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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腰悬诗篇的莽汉

李亚伟:腰悬诗篇的莽汉

2018-04-20 曾瑞 苍山夜语



文 | 曾瑞

青年作者,有个人公号:风尘七侠

本文38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迄今,我还无缘得见李亚伟本人。仅从照片可知,其人蜂腰猿臂,瘦骨瓜脸,真有几分酷似通臂猿猴。在大理时,第一次见到他表弟梁乐,我惊讶于两人居然长得那么像。梁乐不紧不慢地说,他比我丑点。表弟如此平静地黑表哥,我还是头回遇到,忍不住当场大笑。土家人有句俗话:脚长手长,日白的大王。意思是说这种人擅吹擅侃,天生幽默,又没一句话靠谱。照片上的李亚伟,以及江湖上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单就形体,李亚伟算不上莽汉。莽汉在人们心目中,都是虎背熊腰高大魁梧的。他虽脚长手长,奈何瘦得一把筋。但在中国诗歌界,他却是十足的莽汉。

我首次接触李亚伟的诗,是在大二。无意间,我在诗生活网上看见了韩东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莽汉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当时,我眼前一亮。莽汉诗人?该是一种怎样的诗人?互联网实在便捷,跳转之间,我就进入了李亚伟的《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这样的语言,一读之下,我真是尿筋为之一抖。“一个老头/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这样的表达,简直令我拍案叫绝。

作为一个文学小青年,我当时已读了古今中外不少诗,也写了不少诗。我却被《中文系》彻底震晕了,一边读,一边击节赞赏,又忍不住捧腹大笑。最强烈的冲击就是,我头一次发现诗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当年,已经写出几部作品的马尔克斯,经朋友介绍,读到福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时,也遭受过如此的头脑风暴。但我也得承认,李亚伟的诗对我冲击如此之大,也要归因于当时我的阅读视野不够开阔,尤其是对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涉猎有限。新世纪里,像他这样写的诗人已经为数不少。等接触到更多诗作之后,我发现,李亚伟的写作是源头性的,等于是开创了一种迥异朦胧诗的全新写法。90年代兴起的韩东的“他们”,口语诗的伊莎们,世纪之交“下半身”的沈浩波们,乃至更多的诗人,都有李亚伟“莽汉派”的痕迹。

《中文系》写于1984年,其时李亚伟才二十岁。朦胧诗正甚嚣尘上,北岛、顾城、舒婷等,红遍大江南北。细究李亚伟的诗歌写作,他一出场,可以说就在与北岛们为敌。北岛们都在正儿八经的抒情或者隐喻,诗歌主题是严肃而行上的,沉浸在过于精致的意象中。李亚伟写得毫无顾忌,看似漫不经心,又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萨克斯》中,他写道:“我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汉字是我自杀的高级旅馆/在语法的大道上,每当白云们游过了家乡的屋顶/我便坐在一只猫头鹰的眼中过夜!”他还说:“一次成功的爱情毁掉了一个诗人/一次失败的航行却成全了一个杂种!”这样的语言,简直与想尽一切办法高深莫测的朦胧诗天然为敌。在此,我并不是要抹杀朦胧诗的历史地位,只是想突出,李亚伟的诗歌写作多么叛逆,多么超前,多么具有开创性。朦胧诗的抒情而高蹈,随着80年代的结束,而成明日黄花。李亚伟的口语写法,自90年代以降,几乎横扫诗歌江湖。

李亚伟的诗歌,甫一出场,就非常接地,十分生猛,毫无小情小调,与朦胧诗的浪漫抒情对着干。“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我们曾九死一生地/走出了大江东去西江月/走出中文系,用头/用牙齿走进了生活的天井,用头/用气功撞开了爱情的大门”;“我们曾用屈原的骈文、散文/用玫瑰、十四行诗向女人劈头盖脸打去/用不明飞行物向她们进攻/朝她们头上砸下一两个校长、教授/砸下威胁砸下山盟海誓/强迫她们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原谅我在此引用这么多)。这样的诗歌语言,实在太精彩了。要知道,这是写于80年代的诗。诚然,好的文学作品必定会挣脱时间,跃入永恒。而在80年代的中国,“文革”结束不久,刚刚改革开放,就有人写出如此先锋的诗歌,还能持久地迸发出原创的力量,在时空里越来越强烈的辐射,实在令我惊讶,也可说是中国诗歌的幸运。

1989年之后,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生了一次巨变。此前的诗歌写作,无论是北岛和多多诸人的短诗,还是杨炼与欧阳江河等辈的长诗,都在宏大叙事。年轻的海子,还试图写出史诗。那就是一个具有英雄主义与史诗情结的时代。之后的诗歌写作,突然沉寂了下来,由凌空的高蹈,形而上的飞舞,逐渐回到了生活现场。诗歌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渺小,甚至成了一地鸡毛。诗歌界分成了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知识分子阵营以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为主,民间写作以韩东、于坚、伊莎等为主。世纪之交,两大阵营还发生论战。其后互联网闯入国人的生活,猛烈地刷新着中国诗歌的生态。形形色色的诗人从各大论坛里冒出来,穿个马甲,狂点鼠标,吐着泡,换着行,各领风骚,鱼龙混杂。两大阵营的分歧与界限,也日益模糊。

李亚伟自80年代一出场,就应该归为民间写作。但与同类民间写作者一比,他显得过于庞大,而跟知识分子写作者一比,他又显得太叛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大诗人,是很难归类的,放在任何现成的主义或流派里,都左右不合适。以80年代顾城们的朦胧诗为对象,我将李亚伟的诗定为反抒情的,并不是说他不抒情。曾经,在论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兰波时,我将他们定为反浪漫的浪漫主义,用一种“去个人化”的写作,在文本中创造出了一个梦呓的“个人”。而李亚伟,可说是反抒情的抒情,用一种“个人化”的写作,在文本中创造出了一个莽汉的“个人”。他写过的一些长诗和组诗,比如《中文系》《航海志》《红色岁月》,都是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犹如白云翻卷,变化无端。他的短诗,随便挑一首,也都非常庞大。想象的瑰丽丰富,语言的奇险怪谲,从而硬化出的莽汉精神,可说无人与之匹敌。

莽汉精神,应该是李亚伟的诗歌异于常人的核心。作为人类最高的艺术,诗歌的写作必然要求天空与大地的神秘结合。当下大部分诗人为了接地,基本放弃了诗歌的天空成分。过分强调现场感,失去形而上的高蹈,这是目前诗歌写作的一大症结。而在80年代,诗人们普遍在凌空高蹈,只有少数是真正的飞翔,多半则流于不知所云的滥情。李亚伟凭着一股莽汉精神,当诗人们飘在天空时,他已经落地;当诗人们纷纷坠下,他还在凌空。纵观从80年代至今的中国诗坛,李亚伟的诗歌写作都是一个异数。正是莽汉精神,使他过早成熟,以反浪漫主义的解构,与浪漫主义的抒情对抗。同时,这莽汉精神又赋予他持续的激情。当大部分诗人都满足于日常苍白的叙事时,他仍能凌空,“从天上一笔一笔往下写”。

李亚伟的诗歌写作有过中断。写作一度中断,这几乎是他的同代创作者的宿命。这个国家经历那次庞大的黑暗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此关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地面临着一次选择。跟随时代潮流,大部分人开始下海经商。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下海经商,最终或经挣扎而转向,或在市场大潮中自动妥协。反正,经历那次黑暗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李亚伟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黑暗,又在市场浪潮中风生水起。渐行渐远之余,诗歌写作似乎已成青春的遗迹。而一个具有强大原创性的作者,可能会沉寂一时,绝不至于就此封笔。果然,沉寂多年后,李亚伟终于蓄足力量,再次写出了震惊世人的《河西走廊抒情》。

《中文系》足够反叛,足够开阔,足够莽汉,毕竟是少作,还没有凌空到形而上的追问。《河西走廊抒情》,在一贯的莽汉精神之上,打通了一条时空隧道。诗人在里面穿越古今,俯仰天地,追问今生,思考来世,真可谓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李亚伟自认为,目前为止,最满意的诗歌就是《河西走廊抒情》。他说,“我写作的野心很大。为了写这首诗,我到河西走廊实实在在走了一大圈,有了真切的历史感,找到一个牢固的支点,我才写出这首组诗。”老实说,在面对这组共分二十四首,过分庞大的诗歌时,我感到一种失语。“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如此纵横古今俯仰天地的大诗,我除了一句一句往下读,边读边默然暗惊,几乎再无别的可表达。

在此,我还是不揣冒昧,说几点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以《中文系》为代表的早期诗作,都在以莽汉精神书写着青春的热血、激昂、愤懑,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河西走廊抒情》,则是以同样的莽汉精神,在书写着进入中年后面对宇宙、天地、历史、今生、来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他的诗歌写作,从早年天马行空的想象的飞舞,进入了时空的纵横捭阖。“我还没有在历史中看见我,那是因为历史走在了我前面。/回头眺望身后的世界,祁连山上下起了古代的大雪。”“在春梦和黄沙之后,在理想和白发之间,在黑水河的上游,/我登高望雪,我望得见东方和西方的哲学曲线,/却望不见生和死之间巨大落差的支撑点。”诗人并非空洞的追问,而是站在具体的时间点上,以“河西走廊”作为时空隧道,思考着天地古今,前世今生。

纵观李亚伟的诗歌写作,贯穿始终的便是莽汉精神。他的诗歌因此呈现出三种特质:反讽、激情、天马行空。整首《中文系》,最惊人之处,便是反讽。在《河西走廊抒情》里,他写道:“贵族们轮流在血液里值班,/他们那些庞大的朝代已被政治吃进蟋蟀的帐号里,/奏折的钟声还一波波掠过江山消逝在天外。”“伟大从来都很扯蛋——/幸福也相当荒唐,/但我也只能侧身站立,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让路。”反讽的力度依然。他的每一首诗,总是激情四射,天马行空,一不小心就开始反讽甚至映射。因此,他的诗从一开始就接地而又有趣,同时能够凌空而又不致蹈虚。他有庄子的奇诡想象,也有李白的汪洋恣肆。这个腰悬诗篇的莽汉,伙同一帮创作者,一笔一笔地改写了中国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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