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过渡时代的张之洞

文：羽戈

来源：羽戈1982（微信ID   yuge20040712）

若用一个字评价晚清大佬，奕劻是贪，翁同龢是庸，王文韶是滑，张之洞则是巧。巧与滑不同，滑是无所为，巧则有所为，滑是贬义词，巧则可视作中性词。张之洞年轻的时候，便有“巧宦”之名，所谓巧宦，意思是会做官，此后往往紧跟两个字“热中”，意思是爱做官，用曾朴《孽海花》里的话讲，即功名心太重。结合张之洞的清流出身，可知这个“巧”字，得来何其不易。清流党大都以谏诤为业，直言谠论，锋芒毕露，最是容易得罪人，故而如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主将，政治下场都不大好。张之洞却是例外，一路官运亨通，先封疆而后军机，青紫被体，位极人臣，其秘诀之一，即在“巧”字。

怎么个巧法呢？我们不忙举例，且来看一封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光绪十九年（1893），大理寺卿徐致祥——他也是清流党出身，与张之洞系老朋友——具疏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结尾一段云：“……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我觉得最后两句，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视之为一种变相的褒奖，足可论定张之洞一生。

所谓“章奏之工，议论之妙”，可见于张之洞的清流生涯。清流党中，张之洞与张佩纶齐名，被比作青牛（清流的谐音）之双角。同为言官，二张风格却大相径庭，按我的总结，张佩纶惯于对人不对事，张之洞惯于对事不对人；张佩纶“好搏击”“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就事论事，持平立论，正当得起徐致祥的八字评语；所以张佩纶结怨无数，张之洞却能全身而退——应该说“全身而进”才对。时人以“亢直”为标准，扬张佩纶而抑张之洞，嘲讽他工于宦术，八面玲珑，殊不知张之洞的风格，才是言官的正道。

再看“作事之乖，设心之巧”。由此来说张之洞的巧。晚清除了清流，还有“浊流”，指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清浊对立，清流则以反洋务为宗旨。党人之中，张之洞虽不是批判洋务最激切的一个，终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光绪七年（1881）他出任山西巡抚，迅速转向洋务派，等到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则成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这一转身之速，令时人瞠目结舌，纷纷斥其善变。后来李鸿章曾对吴永发牢骚，痛斥清流党：“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我推测，此人即张之洞。即便不是张之洞，这番话，用在其人身上，亦无不可。要言之，从反洋务到办洋务，张之洞的巧，表现为变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与时俱进，此一地，彼一地，因地制宜，这也未必是什么缺点。

第二点表现，则在折中，或者说平衡、调和，再说难听一点，即骑墙、依违两可。张之洞所处的时代，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叫“过渡时代”。这样的时代，各种矛盾蜂拥而出，此起彼伏，诸如中与西、旧与新、满与汉、皇帝与太后、立宪与专制、改革与革命等冲突，针锋相对，蔚为壮观，相比这些，清流与洋务之争，反成小节，不值一提。置身于种种矛盾之中，张之洞一贯以调和为宗旨。如针对中西之争，他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沈寿康——试图把中西糅合在一起，不论所受到的批判何其激烈，其苦心一目了然。

如果说在中西之间，张之洞的方法是允执厥中，那么在新旧之间，他则换了一种策略。正如《张文襄公事略》开篇所述，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说白了，当时代守旧，他则维新，当时代维新，他则守旧，这近乎反其道而行之，与时代顶牛，不过其本相还是折中；“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

张之洞的折中，堪称过渡时代的标识。过渡时代，居于新旧之间，此时所行政策，借用孙中山之言，“全新全旧，皆不合宜”，而当新旧并用，“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这么说，是不是该称“西体中用”呢？晚清七十年，最擅长新旧并用的政治家，首推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相形之下，曾国藩过于旧，李鸿章过于新，新旧结合最均衡的人，正是张之洞。所以我愿意在他身上加以“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之标签。

反过来讲，张之洞一生成败，皆系于过渡时代。他的时代，从洋务运动起步，至庚子新政终结，再往后，便跟不上时代车轮的高歌猛进。换言之，他是改革时代的守护者，等到革命时代，则成绊脚石。甚至，当改革进入立宪的深水区，他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头脑与眼界严重受限，“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张文襄公哀词》，署名“无”，见《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譬如对于晚清兴起的民权学说，他在《劝学篇》中斥为“乱政”，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再如晚清的司法改革，无论司法独立原则，还是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律师制度，还是陪审团制度，他都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竟也嗤之以鼻，以“圣贤修齐之教”的名义加以排斥。更有甚者，他对日本名词、留学生等，俱怀敌意。据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一天张之洞见下属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下属反唇相讥：“名词亦日本名词也。”二人不欢而散。这么说，无意讥嘲，更非苛责，只是指出张之洞的局限性，他与过渡时代相互成就，同时相互制约。

梁启超论过渡时代之人物，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他所预期的造时势的英雄，不是旧世界之英雄，不是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这不是在呼唤张之洞么？且慢，梁启超列出了此种英雄所不可缺之三种德性：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通俗一点说，一是勇气，二是毅力，三是眼光。张之洞大概只有第三点，最稀缺的是第二点，他长于开局，短于收尾，用老话来说，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他的事业，空有局面而已。

至于第一点，还得说回张之洞的巧。且看一则故事。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有意废光绪而立溥儁，废立之说流传开来，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同上疏表示反对，张之洞原已答允，突然反悔，途中将折子追回，遂遭刘坤一讥笑：“香涛（张之洞字）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小事勇而大事怯，可为定评。不妨断言，张之洞平生，每逢大事，都要取巧，虽可规避风险，却因缺乏担当，导致其事功终归有限。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李鸿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假如张之洞具备李鸿章的担当，也许有望成为打破过渡时代的英雄。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如”。他一生力图造时势，最终却为时势所困，力图中流击水，最终却随波逐流。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他病逝于1909年10月4日。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约一年前，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两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如果说前者象征改革时代的终结，后者象征革命时代的开启，死在这二者之间，正隐喻了张之洞的命运：过渡者。

2017年10月10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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