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谱|清代刀剑都大量使用洋钢，为何抗战大刀大多却是土钢打造？
在冷研前段时间推送的《连乾隆皇帝的尚方宝刀都用洋钢了》一文中曾经写到过，在清代，洋钢的质量比土钢优秀，曾经是国内铁匠趋之若鹜的高档材料。鸦片战争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国门的打开，洋钢又变成了质优价廉的普通材料。
然而根据现存文物刀剑来看，清末民国时候，还有大量土产的粗制滥造的土铁，用于打造刀具。典型的如抗战大刀，目前留下的绝大部分都是土钢土铁造。从比例来说，民国时期用上现代匀质钢材的刀剑反倒比清代的少了。作为商品，难道物美价廉还不足以统一市场？难道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东方失效了？
民间有个三大苦的传说，“打铁，撑船，磨豆腐”。金属锻造跻身三大苦之一，除了劳动强度大，还和从业者收入不够高有关。在清末民国，随着现代冶炼业的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钢铁极大冲击了这些原本就微利的土钢土铁。然而这些土法冶炼的小场受到冲击后并没有立刻死去。从有记录统计的1863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近一百年了，现代钢铁非但没有把这些小铁场挤死，这些产能低质量差污染严重的铁场作坊似乎越活越好了。土铁土钢真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我们不妨以内地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来观察一下。
山西泽州（现为晋城县）是北方地区传统制铁业的典型代表。随着清初矿业禁令的解除，晋城的燃料和原料优势开始显露出来。规模最大时，“在欧洲的进口货（洋铁）尚未侵入以前，足有几亿人（原文如此。这肯定是夸张。但是整个华北华中地区都有山西铁这是不夸张的）是从山西凤台县（即晋城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因为凤台县就生产铁来说在原来潞安府所属各县中是名列前茅的，而在凤台县境内，大阳（镇）又是生产铁的主要地点。在大阳地方的无数人家里也是经营各种小的铁工业部门，特别是铁丝和针。大阳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运销中亚一带。在早先时节，几乎全国所需用的缝针是由这里来供应”。
规模很大，但是价钱并不便宜，即使加上运费。“一八六四年钉条铁进口仅九〇、六〇一担，而一八六五年到一二八、七〇二担，其中欧陆提供三六、〇〇〇担，余数来自英国。这项商品货物在持续不变的价格上容易销售，平均每担二两五钱，而中国土铁是不能在这个价格下生产的。”
李希霍芬在《中国》中写到：“当我来在此间的时节，世代相传从事此一工业部门的一些家庭正在趋向于没落。尽管是人们极度地辛勤，到底还不能够使价格降低到每九十枚售五十文以下。商贩们照例从远方前来。就连现在，产量还是很大的。但这些人是怀着忧郁的心情来端详我拿给他们看得英国针的，因为他们应当心里明白，这种针比他们的要高明多了。”
在临海的广东这样运输便利的地区，洋钢的质优价廉优势就更大了，“如以吾粤论，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实物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自通商以来，佛山针行之大废殆尽；妇人织坊之业，荡然无存。”“亦本乡特产用熟铁制成，价值不一，行销本省各属。咸通以前最盛，家数约二三十，多在鹤园社花衫街□岗等处。后以洋针输人，销路渐减，今仅存数家。”
产品质量这就更不消说了。英国人发明的坩埚炼钢法本就是在破解印度坩埚钢的生产原理后发展起来的。山西的坩埚炼铁原理和英国人印度人中亚的坩埚钢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可是陕西的坩埚制作配方有问题，导致本应一次炼出纯净钢材的坩埚钢技术在山西炼出来变成白口铁和可锻鉄，而且数百年时间技术毫无改进。除了规模变大，连生产的组织都和数百年前一样。单从价格和质量来说，衰落不但是必然的，传统冶炼业被灭绝才是正常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经典经济理论一样发展。费工费料、质次价高的土铁土钢不但没有彻底灭绝，只要战火不直接烧进冶炼厂，到不论南北，在外国进口钢铁和本国近现代钢铁厂投产的背景下都迎来了发展的小高潮。
还以山西晋城为例，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间，当地乡绅纷纷投资设炉炼铁，晋城铁业最为兴盛。当时各种铁炉达 2518 张，经常固定用人 12561 人，加上担运矿石、开挖煤炭等相关劳动力86000 余人，总计用人 10 来万。每年农忙时铁炉停止生产，做工 8 个月，可以生产熟铁 2900 余万斤，产生铁货 2800 余万斤。这些熟铁中有 300 来万斤打成了成品出售，利润更大，无法计算。受一战结束的冲击，这种大规模的冶铁业迅速衰败，可是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前，晋城铁业又逐渐复苏发展到 68 座炒炉
同样的事情不但发生在山西，在浙南也一样。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浙南的石仓铁业也是持续衰败。“石仓铁业之衰落，是道光后期国内经济大萧条的结果; 萧条结束之际，正值洋铁倾销之时，石仓乃至浙南冶铁业因此而一蹶不振”。当时淘洗铁砂的扎场即砂扎价格大幅下跌，主要生产者阙氏将原用于炼铁的炉基、砂坪整修成耕地。然而，《松阳县志》中浙南石仓铁业在光绪年间迅速缓过气来《阙氏宗谱》记载了阙氏在光绪年间重新经营铁炉的实例。阙玉京生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卒于光绪十八年 ( 1892) 。阙翰俊安排次子玉京接续其铁业生意。太平军骚扰石仓，重创石仓各大铁商家族。不过同治末年石仓铁业开始复兴，阙玉京就成功地恢复铁炉运作，通过炼铁业重新积累了财富。
怎么做到的呢？这些工坊工场的秘诀是强化副业的性质; 维持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和关注区域市场。还以石仓铁业为例。先说副业。大工业生产肯定需要大量的原料。只要够便宜，工业不在乎原料是怎么来的。光绪年间石仓洗砂业作为副业得到维持。砂扎、铁砂价格均下跌，洗砂业者只能选择最为空闲、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正月和二月进行洗砂活动。因此强化洗砂业的副业性质，可以降低铁炉经营成本。
华道安认为中国土铁业一大特点在于土高炉规模效应显著，可以服务外部市场为重心。石仓铁先前以温州市场为主，正好印证这一点。在洋铁冲击之下，这种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得到了部分的维持。石仓铁炉所产之铁，通常有两条外运路线: 一条是通过小港、松阴溪，再入瓯江后进入温州市场; 另外一条则是通过松阴溪上溯遂昌至兰溪等地。运往温州更为简易方便，且温州市场与全国市场相连。同治、光绪时期温州建造海防舰船所需铁块，也是从松阳、云和等县按市价采购。
而运往兰溪等地则路途较复杂，虽间接可与杭州市场相连，但更多是属于区域市场。从以上运铁票和收铁票信息来看，本地市场似乎难以全部消化这些土铁，应当至少有一部分成铁延续原先的路线运出。因此石仓铁业依旧维持了与外部市场的联系。石仓铁业应对洋铁冲击的更重要的策略是转向服务于区域市场，具体是处州府及上游兰溪等地的锅具与农具市场。石仓阙氏在温州铁业市场受到打击之时，应可顺畅地将铁与铁器销售网络，转向内陆区域乡村市场。在洋铁冲击下，铁器加工业中的铁锅铸造和农具加工业存活下来。原因有二。其一，土铁所铸铁锅质量亦很好，其特性贴近民众需要。其二，相比铁钉、铁丝、铁条这些易于机器化生产、运输、销售的产品，笨重的铁锅和农具易于本地生产，运输成本低。铸锅业耗铁量仅次于造船业，且旧铁与新铁并用，使用旧铁则铁的损耗更小。
在铁业复兴和维持的过程中，通过强化洗砂业的副业性质降低生产成本，石仓冶铁业在光绪年间利润率趋稳，因此铁业恢复了生机。土铁从业者最重要的转变还是转向服务区域乡村市场的锅具和农具业。区域市场的运输成本低，锅具、农具贴近民众需要，两者共同造就土铁业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
《Returns of Trade and Rrade Reports》，1865 年，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171页。
《Report by Baron von Richthofen ,On the provinces of Honan and Shansi》1870年，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175页。
郑观应：《盛事危言》卷七，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165页。
《Reports and Returns of Trade》1879 年，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7 年，177 页。
曹树基、蒋勤: 《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第 833 页。
曹树基: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第 108—109 页。
蒋勤、曹树基: 《后炼铁时代的石仓转型: 以 〈阙翰鹤雇工账本〉为中心 ( 1837—1870) 》， 《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 234 页
岁贡生陈其福在 《玉京传》中描述如下: “尊甫賡飏先生 ( 翰俊) ，旧为邑铁商。以长君玉衡方读书，因命玉京继之。忽粤逆蹂躏，巨资就没，不可复振……”又有挽诗云: “兄去南闽二十年，全家婚娶一人肩。开炉炽炭重烹铁，服贾积资再赎田。”光绪 《阙氏宗谱》第 3 本，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编号 P5050542。
曹树基、蒋勤: 《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第 881 页。
上引文中 5957 文申洋 4. 64 元，可知该年石仓洋银 1 元值 1283 文 ( 5957/4. 64) 。据林满红之估计，光绪元年银钱比价为 1660，洋银与银两的折算率通常为 0. 75，因此该年洋银与铜钱比价是 1245 ( 1660 × 0. 75) 。这与石仓洋银与钱的比价 ( 1283) 相当接近。林满红: 《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77 页。另据《阙翰鹤道光三十年岁试簿》，其时石仓洋银与钱的比价是 1640，而杭州洋银与钱的比价是 1470。松阳地区的银价一直是稍贵于大城市的银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编号 00017。
“这些铁锅基本都是江南自产，因而铁锅制造确是明清江南铁工具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见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 152 页。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179—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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