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教科书中有关重商主义的流行看法是错误的

编者按：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必讲内容，其核心观点长期以来被误读为“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其经济政策体系也被认为是建立在将金银与财富混为一谈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研究原始文献、经典著作以及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教科书中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制造业是最大的财富之源。晚期重商主义关注如何通过发展制造业使国家富强。来源于实践经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促进了英国崛起，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力。教科书应该尽早做出修正，还重商主义以本来面目。

提到重商主义，人们一般会想到它是一种坚持“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论调的错误的和失败的经济学说。我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教授在其《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将重商主义概括为从“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这一基本观点衍生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核心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第一，财富源于流通领域;第二，国内流通领域不产生财富;第三，国家富强依赖于对外贸易，必须坚持多卖少买的原则;第四，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活动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1]国内其他学者编著或译著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思路和观点撰写的。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44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它们都持这种看法。因此，笔者选择胡寄窗教授的教科书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代表性。该教科书将重商主义刻画为，一群以守财奴眼光来看待经济事务、信奉米达斯谬误的人将财富看作是来源于流通领域的金银货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经济政策体系。但是，著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穷尽数十年精力研究重商主义，最终将重商主义归结为统一体系、权力体系、保护体系、货币体系、社会概念等五个方面，并明确指出，重商主义作为一个货币体系不能被解释为一个有意识的货币崇拜。[2]当代研究重商主义的权威学者马格努松(Maggnuson)在其新作中也强调，从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的维纳，正统观点即重商主义者将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然而，目前更多的研究认为这个观点是误导人的，也很少有文献能够支持它。[3]另外，帕塔萨拉蒂(Parthasarathi)以棉纺织业为考察对象，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将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英国与印度的“大分流”归结为英国成功施行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4]如果重商主义真如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为什么它对英国工业革命起到关键作用?它又为什么能够促进西欧诸国的繁荣与崛起?为什么研究重商主义的权威学者并不认为重商主义者的核心观点是“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因此，教科书中关于重商主义的流行看法是否正确需要深入探讨。

一、早期重商主义的迷失与觉醒

重商主义产生并盛行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转型以及最终确立的时期。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世纪和17世纪，衰落于18世纪下半叶。大致来说，它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下半叶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但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体系，重商主义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时。主要由商人和政府官员构成的重商主义者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他们以切身经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注重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这对重商主义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社会观念和思潮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早期重商主义时期，形成了遭受教科书批判的“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的错误观点。

首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将金银货币看作是财富或财富代表的观念，将财富等同于金银货币。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并未对此深入研究，而是根据社会思潮和自己的经验，误以为“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根据罗尔的观点，如果私人交换及其中介物已经成为根本的社会制度的话，财宝，即是货币，是财富的最早期形态，这种观点以及旨在把它们付诸实施的实践，标志着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5]在重商主义时期，货币作为交易的中介物已经被广泛接受。一直以来，金银主要是作为财富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这一观念也流传到重商主义时期，通过金银货币的积累来提高本国应对困难的能力。[5]处于重商主义肇始时期的哥伦布曾说过，金是件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能够使灵魂升入天堂。[6]可见，在重商主义早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追逐金银的冲动，存在着财富即货币的错觉。

其次，误将货币等同于资本。早期重商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处于最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没有透过经济现象研究本质，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存在偏差难以避免。为了扩大商业规模，通常需要大量金银货币作为商业资本，国内金银存量的极度匮乏将制约商业发展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此时，部分重商主义者通过观察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误认为金银货币的短缺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因而，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从货币等同于资本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

最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在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各国战争不断，需要庞大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日益高涨的军费开支，正如著名重商主义者凯里所言，货币就是军费。[7]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或主要是金银，增加财政收入就需要增加一国的金银货币的存量。增加一国金银存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采金银矿，但严格受制于本国的资源禀赋;另一种就是发展对外贸易，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金银。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将商品买卖过程中的“多卖少买”的赚钱方式应用到对外贸易，想当然地认为对外贸易严格遵循“只准金银流入、不准金银流出”的措施就可以增加本国金银的数量，从而将财富的源泉归结到流通领域。

可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鼓吹的“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很快，西班牙衰落的事实使得重商主义者开始反思这种错误观点。

在追逐金银的利益驱动下，西班牙最先发现美洲大陆，并通过掠夺美洲金银迅速暴富。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极力鼓吹的“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不但未能在西班牙拥有大量金银矿的情况下使其实现富强，反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使其经济陷于凋敝，常年深陷于对外贸易赤字的陷阱中难以自拔。为了解决西班牙面临的窘境，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国家富强的真正根源。到16世纪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重商主义者认识到金银并不是财富的本源。时任西班牙财政大臣的奥蒂斯在1558年给国王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那些外国人花1弗罗林货币从西班牙和西印度购买原材料，然后他们把原材料生产成制成品再卖回到西班牙，这样他们就能获得10到100弗罗林货币。[8]可见，奥蒂斯将西班牙的贫困归因于制造业的萎缩，以至于拥有大量金银矿仍旧难以避免衰落。[9]在重商主义早期，就已经有重商主义者反思“财富即货币”是否正确，认识到仅仅增加金银存量不足以使国家富强。16世纪晚期的意大利重商主义者伯特罗强调，工业的力量非常强大，超过了金矿银矿所带来的财富。[10]不难看出，当时的西班牙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反面教材，各国都在极力避免重蹈西班牙的覆辙。佩罗塔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商主义的起源：诞生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是对西班牙衰落的反应。[10]即使是晚期重商主义者，范德林特也仍旧用西班牙的衰落作为有力的论证依据，他认为西班牙因为获得了西印度生产的财富而丧失了大部分手艺(即制造业)，于是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将金银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流通渠道，其他国家则凭借自己制造的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西班牙)获得不可计数的金银，连西印度的金银矿山也供不应求，难以满足西班牙人的需求。[11]

可见，即使在重商主义早期，也并不是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持有“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的观点，同时存在着制造业是财富之源，财富源于生产领域的观点。“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的论调只是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根据社会舆论和观念总结的一些不成熟的理论观点，不能代表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成就，更不能作为重商主义的标签。

二、晚期重商主义的成熟观点

作为重商主义的哲学基础，培根主义认为新的财富可以通过创新和创造力获得。[8]范范尼(Fanfani)认为，重商主义是在增长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12]在增长的框架下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不仅仅源于自然资源，更来自于创新和生产。他们终于将财富的源泉定位清楚，认识到只有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制造业才能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源。同时，他们也从对外贸易结构和增加货币数量的视角分析如何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一)主张发展制造业的观点

斯图亚特认为，指导政治家的主要原则应当是鼓励自然生成的每一部门的制造业。[13]休谟指出，如果这些国家失去了工业，就不能指望保持其金银，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其工业。[14]桑尼菲尔斯强调制造业在增加国家财富中的地位和作用。[13]乌茨塔瑞斯也认为，制造业是比波托西更加丰饶的矿藏。[10]舍拉通过对比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发展状况认为，只有在制造业繁荣的地区，人们才能够生活富裕。他明确指出，通过各种制造品，财源滚滚而来。[14]达维南特认为，金和银的确是贸易的财富，但是，它的最初来源在所有国家中是自然的或人工加工的物品，也就是说，是土地、劳动和勤奋生产的。[3]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在吸纳人口、促进就业和繁荣经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制造业在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人口素质的提高。加利亚尼认为，制造业可以治愈人类两个最大的弊病———迷信行为和奴隶制。[8]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间有一个倍增关系，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并且创造知识、机械化、技术、劳动分工、报酬递增以及雇用大量处于半失业或失业状态的人。[8]通过将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就可以将原材料的价值增加许多倍，从而为本国带来巨额财富。赖纳特概括总结了部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观点，即制造业是真正的金矿，它比现实的金矿更有价值。[10]带有浓厚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非常精辟地总结道：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材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15]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对于国家富强的促进作用，他们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如何发展制造业上，有大量主张发展制造业的文献存在。

(二)合适的贸易结构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虽然重商主义者主张出超，但并不是绝对地不买国外产品，而是有选择性地购买国外产品。达维南特指出：一切贸易是彼此相互依存的，一项贸易引起另一项贸易，而一项贸易的丢失经常使其余的贸易丢失一半。[16]柴昂认为，进口货品在国内的消费，一如那些再出口的货品，对国家同样是有利的，如果既不能在国内消费这些货品，也不能将之向国外转口，邻国又如何能够付款购买我们的制成品呢?[17]帕克斯顿也认为，高税收对于过量进口问题而言，只治标不治本，税收是对贸易的打击，长远来看，在贸易过程中，必然会减少我们自己的出口。[17]由此可见，重商主义者并没有严格地认为，对外贸易只出口不进口。但是，他们对待进出口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进口是以更大规模的出口为前提的，更大规模出口的目的是发展本国的制造业。根据诺斯的观点，就贸易而言，一个国家之于世界，就像一个城市之于王国或者一个家庭之于城市。[7]如果离开世界市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前景都将严重受限。凯里指出，可以确定的一条规则是，若任何国家向我们提供制成品，这些制成品在我们这里消费，则这一贸易对我方十分不利;假如这些制成品妨碍了我方的制造业，则尤为不利。[17]并且，他们还认识到：凡创造高附加值或包含广泛加工制造环节的经济活动，应当保留在国内市场。[17]约翰逊指出：只有不到10%的英国重商主义文献热衷于病态发育的贸易差额论。[18]霍罗克斯(Horrocks)也指出：在这个过程(追逐贸易差额)中，国家的力量和独立性将进一步被手工作坊所促进。[19]随后的学术成果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晚期重商主义者并没有把贵金属的积累看作目的本身，而是通过繁荣、投资和充分就业而实现国家实力的一个手段。[18]可见重商主义非常重视贸易结构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所主张的对外贸易是为了适应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片面地追逐货币。

(三)宽松的货币环境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霍尼克写道，金银一旦既已存在于这个国家，那就必须永远使它们处于流通状态。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其财富是不会不持续增长的。[14]霍尼克已经认识到货币作为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职能。赫克歇尔对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评论道：正常情况下，讨论被这个观点所主导，即货币(数量)不能够满足被执行交易的数量，最终将导致失业和货币匮乏。[2]可以看出，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经意识到通货紧缩的危害。1650年，珀特指出：产出是有弹性的，只要利用货币使劳动和资本运转起来，货币的增加不可能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它会相应增加产出。[18]迈克尔·赫德森认为，重商主义者的目标在于通过获得足够的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纸币，来支持国内的投资和充分就业，并降低利率，从而降低国民的偿债负担，货币是实现高生产和高就业的手段，多数学者承认，在18世纪通常存在着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较多的货币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力就业。[18]由上述分析可得，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论述增加货币数量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能够容纳更多人口就业的工业领域。可见，重商主义者认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具有代表性的重商主义者并没有“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的论断。针对这一问题，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重商主义”作家那里找不到这样的命题，要解释这些命题———不管它们多么错误———必须假定“重商主义”作家把财富与货币或金银“财宝”看作是同一东西，或者假定他们把货币同货币可以购买的东西混淆在一起。[20]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并不是重商主义的核心观念，他们的核心观念是“制造业是最大的金矿”，即制造业是最大的财富来源。重商主义围绕这个核心观念，主张大力发展制造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

三、来源于实践经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

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是重商主义研究的主题，它贯穿于整个重商主义时期。最热衷这一主题的莫过于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和特许经营公司的商人。根据马格努松编纂整理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四卷本重商主义原始文献可以看出，典型的重商主义者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和商人。[21]罗斯巴德指出，重商主义体系并不需要依靠花哨的“理论”来登场。它天然地适合于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22]赖纳特也认为，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是最好的重商主义者，他们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情境特定性。[10]马格努松也指出，重商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系列诞生于特定政治和经济环境下的作品。[23]重商主义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研究目标，他们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征。作为重商主义集大成者的斯图亚特，在多年的国外流放生活中，详细考察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之后才有针对性地撰写著作。[24]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够使国家富强，因而他们不断总结和制定能够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马格努松(Magnusson)一针见血地指出，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英国经济学者持有这个观点，即通过发展制造业为人们提供有效率的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国家任务。[25]重商主义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以至于有学者略带夸张地认为有多少个重商主义者，就有多少种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者通过观察对比发现，那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地方，不适于农业的发展，但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使得当地的制造业繁荣，人们十分富有。比如，在法国勃艮第跟从其姨母长大的英王亨利七世，发现当地人因为羊毛纺织业的发展十分繁荣和富足，而英国出口羊毛却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他因此形成了这种看法：出口羊毛纺织品胜过出口羊毛，同样，出口成衣和染色纺织品胜过出口半成品。[26]亨利七世派遣皇家使团选择适合发展羊毛加工业的地点，暗地引入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逐步提高羊毛出口税赋，逐渐禁止羊毛出口等，通过这些措施大力发展羊毛纺织业。[26]英国通过这种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了长期出口羊毛的不利局面，逐渐成为羊毛纺织业强国。

学习与模仿领先国家的经济结构贯穿于整个重商主义时期，英国国民非常善于学习模仿其他国家的长处。正如李斯特所总结的：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之上，然后在关税制度的保护下，促使它们发展。[15]借助于国内和国外市场，英国通过类似办法保护和发展了大量的制造业。参与制造业人数的增加为制造业的创新及发展提供了新的智力之源。为了更好地发展制造业，英国鼓励技术工人移民到本国，尤其是在爱德华三世时期，曾吸引佛兰德等地的呢绒织工、染工、漂洗工等纷纷落户于伦敦等地，形成了英国工业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借助于欧洲大陆发生宗教迫害的有利契机，大规模地吸引有一技之长的宗教难民，大力发展制造业，取得了良好的产业效果。[27]英国制定专门针对荷兰的《航海法案》，以此来促进本国的造船业、航海业和渔业的发展，也为本国制成品出口到国外奠定了基础，完善了贸易体系。受重商主义者的影响，西欧各国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对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也都不遗余力地发展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本国政府的保护扶植，制造业难以发展壮大，尤其是处于萌芽阶段的制造业。“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仅仅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些政策还包括立法、税收、强迫改变国民的生活习惯等措施。务实的重商主义者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形成了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所总结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纲领。[28]

正如“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即“斯密定理”)所揭示的，制造业使得分工进一步深化，而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重商主义时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市场规模普遍较小，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的制成品抢占市场，各国都竭力保护本国市场，力争为制造业的发展留出空间。马克思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29]马格努松(Magnusson)也认为，英国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保护主义的连贯经济政策，这意味着为经济进步和相较于这一时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竞争位置提供了条件。[30]帕塔萨拉蒂在对比分析英印大分流时的英国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史实时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所提供的某种支持(各国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4]罗尔也指出，重商主义者认识到，管理和限制本身———通过垄断和保护，现在实施的规模更大了———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基础。[5]美国学派的著名代表学者雷蒙德指出，正是亚当·斯密所摒弃但却为英国所采用的那些政策才是导致英国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强大的原因。[10]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人既凭借自身的进取经营和创新技能，也凭借国家的政策与实力，抓住了这些(国际)市场。[31]在保护对外贸易的同时，大力推行国内市场一体化，比如修建运河、公路，取消关卡，统一货币等，这些措施也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情况越差，自由放任就越难以发挥作用。[32]因此可以说，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的存在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并不是从“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来的，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

作为最早的发展经济学，重商主义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和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和传统教条观念的影响，中国当代经济学界仍普遍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坏的经济学说。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教科书中关于重商主义的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误将早期重商主义的部分不成熟观点看作是重商主义的代表性观点，抹杀了重商主义的重要贡献;第二，无视重商主义认为制造业是最大的财富之源以及从生产领域探究财富的来源，误以为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源于流通领域;第三，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这一错误观念推导出来的。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有关重商主义的观点误导广大读者，因此，笔者建议应该尽早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做出修改，还重商主义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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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根良， 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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