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抢甘蔗”事件举世闻名。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众多写手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有的就事论事，单从城管这个角色展开讨论；也有人见微知著，触及到社会系统的深层次问题。
看到卖甘蔗老翁在瑟瑟寒风中嚎哭，以及前一次一个城管把一个老奶奶摔成抛物线的场景，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愤怒和伤心。我也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对此事作出解读，表明自己的态度。
但扪心自问，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有资格批评那些城管吗？
首先我们要相信，抢甘蔗的那二十多个彪形大汉，以及把老奶奶摔成抛物线的那个城管，绝不生来就是狠人。
但为什么一进入系统就成了蛮横如野牛的人呢？并且，还蛮横得争先恐后，害怕赶不上趟。
犹太作家汉娜阿伦特将人类的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端之恶，一种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比极端之恶更加坏。因为平庸之恶没有罪恶感，他们认为自己仅仅是服从者和跟随者，罪不在己。
中国作家刘瑜有篇文章叫《恶之平庸》，就是引申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两者说的是一个意思。
人的最宝贵之处，是自我解剖和自我疗毒，然后才能警示他人。身在中国，谁能没有一点“平庸之恶”或“恶之平庸”呢？
任何人，没有一个敢拍胸口的，即使自己拍胸口，别人也不这样认为。因为一个人的作恶与否，是要别人和时间来评判的，不能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自己问心无愧，往往是别人的灾难，因为做起来更肆无忌惮。
从南通城管身上，观照我自己，曾经的“平庸之恶”实在不少。
计划生育年代，我为了争取一个进乡办厂的名额，曾配合乡干部去拆违反“计划生育”人家房上的瓦，有人站檐口，有人站梯子中间，我站在下面......就是一个一个往下传递的那种。如果说那种传递，是刘瑜老师口中的“一个恶的链条”，我正是其中的一环。现在只要想到房屋主人呼嚎痛哭的场景，我深为羞愧和自责。征粮征税时期，我为了表现自己，为了那一顿好饭、一点补贴，我配合村干部去人家“抬粮、抓猪、牵牛”，虽然我没有亲自动手，但当时站在边上，就是一种“助威”。如果说这也是刘瑜老师口中的一个“链条”，我正是其中的一环。
现在想想，尤其想到一户人家老奶奶翻身打滚的场景，我难受之极。流行买卖媳妇的年代，我有次在地里干活，突然看到堆堤上一个女人在发疯般的逃跑，我认识那是一户人家买来的媳妇——偏远地区的。后面很多人在追，有人对我大喊：快拦住她。我一听，下意识地扔掉手中的农具，准备往上冲。在我还没动身之时，那个媳妇可能害怕心慌，脚一滑摔倒了，被追上来的人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的拎了回去。后来听说，这个女的经常被男人家暴，忍受不住才出逃。再后来，听说女的因为态度坚决，终于出逃成功。现在每当想到这事，虽然我没有直接动手，但我的潜意识已经在行动，尤其想到女的被逮回去又要遭受非人之罪时，我总有要扇自己几个耳光的冲动。
但是，但是......但是，如果时光重来，如果还是要我做其中的一环，我能置身事外吗？
我的心发抖，因为我不敢保证，我相信刘瑜老师也不敢保证。因为，这是在中国。
这每一环、每一节的每一个链条，在特定的时间内，人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遁入空门都不行。现在想来，我做的那些事虽然没有南通城管抢甘蔗严重，但在每一个“被收、被拆、被追”的对方眼里，又有什么区别呢？谢谢汉娜阿伦特，谢谢刘瑜老师，谢谢南通城管......让我知道什么叫“平庸之恶”，提醒我审视自己的“平庸之恶”。既然审视，假如昔日再来，或者假如就是现在，那些“平庸之恶”的事正好摆在我面前，以我现在的认知，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所收敛，最起码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和坚决，好像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其实这个我，不独是“我”，也是你们，是每一个批评的人都要手按心口想一想：如果你加入这个队伍，会不会像他们一样？会不会枪口抬高一寸？这样的问题不是天问，很好回答，只要稍微冷静一下就能得出结论，就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多少义正辞严和利益攸关！！！
但我们既然和南通城管差不多，那我们就不能批评了吗？
不是。
朝闻道夕死可矣。
季羡林晚年才悟出一个真谛：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是道德原则，“真话不全说”是现实逻辑。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是能活得下去且活得心安的充分必要条件。
卢梭也是饱经忧患和沧桑，在晚年才写出《忏悔录》。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是控诉和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也包括对自己懦弱性格的深刻忏悔。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每一个人，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荒谬，并产生羞耻感、罪恶感，才能为这个世界的温暖添一把火，增加一点温度。如果人人有意识地献出一点爱，内心的阴暗和行动的丑恶就将被步步逼退，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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