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
纵览2016年全球政治发展，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横空出世，堪称最引人瞩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鹅”现象，很可能给国际政治经济走势带来深刻的长期影响。总结提炼这两大“黑天鹅”现象，其最大共同点可以归纳为“主体民众抛弃政权”。在英国脱欧案例中，遭到抛弃的“政权”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在“特朗普现象”中，遭到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少数族裔——亚裔（特别是华裔）大面积抛弃的是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制派”，共和党和民主党皆然，而且在竞选进程中，不少抛弃者的情绪有向否定整个美国政权体制发展之势。与此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各级政权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以至于在这两年的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崩盘，面临夺取权力上台的民进党“凌迟”。放眼更大历史跨度考察，苏联解体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因为由此而解体覆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跨党派政治精英集团，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实体。中国大陆同样存在类似风险，总结国内外这一现象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逆向歧视导致主体民众抛弃政权
何谓“主体民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地区）而言，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多数民族是其主体民众，这样一个多数民族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对于一个国家联盟而言，其骨干成员国国民构成其主体民众；对于一个执政的党派、运动等政治力量而言，在这个国家/地区不占少数且构成其传统支持者的群体构成主体民众。审视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国民党土崩瓦解面对“凌迟”，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不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失败方和遭遇挑战方都是因为遭到了主体民众主动抛弃；而按常理来说，这些主体民众本来应该是失败方天然的、长期的支持者。
此次英国全民公投通过脱欧，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的第三支柱国家（德、法居前两位）多数民意通过脱离联盟，而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英格兰人赞成脱离联盟的比例还高于整体比例；换言之，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及其主体民族抛弃了欧盟。在英国脱欧派胜出后，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顿时高涨，而这些国家本来都是欧共体—欧盟的骨干国家，甚至还是当初欧洲共同市场的初始发起国，更让人看到了本该是欧盟基本盘的民众对欧盟已经何其离心离德。
与此相似，苏联解体，并非外力强行肢解，关键是作为30年统一俄罗斯—苏联国家创建者和支柱的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它，因此，苏联解体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分析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被俄罗斯族抛弃的情况。
在这次全民公决中，面对是否保留联盟国家的公决问题：“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有9个共和国成功组织了全民公决投票，在本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构成与俄罗斯-苏联主流社会相差最远的中亚五共和国，无论参加投票人数比例还是投赞成票比例都是最高的，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投赞成票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五共和国；在中亚五共和国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最低的恰恰是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最高、本地居民俄罗斯化程度最深的哈萨克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赞成保留联盟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各共和国，有投票权总人数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只是勉强过半，比中亚各共和国低30.5-42.5个百分点。
进一步上溯历史，一个大国被创建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抛弃，在历史上并非只有苏联这个孤例，统治奥地利帝国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被德意志人抛弃，就是苏联之前的典型案例。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是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也从来以德意志族为其基础。128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将奥地利分封给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奥地利由此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基干。近600年间，德意志族曾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下一次次浴血奋战，把奥斯曼帝国大军进犯欧洲的狂潮挡在维也纳城墙之下，最终启动了欧洲人民的全面反攻；但到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覆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多年，原本创建、保卫、开拓、发展了奥地利国家的德意志族在心理观念上就已经普遍抛弃了哈布斯堡王室，而是更加认同、尊崇德意志帝国皇帝和俾斯麦，以至于产生了公开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纲领、主张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泛日耳曼民族党等政党。
“一战”结束第二天（1918年11月12日），新成立的维也纳临时大会就通过决议，主张与德国联合，充分反映了原奥匈帝国境内德意志族人民的普遍意愿。
而1919年4月3日奥地利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哈布斯堡法》，没收哈布斯堡家族财产，驱逐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又体现了奥地利社会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厌弃何其决绝。
美国今天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冷静审视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此前数年美国政治生活变动，可以看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同样已经在类似苏联俄罗斯族、奥匈德意志族抛弃政权的道路上走出了不短的距离。美国赖以立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长期是美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中坚，爱国主义精神一向浓烈。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与价值观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数族裔中，总体上又以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特别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韩越裔）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
早在美国大选选举投票之前，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等公开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属美国政界局外人，其政见言论几乎全方位对抗近几十年来日益扩张的“政治正确”观念，但恰恰是这些“政治不正确”言论见解为他在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和亚裔中赢得了广泛人气，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在美国传统主体民众中遭到大面积唾弃。
不仅如此，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趋势并非始于特朗普现象，而是几年前就开始了。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建制派”的浪头大幅度跃升，即使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最终败选，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较快地涌现出新的特朗普。
到目前为止，就整体而言，构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尚未公开大面积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他们否定的是“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个人及其群体，期待的是在现行政治体系下换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领导人。但向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发展的苗头已经出现，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未来未尝没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族、苏联末期俄罗斯族那样走向抛弃整个现行政权体系。在竞选进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发组建民兵，声称若特朗普竞选失败就将武装夺权，就是上述苗头的最突出体现。
与上述案例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在近年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彻底崩盘，关键是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考虑到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一向强烈排斥、歧视蓝营选民，蓝营选民如此决绝地抛弃国民党，就更令人深思了。
主体民众本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地区）、一个国家联盟的基本盘，为何大面积抛弃他们创建和浴血保卫、开拓、发展的国家（政治地区）/国家联盟？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国家联盟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走到了逆向选择、逆向歧视的歧路。他们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没有鼓励民众“合众为一”，没有鼓励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民众在统一的规则下依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没有鼓励不同民族集团多劳多得、多作贡献，没有鼓励落后向先进看齐，而是走向了反面，强行让先进被落后绑架，鼓励“按闹分配，多闹多得”。在这种情况下，在达到临界点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联盟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也就无可挽回了。
而在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的统治集团也必然垮台崩溃而不可能指望受惠于他们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为在他们政策下“多闹多得”的族群只是把他们当作不劳而获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经济资源的工具，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对自己能够呼来喝去、用以不劳而获攫取资源的工具产生任何忠诚，只可能用完之后弃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优惠扶植政策只是增强了他们汲取的能力与胃口。
二、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一：英国脱欧
我曾经提出，“脱欧”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无法掩盖“留欧”的长期痛苦；倘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留在欧盟，那也就意味着英国将继续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这些不利因素损害的将是英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活力，甚至有可能关系到英国国家存亡：
作为欧盟公共财政的净贡献方继续承受对外转移支付的负担。英国的这部分负担也将日益加重。
继续被欧陆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绑架而不得不违心地背离自己的自由贸易倾向。
……最重要的是，在欧盟自杀性移民政策下，与欧洲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且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缺乏劳动积极性、只想分享欧洲福利的外国移民正在快速增长，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潜藏着对欧洲社会治安乃至文化传统、国体的颠覆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英国而言，脱离欧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为更有保障的选择。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在苏联解体案例中，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族长期承担了对其他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负担，却在许多方面承受了逆向歧视待遇；天长日久，俄罗斯族对逆向歧视的不满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对这个他们创建、他们始终充当支柱骨干、他们曾浴血保卫的政权丧失了认同，弃若敝屣。苏联末期俄罗斯反对派崛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依靠打着意识形态之争旗号的民族矛盾。在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时，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的话就是俄罗斯从此不再给别人充当“奶牛”，而苏联解体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于非俄罗斯族官员在同等条件下有着更多的提拔晋升机会，必然逐步形成地方民族性权势集团，进而不断侵蚀苏联党和国家中央权威的基础。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就已经丧失对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
（一）苏联体制下中亚干部的“本地民族化”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中亚各共和国本地民族在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赞成保留联盟，是因为当地的全部统治权力此前就已经成为他们独占的禁脔，保留无权剥夺他们权力的联盟外衣，他们就可以继续从联盟汲取经济支持，个人还有希望兼任联盟高官，从而收获“小国之君+世界性大国高官”的双重好处。相比之下，俄罗斯族精英则没有这种好处，不少精英因而没有兴趣尽力保留联盟。
（二）中亚干部“本地民族化”导致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力旁落
在这种趋势发展下，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尾大不掉、苏共和联盟中央实际丧失陟罚臧否中亚共和国领导人的权柄已成必然结果。而从苏维埃政权初期到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也牢固掌握着这一权力，而且只要感到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动用。
1980年代后期，苏共和联盟中央决定中亚领导层人事的权柄威信已经彻底旁落。到1991年全民公决之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中亚五共和国总统都控制了当地一切权力且已经不可能被莫斯科替换，因此保留联盟影响不了他们在本地事实上的权力，而且能够给予他们参与世界性大国政治的机会。
在经济上，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也愿意至少暂时保留联盟外衣。中亚各共和国经济比较落后，长期依赖俄罗斯等共和国的转移支付。倘若苏联解体，原有经济联系遭到破坏，中亚各共和国遭受的冲击将远远大于其他相对发达的共和国。
四、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三：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特权（略）
五、逆向歧视、逆向选择案例之四：特朗普现象
（一）奥巴马执政实践大大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2009年1月奥巴马初次当选就职之前，我写下《奥巴马的美国梦是美梦还是噩梦？》一文，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奥巴马当选是否会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里程碑？”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以下判断：
一个黑人当选总统，对美国赖以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而言，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元首可以是少数民族，但他必须认同多数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则结果必然是动乱，乃至国家覆亡，社稷倾颓。从中国西晋到欧洲罗马帝国，直到奥匈帝国、苏联和南斯拉夫，它们的命运无一例外表明，一国立国必须具备足够坚实的文化和民族基础；我们不要天真地幻想一个国家能够仅仅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而不需要种族和文化认同。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初中便阅读了全套线装《史记》和《隋书》的老资格历史爱好者，笔者深信华夏文明的优越和深厚潜力……笔者同样确信，倘若美国当初赖以立国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及与此相应的种族基础，这块目前（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目前”而不是“永远”！）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绝无可能在世界上拥有当今的地位。
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社会，使得各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美国社会的统一能力也就开始动摇了。
奥巴马是依靠黑人资助从政坛起步的……奥巴马的认同究竟如何？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他认同的期望是什么？一旦他们发现奥巴马的认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如何反应？美国社会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
在奥巴马8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纵览他执政实践结果，不能不说，他确实是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近几十年来，随着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甚至对抗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和特惠；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寻求统一规则下的平等竞争机会，而是寻求附着于某个少数种族、宗教身份的优先特惠，从而形成日益壮大的以少数种族、宗教身份标记的分利集团；在“反歧视”的旗号下，美国主体民众遭到了越来越广泛、深入的逆向歧视。
（二）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日益严重
毋庸讳言，美国有过种族歧视、特别是黑人备受欺压的历史，但多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判定公立学校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实现种族混合，美国黑人在法律上已经获得全部平等权利，并通过形形色色的“平权法案”在入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优于白人、亚裔等其他族裔的优惠待遇，曾经的“白人欺压黑人”现象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方面已经消除，在公开场合更是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少数群体而相对忽视多数群体，越来越重视非法移民利益而相对牺牲国民权益。一些对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认同感相对薄弱的少数族裔借此架空平等竞争，在福利救济、教育、就业、乃至犯罪等各方面索取越来越多的优惠特权，而他们自己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乃至反美倾向则得到包庇纵容，最认同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勤奋上进精神最强的少数族裔——亚裔也与白人一起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逆向歧视。
在“反歧视”和“平权”的旗号下，黑人群体主流不是珍惜得来不易的平等、甚至优惠教育机会而发奋读书，而是浪费教育机会，把精力用于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同时在教育体系内闹事，要求降低课程难度（以至于有的美国大学为迁就黑人、西裔等学生而取消了数学课程），要求在教学内容中用对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影响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巨匠……而所有这一切与文明进步倒行逆施之举，都得到了美国政界、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的积极响应支持，他们正在积极推进立法，要求硅谷高科技企业招募员工时不再唯才是举、而是按美国人口种族构成招募，有些人甚至主张监狱犯人构成也应当反映美国种族构成比例。
在这种逆向歧视环境下，黑人认同非洲而不是美国、白人与非亚裔少数族裔混血子女认同少数族裔而非白人已非罕见，甚至出现了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数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业机会的现象。
（三）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暴力化趋势，日益指向颠覆、侵蚀国家认同
特别突出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借口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升级，形成了席卷全美的一场又一场袭警暴乱和暴力色彩浓郁的“黑命贵”运动。无视事实、花样百出打着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群体性事件的大势已经由此形成，到2016年形成黑人暴力骚乱和武装袭警的高潮，“黑命贵”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指向颠覆、侵蚀美国国家认同的现象。
在“伊斯兰国家”之类组织数十年宣传下，分离主义火种已经深深扎根在一部分黑人心中。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在海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血战10年，伊斯兰教却在此期间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归信者尤其多，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美国穆斯林、特别是黑人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着深刻、强烈的反美倾向，其中不乏准备和已经付诸行动者。
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击毙的阿卜杜拉就是当地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头目，其手下多为土生土长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监禁期间皈依。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阿卜杜拉不断号召其追随者向美国发起暴力攻击，在美国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尽管黑豹党和黑人分离主义至今未成气候，但在某些方面、某些局部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国家认同根基的挑战，其溢出效应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他族裔。
黑人伊斯兰运动和分离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虽然反美武装袭击者目前还是极少数，美国社会也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支持他们；但多年来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名公开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和宣誓效忠，不但没有受到有效惩罚，反而收获越来越多支持，连奥巴马也以总统身份公开表态支持，这种行为却是在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侵蚀瓦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黑人如此，西裔、穆斯林等一些少数群体也如法炮制，西裔美国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国国土上打着墨西哥国旗支持墨西哥队在体育比赛中击败美国队，打着墨西哥国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获得美国国籍和更多福利，在竞选活动中打起墨西哥国旗反对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遭受逆向歧视、担忧国家性质根本颠覆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大批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转而支持特朗普，实不足为奇。
六、逆向选择、逆向歧视政策已在中国主体社会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逆向选择、逆向歧视导致执政者丧失政权现象，在中国已经是台湾地区的现实。国民党落到面临“凌迟”的地步，关键就是马英九执政时的逆向歧视政策消灭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
最令人忧虑的是，类似英国脱欧、奥匈帝国和苏联主体民族与温和少数民族离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转，中国同样有重蹈奥匈帝国、苏联覆辙的风险。由于对汉族的逆向歧视政策，特别是由于过度迁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某些闹事高发的群体，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近似奥匈帝国马扎尔人的心态。
同时，这样的政策在中国主体社会中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首先是汉族群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满日益上升，汉民族主义思潮日益上升。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汉族群众本来民族观念不强，不会凡事拿民族、宗教说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群众之所以投向汉民族主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和政府现行民族宗教政策对汉族、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的逆向歧视。
从广西、宁夏等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到延边等少数民族自治州，再到众多少数民族自治乡镇，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人口占大多数；许多“户口本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族；新疆北疆广大地区即使在汉、唐、清等朝都是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缠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余万，之后方才发展成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万的规模。
以此为切入点，一些人全盘否定党和政府的历史、意识形态。不少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人，本来真诚信奉现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说教，其中不乏支持党和政府的“自干五”，之所以发生思想转变，是因为一再亲身感受到来自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的极端敌视和暴力围攻威胁，或是因为批评“三股势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罪名惩罚。而且，这类思想转变的人倡导汉族民族主义，通常比原来就不信奉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的人更为坚决，甚至走向极端，因为他们存在强烈的被背叛感而后者并不具备这种感觉，即使有也相当淡漠；以前对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遵守越自觉，被背叛感就越强烈，转变后倡导汉族民族主义也就越坚决。就这样，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正在把越来越多党和政府本来的自觉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其长期潜在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体性事件的温和少数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数民族压迫，却被政府抛弃而无从指望支持。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中不少人更愿意学习汉语，却不得不在维语学校上学，参加维语高考。在草原保护、牛羊肉等土特产被压价收购等许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众与个别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长。与此类似，奥匈帝国皇帝当初为了安抚匈牙利这个“问题民族”，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并列组成的二元帝国，把克罗地亚等民族划归匈牙利统治，本来对奥地利帝国忠心耿耿的克罗地亚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请愿要求改归中央政府直辖无果而终，对奥匈帝国的离心倾向由此迅速膨胀。
最后是我国维族、回民等少数民族内部期待世俗、进步、统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无援，而他们才是我们更应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华大家庭中这些兄弟民族进步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体社会的信心流失、认同转移趋势已经不可忽视。在汉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爱国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逆向选择、逆向歧视问题而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转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纵览百年世界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社会“起飞”的后发国家很多，能够修成正果鱼跃成龙者微乎其微，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短暂的起飞之后要么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拉美化），要么经济社会矛盾爆发陷入动乱、乃至战争，导致起飞夭折。
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也许，这就是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覆灭、特朗普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面临“凌迟”给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最大警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需要正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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