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院士：禾下乘凉远非梦
撰文|袁野
责编|宫奥博
袁隆平院士又火了！
近日，一种可以在沿海滩涂和盐碱地上生长的水稻 新品种——“海稻86”试验推广成功，平均亩产可达到300斤以上。2016年，海水稻在广东湛江、山东、吉林等地试验种植近6000亩，平均亩产超过了300斤。2017年，试验推广面积将超过1万亩。目前，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正在进行高产攻关，利用杂交的优势提高产量。
据了解，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都能种上海水稻，按照目前的产量300斤计算，每年能多收600亿斤粮食。这对于我国粮食储备的意义重大。
在民间，有一种说法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
半个世纪前，袁隆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长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揭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之后，在国家相关领导人的支持下，袁隆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全身心投入到对杂交水稻的研发课题上，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
袁隆平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都无人超越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
1930年，袁隆平出生在战乱连连的北平，因为是“隆”字辈，于是被起名“隆平”。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是国民政府铁路局的官员，因此他从小便与父母、兄弟颠沛流离，从北平一路到了江西、湖南、重庆。
回顾自己小时候的爱好，袁隆平并不认为自己当时对种田有多大的兴趣，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喜欢在学习中思索、爱提问。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还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 ：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三个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袁隆平全家争论的焦点。当时他的父亲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他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可以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岁的袁隆平却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想：第一，父亲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自己想赴重庆求学。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8个春秋的山城生活，使他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小学阶段，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机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些，他直截了当地对父母亲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袁隆平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后并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老师。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来校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学校分配他到文史教研组教俄语。尽管专业不对口，但性情随和的袁隆平服从学校安排，并且不因为学校缺乏俄语教师而“滥竽充数”，而把它看成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有一次，文史教研组晚上开会，袁隆平忘记参加了。第二天，教研组组长李纪春老师问他，“小袁，昨晚开会，你到哪儿去了？”袁隆平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实对教研组组长说，“李老师，对不起，我备好课后，就只顾去看那一堆外文杂志去了！”他经常是这样，一钻进书本，就忘记了其他事情。
上世纪50年代，袁隆平就读于重庆的西南农学院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意识到这是让自己发挥长处的机会，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试验，希望能研究出一种高产的作物。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流行，袁隆平就尝试无性嫁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无性杂交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入1960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席卷了中华大地。要想填肚子只能用双蒸法，就是把米饭蒸两次，让其看起来更多一些。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一天中午，走出校门时，袁隆平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默默无声，脸上堆满了忧伤。目睹了严酷现实的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而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日夜都在苦恼地思索，怎么才能提高粮食产量。
一次，袁隆平带着40多名农校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房东老向冒雨挑着一担稻谷回来。他告诉袁隆平，这是他从另一个村子换来的稻种。
“为什么要换稻种呢？”袁隆平问。
“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施肥不如勤换种啊。”老向说，“去年我们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稻种，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袁隆平很受感动。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饿有重大意义。此后，袁隆平就开始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育种。1960年7月，他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惊喜之际，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该株水稻为天然杂交水稻。随后他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生产杂交品种。
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创业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1960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植株就是“天然杂交稻”。这让袁隆平下定决心从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整整花了15天时间，什么也没有找到。7月5日，是他寻找“不育”稻株的第十六天。他来到一丘“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突然他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他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z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和妻子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万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汇总成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当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对这项研究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的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并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湖南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袁隆平把实验种苗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68年5月18日，袁隆平视为自己生命的试验田里的秧苗竟然全部被人连根拔起，整个试验田被彻底破坏。后来，痛不欲生的袁隆平在田埂边污泥里找到5根一息尚存的秧苗后,把这5根秧苗视为掌上明珠、加倍呵护。
还有一年春天，由于袁隆平的实验场地没有升温、保温设备，为了保证珍贵的不育种子免受春寒的冻害，袁隆平对他的学生兼助手李必湖和尹华奇说：“这些种子凝聚着我们多年的心血，保住了它，就是保住了我们的命根子。”为了保住这些“命根子”，袁隆平带头把种子包起来，再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自己的腰上保温。
袁隆平在做科学实验
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袁隆平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住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又降临了。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猛然惊醒。他发现身子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噼里啪啦掉下石灰块。
“快起来，地震了！”袁隆平大声地将两个年轻学生喊醒，把浸在铁桶内的谷种抢了出来。才过了一会儿，那座平房“轰隆”一声倒塌了。天亮了，余震不断，大地仍在摇晃……
农技站老支书来看望他们了：“这里是危险区，你们要赶快离开!”
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在水泥球场上用塑料布搭起了一个窝棚。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成了床铺。
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实验，始终坚持寻找最佳的雄蕊不育野生稻。
1970年11月，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是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11月23日上午，他们一起在离农场不远的一片沼泽地里，找到了一片面积约0.3亩的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生殖性状极易识别。李必湖像袁隆平当年寻找雄性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丛中一株一株地观察。
奇迹终于出现了！他们发现了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它们的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3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不同分蘖。他们惊喜不已，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实验田里栽好，等待老师回来做最后的鉴定。
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将其命名为“野败”。
后来，在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袁隆平指出，“有人讲李必湖等发现‘野败’只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野生败育的稻子成了成功的先锋。“野败”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从此杂交水稻登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在南方13个省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第二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20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10年，到今天，那一株幸运之稻，已经演化为覆盖全国农田近60%的后代。
三系杂交水稻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1981年，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议上，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经站在了个人荣誉的巅峰，可他没有停下脚步，又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
有好心人说，你已经成了著名科学家，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袁隆平回答：“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1996年，在成功突破“两系法”后，袁隆平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4年后，他的稻种已经能在每亩土地上收获700公斤的粮食，轰动世界。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后的第十年，联合国停止对华的粮食援助，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
1977年，袁隆平（右）与助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
高荣誉给袁隆平带来了高关注度。面对社会的关注，热爱自由的袁隆平曾多次坦言总觉得活得没那么自在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我觉得给我的荣誉太多了，太高了。他们讲伟大的科学家，这个‘尾巴’是大了，‘尾巴’太大就会掉了，‘尾巴’太大了不好。”不过袁隆平也承认，“‘尾巴’大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翘起来，不翘尾巴好，谦虚一点。”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关于超级稻和袁隆平身家的负面新闻和争议屡屡出现。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开始在网上流传。舆论纷乱，袁隆平不得不出面反驳。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不卑不亢地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
其实，袁隆平在乎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国家农业的未来。他最早明白这个道理是在1992年。那一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发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00年，中国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上市，本来袁隆平不同意公司使用自己的名字。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的股本。后来，作为名誉董事长的袁隆平再次获得了70万份股票期权。
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
“我就是个‘过路财神’。”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喜欢说自己是“种田人”。“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袁隆平说。作为科学家，袁隆平认为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的时候，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
“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
袁隆平今年已经86岁了，还依然坚持每天“种地”。
袁隆平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家就住在研究中心不远处，步行只需要3分钟的路程。他每天上午7点半起床做广播体操，还坚持游泳、打排球和跳舞。袁隆平说：“保养身体，是为了每天下田。”只要在水稻生长期，他必定每天亲自下田观察。袁隆平的衣袖上、裤腿上总是沾满了泥土，他从来不在意。每次上岸前，他用田里的泥水洗洗手，冲冲套鞋就算干净了，他说自己是跟泥土打交道的人，有泥土才是好事。
作为主任，袁隆平手里每年掌握着几千万元的经费。按理说，像他这样的身份，换一间大一点装修得像样一点的办公室于公于私都在情理之中。中心几次决定给袁老师换大一点的办公室，再装修一下，但袁隆平就是不同意，他说：“这间办公室蛮好嘛，我都习惯了，有感情了，再说，装修要花钱，何必浪费呢。”大家拗不过他，只好算啦。
他是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2月25日，他乘飞机到北京去开3月3日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两会，出发前，他就“沉下”脸交代买机票的人：“别买头等舱，就买经济舱，就是买了头等舱，你也得去退掉。”
“他哪里有富人的样子。”唐俐是袁隆平的学生，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在她的印象里，袁老师永远黑黑瘦瘦，穿一件软塌塌的衬衣或T恤衫，“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2001年2月，我陪袁老师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他穿的是一套过时的西装，坐下来时稍不留意，里面的红色运动裤就露了出来。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他压根没这心思。我们好说歹说，软磨硬泡，最后他花800元买了一套打折的西装。这套西装就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
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轻便、快捷。2001年底，在朋友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家用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感觉还不错。
袁隆平喜好拉小提琴，常与妻子邓哲在家中合奏
有一段时间，袁隆平的购物欲非常强烈，每到星期五下午，就到商场去购物。可他有一个“怪癖”，专挑便宜货买，价钱高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有一天，他与夫人邓哲逛商场，看到货柜里有打折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他说，太便宜了，加2块吧，12块一件。售货员笑着说，你这位同志真怪，人家买东西讨价还价，你却往上加，不可理喻，不可理喻。他以笑作答，一口气买了10多件，“这样的衬衣好，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他对夫人笑笑说。深知他生活习惯的邓哲不多说什么，只报以莞尔一笑。
袁隆平与邓哲是1964年在安江农校时认识的，两人相差10岁，一直相濡以沫。在邓哲眼里，袁隆平是个浪漫心细的好丈夫。新婚没几天，袁隆平就兴致勃勃地邀请邓哲去游泳，临出门前，他特意拿了一把小剪刀。邓哲问他游泳拿剪刀干什么，他说河里有许多渔民布下的鱼网，黑灯瞎火的要是游泳时碰到鱼钩，就能马上剪开帮她脱身。
1990年，袁隆平一家从地处怀化黔阳的安江农校搬到长沙市的新房，新家安了煤气热水器。因为邓哲身体不好，袁隆平担心她会在洗澡时晕倒，只要两三分钟没有听到流水的声音，就会大声喊“邓哲！邓哲！”只有邓哲出声回应，他才能放心。
还有一件让袁隆平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他那个著名的美梦——“禾下乘凉”。袁隆平说：“这个梦我做过两次。梦里我们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上面结的稻谷有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好美啊！”
本文刊登在《今日科苑》杂志2017年1月刊大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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