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被钱学森们干掉的科幻小说

文  /   沈阳老马

来源： 廿六七史 

1978，改开元年。《星球大战》《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科幻影视的引入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科幻潮。随后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众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 

对大陆科幻界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难以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文革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佳作叠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 《飞向人马座》，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有高士其、冰心。大会编选《大陆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 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不完全统计，内地的科幻刊物有 ，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大陆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大陆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大陆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媒体，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有没有你儿时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科幻作者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明确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可谓有了质的变化 。郑文光就是凭借写大陆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大陆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同时，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80年代初，科幻作品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个时期，大陆原创科幻作品生命力蓬蓬勃勃，随时可能产生新突破 。“1980年，大陆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大陆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  

1979年，开始了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 。

1979年，《大陆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并认为限定给少儿看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的，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于是双方开始论战。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应该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姓“科”还是姓“文”，简单说来，就是指科幻小说，究竟该归入科学，还是该归入文学。

1979年底，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参与交流的部分大陆科普作家，曾满怀期待地询问阿尔迪斯：“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结果，阿尔迪斯否认科幻小说负有科普义务，让这些大陆科普作家极为惊愕。阿尔迪斯认为：“科学小说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 

科普界虽然惊愕，但阿尔迪斯的观点，却深得科幻界的拥护。某科幻作家曾尖锐嘲笑科普界提这种问题“十分可笑”，“很有代表性，也很典型地说明了大陆某些人还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小说不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武侠小说不是传播武功的秘籍，战争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假如反过来说，科学小说必须传播科学知识，那么爱情小说岂不要教人恋爱方法，成了‘爱情大全’了吗？” 

这场论战，“科普派”与“文学派”各据阵地互不相让 。总体而言，“科普派”拥有资源优势，略占上风。譬如，围绕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的批评与反批评，长达四年之久。“科普派”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是“伪科学”；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第一轮辩论，《大陆青年报》刊发了双方文章；第二轮辩论，则只刊发了“科普派”的文章。 

说到科文之所以产生分歧，还要从大陆科幻的历史说起。

大陆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 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 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 

建国初期，大陆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大陆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大陆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大陆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大陆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1给孩子看的，2配合科普教育的。科幻小说一直游离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大陆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科幻小说是不是只能给孩子看？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普还是文学？于是，矛盾出现了，进而开始了争论。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

争议渐渐升级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 。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当时的大陆，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读者甚至编辑来说都是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

这些批评进而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这样一来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 

这场应该止步于学术界的论战，在时任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加入后发生变化。当时在科学界算得上是重量级人物的钱学森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1980年，钱学森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

此后，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

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对科幻作家批评的套路开始照搬了文革时期的方法，“科幻应当谈科学，而不是批评和质疑”、“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在叶永烈的回忆中，广东卫生主管部门以会引起“新闻混乱”的名义，拒发一篇艾滋病题材的“预言小说”。叶永烈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科幻小说真正的严寒来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1983年，一场旨在“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的政治运动发起。大陆科普界本来就看不惯科幻小说的一些人，借助于这一政治运动的威力把科幻小说列为清除对象。本来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升格为姓“社”还是姓“资”，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  

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普派开始猛批科幻作品，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譬如，对 《星球大战》的批判今天读起来充满了时代色彩：“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过程钱学森针对科幻小说进行了持续攻击。如1984年2月8日致信王天一，认为“说科幻小说属于文学出版的出版范围，……后果不一定好”；同年4月21日致信《飞碟探索》编辑部，告诫他们“不能犯前一阵子所谓‘科幻小说’的毛病”……  

此后，科幻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大陆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科幻期刊从20余家锐减至只剩1家；四川的《科学文艺》成为硕果仅存的杂志（后来的科幻世界）。杂志失去了政府支持只能自负盈亏，又流失了大量的作者和读者，只得惨淡经营。最困难之际，《科学文艺》每期仅700多份发行量。

覆巢之下，科幻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基本消失殆尽；出版社已印出尚未发行的科幻小说，则一律拉回印刷厂化为纸浆。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郑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郑文光54岁。

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此后，大陆科幻界进入了10余年的冰冻期。9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初的“举国繁荣”。 

对于钱学森与科幻，还可以多说几句。到了90年代，钱学森依然对科幻电影、科普作品持批评意见，1991年，钱在私人通信里仍然强调“科幻小说就不同，是作者加入他个人的臆想，也就是不科学的东西，……人的臆想代表他的意识形态，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幻小说也要看看作者在想干什么。千万注意！”  

但是在另一方面，钱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真的，是科学的。钱学森在一面批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不“科学”、不能称为“科普作品”，一方面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科学”的、必能引起“科学革命”。 

讽刺的是，正是在钱学森的大力支持下，“气功热”开始席卷大陆。一直到90年代出现了乱象，气功大师宣称气功可以治病、灭火、拦截核武器等等，在舆论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气功，当时全大陆象当年搞运动一样练气功。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到处都有气功学习班和集体练功的人们。  

气功热开始冷却后，钱学森才不再公开的批评科幻文学，但此时大陆科幻已经断档，日后成为大陆科幻领军人物的大刘手握作品却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方。 

仅以此文祭念那个曾经纯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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