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践论》，用解决现实矛盾引领全党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反映在基层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偶然案例中。聚焦还是边缘化不同时期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是政治信仰和态度，而是主客观一致的问题。
应当看到，在不同的阶段，方针政策有不同的侧重点，这种侧重点既有阶段性指导意义，又有阶段性局限。能否敏锐的从实际出发，发现和倡导具有社会主义方向意义，又从实际条件出发，始终把握为民谋福宗旨，起码的条件，也是对不少人来说难做到的条件，就是不随风，合民心，反潮流。这里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方法，这是个体系，从认识上，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功效上，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再回到人民本位上去。这些是实践标准不同于实用主义的分水岭。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批评"猫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文件）的实质所在。
我们有些同志对人民群众实践、认识的主体地位缺乏深刻认识，把局部的、阶段的认识当做普遍认识，把新生事物与已经总结并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已知基本规律对立起来，就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从思想方法上忽视群众路线，主观夸大少数人的认识，忽视了人民群众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滋生官僚主义的常见原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它的最常见现象就是忽略人民呼声，一刀切，这个倾向在八十年代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改制中，有程度不同、范围不同的集中表现。
十八大以后，全党在反腐斗争中，对人性腐败产生官僚主义比较重视，取得重大成就。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今天，我们深挖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必须重新总结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在历史上，我们出现过追求形式上的群众运动，忽视专业和秩序的错误，在纠正这一倾向中，又出现专家与领导至上，脱离群众的错误。我们在克服因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导致的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错误时，一朝被蛇咬，数十年怕井绳，长期疏远群众路线，让官僚主义长驱直入，变本加厉。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对待群众方面，尊重、聆听、学习、提炼不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疏远了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与感情。
离开人民实践检验，就容易夸大主观认识，不断出现和原本愿望南辕北辙的效果。例如对改革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长期承诺与现实效果，例如对经济成分的公有主体、私有补充的总体设计与实际效果，例如市场换技术的失败等。时代在发展，人们必须学习新事物，正视矛盾，才能促进和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学习新事物中，轻视群众路线，就容易动摇基本指导思想，混淆轻重，忽视历史规律。
建国近七十年来的实践过程，就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它反映在不断纠正左右倾向的过程，衡量的标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是依靠客观的实践。"
贵州塘约道路的震撼，就说明了一个本来司空见惯的结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首先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时至今日，主力军依然有农民特征，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愚公移山、以弱胜强、坚韧不拔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拐点阶段的首要条件，今天更多的体现在独立自主、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上。塘约道路继承了这一精神，同时也继承了五十年代否定小农生产的主线，继承了农业学大寨中产业升级的主线（毛泽东：农业就是工业），否定了学大寨中的形式化和限制工业市场元素的小生产本质（毛泽东：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对永贵同志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流血的）。农业学大寨的泛政治化及小岗村道路的客观失败，说明用小生产改造小生产是没有出路的。
其实，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类似塘约的事例很多，塘约的幸运在于发生在十八大以后，贵州省委从组织措施上确保了对塘约现象的呵护和培育。不少省份、地区已组织大批人去塘约学习了，这是习总书记2016年在小岗村开现场会后，紧接着又在黑龙江提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以后的新气象。去年还在经济低迷时一枝独秀的重庆开过多省一把手现场会。在文革五十周年另一天时，召开社会科学座谈会，强调唯物辩证法。
用解决现实矛盾引领全党，这是在实践《矛盾论》《实践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精神观念，没有绝对的红头文件，只有绝对的人民利益和相对的主客观一致，中共中央在前一阶段印发《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提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提法的微调就是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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