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体不被触碰，孤独老去是我们逃不过的未来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京报书评周刊 Author 文化客厅
前几年在网络世界被疯传的“孤独的十个等级”把这列为一级孤独。短短几年过去，手机买菜点餐快速兴起，连逛超市这个行为都未必是选项了，还在乎是一个人或多个人逛超市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依照《自我决定的孤独》的界定，在数字年代，我们过的本就是一种无接触的社会生活，在匿名的虚拟世界寻求共鸣、慰藉，试图建立一些情绪联结，却在真实世界害怕与人靠近，因为那可能使我们遭受种种不可知的伤害。
现代人的身体便处在这两端之间，一边是无接触，另一边是骚扰、侵犯和暴力。那么，这究竟是这代“网络原住民”的新趋势，还是长久以来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因素一直在塑造着我们与身体和距离的关系？
“接触即兴”互动环节。（歌德学院供图）
7月15日下午，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邀请作家苗炜、表演艺术制作人与策划人葛慧超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的主持下围绕《自我决定的孤独》一书聊了聊身体与距离的关系，并在对谈结束后邀请现场读者，在身体探索者王宣淇的引导和主持下参与了一场“接触即兴”互动。
以下内容为本场新书活动的报道和整理。
嘉宾 | 苗炜 葛慧超 王宣淇
报道与整理 | 罗东
1771年，22岁的歌德写下诗篇《欢聚与离别》（Willkommen und Abschied）。那个时候，他爱着一位乡村牧师的女儿，叫费雷德利克·布里翁的年轻姑娘。两人的恋情热烈却短暂。
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德国文学学者、记者伊丽莎白·冯·塔登（Elisabeth von Thadden）在《自我决定的孤独》这本关于身体和距离的研究之作中提起这则故事，在本书第二章“不受伤害的权利”的中间段落小心翼翼地援引了它。她指出在《欢聚与离别》最早的版本里，要启程离开的人是情侣中的布里翁。也有说法认为是歌德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布里翁为此终生未嫁。
且让我们看这首诗中的幸福与痛苦：
“主动与被动，灵魂与身体”，塔登认为歌德描述了恋人的一种困境，一方面向往和渴望浪漫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却在陷入爱河缠绵难分时，难免因为敞开心扉而产生矛盾交错的情绪，致使情感受伤，几番纠结之后，或许两人就此别过了。而这别离偏偏又是真爱之人不能面对的，那种无法割舍、不忍结束的痛苦在离别到来时最是深刻，但假若让两人重返恋情，恐怕当初的幸福和痛苦统统都会再来一遍。这种进退纠葛何尝不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某种处境？此种症状，也就是早期现代社会就有人说的，“渴望爱，但担心伤害”。这话一语中的，我们既害怕孤单，也恐惧被伤害，唯有如履薄冰地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其结果是“人选择成为了自己的孤岛”。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以下简称“主持人”）以歌德诗篇和塔登的阐释开场，向作家苗炜、表演艺术制作人与策划人葛慧超提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谈。
苗炜首先提到，塔登这本书的德语原标题是“无触碰的社会”（Die berührungslose Gesellschaft），中文版改为《自我决定的孤独》，“这题目就跑题了。但是这个题目改得特别好”。在他看来，“自我决定的孤独”比“无触碰的社会”更贴近当下人们对心理诊断和疗愈的极度渴望。塔登所讲的“无触碰”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慢慢产生的，无论是从法律还是礼仪的角度看，现代社会都对身体的接触作了多种限制。对此苗炜也举了多个例子：比如不能对犯人进行酷刑、不能打孩子，“1970年代在德国才有法律说‘家长不能打孩子’；再如，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家庭暴力开始被视作一个法律问题。他还举例现在手机实际上也成为身体的延伸，所以我们拿着手机对着其他人也是危险动作，“在公众场合最好不要把手机拿出来，最好搁在兜里”。
法律对人际互动的规范体现了人们对自我身体主体性的追求，身体有免于被其他人触碰和伤害的法律权利。在塔登的论述中，这可追溯至欧洲启蒙年代对个人自由和独立的强调，它是社会规范变迁必然的、并且具有正当性基础的结果。
而与身体权利形成紧张关系的，便是人对身体接触与生俱来的渴望和需求。
葛慧超特别赞同塔登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要忘记我们人类是哺乳动物。换言之，不要认为有精神有思维了，就脱离自己的肉身性。我们仍有作为一个哺乳动物的特征，“需要怀胎生育，需要以一种哺乳动物的方式去成长”。塔登论证了身体接触的必要性，也举出了若干例子，认为人在没有听觉或者没有视觉的状态下也能够存活，然而一旦失去触觉，就可能会死掉。但是在法律的变迁中，身体逐步被赋予了不被伤害、不被骚扰的权利，对接触的需求与对伤害的担心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正如葛慧超所说，“亲密可能意味着暴力或者意味着伤害，意味着越界意味着侵犯。但是完全没有触碰，可能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又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我们渴望被抚慰，我们也恐惧走进一段亲密或友爱关系后，遭受隐藏在其中的暴力，似乎并没有某种完美的状态既能提供爱也能消除风险。塔登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一书中希望解决这对矛盾，找到关于接触的某些平衡。
或许，我们还是得回到经验世界去试探、去经历、去思考。接着，本场对谈围绕城市住房、高铁地铁等私人和公共空间里的身体，聊了聊距离问题。
塔登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中关于住房空间与无触碰关系的论述，引起了苗炜的兴趣，也唤起了他的住房记忆。
他提到塔登讲的一个社会调查。当奥地利的富人被问是否愿意为环境保护多赋税、多交税，是否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他们都没问题。但是，如果问及能不能少住点大房子，或者说让住房面积减小一点，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说不愿意。在德国，购买带院子的住宅或别墅也是许多人的梦想。当然，难民接收的政治问题与个人对住房空间的生活憧憬也无可避免地变得紧张。
苗炜本人生于1968年，他回忆说，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居住的局促和“没有隐私”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都在公共厕所，而且还一边如厕一边和邻居交流。现在很少见了，现在即使是公共厕所好多也都有隔断”。购买住房，不与家人拥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是他们对幸福的一种定义和追求。就如他说的，“当一个人可以买房子，可以不跟你爷爷住也不跟你爸爸妈妈住，也听不到你爷爷吐痰的声音，也听不到你爸撒尿的声音，这太幸福了”。两难的是，当人们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就决意走向孤独了。
写有《东京八平米》的日本作家吉井忍在东京住着一个八平米的房子，他把能外包的都外包了，比如在附近咖啡厅吃一日三餐，去浴池洗澡等，八平米作为一个睡觉的地方足够了。这种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种种体现。苗炜提到他们这代人可能从小就过惯了把生活的一部分外包出去的生活，那么未来，当“养老送终”和“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转变，可能就不得不接受自己孤独老去的那种前景。他坦言他本人作为中年人，现在已经“会接受这种自我决定的孤独状态”。
在居住空间这件事上，葛慧超作为年轻一代也感叹当下年轻人到大城市工作，“你如何去选择你居住的空间，我们是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从四世同堂、三世同堂，到两代人住在一起，再到如今更小到范围，可能是三个人、两个人或一个人和一只宠物的居家空间。
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大城市及其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并探究了他们作为个体如何通过塑造独特性和个性反抗“均质化”的危险。塔登在书中也对此作了转述。葛慧超在提及这段时讲到：“大家渴望更大的居住空间，在齐美尔看来是默默的一个反抗方式，当你拥有更多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空间来去塑造你自己的个体性。”而我们对居住空间的追求也处于这一变化过程之中。
那么，追求个人住房空间的我们如何迎接“孤独衰老”这个问题？葛慧超认为塔登基本上以欧洲尤其是德国为例子，欧洲是在比较富裕的状态下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还没有达到一定体量的富裕水平时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然，对老人的护理是我们共同都会面临的社会问题。然而，护理意味着很多身体接触，而护理的工作却不是很多人愿意做的。塔登在书中反思，如果从临近的、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中雇佣护理人员到德国（或其他富裕国家）补充护理人员的空缺，其实也意味着这些护理人员自己家中的老人，没有办法得到护理。这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往往是个体无法选择，也是无法决定的。
毫无疑问，在护理关系当中“接触”是一个重要环节和部分，也如塔登讲的，一个老人长期孤独生活在一个空间可能会患上“皮肤饥渴症”。加之一些老年性疾病尤其需要贴身护理，如阿尔茨海默病、硬化症，再如神经衰退导致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疾病，如此这些都意味着许多照护工作需要护理人员去贴身接触老人。
高铁，正在成为“新闻富矿”。
如今在各类文字、图片或视频社交媒体上，我们只要输入关键词“高铁”，都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新闻，比如有人手机外放、有人不管自家孩子打闹、有人脱下有汗味的鞋子并翘着二郎腿，坐在邻座的乘客无法忍受，开始批评指责，双方陷入争吵，解决不了，还可能动手厮打。这些事件在网上也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站队”。地铁也是如此。地铁线路有上下班高峰期，乘坐地铁尤其拥挤，“性骚扰”时有发生。
越来越多的事件在高铁和地铁上产生，而这使我们无法忽视在当代城市生活中，除了住房这一私人空间，高铁、地铁等公共空间的身体关系也在发生着某种社会性变化。
本场对谈也由此把问题转向城市公共空间的身体距离。
苗炜认为，除了“性骚扰”等侵害行为，对其他争吵或矛盾可能无法说出某个道德标准。1933年，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叫拜伦——“对，就是那个诗人拜伦的后代”——从意大利坐船到中东地区考古。上船的时候，他看见甲板上住着一大堆德国犹太人，在当时能够有意识从德国逃出来奔以色列、奔巴基斯坦去的，都是聪明人，但是的确住得太挤了。拜伦就说，英国的动物都不住那么挤，因为动物住那么挤都会被投诉。拜伦先生坐在高甲板上面，这些穷苦的犹太人在下面，唱着圣歌，送行的人在岸上也唱着歌。苗炜接着讲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他有一次在巴西考察，发现一些原住民在露营，男男女女互相说笑着，紧紧地靠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隐私，因为他们知道彼此就是家人，当你在世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他们给你扶持，即便“这些原住民穿得衣衫褴褛也没有什么财产”。
他开玩笑说，“高铁上的事就是钱闹的”。以前人们坐绿皮火车，很容易吃一口烧鸡喝一口酒，大家都穷，都面临着世事的艰难。现在不一样了，“我月薪一万了，你太没素质了，你这孩子怎么吵闹。”他认为，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慢慢调试的过程，“我也不说道德标准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会改变，十几亿人要想时时有点优越感证明我比你优秀，这个斗争不可能停止，会永远进行下去的。”
随着女性对自我身体意识的崛起，在地铁等拥挤的城市公共空间，性骚扰受害者开始敢于及时呵斥制止，并记录报警。女性的抵制和抗议也得到更多人支持。而误会和错告偶有发生，被冤枉的一方成为受害者。也因此，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教导男生坐地铁如何保护自己免被诬告的视频，而这难免给人制造一种错觉，似乎“诬告”是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反倒是比较少见的。葛慧超认为这一类视频算是一种“插曲”。我们需要的是确认和建立身体之间的安全距离。
她以蹦迪的经历为例讲述蹦迪的女性经常被碰到，“不管有意无意”，而在一个社交规范明确的地方，无论多么拥挤，人家都会保持三十或四十厘米的距离，确保不侵入其他人的安全范围，“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社会共同去协商，互相制约的一个结果”。
塔登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中看到“无触碰”已经席卷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即便是传统意义上必须依靠接触才能完成的医学诊断，在数字年代也能隔着屏幕让智能机器人完成。“无触碰”带来了便利，也提高了效率，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多少选择，主动或被动让身体孤立。
那么，既然“无触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科学家说的“社会事实”，艺术能否提供启示？
葛慧超谈了艺术对探索身体的意义。
她之所以被《自我决定的孤独》这本书吸引，原因就在于作者塔登回到了身体性的视角。在她看来，其他同题书籍如《群体性的孤独》，讲的是社交媒体，智能设备、技术的陷阱令人无法亲密，但是《自我决定的孤独》重返了身体的逻辑，这本书从触觉开始，到法律、权利，再到居住空间，以及到后现代或者后资本时代的流动性，收集了很多塔登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与她本人做“身身不息”的身体探索和研究有诸多共通之处。她和团队在2019年成立时做了身体访问计划，并认为在21世纪最大的议题就是身体，不过这个议题是一个或几个学科无法涵盖的，“它太跨界了”，既涉及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同时也与哲学中的身体转向息息相关。就像她说的，无论是科技还是城市建筑、公共设施等空间，都与身体有关。人类携带着哺乳动物的特性进入到一个科技时代，进入到多媒体的时代，进入到超大规模和超流动的城市空间时代，但“时刻不要忘记的就是人身体的脆弱性”。塔登对此也有讲述。肉身是脆弱的，可能我们不小心碰到热水就会被烫伤，碰到刀子就会被割伤，在暴力或者性侵等极端方式中的伤害更是巨大的。“这个脆弱性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公共和社会生活当中去共同讨论出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亲密空间的基本的基础和原则。”
葛慧超也提到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具身理论，它强调我们的感知和行为的循环，我们与环境、社会有所感知和交互，才会作出反应，而这会塑造我们的整个行为模式。它同时也强调非语言的沟通，有些事或者有些信息在语言讲出之前已经发生，比如看到一个人，哪怕你不用视觉用触觉也可以触碰到关于对方状态的许多信息。她所做的“身身不息”，其艺术形式也强调具身性，参与者带着身体的感知参与，而这种活动的形式帮助创建一个安全和亲密的空间，”因为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社会身份的，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身体、生命、很鲜活的肉身来到这样一个具身的现场”。如果参与者不愿意跟他人接触，仍然可以保持边界。
苗炜认为，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其实也引发了关于“友谊衰减”的探讨。他提到，在过去三年内，英国美国都做过类似调查，新冠会让人们消减自己的“朋友圈”、减少社交，而这个行为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大家发现，好像并不需要那么多朋友。他开玩笑说：“这点学学英国，当年有一句老话我只需要四个朋友在我死后抬棺材。你要想想差不多四个就足够了。”而在这其中，男性的友谊尤其衰退得厉害，亲密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聊到这里时，现场的读者都笑了笑。在友谊的性别差异这件事上，或许我们都在学生年代有过一种共同记忆，那便是女生与闺蜜好友亲密无间，牵着手进出教室，甚至去卫生间，而同样的身体动作在男生之间一般不会出现。若是不然，恐怕就得被取笑。苗炜做出一种猜测，认为这还是因为男性的“攻击性”引发彼此的提防，在其间有一道身体的屏障，在酒醉等情况下才可能拉手、拥抱。
葛慧超从女性的角度谈了谈看法，她没有遇到“友谊衰减”的问题，她与朋友的接触是充分的，据她的生活观察，“有很多拉手、拥抱，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有很多触碰，所以我是觉得女性的友谊会更有身体性一点”。
如果说“无触碰”既是一种社会安排，也是自我决定的选择，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也是当代“社恐人”的福音？
苗炜重提了具身这一概念。“具体的具，身体的身”，他以前看见这个词并没有什么感受，直到后来某次看到一本学习外语的材料，“当你念出来的时候，你再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听力就会好一点，你不断地念不断地听，它跟你的身体、耳朵，跟你的嘴有连接了，你念出这个词、你听到这个词，听力才会好”，他回忆小时候因为性格问题从来没跟着磁带念。这对一个小孩说和动的限制，是不是以后会让其形成“社恐”性格？“我不知道，连接的链条太多了。”但他认为具身体验是缺乏的，从小体育运动就那么几种，特别少，现在多了，接着自嘲“你看我们中年男性典型的形象就是特别矜持地挺着肚子一动不动在那，他的身体就特别不具身，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
“话剧是坐那看，看小说就特别没劲，躺着好几个小时都不动，它没有唤起你，小说往往只作用于你的头脑，让你的思维去想”，而艺术和运动的许多形式能让身体动起来，感染力大。“弹钢琴不会、跳舞不会、语言能力差、表达能力不行、没法不社恐。”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思维上的不怕，还应当有身体上的无惧。
我们自然也可以说，“社恐”或“社恐人”能成为一个中性词传播，其本身也说明“自我”意识的崛起，并且在观念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一个人不和其他人频繁地互动，怯于参与，可以坦然地讲自己是“社恐”。若是过去，免不了被嘲讽“不合群”，被边缘、被排挤，被认为是一个怪人。
而塔登，她当然是鼓励我们多走一走，以合宜的方式离开那座由自我选择的孤岛。
她在《自我决定的孤独》的结尾部分讲道，现代人既有对不再被触碰的恐惧，也有对触碰过分强烈甚至产生暴力的恐惧，因为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伤害就可能近在咫尺了。她在最后一次讲述这个矛盾之时，引用了歌德曾经描述的冰面场景，她把这视为现代社会刚起步的处境。1774年冬天，美因河面全部都冻住了，变为结实的冰面。冰上正在进行的是最热闹、最有趣的运动，四下都是冰道，广阔的冰面上人头攒动。两个半世纪后，这依然是无数现代人的处境。地下的冰面是脆弱的，随时都可能会裂开，有很多人站在上面跳舞。那么，此时，我们应该到冰上去吗？
“去吧，去冰上！”
这是塔登的主张。
对谈在主持人读出塔登的这一句倡议中结束。随后，我们邀请来到现场的读者脱去鞋子，走上舞台，在身体探索者王宣淇的引导和主持下进行了一场“接触即兴”互动。
从简单而直观的角度望去，参与者站在台上沿着边缘围成一圈，从与距离最近的人指尖接触开始，接着在人群中散开，随机行走，也随机地与迎面而来的陌生人接触，在指尖，也在手掌手心，并在随机的行走中找到某个伙伴，闭上眼，将前进或后退的方向与速度都交予陌生人。半个小时的身体探索自然无法直接把我们从“渴望爱，但担心伤害”的困境之中拉扯出来，这就好比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也无法为我们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一样，如何找回触觉的重要性，如何在“接触同意”的条件之下（在未经身体本主的允许下，触碰不能发生）平衡身体的距离，终究还是在无穷无尽的经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