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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家园》,用文字救赎个人与时代

2017-10-05 曾瑞 苍山夜语




  

文丨曾瑞

近日,读完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内内久久难以平静,感到透骨的冷,以及深深的无奈。这是一本自传性散文。行文冷静,毫无渲染与煽情,点点滴滴书写着人的特殊生存处境,读来却分外沉重。同时,他清俊萧散的文风,营造出的幽渺意境,又将一切非人性的苦难净化,成为美的表达。本书读来固然沉重,因这净化,而如一股清流,荡涤人的心灵。在《沙枣》一文中,他写到:“月冷龙沙,星垂大漠。一个自由的人,在追赶监狱。”古典的意蕴,与荒诞的现实,在月夜的夹边沟,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一个自由的人,在追赶监狱”,这几乎就是高尔泰一生的遭遇。他一生的遭遇,勘称特殊,又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

1955年,高尔泰19岁,艺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郊区一所中学教书。此地偏僻荒凉,如书中所写:“山后面还是山……从最高峰望出去,千山万山一派苍黄,单调丑陋之中,有一种雄奇犷顽。”在那里,“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周围的人却都不这么想,他感到特别孤独。为寻求存在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便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于是,就在1956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论美》的文章。恰值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之际,此文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批判。这看似一件小事,却成为他二十年牢狱之灾的祸根。

不久,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地点在河西走廊最西边的酒泉境内。那年,他二十一岁,初入社会,懵懂无知,自己掏钱买票,跟着押送人坐上西去的火车。“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多次转车,几天后的深夜才到一个地方。荒山大漠,月黑风凄,他不知到了哪儿,只想起但丁写在地狱之门上的诗句:“你进来的人们,放弃一切希望吧。”后来他才知道,这里就是终将被追认为死亡集中营的夹边沟。由于会画画,中途他被借调到兰州为“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画几幅大油画,而免于被饿死。夹边沟因死人太严重,被迫关停。完成任务后,他被送进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

夹边沟遗址

1962年,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允许自谋生路。那年他二十六岁,身无分文,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全部财产只一副破烂的铺盖卷。家里人都被“专-政”,万万不可回乡。异乡更无人缘。他突然获得自由,感觉只是,“一下子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问场长,找不到出路怎么办。场长说,可以留场就业。在《走向生活》一文中他写到:“那可就什么都完了!”无论如何,必须离开。走投无路之际,他毛遂自荐去了敦煌莫高窟文物研究所。在敦煌,他跟一个叫李茨林的姑娘坠入爱河,不久结婚,生下一女,也算美满幸福。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爆发,他又被打倒,身陷牛棚。妻子由于家庭原因,被下放农场,最后死于感冒。

动乱结束后,他先后在兰大、社科院、川大、南大教书或作研究。1983年,“清-污”中成为清理重点,被停课,不准带研究生,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书,出的书,也被禁售毁版。后来,他受邀去南大,负责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成为“博导”和“学科带头人”。但工作还没展开,即在198-9年9月遭莫名逮捕,被关押一百八十三天后,“审查完毕予以释放”。南大收回邀请,收回安排的住房。他只得另谋出路。1992年,遭受各种打压迫害、颠沛半生的他,终于怀乡去国,远渡重洋,飘零到异国他乡。

从1957年到1992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三十五年光阴,而对一个人来说,无异于整整一生。二十年中,他是囚徒,辗转各地,历经重重磨难,无自由,无尊严。牢狱生活终于结束,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归来人世沧海,恍如隔世。其后十余年中,他依然不得安宁,惴惴度日,无处安身。终究迫于无奈,只得怀乡去国。这些经历,任何人遭遇一件,都可能难以幸存,而被历史的大浪,碎成泥沙。高尔泰却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并在晚年写成文字,这简直是个奇迹。这些文字,能在当今大陆公开发行,而被更多的人读到,也是一个奇迹。

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只要读过高中历史的,都能略知一二。这些事件再荒诞无人性,我们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不能接受也得接受,反正已经发生了。因此,可以说,我并不怎么关注历史事件本身,相对而言,更关注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处境。这些,才是独一无二的。与同类著作相比,《寻找家园》也的确独一无二。高尔泰的表达,用词,结构,无不清俊萧散,超然无碍。我不得不承认,本书令我尤为惊叹的,是行文的美,超然于一切之上的美。正是此种身陷荒诞残酷现实中的美,使此书摆脱了一般回忆录的限制,进入更开阔浩荡的境界。

高尔泰先生画作

本书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是娓娓道来。诚如评论家言:这称得上是一本用心灵淬炼成的“失败之书”,却也是见证一个注定不可复制的个体精神历程的“磨难之书”。在面对死亡集中营时,我们却大谈文学的美,确乎无异于另一种残暴。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早已发出过惊世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而且,文学实在毫无抵抗的力量。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如是说:“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遭另一些人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虚空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高尔泰当年被解除公职劳动教养,跟很多人一样,正是因文字获罪。这些遭遇应该写下来吗?我觉得,尽管是野蛮的,是无力的,也应该写下来。不然,就缺失了一份证词。

《寻找家园》,不能简单说成是一份证词。此书已经超出了见证时代的范围,而在更开阔的视野中书写着个体的精神体验。它像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在运行”,但最终抵达了海德格尔所言的“澄明之境”。这正是此书的独特魅力所在。高尔泰一生追求的是自由。关于美,他提出过著名的观点: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必然意味着个体自我要摆脱群体意识,从集体中独立出来。而在华夏文明中,突出的却是集体意识,要求大公无私。这导致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一个乌托邦梦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文明生态,必然会打击个体意识。大众或忽略自我,或丧失自我。因此,高尔泰才会说:“我们仍然只有,确立真正的个体意识,才有可能在今天的眼花缭乱之中,找回失落的自我。”此书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个人在强势集体运动的大环境里,如何丧失自我,挽救自我,最终保持自我。

在强势集体运动的大环境里,或许没有任何事,比一个人要保持自我更难。在农场里,他们睡的是大通铺,白天集体劳动,晚上要开会,会议内容无非是反省自己,检举别人。每个人都活在自我监督,与彼此监督之中。谁磨洋工,谁假装大小便,谁有不满情绪,谁怕吃苦,等等,随时都有一双眼睛和耳朵,在监视着。监视的人不是管教,而是一起的犯人。因此,大家都不敢交流,不敢讲话,生怕被人揭发,只能刻意沉默。这完全印证了萨特的论断:他人即地狱。文-革爆发后,一日三餐前,必念一段语录,然后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经常,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半夜三更,也会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配合着急促的鼓点,人们大喊:忠忠忠,忠忠忠,忠于毛主席,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世道里,个体怎么保持自我?

高尔泰先生画作

公有制社会,号称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实现按需分配。而结果,只是大搞阶级斗争,煽动阶级仇恨,消灭个性自由,把人不当人。在这样的社会,集体和公有大于一切,人被物化,成为奴役的工具。大多数工具,哪怕肉体在遭受苦行,头脑仍被灌输的集体意识控制着。在《军人之死》一文中,作者写到三个被劳动教养的军人。其中一个,干活厉害,表现积极,从无怨言。而这,却引起所有人不满。他的错,就在于过于积极,使别人感到压力。于是,其他犯人达成默契,联合起来整他。上筐时,给他上得特别满;抬重物时,让重量都压着他;晚上开会时,一致检举他假积极,磨洋工。最终,此人累得扑地而死。在集体中,一个突出的个体,会成为一致的敌人。那个军人曾告诉作者,谁不积极,谁就改造不好,谁怕死,谁就死得更快。他的头脑里,依然是被强加的集体意识。而他,却被集体整死了。这种荒谬,是一代人的悲哀。

作者渴望摆脱集体,有片刻独处的空间,这几乎不可能。同时,他也渴望跟人交流。由于害怕被人揭发,一般不敢跟人说话。偶尔碰到能说话的,也完全是地下活动。有一个叫安兆俊的,跟他建立了秘密友谊,取得了相互信任。他们的交谈,都很谨慎,严格控制时间。有一次,安兆俊在秋收后的田里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作者便跑去找他。安兆俊见他到来,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话。“他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最后一次见到安兆俊,正好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兆俊一如既往,握住他的手,很紧,很有力,微微颤抖。“我再次感觉,一股子热流,从那手上,传遍全身。”后来,安兆俊跟很多人一样,死在了夹边沟。

解除劳动教养后,高尔泰去了敦煌莫高窟,独自一人住在三清宫,终于有了独处的空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害怕独处。有天深夜,他去别的洞窟取暖瓶。“巨树森黑,月影满地,足音清晰。唐宋窟檐上,间或传来几声檐马的叮当……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他穿过长长的沙路,爬上高高的梯子,进出黑暗的洞窟,没入阴森的古寺,一路上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再回到住处,推门看见昏黄的灯泡照着一桌子破旧的古书,他突然有一种被活埋的恐惧。以前在惊涛骇浪中沉浮时,他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放遍体鳞伤的身心。而得到寂静后,他却想逃避寂静。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需要正常的社交。在强势集体运动的大环境里,一切都是反常的。一个要保持自我的人,注定会孤独。甚至,这自我也难免会受到集体的感染。若没有强大的内心和精神毅力作为支撑,一个人要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持自我,便绝难做到。

可怜夹边沟里骨,孤枕寒沙魂无归

书中,作者写了普通的善,写了平庸的恶,写了整人的人,写了被整的人,也写了整人的人终究难逃被整的下场,简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受害者。二十年的迫害,作者内心有足够的仇恨。但本书中,唯独没写仇恨。在《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一文中,他写到:“他们大家,直接或间接地,都是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无从复仇”一句,中文版里,已经改成了“无从救赎”。行文中,作者没有刻意丑化,也没有因文学加工而有意美化;没有寻根文学的感伤,也没有经历过极端年代的革命语调;没有拔高苦难,也没有迎合大众的煽情。他的语言,遥接秦汉魏晋,近取西厢红楼,很多直接化用唐诗宋词,在当下写作群体中,显得那么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在一次访谈中,高尔泰先生曾提到,所谓寻找家园,其实就是寻找意义。他说,我的飘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宿命。写作对他而言,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因此,书中虽然写到那个荒诞的时代,却并非为了控诉和批判。这是时间距离,为作者提供了开阔和冷静。正如米沃什所说,为了美的表达,作者必然会放弃一些真实。放弃一些真实,则意味着文学的加工。若不经文学加工,本书不会如此内敛而深沉。这加工,丝毫无损于作者书写那段历史的力度与深度,反而更具有了力量。这样的写作,才称得上,是对宿命的抗拒,对自我的追寻,对时代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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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夜语


-作者简介-


曾瑞,80后,做过教师、编辑、导演助理等,正向编剧奋进,业余写作,有个人公号:风尘七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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