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创者和首倡者。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而对于这五项原则，存在着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倾向，那就是“不管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按照这五项原则对待你”。

按照这种思维，他国不尊重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却要去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国侵犯我们的利益，我们却要去尊重他们的利益；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却不去干涉他国的内政；他国对我们中国不平等、不尊重我们的利益，我们却要对他们平等、去尊重他们的利益；他国不与我们和平共处，我们却要上赶着与他们和平共处。

笔者总感觉，我们中国似乎一直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约束自己，表现的很自律，以至于不管其他国家是否严格对我们恪守这五项原则，反正我们总是以这五项原则要求自己，譬如，曾经的领导人胡耀邦就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由，中断了毛主席时代的输出革命。

相信很多爱国网友大都有同样的感觉。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不是民族自豪感，而是民族憋屈感。

难道不是吗？出尔反尔的世贸组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平等互利的吗？那些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国不都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了吗？

中美建交的联合声明中，也有这样的黑纸白字：

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相互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但是，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台湾旅行法案”草案（HR 535），为台美高层“互访”打开阀门，取消限制，鼓噪应该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副领导人、行政部门负责人等高层官员访美，这是尊重中国主权吗？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建交之后还极力支持港独、藏独、疆独势力，这是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吗？

建议有心的网友仔细捋一捋，这种不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事件还有一大筐。

可见，在与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很多国家似乎都没有对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有，也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而不是行动上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是国际舞台上的“两面人”。

可是我们呢？除了外交部发言人的抗议、奉劝和谴责之外，却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直接反制措施。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中似乎已经被机械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倾向所支配，我们首创并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是落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没有落地到他们的心中和行为上。

如果只是中国单方面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果必然就是这些原则对其他国家产生不了任何行为上的约束力和反制力，结果就是我们单方面遵守，这不是自缚手脚、作茧自缚吗？

事实上，对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的态度是辩证的动态的互动思维，要使得这五项原则不但能约束自己，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反约束，既能自制，又能制人。

看看这五项原则，前三个都是“互”，相互的互；而平等互利这一条，也有个互；最后一条的“和平共处”，虽然没有互，但却有个“共”，与“相”是同一个意思，和平共处就是和平相处。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深谙辩证法的道理，在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完全贯彻了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按照这样的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完全可以在对外交往中产生反制力、反约束，从而形成外交威慑力：

你不尊重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别怪我不尊重你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你既然侵犯我的利益，也别怪我侵犯你的利益；

你既然干涉我的内政，就别怪我干涉你的内政；

你既然对我不利、对我不平等，就别怪我对你不利、对你不平等；

你既然不能与我和平共处，就别怪我也不与你和平共处。

以这种思维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国际关系，才跳出了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而进入辩证法的境界，才是真的灵活运用。

而若中国单方面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对五项原则的悄然背离——因为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不是两国“相互”的。

一旦与中国建交的对方国家背离这五项原则的任何一项，中国都应予以反制，才恰恰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微言大义。

这样灵活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一把既能克己、又能制人的双刃剑，才能对外释放出中国的大国威严。

美国既然可以出台这种报告那种报告，我们外交部也一样可以每年针对所有的建交国家搞出一个《中国邦交关系报告》（笔者姑且起了个名字，不作数），针对这些邦交国一年来的行为、言论指指点点，或批评、或指责、或谴责，当然，也有期待、认同、赞赏。

同时，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的那套搞法，搞出一个“对华友好度评级”以及“国家社会责任度”评级，同时，我们可以对这些邦交国设置不同的外交级别，哪个国家友好度越高，外交级别就越高；哪个国家社会责任感越强，我们就越重视与哪个国家交往。

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友好度、亲密度、忠诚度都可以进行量化的统计和分析，从而使得中国外交心中有数，结合这些数据，在外交的谈判桌上、在合作项目上，在外交礼仪上、在接待层次上、在领导人亲密度上都可以一一表现出来，该拿捏的拿捏、该拒绝的拒绝、该中断的中断，该加大的加大，并且一定要明确告知对方，我们对他的好是因为什么，我们对他的歹是源于哪里。

对待外国人不要含蓄，就要坦率坦诚开诚布公，很多时候，不明说，他们就是不知好歹，或者即使知道好歹也装不知道。

人与人的交往都是亲疏有别远近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而中国外交要做的就是，避免那种没轻没重、没远没近、忽远忽近、摇摆不定的泛交往，我们应该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奉行正确的义利观：

让有义的国家有利，让不义的国家失利；让情深义重的国家利大、让薄情寡义的国家利薄，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交往中产生更多的铁杆、死党、密友、挚友，同时也能过滤掉那些居心叵测的敌人、不怀好意的恶人、反复无常的小人。

中国已经并且仍在崛起，中国的强大已经对世界产生外溢红利，但这种红利不能胡喷乱洒，而是要有导向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威慑力。

中国就是要用内在的实力和对外的言行告诉整个世界：与中华交好，自然大有好处；与中华交恶，必将自食恶果！

而中国所追求的不只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更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大义，只有越来越多的正义国家与中国一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世界才能跳出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周期律，全人类才能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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