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近7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专栏—— 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７０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专栏
【主编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近７０年来，中国的历史地 理学研究也获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这７０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对于中国历 史地理学科来说，却是其快速成长、不断壮大的关键时期。为此，本刊特约请历史地理学领域在 某方向有专精研究的专家、学者，试就近７０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的相关情况进行 回顾，既总结成绩，也指出问题，以期引导、推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未来发展。衷心感谢各位受 邀专家、学者对本专栏的热情响应与大力支持！
本期推出的是蓝勇教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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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70年来, 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领域已经十分广阔, 有关交通通道线路的考证几乎涵盖各个历史时期, 特别是对唐代和元代的交通路线的考证已经较为精细深入。从区域历史交通地理层面来看, 以巴蜀、关中、中原、岭南等地区的交通通道考证成果较为丰硕。“道路功能性特征”视域下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陶瓷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较受关注, “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直道、狭义的蜀道研究成果也较丰硕, 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近70年的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大多隐含于相关学科之中, 学科独立性不强、科学精准度不高。未来需要舍弃交通运输史、交通科技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而加强历史通道走向复原方面的研究, 提高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独立性。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需要树立“考古学情怀”, 推行“全路段驴行”式考察。
中国历史交通地理一直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学科分属来看，历史交通地理可以从属于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也可以与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因为，历史交通地理往往与自然环境、军事征战、技术条件等相关联，并不是在经济领域内就完全能够说清楚的。不过，当下虽然有关交通史、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的论文较多，像《唐代交通图考》《秦汉交通史稿》等著作水平也很高，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以历史交通地理为名的学术专著出现，历史交通地理这个话语出现频率也不是太高。由此看来，似乎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独立性不强，学科本身也显得相对低调，这与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史的声名显赫状况有所不同。原因何在？要认识这一点，需要系统回顾70年来我们在中国历史交通地理领域所走过的路程。
就中国交通史的研究来看，王子今的《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和曹家齐《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已经对近百年的中国交通史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不过，由于交通史与历史交通地理在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研究诉求上有较大区别，所以，本文主要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对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发展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中国历史交通地理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相关的理论关怀并不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研究多有成效，不论是在断代或者说是区域方面都有大量成果。
1．断代交通地理研究
早期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以断代研究为多。如史念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交通道路》、卢云的《战国时期主要陆路交通初探》、章巽的《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谭宗义的《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唐长孺的《南北朝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陶希圣的《唐代之交通》等，都是中国断代交通史的名篇。
唐代以前的断代交通著作，应该首推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该书首次系统对秦汉时期的交通进行研究，其中第一章“秦汉交通道路建设”、第五章“秦汉内河航运”、第六章“秦汉航运与海外交通”、第九章“秦汉交通结构”、第十章“秦汉仓制与主要粮路”、第十五章“秦汉域外道路”，都对秦汉时期的交通通道走向有细致考证分析，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交通地理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在断代交通地理成果中，必须重点谈谈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该书有关唐代交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交通线路走向的考证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交通地理著述。严先生的著述先期在1961-1985年间分别发表在各种刊物和论文集上，后在1985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推出巨制《唐代交通图考》五卷，至2003年又整理出版了第六卷。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得到授权出版了此书的影印本，分成六卷，分别是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第六卷“河南淮南区”。书中分别研究了两京馆驿、长安洛阳驿道、长安太原驿道、洛阳太原驿道、中条山脉诸陉道、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长安东北通腾州振武军驿道、天德军东取诺真水汊通云中单于府道、关西河东闻河上诸关津及东西交通线、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凉州西通安西驿道、河湟青海地区军镇交通网、北庭都护府通伊西碎叶诸道、唐通回纥三道、蓝田武关驿道、子午谷道、骆谷驿道、汉唐褒斜驿道、散关凤兴汉中道、上津道、仇池山区交通诸道、金牛成都驿道、汉唐阴平道、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交通网、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天宝荔枝道、荆襄驿道、成都江陵间蜀江水陆道、嘉陵江中江水流纵横交通线、成都清溪通南诏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成都西南边区东西交通诸道、黔中牂牁诸道、汉晋时代滇越道、唐代滇越道、太原北塞交通诸道、黄河汾水间南北交通线、晋绛与潞泽间之乌岭道、太行白陉与穴陉道、太行滏口壶关道、太行井陉承天军道、太行飞狐诸葛亮陉道、五台山进香道、太行东麓南北走廊驿道、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隋唐永济渠、河北平原南北交通两道、居庸关北出塞外两道、古北口通奚王衙帐道、历代卢龙塞道、渝关通柳城契丹辽东道、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洛阳郑汴驿道及汴城馆驿、洛南三关、洛阳郑汴通汉东淮上诸道、桐柏山脉诸关道、中原东通海岱辽东新罗道、海岱地区南北交通两道。可以说，《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之作，鸿篇巨制，穷尽史料，考证精严。1996年，我在《“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品评》一文中曾指出“《唐代交通图考》堪称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认为严耕望对中国历史交通地理作了“卓越的贡献”。该书虽然主要研究唐代，但在许多通道研究上往往前溯汉晋，下迄两宋，由此也可窥见汉晋南北朝和宋代的部分交通情况。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对于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交通路线大势，都可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得到信息，可见，严著堪称一部《中国汉唐交通地理》。当然，《唐代交通图考》也有一些遗憾，如“存目”的三卷没能研究面世，故对岭南、东南地区的交通路线考证缺失，再加上缺乏田野考察和与大陆的学术交流等，一些观点也有待商榷。对此，李之勤、辛德勇及笔者等也进行了一些补正。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王子今在《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一文已经多有谈及。
在唐代交通地理的研究中，李之勤、王文楚、冯汉镛等学者取得的研究成绩也较为突出。如李之勤有《论唐代上津道》《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代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等文，王文楚有《唐代两京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传考》等文，冯汉镛有《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考》等文。其他研究汉唐之间中国交通路线的还有方国瑜《诸葛亮南征路线考说》、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苏海洋《唐宋时期青泥路的高精度复原研究》、张士伟《青泥路考》、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杨铭《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李宗俊《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等。台湾廖幼华鉴于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岭南、东南地区交通研究的缺失，补充了岭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其成果汇集在《深入蛮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中。廖氏对唐代容州的道路和邕州入交趾的道路的研究考证较为精严。
有关宋代的交通地理研究成果也不少，但许多研究论文往往是将其放在“唐宋”时段背景来一起讨论的，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通道单独朝代的资料有限，而唐宋之间交通大势的变化也有规律可循，二代的资料可以因此相互参证。同时，由于两宋南方地区的开发加快，更多的历史主体叙事有了南方的空间背景，所以有关南方地区交通通道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如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路线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方铁《唐宋两朝至于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蓝勇《唐宋四川馆驿汇考》、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的交通研究》、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其他有关宋代交通路线的论文还有王文楚《北宋东西两京驿路考》《北宋东京与登州间驿路考》《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探索》、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重大发展》《南宋东西交通大动脉：“马纲”驿路初探》、孙修身《试论甘肃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等。在唐宋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中，近些年曹家齐用力较多，成果丰硕。另外，张锦鹏和王国平所著《南宋交通史》很值得关注。该书首先对南宋以前的国内道路交通发展状况做了简要梳理，然后分别对南宋时期国内交通网络做了全面研究，主要涉及以临安为中心的东部区域交通网络，包括临安至浙东地区的交通路线、从临安至福建地区的交通路线、从临安至江西、广西地区的交通路线、从临安至淮南地区的交通路线、从临安至荆湖地区的交通路线；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区域交通网络，包括从成都至秦岭南的北线交通道路、从成都至江陵、鄂州方向的东线交通道路、从成都至静江府、邕州方向的南线交通道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交通网络，包括广州经福建至临安的道路、广州经大庾岭北上江西的道路、从广州经骑田岭至郴州的道路、广州经萌渚岭至零陵的道路、由广州经越城岭至全州的道路、广州通邕州的道路、广州至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南部沿海地区的道路。另外，该书还对南宋重要的交通生命线长江与运河、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的交通、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的交通、南宋与海外高丽、日本、南海诸国路线做了分析。
有关元代交通路线研究的专门著作并不多。德山著《元代交通史》一书对元代的交通路线有一些考证，但资料引用不是太规范，一些明代驿道误为元代的路线，显得不太严谨。不过，一大批学者对于元代各区域的交通路线的考证已经较为全面，涉及河南、黑龙江、江西、山西、江西、江浙、陕西、四川、新疆、藏族地区、云南、岭北行省、元上都、湖广行省、川陕间、甘肃行省、内蒙古阴山地区、辽阳、粤西、潮州等地域的元代通道和站赤设置情况。
在明代交通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是一本系统考证明代全国各地驿站位置和驿道线路的著作；同时，杨氏校刊的明代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为研究明代交通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此外，还有姜建国的《明代贵州驿道交通变迁及其原因》《明代云南驿道交通变迁用其原因》、史曦禹《明代辽东地区驿站研究》、孙锡芒《明代陕北驿站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李健才《明代东北驿站考》、岳广燕《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等。总体来看，专门考证明代交通路线的成果并不是太多。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历史文献有关明代交通路线本身的记载较为详细，进行专门考证的必要性并不是太强，相关的学术含量也就相对差一些。
历史文献中关于清代交通路线的记载相对明代更为详细，所以，虽然有关论文较多，但完全单独考证路线走向的研究也不多，重点大都是在梳理交通路线地位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上，历史地理的味道相对较弱。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丛佩远《清代东北驿路交通》、潘志平《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张林《略论清代吉林的驿路交通及其对边疆地区开发的贡献》、姜建国《清代金沙江中下游津渡与川滇交通》、史雷《清代拉达克与新疆之间的交通路线研究》、徐小慧等《试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与经济发展》、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边巴次仁等《清代入藏驿站及西藏地方内部驿站考》，以及勒道、孟和《清代西域驿站的蒙古语地名研究》、乌兰巴根《清代库伦南北路驿站考述》、姜涛《吉林乌拉通往瑷珲驿站设置变迁考》等文。也有一些硕士论文关注清代交通，如易宇的《清代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王文君《清代三峡地区陆路交通研究》、周德春《清代淮河流域交通路线的布局与变迁》等。不过，清初以来至当下，地名的变化相当之大，清代的许多驿站、铺塘的精准位置仍需下功夫考证，但这可能需要结合大量的田野考察才能完成。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做得并不是很好。
民国以来近代交通地理研究由于资料较为全面系统，考证性的任务已经不多，但研究各条线路地位升降、成因和影响仍有重要意义，如研究民国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乐西公路的意义就不可小觑。
2．区域、水运与综合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上的中国陆上疆域最大达130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大的空间范围内要真正对历史上的交通线路做精准研究，深入局部区域可能更容易入手，所以，区域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在近70年来一直较有热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徐望法主编《浙江古代交通道路史》、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陆轫《云南对外交通史》、尹钧科《北京古代交通》、康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王绵厚和朴文英《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河北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北古代交通陆路交通简史》、新疆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古代道路交通史》、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古近代交通史》、德山等《蒙古族古代交通史》等。另外，各地交通厅交通编史委员会编的公路交通史及相关资料汇编都多多少少涉及古代交通路线问题，如《中国公路史》《中国航海史》《中国内河航运史》《长江航运史》；各省市县的交通志、公路史也有大量区域交通路线的考证内容。
中国古代运河和漕运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以对运河路线和漕运路线研究较为集中，如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绍华《大运河的变迁》、常征和于德源《中国运河史》、中国唐史学会《运河访古》、潘镛《隋唐时期运河的漕运》、鲤彦邦《明代漕运研究》、彭云鹤《明清漕运史》、李文治《清代漕运》。各省区市县交通部门编的各种航运史、水运史的著述中，对于水路交通地理多有探讨。
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的论文集中，历史交通方面的内容构成其主体，有的论文集的名称甚至带有“交通”字样。如史念海《河山集》第3、4、5、6集中收有大量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的论文，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和《长安学丛书·李之勤卷》、王珽《西域南海史地考论》、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蓝勇《西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等书，也多有对历史交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区域交通路线的考证。另外，杨聪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着力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问题，其中对民族地区的道路多有关注。
3．“道路功能性特征”视域下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近40多年来，学术界兴起从“道路功能性特征”角度来研究古代交通的新风尚，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陶瓷之路、玉石之路、金属之路、古盐道、丝瓷之路等。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的，本是指历史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指汉唐之间中国长安经过西域到达中亚、西亚的交通通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振江、杨建新就分别编有《丝绸之路》，其中涉及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在近40年的时间内，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述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涉及丝绸之路与地域文化、古代国家、文物、贸易、艺术、体育、屯垦、音乐、旅游、法律、中药、陶瓷、纺织与丝绸、人种等方面，甚至，由丝绸之路推衍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蜀布之路、陶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东方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等话语或名称。不过，在这样多的成果中，严格从历史地理角度对路线做科学考证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目前，涉及这方面相对较多的有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石云傅《三至九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蓝勇《南方丝绸之路》、曾昭璇和曾宪珊《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初探》、巫新华《寻觅大海道》、朱德显和王凤翔《长安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走向研究》、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聂静洁《唐释悟空入竺、求法及归国路线考》、李健超《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沙漠路线考察》等。近来，侯杨方、张萍、刘露、乐玲等通过运用GPS、GIS技术复原丝绸之路道路做了一些探索，值得肯定。
近几十年来，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较早的如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一书，虽然没有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其成果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实。同时，章巽还出版有《古代航海图考释》一书。近些年由于受对外开放浪潮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名称频繁出现在学术研究成果中，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潮汕、湛江、合浦、宁波、泉州、扬州、胶东、雷州等城市和地区关系的著述不断涌现。一些地方的会议论文集，如《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等书中，也有许多研究海上丝绸路线的论文。
茶马古道的研究成为近十多年来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区交通地理研究的热点，其中，有关茶马古道旅游方面的论著较多，而有关古通道承担的茶马贸易功能及通道、路线的走向研究成果较少。蒋文中的《茶马古道研究》《茶马古道文献考释》较为专业。刘勤晋主编的《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也有茶马古道路线研究的论文。有关陶瓷之路的研究成果较少。先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1984年由李锦德、高喜美翻译出版，后来又有梅标《海上陶瓷之路》和吴小凤《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二书出版。在唐蕃古道研究方面，有陈小平《唐蕃古道的走向和线路》、苏海洋等《唐蕃古道大震关至鄯城段落走向新考》、余小洪等《唐蕃古道路网结构与重构》、刘立云等《从唐蕃古道到茶马古道：论西藏与丝绸之路关系》等文。其他以玉石之路、金属之路、古盐道、丝瓷之路等话语下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但以相关区域地方文化人士的研究相对更多一些。
4．“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研究
在中国交通史的话语下，许多地方古代的交通区位重要、地名彰显度高，地域特征相当明显，历史上就已形成话语。如周道、直道、蜀道、故道、潇贺古道、崤函古道、京西古道、博南古道、五尺道、蜀身毒道、仙霞古道、梅岭古道、吴越古道、商於古道等，有明显的“道路地域性特征”，在学术界受到的关注超过其他地区。
秦直道的研究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如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王开《秦直道新探》、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址探寻》、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质疑》《与王北辰论古桥门和秦直道书》、吕卓民《秦直道岐义辨析》、甘肃文物局《秦直道考察》等。近年来，王子今主编的《秦直道》丛书，共八卷，包括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徐卫民、喻鹏涛著《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秦直道考察行纪》，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啸、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共300多万字，1000幅图片，可称为秦直道研究的集大成者。
蜀道是中国历史时期少有的以“地域”叠加“道路”的文化名词，蓝勇曾专门对“蜀道”名称的起源、变迁、名实变化做了探讨。蜀道的研究一直受到巴蜀陕甘地区学者的关注，相关成果丰硕，涉及关中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陈仓道（故道）和连云栈道以及汉中与巴蜀之间的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在褒斜道方面有郭荣章《论褒斜道上栈阁的分布、形制及邮驿等道路设施》、艾冲《西晋以前的褒斜道》、李之勤《关于褒斜道的名实问题》、梁中效《唐代褒斜道交通初探》、党喻《褒斜道的开发、变化和历史作用》、刘洁的《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等文；在子午道方面有李之勤《历史上的子午道》、王子今和周苏平《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践迹调查简报》等文；在傥骆道方面有陈显远《傥骆道新考》、徐志斌《论唐代傥骆道的特点和价值》、雷震《历史时期的傥骆道及作用》、王艳朋等《秦岭骆谷道———傥骆古道考古调查述略》《唐宋明清时期傥骆道的交通及作用》、梁中效《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等文。在连云栈道和陈仓道方面有李之勤的《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回车道说质疑》《论故道在川陕诸驿中的特殊地位》、郭清华《陈仓道初探》等文。有关金牛道的论文有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孙启祥《金牛古道演变考》、李久昌《金牛古道早期史考述》等文。虽然金牛道在蜀道的南线诸道中地位最为重要，遗产资源也最为丰富，但相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已有的研究往往显现为区间段的研究，如剑阁翠云廊段、广元昭化段、罗江白马关段，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苍溪、阆中、盐亭、三台、中江、广汉段的研究成果更是稀少。相对而言，有关米仓道的研究近年成果较多，如陈显远《米仓道考略》、蓝勇《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梁延保《古米仓道考》、任记等《四川南江县米仓道调查简报》、郭声波《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理》、彭邦本《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李久昌《汉魏南北朝时期米仓道交通及作用》《唐宋至明清时期米仓道交通及作用》、王子今《米仓道、米仓关考》等。至于阴平道，有鲜肖威《阴平道初探》、蓝勇《历史上的阴平正道的阴平斜道》、万娇《阴平道与左担道名称考证》、李龙《阴平道考略》《阴平道交通兴衰的历史》等文。荔枝道的研究，则有郭声波、周航《荔枝道三题》、周航《洋巴道发展的历史脉络》、蓝勇等《三峡开县秦巴古道路线考述》、李久昌《荔枝道早期史考述》等。近来，刘庆柱、王子今主编10册《中国蜀道》，由三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成为蜀道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中第一卷“交通路线卷”、第二卷“历史沿革”卷，与交通地理有较大的关系。另外，金生扬主编的《蜀道行记类编》由广陵书局在2017年出版，马强主持的《蜀道文献整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已立项启动。
其他有关潇贺古道、崤函古道、京西古道、博南古道、五尺道、蜀身毒道、仙霞古道、梅岭古道、吴越古道、商於古道为题的研究也有不少。
总的来看，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领域已十分广阔。有关交通通道线路的考证几乎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对唐代和元代的交通路线的考证已经较为仔细深入。在区域历史交通地理方面，对于巴蜀、关中、中原、岭南地区的各种交通通道的考证成果也较为丰硕。“道路功能性特征”视域下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陶瓷之路等研究甚为吸睛；“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直道、狭义的蜀道研究成果迭出。这样，使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在学术界内外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存在学科独立性不强、科学精准度不高，具有厕身于其他相关学科之中而声名不显的特征。
应该看到，历史交通地理与传统交通史的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所差异。历史交通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的交通通道的路线走向变化、兴废和造成这种变化、兴废的社会和自然原因，其中包括关隘、津渡的变化等，而相关交通设施与技术、交通管理制度（驿站、铺递、驿夫铺兵）、交通与社会应对等，并不应该是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主体。但是，从上面的回顾可见，既往许多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完全是被纳入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史研究之中，单独以考证历代交通路线走向、站驿名实与位置的专著成果并不太多，而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有机结合起来考证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交通可以从多个视域去透视，例如，交通运输史范式、技术史范式、社会史范式、考古学的范式、文化史的范式、地理学范式。交通运输史的范式对交通路线的关注往往较为粗略，只求大概，而对交通制度、交通运输的关注较为深入，属于中观视域。技术史的范式往往更关注于交通设施，重在考察工程技术在交通中的作用，如关注栈道类型、桥梁类型、交通工具等，是突出技术量化的视域。社会史的范式更多关注交通的社会属性，关注交通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码头社会、交通帮会等，是一种社会视阈的研究。考古学的范式主要着力交通遗产点的发现发掘，关注地下地面的道路遗址遗迹，往往是一种微观视域。文化史的范式则视交通为一种文明现象，考察交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将技术、制度、遗产都放在文明史角度考察，是一种较为宏观的视域。历史交通地理的基本范式应该是地理学范式，即主要考量交通要素中最基本的路线走向的空间变迁，研究这些路线空间变迁的社会和自然驱动因素，考察这种变迁形成的影响，即自然和社会响应。遗憾的是，这种地理学范式在历史地理学界受到的重视并不够。
近70年来，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就历史交通地理这个话语在历史学界或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内部来看，其影响力都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既有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往往是在非地理学范式背景下展开的，或是多种范式兼容下展开的。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我们还找不到一本以“某某断代的交通地理”或“某某地区的交通地理”为主题的专著，就是连专门的“通道考”“线路考”“线路研究”“通道研究”之类的论文都少见。由于中国历史交通地理学科的专业性并不太强，自然其独立性也不可能太强。
多种历史交通研究范式“兼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点，因为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确实需要对交通制度、交通运输、交通技术、交通与社会等课题进行研究。但当历史交通地理完全淹没在这些内容之中，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独立性就完全丧失，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精度的提高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历史交通地理需要放弃其他范式内容，强化地理学范式内容，将重点放在复原历代交通路线的走向变迁及变迁原因和影响上，切忌面面俱到。
地理学范式研究是历史时期交通研究的基础。只有将历史时期的交通路线走向完全弄清楚后，其他运输史、文化史、社会史范式才有深入研究的可能和基础。就交通历史的研究来看，首先要弄清的是路线、通道的空间走向与布局，这是最基本的。当我们将这种包裹在基础之外的附属范式去掉后，这种基础的独立性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者应该将精力主要集中在通道、线路的空间定位上，主动舍弃交通与社会、制度、技术层面关系的研究，这是突出历史交通地理学科独立性的前提。当舍弃这些以后，就当下的条件来看，首先需要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树立一种“考古学情怀”，推行一种“全路段驴行”式考察，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自强才有可能实现。
1．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应树立“考古学情怀”
长期以来，前辈学者在研究历史交通地理时相当注重历史文献，大多数交通通道的考证都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在书斋中得出的，如严耕望、章巽、杨正泰等都是这样的。近代古史学派对上古中古交通的研究，也多是以古文献为依据的。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历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深入人心，但考古学界可能更多是关注遗址遗迹的发现发掘，还少有学者进入历史交通通道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历史地理学者也少有依据考古遗址遗迹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主观诉求。
近些年来，考古学界开始将大量精力放在历史交通通道的考古研究上来，考古学者与历史地理学者结合进行了大量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的科学考察，如秦直道、西北和南方丝绸之路、褒斜道、连云栈道、米仓道、三峡古栈道、龙场九驿的相关科学考察和测量工作，而一些重要城市唐宋路面的发掘工作都显现了考古学对历史交通地理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开展第二次和第三次文物普遍查工作时，各地将古道、`古桥都纳入最重要的调查和保护对象之中，大量通过考古证明的遗址点成为复原历史交通通道的重要证据。
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对古代道路遗产的考察相当必要，而古代交通遗产的历史时代鉴定是我们研究复原交通路线走向最重要的科学手段。在考察中，地形地貌的山川形便、路基与碥石、古桥与栈道、关隘与城防、道路两边的历史民居、寺观、会馆、牌坊、神龛、碑刻、墓葬等的属性和历史时代鉴定，都可以成为历史交通通道走向和时代判断的重要依据。考古学提供了遗址遗存鉴定的技术手段和成熟器形年代学体系支撑。例如，同位素测年技术可以广泛运用于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之中，如通过对交通沿线古代木质建筑、木栈道、木质古桥的测年，可以旁证通道利用的历史年代。经纬度与海拔高程的精准测量、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对古代交通通道遗址的精准定位成为可能；道路坡度系数的考量，使古代道路的路线定位成为可能。不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和现代考古学的局限性，交通道路的石料年代科学测量还不能进行，石料形制年代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碥路、古桥的年代鉴别还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和石刻具体纪年叠加一种经验性的感觉来认知。
因此，野外考察中，研究者千万不要将今天看到的地面桥梁、碥路条石年代简单定论。在还没有完全进行路基的文化层试掘、碥路条石的年代科学鉴定之前千万不能随便认定通道的具体年代。例如，以前人们考察石门道、米仓道中将现代路基和碥路认定为秦代五尺道或唐宋米仓道都是不可取的，除非有具体纪年证明，或相应的文化层文物证明。在大多数地区，汉唐时期的道路路基都是埋于文化层之下的，切不可以明清时期的路基和碥路条石作为汉唐遗物。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研究者需要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需要及时关注历史交通通道遗址点，最好能与考古学者一起进入遗址地进行考察、踏访，甚至于发掘。这样，才能让自己具有一种“考古学情怀”。
2．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应推行“全路段驴行”式考察
考古学更多是为历史地理道路线路走向复原提供点上的道路遗址遗存支持，但历史交通地理与考古学的属性毕竟不同，历史交通地理更需要从全线整体去考察交通通道，将点与线结合，将文献与田野考察结合。历史交通通道的微调改线相当频繁，历史文献往往少有记载或有记载也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靠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都不能解决问题。以此，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者应该是一位忠实的田野考察者，这是“线型遗产”“线型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
在以往的历史田野考察中，由于交通条件、资讯条件、经济条件、时间条件的制约，田野考察也还只是点上的考察，对路段的整体情况并不清楚。笔者早年自费徒步考察了长江三峡、大巴山、川滇川黔通道的许多路段，大多数同样是点上的考察。所以，可能仍有许多相关通道遗址文物、相关历史记忆尚没有进入我们研究者的眼中。
近些年来，出于锻炼身体、挑战自然、探访人文的诉求，社会上“驴友”“驴行”风行，而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各种资讯的方便，各类国家项目经费的支撑，为研究者进行“全路段驴行”式考察提供了可能。通过全路段驴行式的考察，研究者可以像古人那样设身处地地考量古道与古人的关系，发现许多过去发现不了的环境和遗迹，为我们的研究判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笔者在明清成渝东大路的考察中采取了半路段驴行式考察，对保存遗存的路段进行全方位步行，发现了大量前人没有发现的历史遗迹。在编绘《重庆历史地图集》时，我们项目组的张颍对重庆僻北路、渝黔大路、渝万大路采取全路段驴行的方式，发现了大量以前关注不够的道路改道和道路遗迹。《重庆历史地图集》的“明代东大路”“清代东大路”“清代僻北路”“清代渝黔大路”图幅，之所以能绘制在1/30000—1/50000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就是因为采取这种驴行式考察。不庸讳言的是，这种几百公里的驴行式考察是相当艰苦的，但这种考察在西方历史学界进行同类研究时往往是一种常态。之前我们接触过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对清代滇铜京运通道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像海德堡大学的金兰中研究员，作为一位女性，只身在滇东北大山中做了大量的徒步考察，而图宾根大学的研究者，在实地徒步考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考量古道的坡度系数，将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精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用这种研究路径而形成的成果，其科学信度和精度，是传统书斋式的历史文献考证或点状考古证明而获得的成果所不能比拟的。
其实，田野调查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历史交通地理作为一种“线型文化”“线型遗产”的基础研究，对田野工作有相当的依赖性。在当下的学术背景和条件下，“全路段驴行”式田野考察应该是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标配。孙华教授认为蜀道有“线状遗迹”和“点状遗产”两大类遗址，可能学界以前更多关注交通通道上的“点状遗产”，而对“线状遗迹”关注不够。实际上，我们今天已具备更多关注“线状遗迹”的技术条件。有学者提出“高精度”研究历史交通通道的设想，值得肯定，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就当下来看，现代经纬度和海拔高程的及时测定、无人机与实时电子遥感地图密切配合、同位素测年的广泛使用，都为研究者复原历史交通线路、确定道路年代、探讨古今变化规律提供了条件。如无人机的运用，为我们实拍古代通道全路段鸟瞰动态影像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在研究中判断古今道路走向变化规律提供了可能。同时，我们也期望通过对大量包含古道碥路条石规制的整理总结后，建立考古意义上的石料年代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一些无法用同位素测年证明古道具体时代的道路提供较可靠的判断依据。
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多。一带一路、蜀道申遗、古道旅游、经济走廊这些话语都需要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支撑。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会削弱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科学性，相反，对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因为有“一带一路”的国家构想，才会出现我们学术界的丝绸之路研究热，才会出现运用GIS复原丝绸之路道路网络的精细化研究。也正是因为蜀道申遗的现实诉求，使研究者对金牛道、米仓道的科学考察比以前更为深入、全面。
应该看到的是，一方面各地旅游开发中对古代交通遗迹的研究和开发利用诉求越来越强烈，各地的古道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在文化史范式、社会史范式、交通史范式下进行的。就是纯粹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也还主要是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主。许多地区仍简单将现代的古道走向臆测为秦汉、唐宋时代走向，将今天古道路基认为是汉唐路基，将今天的碥路条石认定为汉唐所留。仅以巴蜀地区的古代交通研究来看，绝大多数道路的全路段驴行式考察还没有展开，特别是在携带现代装备下的科学全路段驴行式考察还几乎没有进行。可见，历史地理学界对古代“线状遗迹”的考察和保护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十分希望年轻学者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古道全路段驴行”式工作。这应该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开展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文稿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辑。
编辑：安 甜 常宏宇
审核：焦焱博 常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