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以前官二代的日子
现在流行一些词：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
说其流行，其实还是羡慕，很多人羡慕这个群体，因为只要是这个群体的人，就是含着蜜糖出生，成长之路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基本无需站在起跑线，就已到达人生的制高点。
遥想我之当年，我也是一个官二代。虽不是雄姿英发，却也神气活现；虽不是羽扇纶巾，却也顾盼自如。
我是官二代，那就是说，我父亲是个当官的。
我父亲是什么官呢？
村官！
不，村官都算不上，是组官——生产队的官。
当时生产队的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即使生产队，我的父亲也不是一把手，而是排第三：会计。
各位肯定见笑：这也算官？看把你得瑟的。
我只能说，如果你不笑，说明你懂行情，如果你发笑，说明你不懂那个年代的一个生产队干部的能量。
当然这个能量绝不是贪污收礼什么的，而全是合情合理所得。
那个年代，我们家是标准的贫下中农，爷爷是老革命，曾在银行工作，可惜我没出生他就死了。后来听说爷爷屁股上经常挂一只手枪，我听说特别自豪，觉得就是自己在挂。
父亲做生产队会计，一做就是数十年。他做的时候我还小，但已记事。
生产队经常开会，无论是干部碰头还是全体社员会，全都在我家开。即使不开会，家里每天也不脱社员光顾，有的来看工分，有的来领农活任务，有的直接过来听呆闲聊......
那时我家真的热闹，我喜欢这种场景。主要因为我父亲是干部，社员们来时，都会带着某种热情和我玩，有时还带个玩具、带点好吃的什么的。
等到我上学时，我这个“官二代”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
老师看到我，说这是某某家的孩子，眼睛笑眯眯的。
有个女同学，也不知什么原因闹矛盾，和我对踢，就是她一脚踹过来，我再一脚踹过去的那种。我到底是男子汉，速度快，她踹不过我，就眼泪汪汪地说：你大（父亲）是干部不咯，你个欺人种！
明明是她先踢我的，但没踢过我，就说我欺侮她，还加重语气说我是“欺人种”。我当时才七八岁的样子，虽然懵懂无知，但她这句话我听懂了，就是我踢得过她，或者她不敢使劲和我踢，全是因为我父亲是干部的缘故。
我当时是发怔的，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没想过。现在听她一说，我知道了我父亲是干部还有这么大的作用，连和女同学踢架都占先。但我的脸也瞬间发热起来，隐隐觉得这个干部儿子的身份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好，就是“欺人种”的象征。也或许，那些到我家逗我玩的社员们并不有多真心实意，而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套近乎吧。
上面这是人心互动方面。
在物质方面，作为“官二代”的我，也是拿同生产队其他人家的孩子要滋润得多的。
那时生产队要订报纸，美其名曰学习和宣传。但定什么报纸的决定权在我父亲，因为其他生产队干部都是炮筒、大老粗，只有我父亲是初中毕业。除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是必定的品种，我父亲又量身定制的为我定了一份《中国少年报》，还加了一份杂志《大众电影》。那时的我，阅读的兴趣，很多的知识，就是从这一报一刊启蒙而来。而别人家的孩子是没有的，他们即使想看，要看我眼色，虽然这些报纸杂志属全体社员共享。
报纸看过了，有的用来糊墙，有的用来擦屁股，剩下的全被我用来练毛笔字，而且直接用墨汁练——墨汁可以报销。而别人家的孩子练字，只能在一块方砖上，用清水。
我的作业本，基本都是父亲的账本，年年是新的，年年用不完；笔也是常换常新，反正用完就拿，用不完也拿。
家里的洋火洋油，罩灯蜡烛什么的，也全是集体算帐，因为我父亲晚上要弄账，是在办公。
因为这些生活文具用品，按规定，生产队会计都可以实报实销。我用起来，觉得天经地义，还充满优越感，觉得有个做干部的父亲真好，而从来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那时家家都穷，即使逢年过节，也不容易吃上一顿肉。
但我是“官二代”，就不同了。虽然不是天天大米饭，日日小鱼汤。但也三天两头就能吃一顿干的，最起码从没饿过。
更为开心的是，生产队几个干部经常开会，有时我都怀疑他们是故意开的，因为开会都选在晚上，一开就是小半夜，那时谁的的肚子都饿了，怎么办？开伙——老家俗称“打拼伙”。不是杀鸡，就是杀鸭，有时还能吃到羊肉什么的，放点粉条，放点白菜......那个香味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还口水直咽。当时开会的伙食，不用说，都是走账报销的。因为经常在我家开会，我就占了大光，经常和他们抢着吃，每次都吃的肚子滚圆。即使偶尔到别的干部家开会，我不睡觉也要过去。有了这个甜头，乡里每次开“三干会”，我也会跟着父亲去，为的就是一饱口福。反正那时很小，别人不注意我，父亲也愿意带我。
我父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胆小怕事，我能享受的一切‘特权”都是在规定范围内，没有任何违规违纪。
现在父亲已过世好多年，我怀念他，更怀念那种“官二代”的日子。
生产队会计，一个中国官场架构最小最小、简直算不上干部的干部，连神经末梢都不算，却这样让我怀念，你们看过还觉得发笑吗，是不是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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