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飞升

10

星期六

2017年06月

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飞升。

 “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飞升。”这句话但丁第一次说出，歌德第二次说出，托马斯·哈代第三次说出，今天容我老高第四次说出，说给我们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中苏边界一个荒凉偏僻的边防站服役。五年中，我们那个边防站只来过一次女人，那就是兵团农十师演出队。记得，演出队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身材瘦瘦的，脸白白的，下巴尖尖的，一句话吧，她长得很像张柏芝。有三个细节，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个是，演出队的七个姑娘，唱一个女声小合唱叫《布伦托海打鱼归来》，她站在前面领唱，腰肢一摆一摆，手指一撩一撩，做划船的动作，把这些可怜的大兵都看呆了。

第二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副连长恶作剧，让炊事员盛了满满的、尖尖的一大洋瓷碗米饭，端给这姑娘，想看这姑娘吃不完出洋相。谁知，这姑娘端起碗来，眼睛一眨不眨，一口气把这一大碗饭吃完了，这叫大家都很吃惊——那时都饿呀，尤其是兵团的人。

第三个细节则是，吃罢饭以后，演出队休息，他们将在边防站住一夜，第二天早晨离开。我们则腾出自己的床铺，让演员们住，女演员的门口，还加了双岗。这时三班长端着个盆子，赤红着脸，去给女演员送洗脚水，大家说你满脸红疙瘩，太难看了，别把人家吓着，还是让高建群去送吧。三班长“哼”了一声，还是敲门去送了。副连长也耍点小特权，他手里拿了副扑克，也敲门进去，在熄灯之前，和姑娘们玩了一阵扑克牌。那时新疆一带流行的打发法叫打“五十K”。打着打着，天热，副连长就把帽子卸了，后来，熄灯前，副连长要走，怎么也找不着帽子。

那位我们前面谈到的小姑娘坐在那里，副连长明白，帽子在她的屁股底下压着，于是想叫那姑娘站起来，话刚出口，突然，另外的几位姑娘一齐叫起来：“你快走，首长，她‘来’了！”副连长是结过婚的人，知道这“来”是说来例假了，只好站起身匆匆忙忙地离开。副连长刚走，门“砰”的一声关住，几位姑娘在屋子里笑得弯了腰——那时单军帽很流行，兵团人是农工，他们也很稀罕这个。

记得那天夜里，对面边境线外枪炮声大作，照明弹、穿甲弹、泄光弹、信号弹打得夜空五颜六色。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载着演出队走了。临行前，大家列队和演出队握手告别。那些老兵在握手的时候，使劲地用指甲抠那姑娘的手心，抠得姑娘眼泪汪汪的。演出队刚爬上马车，副连长就站在队列前训话，骂那些抠人家手心的老兵。他说：“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你抠，你抠，抠你妈的×哩！”骂完以后大家解散，继续我们的日子。

30年后，也就是2003年，我重返阿勒秦。这次，我专门来到农十师所在地北屯市，逢人就说当年那些事情，试图找到那个梦一样的姑娘。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姑娘叫张润香，是山东支边青年。我问她现在在哪里，我想去看一眼。人们说，她调到“十三连”去了。

十三连在哪里呢？原来，十三连是墓地，一个团通常有十二个连队，所以，人们把死去的人就说成是调到十三连去了。姑娘是在1986年的一次车祸中死去的。这样，我来到戈壁滩一座荒凉空旷的墓地上，折来一束红柳花穗为她献上。那一刻我在心里说：好姑娘，你大约只是把那次演出当作寻常的慰问演出，但是，你不知道，你给我们这些士兵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呀！

上面是我的故事，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谈一个女性闯入者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温馨回忆。那么从女性的角度，该怎么记述这个故事呢？

可惜我们的女神张润香已经死了。要不，让她谈一谈当年的感觉该多好呀！我在30年后专程去北屯寻她，也许正是想听她亲口说一说，可惜她已成古人。但是，不久前，在一次国家组织的文艺采风活动中，同车的随行记者，一位名叫李向红的漂亮姑娘，在听了我上面这个故事以后，她揉了揉眼睛说：“高老师，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有过一个和你类似的故事。让我说一说好吗？”

残阳如血。我们的越野车在西部大地广袤的原野上奔驰着。车轮滚滚，女记者李向红，沙哑着嗓子，讲述着她经历过的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个野丫头，这是让生活逼出来的。我是在西宁市区里长大的。父亲是老干部老作家，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西宁。“文革”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中。少了父亲的呵护，我和弟弟这些被叫作“狗崽子”的孩子老是受人欺侮。后来我生气了，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弟弟，我开始和人打架。打到后来，出了名，在我们那个小学，在我们附近那些街区，只要一听“李向红来了”，那些寻衅的孩子吓得撒腿就跑。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到青海日报社。当时，父亲经青海省委与陕西省委协商，已经调回陕西。他要我留在青海，最少呆十年，说他对这里有感情。我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去报到了。一到报社，我对主任说：哪里最艰苦，让我到哪里去驻站。我这话里也有和父亲赌气的意思。这样，在一个大雪天的日子里，我从街上拦了一辆大货车，坐在驾驶室里，往驻站的地方玉树州囊欠县去。汽车跑了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一个岔路上，司机说，从这条岔路上一直往下走，是囊欠县，他只能捎我到这地方了。我下了车，司机开着车走了，暴风雪怒吼的荒原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站在路口等了很久，好容易等了一辆车，司机见我扬手，理也不理，就走了。后来又等到了几辆车，可是任凭你招手，司机就是不停。后来我突然想起，听人说，女同志拦车，好拦，尤其是单身的女人。于是，我把自己头上的皮帽卸了，拿在手里，露出里面的红毛衣。这一招果然奏效，下一辆车一见我就停车了。司机是一个好大哥，他说，你这个姑娘是个傻大胆儿，怎么一个人敢在这地方，不怕叫狼吃了。在藏民的毡房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我赶到囊欠县记者站。快过年了，县上正要放假，看见我来了，大家都吃了一惊。

我要说的那个故事发生在我当记者几年以后。春节快要到了，兰州铁路局李局长带队去慰问青藏铁路沿线职工。电话打到青报社，点名要我去。我那时已经驻站两年结束了。回到报社，跑交通口，认识的李局长。李局长带着我们，沿着茫茫的青藏线走着。这一段区域里一共六个养路段，养路段下面，再分六个大工区，大工区下面，再分成道班。这一天，我们来到可可西里养路段，处在大沙漠中。到了可可西里，局长要给大家讲话。大工区的人，道班的那些养路工们，都沿着铁路，来到可可机务段。

会议室里，局长讲完话以后，问养路工：“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有的话，讲给我听！”满会议室的养路工，嘈嘈了一阵，最后说：“局长，我们只有一个困难，就是想要老婆！——我们没老婆。”局长沉吟了片刻，回答说：“这个问题一定要给你们解决，我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老婆也一定会有的。只是，这得慢慢来！”局长说这话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养路工，悄悄地凑过来，给局长耳边说了几句话。

这时，局长把我叫出去，说有话给我说。到了外面走廊里，局长脸色严肃，他说：“李记者，咱们是朋友吧！”我说：“局长你今天怎么了？”

局长说：“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求你给我帮一个忙。就算求你，好姑娘！”当时我有些纳闷，我说：“局长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局长这才对我说，刚才那位年轻的养路工，想拥抱你一下，轻轻地拥抱。那养路工在最艰难的一个道班工作，每天，看着火车从自己的身前轰轰烈烈开过去，他只能隔着窗子，向里面望。

我被感动了，我一口答应了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哪怕再矫揉造作的女人，此情此景，也会答应的。我抹了一把眼睛，然后对局长说，我去收拾收拾，就来。然后，我回一趟自己的房间，坐在镜子前，细心地化了妆，我把自己带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试。我最好的衣服是一身牛仔，那是名牌，父亲出国访问给我买的，我决定穿上它。然后，头上再扎一条鲜艳的红纱巾。这是大冷天，零下三十多度。为了显出我的腰身，我把黄大衣和棉袄都脱了。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重新回到了会议室。我大大方方地走到主席台上，转过身，然后张开双臂说：“刚刚给我提出那小小要求的是哪一位，请站起来！”我的话说过以后，会场上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最后，那位年轻的、一身油渍的养路工，怯生生地站起来，满脸通红。

“你是男的，你应当主动呀！”我也有些胆怯，于是这样说。那年轻养路工见我这样说，于是勇敢地跨上了主席台，然后紧紧地拥抱我。我则回应他，也紧紧地拥抱他。胸膛贴得很紧，我甚至能听见年轻的养路工那狂热的心跳。

我们拥抱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也许很短，只短短的十几秒，也许很久，长到地老天荒。当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我才惊醒。透过年轻养路工的肩头，我向台下看去，看到许多养路工一边抹眼泪，一边鼓掌。而眼泪流得最多的，竟是平日老成持重的李局长。李局长大声说：“李记者，我授你我们兰州局的名誉职工称号。给你发个证儿，以后你走这一段铁路的时候，不用买票！”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和年轻养路工分开，又是什么时候离开会议室的。当我离开会议室后，听到身后又是一阵骚动和欢呼，扭头来看，原来是那些养路工，又去拥抱那位年轻的养路工。

当她讲完这个故事时，这辆越野车里泣不成声，这些老成持重的男人们，这一刻都像孩子一样动了感情，而最动感情的还是我。这个养路段故事就像我的边防站故事的翻版一样。不同的是前者是由男主角讲的，后者是由女主角讲的。

“你再见过那个养路工吗？”我问。问完后觉得自己问话有点愚蠢。

“没有！”李向红说，“我后来还乘车走过几次青藏线，路经可可西里，望着窗外那像电杆一样一闪而过的养路工，我不知道曾经拥抱过的是哪一位！”

李向红还对我说，其实最叫她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次可可西里拥抱，而是在她隨着李局长，已经离开会场，就要跨出大门那一刻，她听到背后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声音——把你的幸福也传递給我们吧，让我们闻闻你身上的味道！女记者身上的洋胰子味道！——这是那些铁路工们，拥抱那位年轻工人时发出的呐喊声。

李向红的可可西里拥抱，已经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了。而我的白房子故事，则更遥远，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了。那是我们年代的故事，我们年代的传说，我们年代的诗和远方。

——摘自《相忘于江湖》

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