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就是贴近自己，故事会从泥土里长出来丨专访导演白志强
2020 年在电影节崭露头角之后，《拨浪鼓咚咚响》终于在 2023 年 2 月 25 日登上院线。22 年末，这部被称为陕北版《菊次郎的夏天》的电影开始在各个城市点映，好评不断。
《拨浪鼓咚咚响》的故事设定在 2008 年冬天的清涧，一个失去爱子的卖货郎，一个寻找爸爸的留守儿童，意外纠缠在一起踏上让人啼笑皆非的旅途，互相抚平各自心中的最深的伤痛。
一部简单的公路片何以牵动人心？从叙事来看，《拨浪鼓》的故事并不复杂，简单柔和，比起大开大合的反转刺激，这种平淡的日常故事反而是更难创作的。《拨浪鼓》贵在真诚，有着无法通过创作技巧触及的核心。
为了全力表达现实的打工仔和留守儿童生活，让故事以最真实的状态出现在观众眼前，创作组在许多观众可能没有注意的细节上花费了足够的功夫，小吃街、庙会场景也没有特意安排群演，全部保持着街道原本充满烟火气的模样。
《拨浪鼓》导演白志强告诉我们，影片在拍摄上使用了大量新现实主义摄影技巧。新现实主义促使大家离开影棚自由地拍摄，启用非职业演员，用同期录音，用长镜头和空间不切割等等法则，促使现实的力量不断增强。
没有高端视效，没有明星加持，两位主演一个是从榆林清涧选出的农村小学生，一个是导演跑出租车的发小。
导演摄影出身，在做这部故事片之前一直拍纪录片，为了拍《拨浪鼓咚咚响》掏空积蓄，还把电影剧情里欠工资的包工头写成自己的名字：「我欠了剧组那么多钱，这个名字改成我的算了，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谁是欠债的。」
这样的《拨浪鼓》靠不断放映积累口碑，能让看过的朋友自发推荐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故事中真实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故事研习社和每天 IP 推荐联合邀请到白志强导演，和大家分享《拨浪鼓咚咚响》的创作心得。
研习社：这个故事最初的想法来自哪里？
白志强：之前在清涧高杰村拍纪录片《边走边唱》的时候没地方睡觉，就在当地的学校里借宿了一晚。校长准备了酒和一小碟菜，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天晚上我跟校长聊天，他说他们学校都是留守儿童，将近一半的孩子都是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生活特别凄惨。
当时我相信有这样的孩子，但没他说得那么多，第二天校长把孩子们叫到我门口，我一看就反应过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天气那么冷，孩子们还穿着凉鞋，左脚穿右脚的鞋，右脚穿左脚的，脖子上很脏，头发也黏在一起。
我随机问一个孩子，你爸爸妈妈呢？他不说话，就低着头掉眼泪。
另一个事情，是我做了2年「星星火志愿帮扶团队」的工作，这让我记住了很多留守儿童的故事。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小孩要跑出去找爸爸，虽然刚跑到镇上就被村长撞见带了回来。孩子每天在地上写「爸爸，我想你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坐在爸爸肩膀上放烟花。
从这里开始，我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开始想拍纪录片，后来又觉得纪录片不合适——纪录片会被观众看到孩子的童年，等他们长大了，可能会对孩子有伤害。
于是，我决定拍一个故事片，《拨浪鼓咚咚响》就诞生了。
研习社：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失去儿子的父亲，一个是失去父亲的儿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人物设定？
白志强：一个和戏剧设定相关，两个主人公的设计在剧作上叫伙伴情谊，是相互救赎的类型故事；一个和苟仁代表的社会面支线相关。苟仁身上有很多戾气，这些戾气和他过往的伤痛是互补的。
苟仁的原型就是扮演他的惠王军。我对惠王军很了解，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从小就热爱表演，但没有机会给他。他初中时父亲早逝自己辍学去打工，结婚后本来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孩子出生后有自闭症，他把挣的钱全砸进去给孩子治病也收效甚微，朋友们都害怕他来借钱。
这个世界是很残忍的，你越不如意的时候，别人越躲着你。
这种情况让苟仁对社会变得冷漠，也变得失望。我认为让这样的人和毛豆相处，他们之间的情谊和温暖是带有正义感的，他们应该来教育我们这些自私冷漠的人，这也是一个设计的初衷。
研习社：两个主人公的前置剧情有多少？一个人物小传必须有多少内容，才能对正片的人物塑造有足够多的支持。
白志强：一个人的成长应该有三个面。
一是知识结构。苟仁是初中辍学出去打工的人，所以他说话的方式比较粗粝，有很多脏话。他的人生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慢慢熬出来的，肯定和一个大学生出来摆摊卖货的表现不一样。
二是家庭教育。毛豆的奶奶脖子上有一个佛珠，这个细节展现了她是非常善良的人，奶奶给了毛豆充分的爱。苟仁的长辈也给了他爱，但是苟仁父亲早逝，有些爱是缺失的。家庭和亲朋之间的关系造就了人物的三观。
最后是性格。我们陕北有一句话叫「三岁看到老」。三岁孩子表现出基本的性格，会是他人生中难以改变的天性。
从学历和社会阅历、家庭和亲友关系以及性格三个方面去塑造人物，会得到比较饱满的角色。
研习社：《拨浪鼓》是一部非常真实的影片，大量支撑起影片真实性的当地生活细节是你自己的生活体验，还是专门做了采风和调研？
白志强：电影素材都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只是凝结到一个故事中，这个故事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不是我写出来的。生活细节非常重要，细节会提高故事的真实度。
研习社：很多新人创作者不知道生活中哪些点值得记录，写的时候也不清楚哪些能用。你是怎么记录生活中素材的？
白志强：其实我没有刻意去记。有些生活中的事情你看到了觉得有趣，自然就会记下来。
电影里有一段在卡车旁边出现三轮车卖饭的场景，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在堵车夹缝中移动卖饭的人，也出了很多交通事故。这些事情触动到我，不用特别记忆也会印象深刻。
另外，我写得都是离生活很近的故事和人物，这些细节就会不断从脑海里浮现出来。要是我写一个和我自己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故事，也只能靠编了。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也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就很难理解这些人物的行为逻辑，很容易把握地不真实。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要贴近自己，没必要舍近求远。
创作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离自己的生活经验近一点就足够。比如大学生可以写学校、老师、友情、教育，即使生活经验不多，写这些题材也足够，创作时情节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如果写一个上市公司的风云变幻，肯定就不好驾驭了。
研习社：我们看了之前的一些采访，你有提到拍这部片子前看了很多同类电影学习。如何通过看同题材作品提升自己的创作技巧，可以和新人创作者们分享一些经验吗？
白志强：首先，电影不是我们某一个人创造的，是在前人不断的故事讲述技巧上建立起来，从而慢慢形成一个讲故事的体系：主线是什么，副线是什么，主题是什么。
我不是导演科班出身，平常一是通过相关书籍学习，二是和周围经验丰富的老师交流学习。本片监制芦苇老师一直和我讲，看电影拉片很重要，经典电影中有你要的一切。
如果我们想讲「两个人的故事」，在《救猫咪》的故事类型里叫做「伙伴情谊型」，所有的爱情片都是这个类型。
伙伴情谊的整个故事结构、故事讲法、时间点位，两个人在哪个段落相遇，情感在哪里升级，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技巧。
有了这些专业知识积累之后，看电影会帮助你理解它们。我当时看了几十部同类型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央车站》《红色康拜因》……每天一部，反复观看，先看整体再看细节，再拉点位、讲人物、看发展，学习里面的表达技巧。
学到写作方法之后要能落地，落到自己想说的故事，用技巧帮助你重新组织自己的素材，写出自己的故事。
我认为剧情片的观众不在乎有没有猜到结果，大部分人在开始就知道结局——这种结构的故事其实挺老套的——大家想看的是故事发生的过程和细节。
比如《绿皮书》开头我们就知道结局一定是这样，但中间观影过程依旧好看。
故事的过程实际上是难写又有趣的。在所有类型故事中，伙伴情谊型是比较难写的。这类故事看上去特别简单，但是把简单的主线写出跌宕起伏的感觉，比闹哄哄的戏写起来更难。
研习社：很多人平时总想写一个创新的故事，但其实有时候细节人物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
白志强：像爱情片只有两种结局，一种分手一种在一起，但拍了那么多爱情片，还是有很多人去看爱情片，这是为什么？因为每个爱情都有不一样的地方，结局相同但过程不同，这就是爱情片的魅力。
研习社：影片里有苟仁和毛豆聊天的时候提到了清涧出身的作家路遥，你觉得除了表达媒介不同之外，小说和电影的共同和不同之处是什么？你会尝试小说改编电影吗？
白志强：艺术是相通的，会给人带来感动和惊喜。我有改编的小说的想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
电影和小说的区别很大，它们不能放到一起比较，我甚至偏激地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是无法被改编的。
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想象力，同样的一本小说在不同人的脑海中，会形成不同的画面和人物形象，但电影是视觉性的作品，让大家的眼睛具象地看到画面，其实挺破坏想象力的。电影能承载原小说的一部分故事，但很难承载小说的语言和空间美学。
电影有电影的特点，电影通过画面、声音来讲故事，还可以用音乐、颜色、氛围来营造电影的空间美学，带给你不一样的享受。小说和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是独立的。
比如金基德导演的电影是没有办法写成小说的，他用视觉美学传递出来的故事特别有趣，写成小说一定会有牺牲。
研习社：向还没有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推荐一下《拨浪鼓咚咚响》吧。
白志强：这是一部献给贫困留守儿童和打工族的电影，我希望更多人能走进电影院看到它，更多地区关注、关爱留守儿童和打工族。
并且，我始终相信被爱所环抱的世界会更加美好。这是我拍电影的初衷。
我们团队用了几年的心血诚意满满地制作出这部影片，传给大象帮我们带进影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让更多像《拨浪鼓》这样叫好不叫座的电影能够走上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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