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来源：乌有之乡 

      今天的高评，可能是某些人觉得蔡元培重新获得了政治场域的价值，需要借此搞什么山河重光之类的，蔡元培才因此重新获得了政治性价值，有了重新高举的价值。

　　蔡元培死的时候，恐怕共产党这边还没有条件接触到国民党的清党决策资料，同时，当时第二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到来，共产党还领着第十八集团军，按月领着党国法币40万，所以，对蔡评价过高是不奇怪的，这里要体现位置与高度的关系。

　　更何况，1927年之后共产党大人物都钻在山沟里，不知道蔡元培在1927年之后干了些什么，据他之前的表现给予好评，也算是合理，这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才会出现错误的高评。1940年蔡元培去世，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土共当时在山沟里，消息闭塞，完全不了解蔡元培在1927年之后的光辉作为。

　　而且，蔡元培恐怕比西山会议派和吴稚晖诸人的人格还要低下，他出面支持反共决策，给蒋介石的法西斯屠杀授出某种合法性或者程序正义的名义，完全是阿从强权，还不像那伙右派一般是发自内心要反共的。蔡元培是1927年3月份，在杭州见了张静江(此人从江西秉承蒋意志而来)之后，才同意出面任会议主席，召集部分中监委委员开会通过分共决议，为蒋的后一步清共屠杀进行名义上背书的。也就是说，蔡元培之出面给名义，是阿从强权多于内心认识，这个更可耻。如果他事先就在北大解除李大钊等人职务，划清了与共产党的界限之后，再出面为法西斯屠杀背书，其人格还可以高看一丝。

　　在共产党胜利之后，国民党的档案落在共产党手里了——今天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还是专司此事的，国民党一些重大决策就露底了，共产党对于蔡元培的了解，才具备上升到比较实际的可能性。但是，很遗憾此时蔡元培已经成了过气人物，缺乏起码的重要性，所以，并不值得在政治领域进行讨论和评价，如果他有胡适那么重要就肯定轮上他了。批判胡适也不是为了要拿胡适如何，而是要据以更新学术和方法，而蔡元培却没有这样的地位。

　　中国历史到了1927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转折点，每个人都自己选边站，蔡元培站在哪一边，是他如何评价他的关键。至于建国后共产党对他的评价问题，整个儿的国民党政权1927年之后被彻底否定，哪里还有可能高评蔡元培的?充其量是他的重要性还不够高，懒得单独拎出来批判他而已——这不是高评而是低评。也就是说，此时蔡元培已经没有了重要性，不值得单独评价他了，更为具体的评价则要等待学者对于历史材料的爬梳整理去完成，所以，评价蔡元培不再在政治场域中间进行了，这是他完全过气的结果。

　　有些人完全是机械论思维，没有发展变化眼光。认为蔡元培曾经得到过共产党领袖的高评，就肯定会一致高评，这是不正确的静止眼光。五四前后的蔡元培，哪怕如同被揭发的黑历史所言，搞的是党同伐异，但客观后果也是除旧布新，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哪怕是基于非正当的新旧派人物的职业利益倾斜分配，也可以正面评价他。

　　今天的高评，可能是某些人觉得蔡元培重新获得了政治场域的价值，需要借此搞什么山河重光之类的，蔡元培才因此重新获得了政治性价值，有了重新高举的价值。但这个也不需要拉老共产党人来背书呀，这么干是立场和方法论高度上的错误。

　　蔡元培今天之所以重新在学界获得重要性和高举，推测是与学术场域的权力竞争相关的。依据布尔迪尔对学术场域竞争逻辑的分析，要求内部自治反对外部权力的介入，始终是实现支配权力最大化和位置提升的有用策略，这与是否采取或者引入正确的党化教育无关，而是单边垄断最大化的现实路径决定的。

　　学匪学阀权力最大化的第一阻碍，就是所谓的党管教育或者行政化问题，在学匪学阀看来这是外部人插手滥权，是内部人权力最大化的第一障碍。但作为一个话语策略，为了得到公众舆论同情而获胜，是一定要强调学术的专业化和政治的外行特征的两相对照，目的是把行政或党务权力介入学术资源分配，编织成一个权力粗暴地践踏学术自由的受压迫叙事。

　　以专业标准或者所谓的教授治校口号，想要排斥或者实现的目标，是学匪学阀权力的最大化，这个目标不存在任何的公共性提升保证。目前，行政干预甚至过度干预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学术自律近乎不存在，才是更为关键的内在缺陷。很早就有人说过所谓的文艺批评，已经异化为文艺表扬了，这个是彻底的异化，试问：有没有真正的同仁评审和严肃学术批评吗?如果没有丝毫的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完全斩断行政干预和考核又会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总之，在现有的学术或者文艺自律彻底异化的基础上，制造各种舆论压力，帮助学匪学阀完全夺权或者据此禁止外部人插手，这个不值得支持。

　　学匪学阀垄断，连一点点批评空间都没有，去年参加批评《软埋》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状况——学匪学阀完全油盐不进，他们自认为文艺的公共性为零，因此，不接受基于公共性要求的批评。至少行政权力介入，永远都不能公开申说权力公共性为零，也不能够借口他们是专家而对抗批评意见，所以，还残留了一点点社会批评的空间。因此，当前所谓反对党化教育，力主教授治校，在学术界严重异化的前提下，是试图结束行政与学匪学阀之间的不稳定合谋与制衡关系，彻底断开基于公共性的社会批评，结束这个极度不对称的三角关系，据以实现学匪学阀的单边垄断，这不可能带来任何性质的进步，而是退步。

　　据冯友兰自传，他说自己在民国晚期已经开始了向学阀发展的趋势，这个学阀就是建立在知名度或者学术地位的资源和机会垄断模式。在今天，吹捧蔡元培的人，主要是现实中间得到行政体系积极胁从的大腕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处在特权地位上了——捞取好处最多同时付出最少，本身就是教育最黑暗的现实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忽然出来高喊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这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和荒诞剧呀!?难道他们忽然良心发现要为高校青椒争取学术自由和减少行政干预吗?这个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每一次的教育平权和反对特权事件，都能够听见他们的反对声音，例如在北大人大学子出来反对性骚扰的时候，很多曾经高举蔡元培的大牌都极度憎恶说这个是“文革重演”，那么，如此荒诞的对照又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他们这一伙是要在反对行政干预的口号实现更高程度的垄断。如果他们的目的实现了，结果就只能是把现实黑暗更推进一大步。

　　北大从张维迎开始，到现在的林校长，他们的偏好十分稳定，他们醉心的改革方向永远只有一个：加大对多数青年教师的压榨力度，为此，需要先行降低他们的地位，同时还搭配着一个对少数学匪学阀的超级垄断地位抬升和稳定分赃体系建设，这才是所谓教授治校的实质。也许真的有一天行政干预会减少，但是得到的将是学匪学阀特权垄断的封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不存在任何的学术民主或者自由。

　　如果这群人失败了就算了，要是他们真的成功了，蔡校长就惨了，死后还要被人榨取剩余价值，为高校再封建化进行背书。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转自 深海智库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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