丰满”，而且“术后无疤痕”。这是抓住了那些既需要美丽、又不愿冒险的女人的心理。原来尽管“隆胸”的女人越来越多，可是有消息说，十年前那第一批“隆胸女”如今正闹“复原”呢。南京康丽整形美容部的刘荣清主任说，他已经做了四十二例复原术，而且“要求复原的越来越多”。因为她们的身上正在发生变化：乳房硬化，变形变色，硬结疼痛，甚至还有假体露出来。所以你能想象“只需注射，立即丰满”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有多好。
2002年春天最著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愈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就没有垃圾之前的所有生活。”李枫写道：“普通人越来越习惯并善于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其实人们要表现自己是用不着上镜头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姑娘门都在翘首仰望明天，嘴里哼着刚刚在电视里面播出的宋祖英的新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明天又是好日子
而在那些失意者中，也有一首旋律快乐、胸怀宽广的歌，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感染力：
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谁都难免出错
别泄气
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跟我走
抬起你的头
“幸福的快车”越来越多，纷纷跑到大街上，2002年6月8日，星期六，还在北京北三环路上的国际展览中心排成了队。有“宾利”、“奔驰”、“劳斯莱斯”、“宝马”和“奥迪”。这些车子普通市民是买不起的，但是仍然不妨碍他们去满足一饱眼福的愿望。这一天是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个“公众参观日”。根据政府后来发布的统计，来了八万人，其中有三万个女人。“如果女人也能开着漂亮轿车，在北京街头飞驰，”有个姓陈的女孩子说，“那可是非常酷的事情。”参观者在展厅内吃掉一万盒快餐，带走二十吨广告资料，扔下十一吨垃圾，都是前所未有的。组委会赶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观众太多，挤得连大门都进不去，因此请市民尽量等到星期一再去。一个叫蒋朔的记者在当天的晚报上写道：车展火爆有三大理由：有人把看车当时尚；有人做梦都想买辆车；还有人就是喜欢看世界名车。有个姓赵的年轻人属于最后一种人。“现在侃车可是朋友间最时髦的话题，”他说。他来了解未来几年轿车走势，至少也能增加些朋友间聊天的谈资，因为“要是对汽车一窍不通，绝对被人认为落伍。”轿车进入家庭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更长。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进程陡然加快了。交通现在成了问题，道路修得太慢，车子时速越来越低，平均每小时只能跑十五公里。在此之前，轿车一直跑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中国的道路上，2002年夏天，北京一百七十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数量首次超过公务车。全国生产的轿车中，每七辆就有一辆卖给了北京人，轿车市场上的销量还在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政府不仅不限制，还在采取种种办法鼓励大家去买车。
这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面长思的插曲。插曲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轿车的车牌号码可以由车主自己来确定。这在以集体主义和国家精神为宏旨的国家中，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在中国人心中大吉大利的数字，本是属于少数人的，“001”、“002”在大多数城市中是书记市长的“专利”，而有钱人则去购买“666”、“888”、“999”这些数字，普通人家即使买得起一辆自己喜欢的轿车，也没有办法搞到一块自己喜欢的车牌。他们都是到交通管理所去排队，轮到哪块是哪块。
如今这个白色底盘六位黑字组成的牌子(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私人轿车都是蓝底白字)来到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城市的大街上。报纸总有先见之明，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纷纷站出来评论这件新闻，说“政府在鼓励人们张扬个性”。公安部说它是“2002式机动车号牌”，但是所有报纸都把它叫“个性车牌”。有家报纸说：“个性化就是人性化”。有个学者说，这“表现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对个性化的选择是尊重的、提倡的。”有个人在“人民网”发言，说它“使车牌号资源分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又有一家报纸说：“公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而社会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抢眼的范例。人们在‘抢’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车牌号之后，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而精神满足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削平了由特权导致的‘数字鸿沟’，那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特殊数字牌照将不再具有身份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特权’，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大街上‘吸引眼球’。”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事意义重大，最后有个结论：“这是公共资源的极大分享，是平民化时代的又一个明亮的信号。”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简单。8月12日是新车牌颁发的第一天，北京发出去二千三百个。第一个“个性号码”的车主姓昝，他为自己的国产轿车要了个“123-456”。然后是一辆进口车，车主要警察给他打造一块“BTV?001”，这成了“北京电视台一号车”，让人看了想笑，但还不算太离谱。前三天，北京发出四百三十副“001”，还有三百五十二副“168”。原来大多数人彻夜排队，心里想的不是“权力数字”就是“吉利数字”，就像他们过去羡慕的那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一样。《南方都市报》开始嘲笑他们，说“个性化车牌”没有个性。真正的“个性化”其实是不必排大队的。我的个性，你怎么知道？”又说，“‘个性化车牌’的大队仍然表明着中国人公共生活中个性化的稀缺，同时也表明，个性化要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自己生长出来。”
看得出来，直到这时，大家还是鼓励个性的。“个性”这东西的确奇特，不论你压制它多少年，只要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爆发。就像《南方都市报》盼望的，现在它“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了。新颖的牌号层出不穷，分外鲜艳，也越来越不像话。有CHN，这是“中国”的英文缩写；有USA，这是“美国”；有WTO，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有FBI，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263NET，一个网站的名称；有IBM，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有NBA，这是“美国职业篮球赛”；有UFO，这是“不明飞行物”；有ISO，这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还有TMD，这是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那些天，四个城市的道路上，行人全都张大眼睛寻找这些车牌，看到一个新鲜的就大呼小叫。真是满街笑语，满城兴奋。当然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USA911”和“SEX001”。前者是2001年震惊全世界的那场大灾难；后者挂在一辆金黄色的“现代牌”两厢轿车上，译成中文，就是“性?第一号”，媒体介绍车主其人，说是个“年轻的白领女性”。
于是人们纷纷掉转舌头，抱怨“个性超过规范难以接受”。人民网上有个网友说：“以他国的国难作素材，拿公众普遍厌恶的‘性’话题来调侃。如此一人‘张扬’众人不堪的‘个性’，值得去鼓励和纵容吗？”《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留言：“追求‘创意’的车主们应否有所‘避忌’？”但是这些来自道德意义上的指责显得不够有力。交通管理局还在犹豫，打算再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8月21日，政府终于不能忍受老百姓的别出心裁，于是发布公告，把诞生刚刚九天的“个性化车牌”给终止了。当时说是“暂停”，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要过去了，却没人再提。可见个性这东西就像那神话中宝瓶里的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容易，想要把它再塞回去，可就难了。这不是说政府不应做出这种尝试，不是这样的。这只表明，如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和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合拍。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二十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惟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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