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奎松批金一南
近一段时间以来，金一南教授的几个视频讲演在朋友圈中流传，观后颇受启发和感动:详尽的史料应用，坚定的思想信仰，令人信服的阐明了中国近现代史由衰转盛的历史轨迹和必然性。特别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老一辈领袖的分析，令人信服，不亚于一堂生动的党课。同时，也更加感到习近平同志向省级领导多次推荐《苦难辉煌》的分量。
金一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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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开始关注金一南教授时，从微信朋友圈看到多人转载的一篇文章，《杨奎松：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90.html)，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篇2011年的旧文。
这篇旧文对金进行了犀利、刻薄的抨击，“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认为《苦难辉煌》是“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特别是列出金文“剽窃”的具体内容，指控金一南乃文抄公也。
杨教授数落完毕，火药气氛造足，却口气一转：“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解释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国人见怪不怪”，口气转折突兀，让人狐疑，既然如此，何必大动干戈？
我没有一一对照杨对金的批驳，按说，杨先生的提出的“准确使用，出处注释清楚”的要求并不过分，虽然批评中大加鞭挞的铺垫较多，犹如商场里过分包装的小包茶叶，也虽然话语猛烈，夹棍带棒，但指控“剽窃”的炮弹总算还是涂了一层应景的糖衣：肯定了金一南的立意和激情。
正面的说，杨奎松的批评对自学成才的金一南同志有好处。功利来的越快，越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对于自学起步、大器晚成的金一南教授来说，学习学院派做学问的严谨性，不要在一些旁枝末节上，在一些有可能涉嫌人品问题上授人以柄。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杨奎松教授
话还得回到杨奎松的这篇旧文上来。
一、关于“剽窃”，在史学研究中，叙述同一史实，话语撞车避免不了。至于是不是“剽窃”，杨的一家之言也要禁得起社会和业界的质疑。例如网上就可以看到对杨文的反驳，如《鼻头插大葱--杨奎松有何脸面批金一南？》（【猫眼看人】-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765184&boardid=1 ），另如《我对杨奎松评金一南《苦难辉煌》的一点异议》（乌有之乡网刊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ping/2011/09/251500.html）。
二、杨奎松教授是研究党史的，应当知道“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知道批评不是攻讦，批评要有“与人为善”。倘若不知，这党史也研究得太拙劣，专业素养太差；倘若知道，知行不一，则犯了文人易犯的毛病。
俗语说，当用手点指他人时总有几个指头也在自己指向自己。杨先生夸夸其谈，指责他人，那么他自己的学术行为，能否经得起他指责别人的逻辑评判呢？
据中国新闻网载（http://cul.sohu.com/20130730/n382904498.shtml），2013年，杨奎松的学术文章被落款“史清”的好事者“挑出了100个错处。杨奎松挺不适应”，委屈道：“学术观点和史实解读可以争论，但不能上纲上线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错讹理当指正，惟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好了，此时的杨先生想起了“道德高度”，想起“与人为善”了。
再看《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4-2.html）若非网络转载问题，通篇数据竟然未见一处引文注释以及痕迹，给人印象是客观资料和轻率的主观定性评价相互混淆，结论随意，论证轻浮。其指责金文“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自己又做的如何？学院派的“大师”风范哪里去了？看来反毛文人有个通病，一遇到自以为合适的反毛时机，就亢奋、轻佻起来。
另如《杨奎松：五十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住房轿车待遇》（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84.html）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以战后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仅为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在这方面，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只是30个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标准，但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工资收入之差，却达到36．4倍，超出前者一倍以上。”
这是什么比较方法？
1、国民党除去高官阶再和共产党“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的全系列相比，得出共产党的干部差别高于国民党倍数的结论。虽然后文也添上了减去了共党高官后的比较，但作者的主观倾向已经暴露无遗。主观倾向支配学术比较，这类比较和结论有何严谨可言？
2、杨的数字引用出处含糊，且比较离谱。据《第一代领导人“月薪”揭秘：宋庆龄工资最高（全文）》（网易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15/0715/16/AUJ0LFSH00014JB6_all.html）：“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领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579.50元....”按杨先生给出的倍数换算，干部最低工资只有15.9元，有这种级别吗，依据在哪里？其实不用繁琐考证，与杨同时代的人都有印象，五、六十年代工资几乎没有变动，基层最低的排、股级的23级也在三十多元，和工厂学徒期满转正的2级工工资相近，24级在文革前后已经极少，看不见了，杨所说的30级，即使有这类文件也基本没有执行。由此可见，杨先生的党史考证至少在这些学术论证上，是削足适履，主观先行。
另外，那时的高干是13级，也不是杨文所说的12级，等等。稍微留心一点，外行人也看的一清二楚。其实，如果客观，此文倒可以作为文革前党内特权的资料，但遇到这类涉嫌国粉倾向，学术价值就大打折扣，充满陷阱。
杨奎松教授的学风不严谨，与其错误的政治倾向有关。在上文中，杨曰，“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这个观点，既不符合81年6.27《决议》时点的全党认识，也未见身为党史专家的杨先生为支持这个令人惊诧的论点举出点靠谱的例子。论述的特点，仍然逃不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反毛窠臼。
反毛者是选择性无视，“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是指排除极左干扰，反复强调对老干部、民主人士落实政策，还是指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陈永贵照拿大寨工分，在北京的家庭生活紧张（见《凤凰卫视》视频《陈永贵》中郭凤莲的口述）？是指原中办工作人员回忆的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吴桂贤依然领原纱厂工资，开会喝不起一毛钱一杯的茶叶，而改喝白开水？是指国家机关精兵简政以后大批干部轮番下放到五七农场参加体力劳动？或是大批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工农兵干部“升官不发财”的实际情况？以及不胜枚举的广大各级干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认真认识、实践破除当时称作“资产阶级法权”的官僚特权的主流事实？
由杨奎松教授这样主观倾向驱使的人研究党史，对全党关注的核心焦点得出一些离谱的结论，这是史学界的悲剧，也是由杨任北大教授的推荐人金冲及先生评价为“勤奋”的杨先生的个人悲剧。本文奇怪的是，几年过去，不知杨奎松先生有何与时俱进，但在金一南教授的视频盛传网上的当下，有人挖出杨先生的旧文，只是说明，当下正处在这样的云谲波诡之中：许多人对金教授赞成的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观点心存抗拒，或口服心不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理论肯定，感情排斥，行动抗拒。如同当年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向省级干部推荐《苦难辉煌》不久，就出现了《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这篇文章一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以来，网上反毛违宪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这为党史研究特别是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相信以前受到错误思潮影响的党史学者会务实总结，逐步克服片面错误，克服动辄指责不同观点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的盲目优越感，纠正学术作风。总之，希望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从思想体系上找出错误根源，轻装前进。
事实证明，正确认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是按照历史规律，正确研究党史的前提，也必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正如当下好评如潮的金一南教授。而抱着阴暗心理和片面眼光诬毛的，只会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也愈加受到人们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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