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中国的“心”之殇：企业家和企业战略之殇
倪光南的失败，是平台的失败，是联想的失败，是柳传志的失败，也是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失败。如果倪光南不被联想赶出来，如果联想在适当的时机发起基础技术之战，那么联想在今天组装计算机市场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微薄的情况下，完全不至于这样束手无策;中国的信息产业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威胁时，就要有底气的多，甚至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企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在美国，有一个现象非常显著，但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这就是非洲裔和拉丁裔人非常胖，得心脏病的非常多，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生活应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应该自己设限，因此他们吃的多，不爱运动。而白人却大多数身强体健，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生活应该有目标，有责任，有所忌惮，自我设限。但是，诡异的是，在政治上，白人是自由竞争的提倡者，而有色人种却主张政府的保护。
显然，自由竞争的优势，是建立在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规则限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自由是建立在不自由基础上的。是的，这是个悖论，但是，人类事情的奇妙之处和艰深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没有多少是1+1等于2的那种简单的数学方式，或者说是直线思维方式。人类事物大多数都是一种两难选择，而一种选择往往会得到另一种选择的被认为是必然的结果。
这几天，网上流传一个关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段子，说既然我们也承认贸易战会带来双输，为什么说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这个说法历史上有人说过，这个人叫毛泽东。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议，派胡宗南的20万大军大举进攻陕北，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临走时他说了这句话，他说蒋介石胡宗南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在当时的白痴、二货、吃瓜群众看来，明明是你打不过逃跑了，老巢都让别人占了，还说什么便宜话，是不是有点太阿Q精神了?但是，一年后解放军收复延安，三年后蒋介石被赶进海岛，这些人才看明白，这句话代表了一种怎样的远见和魄力。
美国对中国威胁发动贸易战，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许多迷雾正在或即将散去，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参照系来反思和检讨我们过去的失误在哪里，并据此确定我们未来的目标，制定我们未来的战略。
美国对中国威胁发动贸易战，会不会最终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近期的应对措施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分析过去战略思维、战略布局、战略投入的不足，在企业、政府、指导思想和理论这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在这场虽然还没正式开始，但却影响深远的战略博弈中，建立一种“举国体制”。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美国的石头，一定会砸中自己的脚，而且很可能他们的石头并不会投出。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美国的石头肯定会砸中我们的脚，让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无法长行。
一，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的“心”之殇
近几日，美国连连祭出打击中兴和问责华为的举措，网上许多文章纷纷引经据典，指出中国在发动机，芯片，高精密设备，光学器材，高端材料等等方面的不足。如果我们可以把飞机、火箭、船舶的各种发动机，各种信息设备内的芯片，各种软件，高精密设备，高端材料等等看成是工业之“心”的话，那么美国发出的威胁之“箭”，确实射中了我们的“心”。
据说中兴约有近30%的芯片和器件需要从美国进口，美国对中兴的制裁，中兴人自己说，立刻使公司陷入瘫痪。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2000亿美元的芯片，这些芯片作用于各行各业的“大脑”，一旦中美有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大陆迫不得已用武力收复台湾，美国不用出一兵一卒，只要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中国的网络，中国的经济就可能会部分陷入瘫痪。
显然，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弈了，它已经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和“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心”和“网”，已经站在中美博弈的中枢位置上了。
一颗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强大的“心脏”和一张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通畅的“神经网络”，对国家民族的战略意义已经凸显出来，不容我们再掉以轻心了。
当然，仅就中兴事件看，还没有到一个紧急和严重的程度。
首先，中兴危机对中美贸易博弈的作用被媒体夸大了。中兴的软硬件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三十都靠美国供货，中兴就是个组装厂，挣的是“最后一公里的利润”，美国制裁中兴，实际上也是制裁了美国的供货商，而且是在中兴整个利润链中最大的一块。
从另一方面说，中兴并非没有替代者，中兴危机，危的是中兴，却给中兴在国内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最大机会。所以，中兴危机是企业的危机，不是产业的危机，更不是中国整个高端制造业的危机。更何况中兴痛定思痛，并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有关中兴的这个逻辑，同样可以用在整个高端制造业上。“中国心”的落后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戳“中国心”一刀，自己的“心”未必不流血，这种双输的事儿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如果美国的政治经济决策层没有能痛下决心，决定与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冷战的话，那么中国就还有时间加快进行战略布局。
仔细分析，美国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也就是“中国2025”计划的举措，可以将其概括为“四禁”，也就是“禁售”、“禁投”、“禁转”、“禁扶”。
“禁售”就是禁止向中国销售“心”类产品。其实高端的“心”一直在禁售之列，而中低端的“心”，就像上面所说，禁售实际上是个双输的结果。
“禁投”就是禁止中国投资美国高端制造业。其实大多数早就在禁止投资之列，真正的优良资产，即便是能买，人家也不卖。何况中国的这种投资才刚刚起步，也没有买到什么真正像样的东西。
“禁转”就是不允许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被迫进行合资并转让技术。这一条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但美国说了不算，即便是真正实行了，你在中国投资，不能不用中国人吧，中国人喜欢跳槽，那可是出了名的，用不了几年该转的都转了，所以实际上也没什么大用。
所以上面这三条，实际用处并不大，它们的真正用途是威慑，威慑的目标就是最后这一条。
“禁扶”就是不允许中国政府扶植高端制造业，扶植“中国2025”。显然，这才是美国真正害怕的。
美国看透了中国企业家在战略上的无能，也清楚混乱的理论思维给中国经济和战略带来的困扰。但是中国政府近几年在战略上越来越明晰的举措，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产生了紧迫感和危机感。
让我们从联想和柳传志谈起。
二、中国“心”之殇，首先是企业家之殇，企业家精神之殇。
很多人都知道在联想发展之初柳传志与倪光南之争。作为科学家的倪光南希望发展自主技术，而作为一个虽然也有技术背景但本质上是个商人的柳传志，主张走买技术搞组装的道路。
公平地说，在当时，柳传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自主技术需要大量长期的资本投入，虽然当时中科院和电子部以扶植国有品牌的名义给联想做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不足以支撑发展自主技术之路。
问题在于当联想积累了大量资本，有能力发展自主技术的时候，柳传志却拿这些资本去进行资本运营，而不是对企业和国家都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方向进行投资。
在联想如日中天的时候，联想是国内唯一有实力布局芯片和操作系统战略的公司。联想原本就是中科院计算机所下面的公司，至今中科院仍持有联想百分之三十几的股份，人才济济，资本雄厚。就是这样一个由中科院任大股东，自诩为中国信息产业的领军企业，轻易就放弃了中国信息产业的战略方向，躺在白花花的银子上做资本梦。
联想和柳传志这一缺乏远见的战略，不但使中国信息产业潜藏着深重的危机，而且也使联想这一领军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联想历史上的多次危机都唤不醒柳传志，联想已经沦落到除了购买IBM已成为昨日黄花的计算机技术之外，做什么什么不成的地步，并且多次陷入亏损。
美国国会报告已经点了中兴、华为、联想的名，如果中美贸易战开打，联想不能独善其身，它的危机将比中兴华为更为深重，联想的战略之殇将被证明是致命的。
如果联想用这些瞎猫碰死耗子式的投资所消耗掉的巨额资金，以及在柳传志主持下挣快钱式的所谓资本运营投下的巨资，持续不断地投入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技术基础建设，这种长期的知识资本的积累所形成的存量，必定将使联想今天的路宽广得多。也使中国的信息产业有底气的多。
但是，它需要企业家式的远见和魄力，也就是企业家的战略能力。
1994年初，我在美国采访拍摄了英特尔，除了采访了CEO格鲁夫和公司的许多高管，还与包括高级副总裁虞有澄等许多华人工程师进行了深入交谈。
由我编导，在1995年发行的大型专题片《开放与合作——信息时代的经营管理》中，我写下了如下的解说词：
1982年，英特尔刚刚研制出286芯片时就采取了一个开放的策略：允许仿制286。在整个八十年代，仿制的286和386在利润和市场份额上甚至超过英特尔。但是，开放的策略培育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庞大市场，同时使英特尔取得微处理器行业标准制定者和“大哥大”的地位。当英特尔有能力控制市场时，它开始拒绝仿制。在推出486时设计了一个标志：Entailinside 。
整整十年，英特尔的战略就是投入投入再投入，九一年英特尔销售额是40多亿美元，九三年就翻了一番，估计九四年可以突破100亿大关。
这就象中国《孙子兵法》里说的：“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一个正确的竞争策略是英特尔成功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英特尔成立于1968年，1971年推出世界第一个微处理器，它有20多年的时间都不怎么挣钱。支撑英特尔之路的，不是对利润、对资本的追求，而是像格鲁夫所说，是对技术的偏执狂似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从福特到盖茨，20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企业家都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其中最伟大的代表就是福特。福特创造了一种生产方式，创造了一种商业模式，创造了一个产业，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还创造了美国和世界的中产阶级。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只有这种创造性毁灭的人，才能真正被称为企业家。
实际上，在俗称企业家的人群中至少包括了三种人。第一种就是那种买糖浆捏糖人儿沿街叫卖的贩夫走卒之徒，这种人的正确名称是商人，熊彼特把他们称为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第二种是用挣来的钱或借来的钱上赌桌去赌钱的人，这种人的正确名称是资本家。而只有那些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真正进行了创新的人，才能被称为企业家。
最近，梁宁先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了倪光南院士离开联想后，积十数年一直念念不忘中国信息产业的战略基础，他找到的都是些既没有资本积累又没有技术能力，信用又不好的小平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不言放弃。其中，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虽然给予了支持，但总共也不过就一两亿元，而一个共享单车的投入就达100亿元。
倪光南的失败，是平台的失败，是联想的失败，是柳传志的失败，也是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失败。如果倪光南不被联想赶出来，如果联想在适当的时机发起基础技术之战，那么联想在今天组装计算机市场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微薄的情况下，完全不至于这样束手无策;中国的信息产业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威胁时，就要有底气的多，甚至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企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从企业的层面说，不但倪光南的技术梦能够实现，柳传志的资本梦也能够做得更大。国家层面说，当美国企图用贸易战和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双重相互掩护的讹诈时，美国可使用的筹码就会大大减少。
这里面缺的就是企业家的战略远见和企业家的宽广胸怀，这两样柳传志都不具备。你能想象得到吗?有时候企业家的一个战略决策，不但关乎企业的百年大计，甚至可能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危。中国的企业家，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建立起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吗?
值得深思的不仅仅是柳传志作为企业家的个人素质问题。中科院作为国家级科学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作为联想公司的大股东，在联想的战略方向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国有大股东放弃股东职责，对持股企业的战略方向不闻不问，对企业管理层的行为不闻不问，甚至任由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国有股东缺位的现象极其普遍，难道不应该对这些国有控股者进行问责吗?难道不应该很好的思考国有控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吗?
更值得深思的是，柳传志现象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企业家缺乏企业家精神，不但是一种企业家群体的羊群效应，也有柳传志所诱导所示范的头羊效应，正因为如此，柳传志才被标榜为中国企业家的“教父”。
想想王石身为董事长，整天爬山做红烧肉;王健林说的“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任志强专为富人造房子。这样的企业家，在全世界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只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们归为一类，那就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尽管也是金钱狂、自大狂，口头上还总是挂着美国的工人阶级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呢。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标榜自我利益最大化，真的到了前无古人，外无来者的地步了。
当然，中国也有任正非这样的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担当，眼睛不光是盯在银子上的企业家，只可惜太少太少，凤毛麟角。
中国产业的“心”之殇，战略之失，首先就是企业家之殇，企业家精神之失。中国最近这40年，最大的失败就是培养了一群为富不仁的富人。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身上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都没有。
尽管我对柳传志先生和中国企业家群体做出了最严厉的批判，但是机会仍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仍然能真正辉煌一把。
我们前面说过，美国真正的意图，是敲打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2025”的扶持。现在是中国企业家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分忧的时候了。
历史造就了柳传志在企业家阶层中的地位，中国的企业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圈子，圈子中的企业家形成了互相帮扶的文化，在一般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削弱了竞争，并事关关联交易。但是这种圈子文化如果用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上，就能起到正面作用。
例如，如果柳传志们能登高一呼，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企业家合力，和政府的创新战略相配合，虽然是亡羊补牢，中国“心”的希望还在，前途还光明。因为我们在人才，技术道路，市场等各个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只缺资本这个东风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果中国老中青三代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合作发力，中国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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