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

文：张昌华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微信id:lixiangguo2013)

理想国按：

4月3日，故宫博物院筹备甚久的“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将正式展出，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此次展览也为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

张伯驹，网络流传他不少故事，大概许多朋友都听说过这名字，他有民国四公子之称，是大收藏家，他和夫人潘素的爱情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他最为人所记住的，是倾家荡产事收藏，却又把收藏精品悉数捐给国家——据称，现如今的故宫博物院，有近一半顶级书画为张伯驹所捐。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年代里，也没逃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命运。

不多说，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说一说张伯驹，这个“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文章很长，但很值。

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

文：张昌华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

中国之有“四公子”一说，始于战国：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明末，桐城的方以智、如皋的冒辟疆、宜兴的陈定生和商丘的侯方域并称“四公子”。清末，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亦以“四公子”名世。

到民国，溥仪的堂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克文）、张作霖儿子张学良以及直隶总督大臣的哲嗣张伯驹被誉为“民国四公子”（另有版本）。张伯驹有诗记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公子者，绝非止名门大少也。他们各因任性负气、天马行空或才情洋溢、个性卓绝而闻名天下。

1.

“重瞳乡人”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京华城内元宵节的大红灯笼刚刚挂上，“重瞳乡人”为夫人潘素庆生的鞭炮尚未点燃，自己却被救护车送进北大医院。一介布衣，一身中服，一脸土色，唯一副眼镜显示他是一个文化人。

老人患重感冒，按等级惯例，他被安置在一间八人大通铺式的病室。潘素为平慰八五高龄夫君的心境，向院方申请转入小病室。回答干脆：“级别不够！”

两天后，同室病友“走”了一个，泣声揪人，老人由感冒已转成肺炎。潘素再次恳请换病房。答声依旧：“级别不够！”老人病情每况愈下，仅靠输液维持心跳；未几，陷入昏昏沉睡，2月26日，告别人世。

“重瞳乡人”辞世后，有人在医院门前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他”是谁？

他叫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别号丛碧馆主，河南项城人。项城历史上出过舜和项羽，太史公说，他们都是“重瞳子”（有两个瞳孔，异人异相异秉）。出于对乡土历史名人的仰慕，张伯驹自谓“重瞳乡人”。

30年代的张伯驹

他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过继。生父张锦芳）。张镇芳与袁世凯有戚谊，伯驹的姑母嫁给袁世凯之弟。小伯驹天性聪颖，有神童之誉。他与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在天津新学书院同窗，受到良好的古诗文教育。他知识的广博和记忆的超群深受老师的赏识，预言他“前途不可量也”。

张镇芳为造就儿子的锦绣前程，在张伯驹十七岁时，送他进了袁世凯专为贵胄子弟办的混成模范团骑科。1915年元旦，张伯驹衔父命进京给袁世凯拜年。袁见张伯驹一表人才，甚喜欢，送他珍裘、典籍作见面礼，又邀他“将来到府里来当差”。

张伯驹于模范团毕业后，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麾下任提调（秘书）。“宝马金鞭，雕冠佩剑，年少英姿，意气豪横”，何等风光！可他身栖军旅，心在营外。

他鄙视官场的尔虞我诈、争逐名利和腐败，忧心国事日颓，与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相距甚远，遂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倒把看戏、学戏当成乐趣。他不顾父母强烈反对，脱去戎装，倾心学艺。

不久，任商业银行董事长的父亲染疾去世，张伯驹理应接班。可他不屑“商人斤斤计较，坑蒙拐骗，毛票换大洋事”，死活不干。在母亲逼迫下，当个挂名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

他不认官，不认钱，醉心诗词、书画和戏曲，成了京城第一大玩家。诚如章伯钧所说：“中国文化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级里最没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字画

张伯驹性孤傲，即令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他见话不投机，就独自闷坐，摸下巴、拔胡子以对。他虽富可敌国，但不烟不酒，不着绫罗，以布衫一袭为尚。张伯驹重气节，志在做名士。他与溥侗、夏仁虎、黄君坦、于非闇、叶恭绰、刘海粟、张大千、梅兰芳、余叔岩等一大批词客、丹青手、名伶过从甚密。

他与表兄袁寒云性情相投。他欣赏寒云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反帝制的风骨。两人诗词唱和，同写梅花，共登戏台，人称“项城两才子”。寒云早逝，伯驹大恸，挽联写得凄楚：

天涯落拓，故园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张伯驹有君子风节。方地山是寒云的老师，清高狂妄，袁世凯称帝时他不居官，题诗明志：“千年大睡浑闲事，何必陈抟见不平。利且不为何况善，安得高枕听鸡鸣。”张伯驹敬佩不已。方是时穷困潦倒，蜗居斗室，三餐不继，伯驹惠助，为不伤其自尊，巧借托收字画为名，以重金相酬。

《空城计》赈灾演出，武打泰斗杨小楼帮衬饰马谡一角，张伯驹以为是平生殊荣，慨赠一部汽车！他师从余叔岩学戏，余晚年多病，坐吃山空，而家中食指浩繁，张伯驹援手从不眨眼。表兄袁克定抗战时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显示了民族气节，但晚景凄凉，无处栖身。张伯驹将其接入家中，为他过八十大寿，养老送终。

张伯驹雅量惊人。在“反右”斗争时，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时言辞过激，钱去世消息传来，张托人带赙仪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当时人均伙食费每月不过十多元。朋友劝他不必送这么多，意思一下即可。但他坚持。张说：“他批判我，不能怪他，更况当初宝森帮我打把式练武功的交情还在。”

1996年笔者拜访王世襄，与先生聊及张伯驹，王世襄说：“伯驹先生，天下第一大好人。我当初只想看看《平复帖》，他居然让我抱回家研究。他遭那么大冤屈，不怨天、不尤人，依然故我。”周汝昌先生亦曾对笔者说过：“伯驹先生雅量令人佩服。我年轻时对他《丛碧词》一书的音律提了几十条拙见，他从善如流。”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张伯驹爱国不言功。他1947年入民盟。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民盟委员身份参加北大学生会，积极协助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与学生会员一道写标语、组织游行，捐献钱款。

国民党要员逃离北平时，曾派员上门游说他飞台，他不肯。“分明是因为我藏有《平复帖》、《游春图》等无价之宝。这珍宝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岂能离开自己的国土。”后国民党当局又安排他赴美定居，他仍坚拒。

1948年，国民党蓝衣社曾寄他一颗子弹，警告他别多事。因为张伯驹是北平和平解放三位有功者之一，他与邓宝珊、侯少白（傅作义的高级顾问）是挚友。伯驹从西安返平，多次宴请邓、侯二位将军，请他们到家中欣赏他收藏的国宝。

邓、侯深为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收藏国宝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时，三人不谋而合。张伯驹在不同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以保存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遗产为重。在隆隆的炮声中，他自己驾车，将家中两盆开得最旺的腊梅送往傅府。傅作义闻报揖门相迎。

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张伯驹把当年在西安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捐给了国家。解放了，他人都做了官，而张伯驹仍默默地专事自己的艺术事业，除一度在燕大任教席外，大部分精力用在北京京剧基本研究社等民间艺术团体的创建、发展上。至于他1956年捐国宝的豪举是后话，此暂不叙。

张伯驹谢世，挽联如雪，备颂懿德。灵堂两侧悬挂长联（潘絜兹挽）联为：

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

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

老友张琦翔的一副挽联全面、平实、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这位“重瞳乡人”的一生：

曾从戎，务实业，立杏坛，工考古，海内公子谁得似？

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中州方域自足称。

张伯驹书法作品

2.

“绘事后素”

张伯驹博学多才，除研习诗词、钟情丹青外，还学篆刻。他曾与梅兰芳同拜陈半丁为师学治印。那方“重瞳乡人”印即陈半丁应邀为其所作。张伯驹曾为夫人治了一方“绘事后素”印，典出《论语》。张伯驹巧借、赋予新的含义：自谦他的绘事在“素”后。素，潘素。一个与他相濡以沫共度近半个世纪的平凡女性。

潘素，原名白琴，苏州人。名门之后，先祖潘世恩是前清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延及潘素父亲潘智合辈，家道中落。潘智合不才，又染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恶习，家境如江河日下。

潘白琴不幸，早年丧母。继母王氏进门后，存心歹毒，将少女白琴坑蒙拐骗到欢场卖艺。潘白琴七岁习艺，师王兆生学琵琶，从管平湖学古琴，花季即过着指弹琵琶泪双流的卖唱生涯。

潘白琴姿容卓绝，柳叶眉下那双秀目妩媚动人，眉宇间泛出的一丝淡淡的哀怨，令人倍生怜爱。她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绝技名闻遐迩，业界誉之为“潘妃”。

潘素在上海（1937）

旧社会，贵胄子弟在外应酬涉足欢场，逢场作戏或红袖添香实属平常。张伯驹难能免俗。那时张伯驹做盐业银行总稽核，每年要到沪上分行查账两次。在沪期间，经孙履安先生引荐结识了“高张艳帜”的潘白琴。张伯驹见到这位小他十七岁的潘小姐，惊为天色，短暂的交流后顿为她的蕙质兰心所倾倒，并撰联以颂：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张伯驹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联中，还巧将潘素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誓意引为知己。潘白琴亦欣赏张伯驹的温文尔雅和潇洒倜傥，互生爱慕。奈何潘白琴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获知她心另有属，便将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张伯驹请盟兄孙曜东援手。孙是上海的“一只顶”，年轻气盛，不惧为友人两肋插刀，买通臧的手下，将潘窃出来……

张伯驹决意重新铸造一个超凡脱俗的潘白琴。他请老画家朱德甫教她画花卉，请举人御史夏仁虎教她古文。当潘有意要学山水画时，张伯驹又请汪孟舒教她山水。潘白琴后来成为青山绿水名画家，那全凭张伯驹精心栽培，全力打造。

张伯驹、潘白琴在姑苏举行婚礼。孙履安证婚。婚礼上，一位洞悉新郎新娘婚史的朋友，献上一联，颇有情趣：

一对璧人，此日结成平等果；

几番花信，春风吹出自由花。

张伯驹送给潘白琴的礼物是一枚葫芦形印，上镌“京兆”二字（此印两方，伯驹自存一方）。白琴问“京兆”何解。伯驹讲述张京兆画眉的典故——张京兆是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原名张敞。张敞与夫人感情甚笃，常以为夫人画眉为乐事。

进洞房时，张伯驹见夫人卸去礼服，着一身洁白素衣。张问大喜之日，何着素装？白琴答：“洁白如素，是我的本色。”张伯驹深知其意，即绘一幅荷花以赠，上书“出污泥而不染，为夫人白琴而作”。是年9月，他们拜过印光法师，皈依佛门。印光法师将“白琴”改为“慧素”。

其时，张伯驹早有家室。原配李氏，二夫人邓氏，三夫人王氏。那都是家人送的“礼物”，李氏不育而有邓氏，邓氏不育而有三房，都是有亲而无爱。好在潘素识事通达，她与三位姐姐和睦相处。时至1949年，原配李氏已过世，张伯驹与邓氏、王氏办了离婚手续，斩断了历史遗留的枝枝蔓蔓，共享二人世界。

潘素成为张太太以后，并非一路阳光，而是数度烈火炼就这对患难夫妇的真情。

1941年春，张伯驹突然遭绑架。缘于张伯驹到沪长盐行上海分行，挡住李祖莱升迁之路，李勾结汪伪刘培绪部下师长丁锡三所为。绑匪扬言：须拿一百根金条赎身，否则“撕票”。

这飞来横祸急坏了二十七岁的潘素。为收藏字画家财已变卖，囊空如洗何来赎金？有卑劣之徒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垂涎潘素姿色。上海大世界某大亨，在酒宴上向潘素打包票代她救人，可幕后的肮脏令潘素怒而告席。

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任凤苍，奉劝潘素将珍贵字画出售给梁鸿志、任道援（二人皆汉奸头目）筹谋赎款。潘素固然救夫心切，但她岂忍卖掉丈夫的全部心血，那样即使伯驹得救，也虽生如死。更况张伯驹托中间人秘传：“绝不能卖字画！”

张伯驹曾对友人说他有“四喜”，其中第一喜字画，第二喜女人。此言不虚！张伯驹在匪窟惦念娇妻，以绝食抗拒，最后经中间人斡旋见到潘素手迹始放心。万难之中，潘素向孙曜东求救。

孙的太太吴嫣与潘素本是北里姐妹，旧谊颇深。孙此时已投靠汪伪政权，任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将此事捅到周佛海那儿。当时周佛海正联络北方银行界南下人士，吸纳资金，稳定金融，绑了张伯驹，岂不断了财路？

虽经通融，但孙曜东怕绑匪得不到一点好处，会怒而撕票，便叫潘素准备二十根金条“打点”一下。经可靠中间人周旋，被绑了八个月的张伯驹终于生还。

1956年张伯驹诚献瑰宝的惊世豪举，潘素是双手赞成的。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上潘素与张伯驹二人并列。1957年张伯驹落难，潘素一同由京华被贬到长春；1969年冬，七十一岁的张伯驹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农村劳改，潘素成了他的拐杖。

在那“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中唯剩诗”的穷困岁月，潘素一直视丈夫为唯一。她一直把他当做老小孩供养着。据说，50年代张伯驹已囊中羞涩，但见到心仪的古画，仍心痒不已。掌管柴米的潘素不免犹豫。

“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曾自比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潘素培养成董小宛似的人物。潘素不负丈夫所望，终成为名重一时的青山绿水画家。

潘素的画作，张大千评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是否过誉，聊存一说。但她早年的一件临作清初画家吴历的《雪山图》，有五十多位名人题字。上至清末探花、翰林、进士，下到现代的溥心畬、黄宾虹、陈半丁、于非闇、章士钊、叶暇庵、潘伯鹰以及孔德成等。

且看沈尹默题诗：“墨井精灵造化工，黛螺著粉雪山同。兰闺亦有吴生笔，点染才分咏絮功。”溥心畬题：“衡门无遇客，萧瑟对寒林。岩际悬飞瀑，能清冰雪心。”

潘素青绿山水

潘素自己所作的《松涛琴韵图》，曾获时人陈宗蕃、陶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高度评价。张大千礼赞：“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为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在北海公园展出。张的书画多对联、花卉；潘作多为青山绿水。潘素的工笔重彩令人注目。画展获得空前成功，美术史家常任侠在香港《大公报》撰文评说：“潘素的青山绿水，工力既深，培基复厚，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

1981年，潘素的作品在香港展出，也曾引起很大轰动。她的《云峰秋色》被行家誉为“调子优雅、和谐”、“无匠气和刻板之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国家曾用潘素的山水作品当国礼，送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等外国元首。

“伉俪联袂，书画争辉”是不争之实；平心而论，张伯驹的“绘事后素”虽是自谦，也是事实。

即令在气节上，潘素的狷介也不让伯驹。1937年左右，伯驹、潘素居西安，时蒋纬国结婚典礼，邀请张伯驹夫妇参加。晚会上，蒋纬国知潘素善弹琴，特邀其弹一曲助兴，潘素以琴不在侧，礼貌地婉拒。蒋纬国不识趣，复托人再请，潘仍不为所动。

3.

“还珠于民”

张伯驹是举世闻名的大收藏家，他之所以受世人尊崇，盖出自他“私收公藏”，“还珠于民”。他倾家荡产事收藏，却又把收藏精品悉数捐给国家，这一豪举可谓空前绝后。

张伯驹坦言：“不知情者，谓我收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经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伯驹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26年。是时，溥仪被逐出故宫移居津门“张园”。袁世凯死后，优待清室政策取消。溥仪不得不变卖从宫中携出的书画以维持奢靡。流出的书画有相当部分为张伯驹收藏。

1936年溥儒出手的唐韩干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张伯驹知叶某专做外国人生意，他怕此宝外流，便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请他关注，以防宝物出境。宋复张函云“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张伯驹痛心不已。

唐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他知道溥儒手上还有件国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系存世最早的一件墨迹法帖，而且流传有绪。张伯驹担心此帖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他请悦古斋老板韩博文往商于溥儒，可否相让；如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溥儒回话：他现在不需要钱；如转让，须二十万元。张伯驹拿不出这笔巨款，此番说项，只不过起“早备一案”作用。

不久，叶恭绰在上海举办文献展，《平复帖》显身。张伯驹、张大千同观。伯驹托大千向溥儒说项，云愿以六万元求让，但溥儒执意非二十万元不谈，作罢。物，本以缘聚散。

1937年夏张伯驹回北平度夏，因卢沟桥事变交通受阻，他暂居北平，往来平津之间，偶然在火车上遇到老友傅增湘（沅叔，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傅语张，溥儒母亲去世，他是孝子，要为母大办丧事，手头正紧。言下之意，这正是求让《平复帖》良机。

张伯驹心想，我两次求让溥儒不肯，此时旧事重提是否有点乘人之危？并说，溥儒需用钱我先借一万。傅增湘劝张伯驹不必过虑，他说他愿促成此事。

从天津回到北平的次日，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到张家。他说：“溥儒要价四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一次买断。”就这样《平复帖》为张伯驹拥有。张伯驹把斋名也题为“平复堂”。

据说，当年转卖《照夜白图》给日本人的白坚甫，愿出二十万元欲得此帖，而张伯驹已捷足先登（另说，日本人出价三十万请古董商劝张伯驹割爱，遭张拒绝）。张伯驹晚年提及此事时，淡然地说：“那只不过是终了一个夙愿而已，此功应归傅沅叔先生。”

张伯驹收藏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当属千秋佳话。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巨川搜罗了一批珍贵古画，包括《游春图》，他想转手卖给洋人。张伯驹获知后，连夜赶到马宅单刀直入要收购。此画马巨川本以数两金子购得，此刻张口要八百两黄金，显然在讹诈，以吓退张伯驹。张气得拍案说：“马老板，此卷我收定了！不得闪失！”

可张伯驹哪有这么多钱，旋报告故宫博物院马叔平院长，希收归国有，并建议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故宫博物院回话无力收购。张伯驹急了，托请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巨川洽商。马见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怕不好收场，几经磋商，同意降价以二百二十两黄金转让。

张伯驹既兴奋又着急，为揽住这件国宝，他毅然下定决心忍痛割爱，将已寓居多年的弓弦胡同豪宅（原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出卖。北平辅仁大学出价二点一万美金买下。张将美金兑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可商人唯利是图，马老板刁难黄金成色不好，需追加二十两。张伯驹急煞之时，夫人潘素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变卖充数，得以成交。

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差人来谈，云他愿以五百两黄金收《游春图》，希割爱。张伯驹复函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张伯驹得《游春图》后自号“游春主人”，作《春游琐谈》、《春游词》。自叹：“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

《平复帖》、《游春图》俱归张拥有，堪称“二希合璧”，其辉煌奠定了张伯驹在收藏界的盟主地位。除上述两宝外，张伯驹还收藏了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宋蔡襄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和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件件都是稀世珍宝。难怪章伯钧曾说他收藏的五千件书画全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的一张。

如何处置这些宝物？出于对潘素之爱，1941年张伯驹曾亲笔书录：“自潘素（慧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过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境已经中落。”“民国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的绑架，这时奉养我生母、营救我的都是潘素一人。”“为了保存国家文物，潘素也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与潘素。一、陆机《平复帖》卷；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共十八件。”当时见证者是张伯驹婶母崔氏、王冷斋和陶心如。三人签字画押。

十五年后的1956年春，当国家号召买公债时，张伯驹手中无现钱，政协会上他表示将一生珍藏字画精品（八件）卖给国家，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公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此物他本已赠夫人，何逸出旁枝？原来，他与夫人早已商量好，以夫妇名义共捐。张伯驹对夫人的深明大义颇为感动，书“知我者，潘素也”。

后来政府奖励了张氏夫妇二十万元，当时张伯驹的经济状况已是捉襟见肘，自云“貌如仓之鼠”、“等卧辙之鮒”，但他分文未取。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的奖状，称张“化私为公，足资楷模”。另外他还将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毛泽东。毛嘱中办致感谢信，并附一万元。毛收到此帖把玩数日，交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的嘴轻轻一张，一生的心血就在刹那间尽归国有。当年避秦，辗转陇蜀之间，为护这几件国宝，他们夫妇将画卷缝在棉被里，日夜提心吊胆，怕日本人，怕土匪，怕意外，惶惶不可终日……刻下，夙愿得偿，喜悦固然，但不免有种骨肉难舍的痛楚、失落。

若干年后谈及此事，张伯驹心态平和地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捐献的岂是国宝，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中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4.

“红毹纪梦”

张伯驹对京剧不是爱而是痴。他曾作《红毹纪梦诗注》，以诗的形式记录毕生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以及剧坛掌故、剧人轶事等。每首诗作后附有详简不一的笺注。

此书最早在香港出版。吴祖光评价为：“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史诗。”《中国京剧史》人物部分亦收《张伯驹》篇，称其为“著名戏曲理论家、老生名票”。

云其“老生名票”，那是名不虚传。

张伯驹七岁时看的第一场戏是杨小楼的《金钱豹》，武戏，打闹折腾很过瘾，种下了戏曲种子。后来他脱去了官袍穿上了戏装。他曾云：“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正学戏是三十一岁，启蒙老师是余叔岩。

那时，他常到余家耳闻目睹余叔岩调嗓、与琴师说戏，要坐等到夜间12点后余才向张说戏，常常闹到半夜三四点方归。张伯驹的嗓子不大好，所谓“云遮月”，有点沙哑，但他学得认真。他每登台，以“冻云楼主”名，袁克文自号寒云，两人同籍，人称“中州二云”。

1931年，他与溥侗、袁寒云同登开明戏院“亮相”。卸妆后他们或花街买醉，或即席赋诗，尽显风流。章伯钧有句名言：“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令张伯驹最为得意、终生难忘的是1937年在北平隆福寺福全馆的演出，以庆寿为名，行募捐赈河南旱灾之实。那是他一群篾片朋友策划的，出演《空城计》，旨在“喧宾夺主”。由“票友”张伯驹演诸葛亮，请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四大明星帮衬，分别饰王平、马谡、赵云、马岱。

众星捧“月”，平时两星同台已不多见，这下四星荟萃，惊动全国。沪、宁、津戏迷都来助兴、捧场。张伯驹一句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一出口，台下掌声雷动。

张伯驹打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报纸广告语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章士钊看戏信口戏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空城是何人。”张伯驹曾以诗记盛：“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这一戏绝响，成菊坛佳话。

张伯驹一生热爱京剧事业，多次参与发起北平国剧学会。他是北平分会七委员之一。1931年北平国剧学会成立，他为学会募捐五万元基金。1944年学会迁至西安，他率先编出《二进宫剧谱》出版以资纪念。1956年，他任“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组织观摩演出《盗卷宗》……

晚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古人云：会玩枪的枪上死，会耍刀的刀上亡。张伯驹的人生第一个大跟头，就栽在京剧舞台上。那是一场红毹噩梦！

1957年4月，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号召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批评许多干部怕“放”的思想，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张伯驹为此叫好，认为此举不至于使老艺人的绝活失传，积极响应。

据张允和《昆曲日记》1957年5月4日载：“今天张伯驹召集七个文艺团体开会。张伯驹发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团体是力量，内中有很多内行。这次观察中提出，应重视社会团体。用座谈会方式，先了解情况。”

1957年5月16日，张伯驹又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流行的，那是五十年前，现在衰退……剧本完全开放，请大家大胆鸣放。”又对戏曲界现状提出批评：“一、中外不公——外国好中国不好；二、新旧不公——旧的不好，新的好；三、老少不公——对年轻的好，对年老的不好。”

张伯驹是个想干敢干说干就干的人。他在周扬、钱俊瑞建议剧目开禁的指示精神后，剑及履及，在他主持的京剧基本研究社内组织《马思远》（又名《双铃记》、《海慧寺》）的演出。此戏是著名花旦于连泉的绝活，连夜赶排。戏有点色情，是50年代初文化部明令禁演的二十六个剧目之一。

张伯驹组织演出已就绪，5月10日《北京日报》上已发了消息。然而，当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局来电话“暂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很不理解这种出尔反尔的作风。他一面叫剧团继续排练，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申辩，认为此举“将影响艺人的情绪”。

5月12日，张伯驹在和平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将事先拟好的文章给与会的记者，以图求得舆论支持。在会上他有感那几天风向突然变化，居然脱口而出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发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众人哗然。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由公演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固执地反驳：“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在新侨饭店试演一场，据与会记者谢蔚明说：“评价不一，否定多于肯定。”另有版本说：“演员们从赢利角度出发，还是自行上演了几场。”大概是张伯驹自作主张所为。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右）。

8月30、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召开两场张伯驹批判会。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写李自成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上，歪曲了伟大的农民起义”。

可张伯驹不服，反驳：“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霎时群情激昂。接着《北京日报》公开批判张伯驹，批判他还有不少“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议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吗？……”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

康生认为张“极右”。张伯驹由此戴上了“右派”帽子。报道此事的《北京日报》记者曹某、《文汇报》记者谢某也未能幸免。张伯驹以诗记感：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很有趣，不久“大右派”章伯钧问张伯驹：“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

张伯驹答：“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听罢，章伯钧肃然起敬，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张伯驹古板，但也不乏幽默。

1957年夏，他的棋友陈毅获知他戴帽后，关心他的生活、工作。张伯驹向陈坦言：“此事（划右）太出乎意料，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陈毅说：“你这样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张伯驹听了心中很舒服。陈毅将己作“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书成条幅赠张。

风平浪静的若干年后，张伯驹在大连棒棰岛遇到老友刘海粟。刘问他戴帽子的感想，张说：“给我戴什么帽子，倒无所谓。我是个渺小人物，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我老张捐献了这么多国宝，换来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别人会怎么说……”

上苍有眼，张伯驹总算遇到了知己陈毅，他铭感五内。他戴帽后，得陈帅庇护，1961年调到吉林博物馆当副馆长，知遇之恩使他向博物馆又捐了稀世珍宝宋杨妹子《百花图》等二十二幅字画。

好景不长，“文革”中陈毅遭批，他百思不解，于怒不可遏中填了一首《金缕曲》：

尘劫何能躲，奈升沉，纷纭此世，其中有我。但便淤泥莲不染，微笑点头也可。举目尽，烦烦琐琐。覆雨翻云成与败，在旁观只是乡人傩。论功罪，互因果。  池鱼殃及城门见。更娥姁、牝雉钟室，居心叵测。富贵岂堪安乐共，未许客星犯座。宁披发，佯狂衽左。换骨脱胎非易事，算螟蛉、终竟难成蜾。且争看，一刹那。

此词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认定是攻击旗手江青。张伯驹遂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在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后，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劳改，张此时已是七十一岁的老翁。

1971年张回到北京，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夫妇二人靠亲友接济一点粮票度日。旧识周汝昌先生就多次援手，张还笔札相谢。笔者听范用先生说，他有次在小饭馆里遇到张伯驹先生夫妇在吃面条、烧饼，剩下半块小烧饼还用手帕包起来捏在手上……

70年代的张伯驹

殊不知诗词惹祸，诗词也得福。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张伯驹悲痛难抑，写了副挽联。当时家中无纸无笔，是李少春到单位拿了写大字报的纸笔，张伏在小桌上写就的。联语为：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当时张伯驹把这挽联送给陈毅夫人张茜时说：“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还是坚持挂在灵堂。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十分欣赏这副挽联，问周恩来张伯驹何人，周告知是一民主人士。张茜乘机向毛讲述张伯驹的生存困境。后由周恩来指示童小鹏安排张伯驹到文史馆，终成为北京一市民。张茜遵陈毅遗嘱，将他心爱的一副围棋送给张伯驹夫妇。

张大千孙子张晓鹰赴北大医院探望张伯驹（1982）

张伯驹于1982年2月26日仙逝，3月2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叶圣陶主祭，民盟负责人萨空了致悼词。叶剑英、邓颖超等政要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等献挽联。《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均发了消息，备极哀荣。

追悼会上两个民盟老人对话，风传一时。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说：“这几年，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词上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张伯驹，一个散淡的人，一个永垂不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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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及参考文献

张伯驹：《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宝文堂书店，1988。

楼宇栋、郑重：《张伯驹》，文物出版社，2008。

任凤霞：《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王忠和：《民国四公子》，团结出版社，2007。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张允和：《昆曲日记》，语文出版社，2004。

谢蔚明：《那些人那些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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