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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就能活捉曾国藩!太平军屡试不爽的围魏救赵,为何败在了二次西征?

冷研作者团队 冷兵器研究所 2020-09-06




编者按:二次西征,是指太平天国于1860年至1861年发动的进攻湖北的战役。因为1853年太平军曾发动过一次进攻湖北的西征之战,故而称为二次西征。这次西征共有两路大军,北线由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统领,南线由忠王李秀成统领。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西征最终没有成功,二次西征的终极目标:解安庆之围也终于没有实现。而在早前,太平军由于具备高度机动的优势,经常使用围魏救赵之术解救危局,那么这次攻湖北而救安庆的策略为何失效了呢?



一、李秀成的私心
太平天国内讧后,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元勋宿将都被诛杀,石达开远走湘桂,天国后期的军事局面,全靠忠王李秀成和忠王陈玉成支撑。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北、江南大营,天京周围的军事局面稍有缓解,但西线安庆却陷入湘军重围,迟迟不能解围。城中叶芸来所部仅有二万余人,局势岌岌可危。安庆是天京上游最重要的战略重镇,失安庆则长江沿线再无遮挡,太平军就算把江南、江北大营灭一百次,也逃脱不了湘军环环进逼的危险。


基于此,在干王洪仁玕主持下,太平天国召开了军事会议,商定了下一步的军事策略,即,先东征、后西征,东征的目的是攻下苏南、浙江,特别是要拿下上海,以打通和洋人通商的口岸,准备采购大批洋轮——即西洋军舰,以组建强大的水师与湘军抗衡。西征的目的更为宏大,即南北两路并举,撇下安庆暂时不管,远道袭取湘军的老巢武汉,迫使湘军回援,而后乘其弊以破之。从总体上看,这个计划并没有什么大错。打苏浙、上海,这等于断了清朝军大的财源,必将扰动整个战局,不仅会拓展太平天国的战略纵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清廷恐慌,进而调动湘军入浙作战,这也可以从战略上救安庆之围。


但陈玉成反对。他的理由是,苏浙早打晚打都可以,而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如果拖延时日万一失陷,将会陷天京于绝地。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却执着东进之策,反复与陈玉成争论,最后拗不过人多,陈玉成终于从众。1866年5月以后一直到9月,陈玉成率部入苏,连克常州、苏州、无锡一带,与李秀成大军协同作战,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按照之前的战略,太平军诸部应当调头西进,攻湖北以解安庆之围。


但李秀成的心态此时发生了变化。从外因上看,是因为进攻上海不利,遭到了淮军联合洋枪队的反击,并且嘉兴方向的太平军被杭州清军攻击。李秀成不愿撤兵西进。而更主要的是内因。李秀成手下的军队一直在苏南一带活动,这里可以说是他的势力范围,故而在东征战役中,他一直很卖力。安庆和皖南则是英王陈玉成的势力范围,救安庆的主责在陈玉成,而不是他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对安庆能否解围也没有足够信心,他甚至主张太平军多购粮食,做好天京城的储备,以备来日大战,也就是说,他已经预感到安庆将会失陷,天京城将会被湘军直逼城下。陈玉成苦等李秀成无望,遂于1860年9月自行率军北渡长江,开始西征计划。


二、迟缓的北路军
南北两路齐进的战略计划搁浅,陈玉成的似乎也有点气糊涂了。按照原计划,陈玉成应当率军从安庆北面,轻兵疾进,以最快速度直入湖北省内。彼时湘军主力云集安庆周围,湖北腹地兵力空虚,根本抵挡不住太平军。但陈玉成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9月渡江后,陈玉成先率兵杀到定远,当时捻军正被湘军围困,陈玉成与清军大战,解除了定远之围。虽然耽误了一段时间,但总算两军汇合实力增长。可是,按原计划,陈玉成应当立即挥师入鄂。鬼使神差,陈玉成并没有直接西进,而是南下庐州,企图就近解安庆之围。他在挂车河(今安徽桐城西南)连营40多座,与湘军多隆阿、李续宜部激战一场。多隆阿是湘军头号悍将,素来是陈玉成的克星。陈玉成战斗失利,又退回庐州休整。这次偏了轨的援救计划失败的主因,就是因为湘军准备好了围敌打援,陈玉成正中下怀,与湘军优势兵力硬碰硬,才导致失利。挂车河之战前后耽误了陈玉成近三个月的时间。到1861年年初,陈玉成才下定决心继续入鄂。3月进兵湖北,由于湘军尽出,腹地空虚,陈玉成一路猛攻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武汉已近在咫尺。武汉城中只有三千弱兵,如果陈玉成继续猛攻,武汉必失。


湖广总督官文在武昌城内哀叹城池必失。而胡林翼是安庆战役的总军师,是他提出了包围安庆进取皖南的策略,闻知此事,他急的吐血,痛责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起先是英国参赞巴夏礼到黄州会见陈玉成,表示了英方决议干涉。因为长江中下游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破武昌则上下游截断,严重影响英国的商业利益。陈玉成畏惧英人武力干涉,志气为之一沮。续后,安庆方面又急报,说清廷已与洋人约定,不得再向安庆城中输粮,叶芸来部无食无援,已接近崩溃。而此时,陈玉成迟迟不见李秀成大军前来,只好留下赖文光守黄州,自率主力转攻鄂北,此后又转入皖南战场,掉头去救安庆了。


那么李秀成在干什么呢?他敢不遵洪秀全的决策吗?李秀成自陈玉成北渡后,一直在苏南战争犹豫不决,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继续开拓苏南、浙江乃至江西、福建,以东南为基地与湘军抗衡。但在洪秀全和干王的多次催逼后,终究不情愿地发兵西进。直到1861年6月,也就是陈玉成撤走后三个月,李秀成才攻至武昌(今湖北鄂州),与长江对岸的黄州遥遥相对。一时间,活跃于湖北的义军还是大受鼓舞,大冶、武昌、江夏、兴国等地的各股义军纷纷加入李秀成麾下,李部兵力高达三十万,成了太平军诸部兵力最多的。


此时英国人又派驻汉口领事金执尔来威吓李秀成,要求其决不能进攻汉口,否则将会招致英军的打击。李秀成本就不愿西征,遂以此为借口退兵。太平军素来不怕与外国开战,早前英军舰艇从天京经过,因为出现外交争端,太平军浦口炮台就与英军发生激战,毁伤了英军船只。陈玉成、李秀成之所以都在英国人威胁后退兵,只不过各有各的想法罢了。事已至此,二次西征两路大军都已退还,以攻湖北解安庆之危的战略计划,也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三、曾国藩识破围魏救赵之计
围魏救赵之计,是太平军屡试屡验的妙计。就在二次西征之前,陈玉成、李秀成联手大破江北、江南大营,就是先调动清军远出,而后趁机攻灭了两座大营,怎么到了曾国藩这里就不好使了?曾国藩与清军绿营兵后统帅们不同,诸如德兴阿(江北大营统帅)、和春(江南大营统帅)都是行伍出身,他们虽勇于战斗,但战略上始终棋差一着,往往摸不透太平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故而经常中计。曾国藩则不同,他集团中的胡林翼、赵烈文都是书生出身,书生为将大多善谋谨慎,遇事不冲动,习惯于打有把握之仗。这一特点在应对太平军二次西征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曾国藩在陈玉成入鄂之初,就判断出太平军是在用“围魏救赵”之计,他在向朝廷的上书中鲜明地指出:“逆党之救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皆所以掣官兵之势,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先后逼近武汉后,胡林翼急的咯血,想要调李续宜一部回援湖北,曾国藩坚决制止,并指出:“(太平军)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两军对决,首在庙算。既然在战略上看破了太平军的图谋,再加上江北、江南大营被灭新鲜热辣的教训,曾国藩就坚持不动如山,始终没往湖北派一兵一卒。如此一来,太平军所谓的围魏救赵计,反而把自己拖得很累,陈玉成东奔西走,来回于湖北和安徽之间,士兵十分疲惫,可以说,这是后来安庆解围不力的直接原因。那么,就算曾国藩看破了陈玉成之计,太平军就真的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吗?非也。


事实上,就在李秀成漫不经心地取道江西、皖南进攻湖北时,就遇到过一个天大的机会。湘军五路大军围攻安庆,曾国藩当时只以万余人驻守长江以南的祁门,其中久战之兵只有四千余人,可以说实力相当弱小。而李秀成所部数万大军当时正从祁门经过,李秀成虽知曾国藩在此,但他认为湘军主帅所居之地,必然有重兵把守,于是仅仅一经接仗就走。当时南路太平军分为三队,李秀成一队,李世贤一队,杨辅清一队,都没有认真侦察祁门湘军的情况,或是受阻撤回,或是绕路而走。反观曾国藩,则一度忧虑被南路太平军合围,甚至还写了遗书交待后事,并产生了从江北岸调兵巩固防守的念头。精明如李秀成,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呢?大概还是因为他既不是真心实意想西征,故而进兵时也就机械执行既定方略,全然没有了机动灵活。倘若他能及时调整计划,把二次西征的矛头定在祁门这个要害,说不定才真正能调动安庆的湘军。一旦能让湘军来回奔波,那就进入太平军熟悉的运动歼敌的节奏,说不定安庆之围可解,而太平天国后期局势为之改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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