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缘起

    民族主义运动是近代的政治运动。“东突厥斯坦”运动不是古代农民起义，更不是群氓暴动，而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都将它的缘起，归结于近代亚欧地区广泛传播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并已成为定论。我在三年前的一篇关于“东突”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的研究论文 ，论及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作为“双泛”的纽带，通过近代维吾尔民间启蒙教育传入新疆。本文将深入追究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的直接联系，进一步探讨它是如何植入新疆地区，并直接地推动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

　　一、“扎吉德”运动：“双泛”的交集和纽带
　　19 世纪，全球政治生活上有两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一是英、俄、法、德等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活动到了收官阶段，至这个世纪末，全球已被它们瓜分殆尽；二是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中，既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有殖民主义鼓动的或刺激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即“泛———主义”运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欧洲的“泛———主义”运动盛行一时，如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Pan-Scandinavianism)等，而对亚欧影响更深远的是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泛伊斯兰主义（Pan- Islamism）。
　　泛突厥主义植根于亚欧相当大地区的突厥语化，首先萌发于俄国统治下的鞑靼斯坦穆斯林社会，随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得到丰厚的土壤。本文所谓俄国的鞑靼斯坦，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居住地。这里曾有过的鞑靼诸汗国是建立在金帐汗国的废墟之上的，其中，克里米亚汗国（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夹在俄罗斯与奥斯曼两大帝国之间，曾一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1783 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被俄罗斯兼并的最后一个汗国。
　　鞑靼人操突厥语并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在帝俄统治下的鞑靼人深受压迫，特别是克里米亚，随着鞑靼人成批前往土耳其而几乎去鞑靼化。鞑靼人本善经商，又是俄国诸突厥语民族中最接近俄罗斯中心地带的。至19 世纪，手握数百万卢布的鞑靼商人集团出现，在与俄罗斯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新兴的鞑靼工商阶层民族主义兴起，表现为以宗教教育改革为面目的“扎吉德主义”（jadīdizm/джадидизм）与守旧的“卡迪木主义”（kadimizm/ кадимизм）的对峙。“扎吉德”（jadīd/джадид），源于阿拉伯语，与相对，意为“新的”，即新式教育，从语音方式、学习制度、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扎吉德”因此成为鞑靼社会宗教和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欧洲的泛-民族主义通常是以民族语言为标志而行动的，无论是泛日耳曼主义，还是泛斯拉夫主义，都是如此，可谓是语言民族主义。受其影响，鞑靼斯坦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地首先诉斥于语言，那就是突厥语。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БейГаспринский ，1851～1914），他是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思想鼓动家。伽普林斯基主张，社会重建的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核心是通用统一的突厥语言构建。他从开创新式教育法的“扎吉德”学校开始自己的事业，他甚至宣称，学校驱逐世俗科学，直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规定。1883 年，他明确提出“突厥人”的“三统一”行动战略，即：《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мысляхи делах！》（《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
　　如学者指出的：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属于它自己所有，但许多策略甚至某些术语却都是抄自泛斯拉夫主义的，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领导发起和传播泛突厥主义会是鞑靼人，即受俄国统治年代最长，受天主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大的那个集团。其中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距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居民较近，因而受到后者影响机会较多，而且他们四周都是异族，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下去唯一指望就是与其他突厥集团取得联系。
　　伽普林斯基还精心设计了一套察合台式（Файдалыэглендже）通用突厥文，实际上是阿拉伯字书写的鞑靼文， 并以此于1883 年创办《译文报》（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鞑靼文版： ）。《译文报》成为伽普林斯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与卡迪木主义斗争的武器。“扎吉德”教育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喀山、奥伦堡等地，有：《》（解放人民）、《》（晨星）、《》（民众革新）、《》（生命）、《》（觉悟）、《》（消息）、《》（安慰）、《》（太阳）、《》（生活）、《》（乌拉尔）、《》（闪电）、《》（镜子）、《》（星星）、《》（语音）、《》（时间）、《》（沉淀）、《（新世纪）、《》（蝗虫）、《》（舒拉）、《（锤子）、《》（鹰）等等。其中《译文报》影响最大，其发行量从最初的320 份至鼎盛时期的万份以上，不仅广泛发行于俄属鞑靼斯坦、突厥斯坦、阿塞拜疆，甚至还流传至土耳其、伊朗、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俄国鞑靼人还将这份报纸携带至中国新疆，泛突厥主义就是通过这些鞑靼人和这份报纸传播到新疆的。
　　

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主张号召俄国国内“突厥人”联合起来，声称非暴力，在与卡迪木主义的斗争中或多或少带有反抗帝俄专制统治的倾向。帝俄当局对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相当警惕，不时采取压制、遏制手段。伽普林斯基的弟子们不得不流亡俄境外，主要的去向是土耳其，从而推动了那里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泛突厥主义的重心开始移向土耳其。比较一下俄国鞑靼斯坦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可以发现，它们的缘起都有东方面对西方的冲击—反应的色彩。不同的是，前者多以以教育为主题的宗教改革为主要话题，相对温和，甚至有点文化韵味；后者多以如何挽救频临死亡的帝国为主题，其政治斗争气氛愈演愈烈。从这一点看，它们还并非一出笼就反动得不得了。但归根结底（如我们原先的一本小册子概括的那样），它是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步觉醒的民族意识的扭曲反映，它不能成大气候缘于找不到一个现实民族的现代化运动作为其历史载体，其理论、观念、思维都是来自狭隘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走下去不回头，很容易滑向反人类的极端的种族主义的烂泥坑。
　　泛伊斯兰主义，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它是股宗教政治思潮，又是19 世纪以来亚欧地区盛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内容包罗万象，因鼓吹者的诉说而异，在“穆斯林大团结”口号下，它与近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和运动，诸如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亚及中亚一带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不已，其中总是能听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喊和行动。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宗教主义的。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中是没有民族概念的，至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它那里只有穆斯林和异教徒之分，穆斯林不问种族、语言，都是一家人。民族主义发韧于近代西方，它重体质、血缘、文化传统，而且更重语言，宗教则在文化传统上有重要的位置。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受哈米德二世推崇，一度有些影响，它作为伊斯兰教改革派受到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强烈排斥，另一方面又受到民族主义的嘲讽。如研究者指出的，哲马鲁丁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民、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相似之处，可称为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1870 年，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创者哲马鲁丁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堂的演讲中把西文中的nation 对译成阿拉伯语中的milla（millet），他号召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or milla）团结起来。millet 的前置定语仍然是穆斯林或伊斯兰，表示他的这个主义不只是在倡导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团结，而且要在传统的millet 上仿效民族主义运动，将全体穆斯林建构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民族”。 这似乎是用民族主义改造宗教，或者是借宗教推行独特的民族主义。
　　俄国鞑靼斯坦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景象。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除了要与沙俄当局斗智，还要与保守的宗教势力争夺地盘。它行事相对温和，着力点在教育，从“扎吉德”运动入手。事实上，在“扎吉德”的旗帜下，鞑靼斯坦的泛突厥“精英”，一直没有与泛伊斯兰主义真正交恶，只是偶然对它有所攻讦，从来没想过与之决裂。在大多数情况下，泛突厥主义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小心谨慎地掩盖自己的真面目。1914 年，第32 期的泛突厥主义报纸《伊犁》（Иль）发表的社论说：“伏尔加流域的鞑鞑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以及逊尼、什叶派都是统一的穆斯林，是手足同胞，具有共同的需要，尽管生活各异，也曾彼此为敌、相互残杀，但仍然是同胞兄弟，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和睦相处。” 可以说，鞑靼斯坦的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交集，或者说，这两个看似不大相容的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获得联系的纽带。从这一点上看，“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以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这两个主义中的哪一个。因此，我们针对这一事实，将致力于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的两个主义称为“双泛”。
　　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的反苏维埃活动主要是“巴斯马奇运动”（Басмачество，1918～1923），其社会基础是中亚的反动封建巴依“， 扎吉德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此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两面旗帜。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Pasha），亲自指挥土耳其军队窜入中亚，亲临指挥巴斯马奇匪帮反苏维埃的叛乱， 自称“突厥斯坦艾米尔”，甚至狂妄地向苏维埃政府发出通谍：“布哈拉、突厥斯坦、希瓦人民自由独立的决心不可动摇。” 恩维尔帕夏1921 年毙命于战场。当时正处在苏维埃政权与巴斯马奇匪帮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严肃指出：
　　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在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
　　斯大林此番警告代表了俄共（布）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严正立场。当巴斯马奇已基本崩溃，中亚大体平静下来之时，俄共（布）高层发生了“苏丹-加里也夫”案。 1923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讲。苏丹-加里也夫如果仅仅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体系，那还是“一种半不幸”，“仍可加以容忍”，问题是，苏丹-加里也夫有秘密联系巴斯马奇匪帮的罪行。斯大林在演讲中甚至提出“苏丹-加里也夫主义”（Султангалиевизм）这样的概念，表明他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应对有共同政治思想的一群人。斯大林说：“苏丹-加里也夫主义还能发生，它在东方各共和国，特别是在巴什基尔和鞑靼两地得到了自己的若干同道者，这就无可怀疑地说明，在这些共和国内占优势多数的右派分子，不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有力堡垒。” 结果是，随着苏丹-加里也夫被处决，苏联东方的各共和国，首先是巴什基尔和鞑靼共和国，大量少数民族党员被清除出并在肉体上被消灭。 1940 年，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内的“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一大批民族被集体流放，结果是将泛突厥主义的源头整个端掉。苏联的泛突厥主义受此沉重打击，至苏联解体， 也未形成有组织的活动。 此后，土耳其成了“双泛”活动的大本营，而且具有深厚的反苏反共色彩。

　　二、新疆“扎吉德”教育：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民族（nation）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构建、想象的产物，但构建、想象的必要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事实上，在古代文盲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清末，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传入，是与新疆近代民族教育之开端相联系的，其中”“扎吉德”教育的植入是关键。
　　新疆社会的传统教育体制
　　清朝的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教育事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大体是清真寺经文教育。历史资料记载：
　　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曰阿浑（訇），师之谓也。其人不受官职，诵经讲礼，立品端方，不饮酒、不吸烟，恪守遗规，期为表率。常劝人行善事，学好样。“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曰阿浑（即阿訇），师傅之谓也。其人不受官职，诵经讲礼，立品端方，不饮酒、不吸烟，恪守遗规，期为表率。常劝人行善事，学好样。讲舍必傍树荫，室中无椅桌，师徒席地而坐，旁设矮桌一二张。夏日则环坐树根，捧书诵读。凡入学者，各执木简，或牛羊版骨一片，趋谒阿浑，阿浑为之书字于上，即读本也。小儿不率教者，则以红柳木条笞其脚心……每至七日，供送普儿一文，遇节馈面馍油馓而已。
　　1884 年新疆建省前，军府不理民事，更不过问教育，维吾尔族教育完全为伊斯兰宗教教育。而从内地迁来的汉、回民，或为农夫，或为小本经商者，其子弟多不读书，即便想读书也没有学校和教师。建省后，行政建置与内地划一，官办教育开始起步，各地设立义塾，逐渐形成官办和民族宗教开办的双重教育体制。官办义塾不仅在汉、回民族聚居区兴办，而且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开办，教授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文。当时规定，凡入学的维吾尔族学生每年赴各府州县考试一次，及格者给予童生和监生顶戴，成年后准予充当头目，不论是否出任头目，经过道一级复试合格者，准予更换五品以下顶戴，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懂汉语的地方基层的民族官员。但总的来看，汉文义塾教育和民族传统的清真寺教育，覆盖面都极有限，接受基本识字的人在全社会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状况直到20 世纪大清帝国覆亡的最后时刻。
　　中国进入20 世纪后面临的最大灾难是：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中国被迫接受诸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辛丑和约》。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是实施教育“新政”的基本内容。1901 年9 月4 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12月5 日，清政府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办新式学校之热潮很快出现了。新式学校效仿西方的教学制度，在中小学堂除保留传统的经史课目外，增加诸如算术、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动植学、外文、图画、体操等全新课目。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意义之教育的诞生。
　　随着内地新式教育轰轰烈烈地进行，新疆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自1905 年起，迪化（乌鲁木齐）原有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并在课程设置上增添了俄、英、德、法等国语。在伊犁，先后设立了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等初等两级公校、汉回学校、满营义校、女子琼玉学校和商务学校。新疆各府厅州道县办学之风渐盛。
　　汉文教育大体跟随内地新式教育发展亦步亦趋，而维吾尔的新式教育也开始起步，但走的是另一条路。当年官办义塾完全是旧式教育，为师者只授诗文，不教实学，学童只能死记硬背课文而不识文字，更不知其义。起初也有维吾尔权贵带领子弟恳求入塾，但多半图个按月领取钱粮，行之数年后，竟有雇佣穷民子弟替代入塾的现象。在整个中国新式教育兴起大潮中，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新式教育，不能照搬汉文的新式教育，而源于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教育已由中亚传入，正成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因地制宜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新式教育，还是民汉并行的两种教育体制。
　　新疆民汉并行的教育体制，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较大距离这一客观现实。它们各自的发展，固然为各自民族教育事业作出各自的贡献，但政府听之任之毫无作为，其负面效果是民汉文化上的隔离在继续，并不断深化，不利于统一国家的文化整合。事实上，作为民族主义的“东突厥斯坦”运动，正是在这种文化隔离中获得滋生的土壤。
　　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伽普林斯基倡导的“扎吉德”教育，在俄国所有的穆斯林地区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新方式学校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资料显示，到1905 年，较大的学校都接受了此种教学方法，1912 年喀山地区的1088 所穆斯林学校中采用新方式者多达90％。鞑靼人中每100 人就建有一所学校，而在俄罗斯人中，1500~3000 人建有一所学校。 为宣传“扎吉德主义”，伽普林斯基1883 年创办了《译文报》，很快流传于中亚在内的俄国穆斯林地区。日本研究伊斯兰问题和当年苏联民族问题最著名的学者山内昌之曾经指出：“在19～20 世纪初期的鞑靼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改革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通过这一改革，喀山在“1905 年革命后成为俄国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着并不亚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的角色”。
　　据王柯教授的研究，“东突厥斯坦”运动之起源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他指出：
　　1880 年代，也就是清王朝实行“新疆建省”的前后，随着平定阿古柏伯克政权之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俄国获得俄国商人在新疆地区完全免税和允许“以货相易”、“以各种货物抵账”等特权之后，维吾尔族社会与俄国（实际上是鞑靼商人）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出现了因从事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而致富的巴依（bay，富人），也就是工商业资本家阶层。与此同时，随着维吾尔族社会与外部尤其是外国之间交流逐渐扩大，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Siècle des Lumières），通常是指在18 世纪初至1789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它是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者“启发”群众的“蒙昧”以破除封建迷信，首先以新式教育学改革中世纪的旧学校。发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着力点在反封建反教会，而它波及处于不大相同的社会环境的东方，则赋于民族觉醒和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内容。如前文所述，源于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就是如此。
　　王柯教授认为，“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最早开始于天山南部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喀什噶尔地区。1883 年，在位于喀什城市北面二十余公里处的阿图什县的依克沙克地方，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胡赛因·穆萨巴约夫（Husayin Musabayow）和巴乌东·穆萨巴约夫（Bawudun Musabayow）兄弟倡议开办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新式学校。
　　我的学生热合木吐拉·艾山教授的最新调查研究有新发现：
　　一，时任塔城伊玛目、哈孜职务的喀山鞑靼人库尔班外里·哈里迪（Kurban wali Kalidi，1846~1913）是将伽普林斯基的《译文报》传入新疆塔城的第一人。
　　二，库尔班外里·哈里德在他的著作《东方全史》（ ）里提供确切的信息是：他本人于1316 年Sha‘ban 月十五日（此为伊斯兰历，即公历1899 年12 月29 日），在塔城创办了扎吉德学校。 他在为1902 年6 月21 日出版的《译文报》撰写的报道中说：“维吾尔族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会识字，并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当然离不开伽斯普林斯基创造并快速推广的‘扎吉德’教学法。”
　　王柯之说仅据老人回忆，况且这所学校是不是地道的“扎吉德“学校，似有问题，因为据俄文资料，伽普林斯基1884 年才在克里米亚首府巴赫奇撒莱（ Бахчисарай）创办第一所“扎吉德”学校。 热合木吐拉·艾山之说，有当事人的文献资料为证，毋庸置疑。此外，从地缘上看，塔城距“扎吉德”运动发源地近得多，因此，新疆第一所“扎吉德”学校更可能是1899 年在塔城建的。无论如何，伽普林斯基所创办的《译文报》和“扎吉德”教育在十几年间就传入新疆，还是令人惊讶的。
　　“扎吉德”运动波及新疆维吾尔社会，有特殊的地缘文化因素。新疆维吾尔人与喀山鞑靼人，在语言（同属突厥语族）、宗教（伊斯兰教）和习俗上有密切联系，他们都是既农耕又擅经商，两地人员的往来十分频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包尔汉先生，祖籍新疆阿克苏，出生地在鞑靼斯坦的喀山。研究资料显示，由于1881 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的签订，只有俄国商人可以在新疆活动，新、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这时住在新疆的俄国臣民有一万多人，其中45％的人在北疆，其余的在南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喀山一带来的鞑靼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活动在塔城和伊宁地区。但是在生意和教育方面，主要分布的地区是伊宁。
　　各种鞑靼语报刊的大量流入，扩大了“扎吉德”教育在新疆的影响。1905 年俄国革命后，鞑靼“扎吉德”教育运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与此对应，到1918 年底，鞑靼人共创办63 种报纸，34 种杂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时鞑靼扎吉德派通过《译文报》直接指导喀什噶尔的“扎吉德”教育运动。在《译文报》的第123~124 期上刊发了《巴赫奇萨莱致喀什噶尔的信》，信中写了“你们要在喀什噶尔各地努力普及新方式施教的初级学校教育、建立印刷厂创办报刊、掌握汉语、选派学生赴俄国和土耳其留学、设立伊斯兰慈善机构以服务与管理学校工作、办学要争取富商的支持、在喀什噶尔创办一所讲授各种自然学科的高级学校、办学方面多派人学习伊宁的经验、选举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会”等九项指教。
　　如果说，19 世纪末，新疆的“扎吉德”教育已开始起步，那么，自清廷1905 年推行“新政”后，新疆的“扎吉德”教育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一批维吾尔资本家办学热情高涨，大力资助本地学生出国留学。上阿图什的玉山穆萨巴耶设立《慈善协会》，并宣称：“创办学校和图书馆，资助出国留学的人。”穆萨巴约夫兄弟就送七个维吾尔族青年到与自己有贸易关系的俄国喀山地区去留学。这些人回国之后，又回到依克沙克学校，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并根据当时喀山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制订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据说到了1892 年，由穆萨巴约夫兄弟派遣到俄国和土耳其去留学的人员已达到50 名以上，穆萨巴约夫家族负担了留学的全部费用。到麦加朝觐的知名阿訇阿不都卡迪尔大毛拉（Abdukadir Damulla），经土耳其和埃及回到喀什噶尔后，于1912 年在喀什城里办起了当地第一座新式学校。在此前后，伊犁、吐鲁番、奇台、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社会都陆续建起了新式学校。⑤新疆“扎吉德”学校的教材大部分是从俄国喀山引进的鞑靼人编写出版的教材。热合木吐拉·艾山在2010 年调研中收集的课本有《逻辑学》、《植物学》、《卫生学》、《教育学》、《道德学》、《教学大纲》、《阿拉伯字母表》、《算术》、《动物学》、《土耳其语读物》等。

　　三、“双泛”输入和第一批“东突”骨干
　　“扎吉德”教育启动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20 世纪10 年代末，先在伊犁和塔城，然后在喀什噶尔等维吾尔族聚居区，出现了一批以“扎吉德”教育为名的世俗学校。学校里开设语文、算术、史地、文体诸课，大力加强文化知识的教育，使得宗教色彩浓厚的经文教育体制相形见绌，促使经文学校进行改革，历来由伊斯兰教机构主持、拥有的教育领域发生了变化，从而新疆旧式宗教教育逐渐过渡到了新式世俗教育。 “扎吉德”教育的贡献应以充分肯定。但是，其负面作用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由此传入新疆。
　　新疆的“扎吉德”教育，直接使用来自俄国鞑靼斯坦的浸透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内容的教材。为了办学需要，各学校想尽办法聘请来自俄国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外籍教师。巴乌东·穆萨巴约夫先后从土耳其聘请了阿巴拜克里（Ababakil）、艾哈迈提·卡玛尔（AhemetKamal）、阿布都拉赫曼（ Abudu Rahim）、穆凯莱（Mukal）等人来校任教。阿巴拜克里于1905 年回国后，艾哈迈提·卡玛尔成为中心人物。应巴乌东·穆萨巴约夫的请求，艾哈迈提·卡玛尔于1907 年在依克沙克办起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师范学校。 据热合木吐拉·艾山的调查，喀什噶尔的阿布都卡迪尔大毛拉于1912 年开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在聘请外籍教师的同时，每年派10~15 名学生赴伊斯坦布尔、乌法、奥伦堡等地留学。吐鲁番阿斯塔那人马赫穆德·穆依登聘请喀山鞑靼人艾达艾拉尼，于1915 年在自己的家乡出资开办了第一所“扎吉德”学校，校名为“马赫穆迪亚学校”。1917 年十月革命后，马赫穆德·穆依登再度赴俄国经商时，邀请木合普拉·穆合普里及古兰旦木·阿碧斯泰夫妇、艾力伊布拉音、伊萨木丁、夏米谢日甫、法赫米等六位鞑靼知识分子来吐鲁番任教。和田商人库尔班阿吉·卡伊马克于1913 年聘请在喀什噶尔从教的土耳其籍教师伊斯马依尔·艾克在和田市“阿勒屯鲁克麻扎迈德力斯”开办了一所扎吉德学校，这个学校存在到1915 年。北疆各地新创办的“扎吉德”学校都聘有鞑靼人。1912 年，在迪化的诺盖清真寺旁边办了一所“扎吉德”学校，聘请名叫孜纳吐拉的喀山鞑靼人任教。1915 年，又租用该校旁边的三间房间办了一所女校，聘请名叫玛丽亚姆的鞑靼女士任教。20 世纪20 年代，两校被扩建成为初级水平的中学。在伊宁，几个俄国籍鞑靼人和当地穆斯林开办了几所新式学校和阅览室，创办突厥语的报刊，“扎吉德”教育快速发展。塔城的富商乌迈尔阿吉于1910 年把儿子阿布都热合曼等几个青年派往喀山就读。他们回国后，出资在塔城克孜尔清真寺旁开办了有三个班的“乌迈日亚学校”。
　　在俄国的“扎吉德”学校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1912 年一份帝俄政府警方送呈内务大臣的报告讲了伊什包比学校校长包宾斯基的问题：
　　不论包宾斯基兄弟或者上述教师都在进行反俄和反政府的宣传。通过进行宗教谈话，散发君士坦丁堡出版的小册子和报章，在民和学生中散布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该学校学生竟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公开高唱充满违法内容的鞑靼和土耳其歌曲。在歌曲中亵渎神圣的俄国皇帝，颂扬土耳其苏丹。该校悬挂的皇帝肖像被挖去了眼睛和嘴。当一部分守法民众对此逆行妄为多次抗议时，却遭到包宾斯基等人和学生的强辩反驳，甚至声言同抗议民众断绝关系并以动武相威胁。
　　新疆的“扎吉德”学校灌输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更是有恃无恐，如日本学者大石真一郎所指出的，应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办起师范学校的艾哈迈提·卡玛尔在学校中，教育学生们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唤醒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识，让他们感到对于“突厥人同胞”的责任，支持“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帝国。 包尔汗也指出，在土耳其留过学的伊犁的麦斯伍德·赛布里，也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学生说：“我们的祖先是土耳其人。”
　　就这样，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借“扎吉德”教育的普遍推进，大举传入新疆，在造就维吾尔族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第一批“东突”骨干。其中有在出国游历或与外籍人接触交往过程中，直接接受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有在俄国、土耳其留学返回后积极在各地办“扎吉德”教育的，大量的是在新疆接受“扎吉德”教育过程中接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麦斯武德（Mas’ud Sabri，1888～1950），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阿图什富商玉山巴依的孙子。玉山巴依因生意上的缘故，曾遍游欧洲，先后游历过巴黎、柏林、莫斯科、伊斯坦布尔等地，因为受宗教的影响，他对伊斯坦布尔有浓厚的感情，这种影响后来一直主导着麦斯武德的人生。1904 年赴土耳其，求学于土耳其哈美的耶学校和伊斯兰堡医学院，在那里接受了泛突厥思想。1915 年回国，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在伊犁开医院。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麦斯武德对俄国奉行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其革命极其厌恶。原来，他在土耳其留学时就一直憎恶与奥斯曼土耳其为敌的俄国，他尤其不能容忍中亚地区苏维埃政权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实行的“农业革命”。为了抵制这种新思潮对新疆的影响，麦斯武德又出资创办了“土兰”、“德尔乃克”、“东迈亥莱”等“扎吉德”学校，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全部用土耳其文授课，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杨增新认为麦斯武德所办学校对地方社会稳定危害甚大，因而对其一一查禁，并曾将麦斯武德下狱关押十个月。1933 年新疆大乱，麦斯武德曾投靠地方军阀麻木提师长，充任其政治顾问。1935 年，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以控诉盛世才亲俄亲共，获南京国民政府重用。1936 年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教授、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委员。 在南京、重庆，与先后投奔国民政府的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1901～1965）、艾沙·阿勒甫金（Isa Yusuf Alptekin，1901～1995）结伙，打出“中国突厥斯坦”旗号，鼓吹“突厥民族”“高度自治”，从事“东突”分裂活动。 1945 年随着国民党势力重返新疆，麦斯武德先就任新疆监察使，后一度出任新疆省主席，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分别出任省府副主席、秘书长。正是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形成了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为首的帮派，这就是新疆“东突”势力的由来。新中国建立后，麦斯武德1950 年病故于乌鲁木齐家中，而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辗转流亡于土耳其，在那里建立境外第一个“东突”活动的基地，后来的“世维会”头目艾尔肯·阿勒甫金（艾沙·阿勒甫金之子）、热比娅，则是他们的徒子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