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 杨晓慧：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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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凤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晓慧，山东省华侨会馆。
内容提要：两德统一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退居边缘，但并未完全沉寂，可以说十分活跃。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其中，中国发展道路也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他们的观点未必正确，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们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并留下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发展道路；启示与问题；
两德统一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退居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的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并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PDS)。1993年，新党纲将自身定位于“左翼社会主义党”，但党内右翼占主导地位。2007年，在德国左翼民社党(Linkspartei.PDS)、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WASG)联合召开第11届工会政策大会上，决定将两党合并为“左翼党”(DIE LINKEN)。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在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原有的支配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甚至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道路。
然而，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未完全沉寂，甚至可以说还十分活跃：在德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学术网站多达几十家，出版的论著也不少。例如，柏林MEGA[2]编辑出版资助协会、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与研究中心、(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协会、(法兰克福／M)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以及 MEGA[2]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论据》、《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批判理论杂志》、《西方的终结：社会研究新杂志》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德国学者立足于MEGA[2]，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哲学等视角，对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批判、创新，并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反思历史、阐释现实、预测未来，从而涌现出许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近年来，甚至出现了“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热”。
尽管德国学者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一是马克思学家，如诺伊豪斯、福尔格拉夫、黑克尔、豪克等人，主要从事MEGA[2]编辑出版研究，编辑出版经典著作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主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①二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如费彻尔、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迈彻尔、比朔夫、泽普曼等人，试图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并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派，如胡弗施密特②、德佩、莱比格尔、利贝拉姆等人，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并用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发出了“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声音”。四是马克思主义重建派，如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侧重于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但也试图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
尽管他们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体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新的文本依据，即MEGA[2]。20世纪60年代，苏共中央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共同编辑出版MEGA[2]。1972年试编，1975-1990年出版36卷。1990年，MEGA[2]转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组织编辑出版。1995年调整为114卷123册。从结构上看，MEGA[2]包括四部分，其中，Ⅰ：著作、文章、草稿，共32卷；Ⅱ：《资本论》及其准备稿，共15卷23册；Ⅲ：通信，共35卷；Ⅳ：摘录、笔记、旁注，共32卷。目前，已经出版58卷，29卷在编，27卷待编。MEGA[2]编辑原则是：文本完整、忠实原文、描述文本生成过程、详细注释。目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章、手稿、书信的完整的历史批判版进行纯科学的、不依赖于政治的研究。二是深刻的理论探索。德国学者不仅注重马克思著作的文献学考证，譬如，对“大纲”创作史、接受史和不同阐释版本的考证；而且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现实意义的探讨，譬如，利润率下降与转型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与当代资本主义视角等；并注重马克思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譬如，关于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学异同的讨论：此外，还讨论了在德国并不见长的女性主义问题，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女性主义的关系。三是针对性的历史反思。2008年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与逝世125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大纲”撰写150周年、“68-运动”40周年，为了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反思，德国学者组织了相关活动，譬如，“阅读《资本论》活动”，多次召开纪念“68-运动”的学术会议，将“1968-值得做的回忆”作为《马克思主义杂志》第6期主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著述，如《68或新市侩：为阐释意义而斗争》、《SDS与1959年以后的新左派》、《1968年与权威问题》等。四是强烈的现实关怀。对现实性问题的讨论是德国学者研究的主题。譬如，《马克思主义杂志》(双月刊)刊登了：“左派与民族”(第1期)、“工会-方针的校正?”(第2期)、作为阶级斗争空间的城市(第5期)等主题系列文章；《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季刊)：“21世纪的资本主义”(第73期)、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第74期)、“第三世界的饥荒与粮食危机”(第76期)等主题系列文章。此外，许多著述都是关于现实性或相关的问题的研究。譬如，《“左翼党”说什么?》、《弱势群体：关于“穷人”历史与现状的文化科学调查》、《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1](S.8-14)等。五是广阔的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杂志》第3期主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德、奥、美、法、印、阿根廷、乌克兰、南非等国的作者对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譬如，《在马克思那里和在今天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什么?》、《对社会主义的反思》等。《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第75期主要讨论了“欧洲左翼政党”，不仅分析了意、法、奥、希、捷等国的左翼政党状况，而且介绍了南非左派、尼泊尔革命等情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历来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例如，《中国建党80周年》、《有关中国新文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国转型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关于〈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一文》、《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但不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给它应该给的，为的是接近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策》、《新中国的旧工会》、《中国作为“边远地区”的动力中心》、《中国：能源、食品、大气变化》等文章，以及《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特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杂志》2008年第4期的主题专栏“启程中的中国——走向何方?”讨论了中国30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问题。
概括地说，德国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中国发展战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总体建设成就与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谐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学者；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等等。
那么，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中国发展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发展道路”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这条道路的性质，德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地说，有四种不同观点。
(一)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2006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发表《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一文。在该文中，韩国学者周海光(Hyekyung Cho)讨论了六个问题：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告别社会主义——以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增长；中国与东亚资本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销售市场；为民主认罪。他的目的是试图论证中国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2](S.76-88)
首先，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失误后，中国看到并试图效仿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也受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影响的混合体；专制政治制度与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优缺点兼备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是说，东亚邻国的超常规发展在很多方面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参考并引导本国发展。战后历史上那些特殊情况表明，尽管世界经济秩序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但边缘国家(特别是日本)还是能够解决自己的经济落后问题并能够挑战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领导人一直从各个国家寻找适用于中国发展的要素，并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去。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危机的能力，这迫使中国转而走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曾经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但也导致了生产过剩，并引发了价格竞争。为了降低成本，东亚新兴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这既大大推进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也确实促进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效仿东亚发展模式的同时，更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寻求发展。
再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和所有制形式改变，说明中国已经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周海光指出，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变为经济巨人，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中共中央宣布“阶级斗争时代结束”和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开始。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特征”，是指对国有企业领导地位的“质”的保障。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生产单位，而且也是社会主义体系的载体。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国有企业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帮助下扩大了规模，但为了生存而不顾经济效率和盈利能力。因而，尽管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兼具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亏损。于是，中国政府调整了政策：将其选定的重点工业部门的少数大公司继续留在国家手中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合理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其余的则推上市场——关、售、并、转。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不仅涉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而且也涉及社会政治事务。今天存在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因为中国允许和支持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参股大型国有企业，以此提高它们的性能和竞争力。公司内部的社会系统已被私有化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国家所有权前提下被商业化。作为对“社会主义”物质支持的国有企业，其前景是不确定的。
最后，中国发展是以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可以说中国已经告别了传统社会主义。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思想逐渐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构想所代替。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改变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面貌。今天，这种面貌以大城市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酒店的奢侈形式表现出来，也以类似早期资本主义剥削性的劳资关系方式展现出来。周海光说，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在已推迟到遥远的将来)所做的历史性的必要准备。借助于初级阶段这个命题，中国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互不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由此，他把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视为一场资本主义变革，而且是由唯一合法权力机构，即政府本身发起并组织的更为深刻的变革。
(二)“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3](S.98-105)、《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4](S.21-28)等文章中，彼得斯指出：
首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90年代以来，中国表现出利用“软着陆”克服经济危机的能力，也能针对突发事件和社会畸型现象对政策进行调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全面提升了它的全球影响力，确立了国际地位。他认为，“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其次，中国还远远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迄今为止，还未创造出能够经受住国际资本冲击的社会主义因素、关系和结构，相反产生了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影响了社会结构。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告别了社会主义平等观念，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方向。例如，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迅速加大；农民和工人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只有少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正在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领导干部与最富有群体结盟，导致在政治、经济领导层中权力和金钱高度集中。彼得斯认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这需要扎根于工人和农民，因而需要重视工人阶级利益和工农联盟以稳定这股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应解决好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否则脱离群众会造成不良后果。
最后，彼得斯指出，中国最终不会发展起同在美国、西欧、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模一样的社会秩序(从强烈的民族特色可以预见)，中国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从民族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战略组织和广泛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吸取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精髓。彼得斯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旨在从根本上消除存在的“制度障碍”，其目的显然在于，在加强国家调控的同时，通过适应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有效发展。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在既定外部条件下保证自己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
(三)成功的非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成功的，但不是社会主义》[5](S.29-32)中，斯查迈泰德认为，毫无疑问，当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物质、经济方面得到了巨大改善；二是中国发展已经成为有效遏制美国、欧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因素；三是中国发展对旧帝国主义列强是一种挑战，它将制止旧帝国主义列强妄图重新形成世界殖民地的行为；四是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发达国家，将依靠它在世界市场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使贫穷落后国家的原材料少受发达国家勒索；五是中国发展还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典范，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因为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非社会主义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尽管中国国有工业部门依然强劲，但国有制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例如，1994年国家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
第二，在经济计划方面。他说，中国也不存在有效的经济计划，即使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常见的和必要的。事实上，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调控主要是通过提供教育，特别是基础设施服务来集中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在迅速发展的资本市场方面，主要是涉及不动产、企业、股票、贷款。资本市场不发达，存在着许多缺陷。
第四，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劳动力相对自由的交换并被充分利用，但同其他新兴国家一样，很少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
第五，在对外贸易和资本管制方面，中国已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货币流通由中央银行决定。就是说，中国仍然存在资本管制。彼得斯主张资本进口和出口应进一步放开。
总之，彼得斯认为，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计划、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外贸易和资本管制方面看，中国所走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四)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6](S.40-48)中，贝格曼指出，他的出发点是：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需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才能真正到达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现在的这种发展模式，即使成功率百分之百，也不意味着德国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第三，中国的未来，关键是要有团结精神和历史乐观主义。正是基于这个立场，他不同意某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缺少的只属于成熟的优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人权。
贝格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条摆脱了斯大林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发展是超常规发展，不是低效高速发展，不是忽视人民利益的发展，而是为了追赶“第一世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的发展；同时，必须更快地发展以克服发达国家存在的弊端，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内外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当然，这个超常规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相联系，也带来了许许多多问题。例如：一是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尽管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可以上大学，且有可能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科学家，但工人、农民劳动时间过长，居住环境恶劣、童工现象严重、寿命短、工作安全感缺乏。二是在中国同样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弊端，并在周期性危机中不断严重化，如社会动荡，大规模失业等。三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关注严重的制度问题，即战争、第三世界的落后和法西斯主义。
因而，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限制外延生产的增长；关闭无效的和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关闭危险煤矿；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国内市场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读书；加快中国东北老工业区的现代化进程；完善(包括全体居民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优先发展西部地区。
尽管贝格曼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但也寄予了良好祝愿：希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取得成功。
那么，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启示?它留下了哪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发展道路是德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不是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1)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例如，MEGA[2]编辑出版研究、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MEGA[2]中的《资本论》、MEGA[2]中的恩格斯等。(2)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新诠释。例如，从整体视阈、哲学视阈、经济学视阈、社会政治理论视阈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重新塑造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等。(3)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例如，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凯恩斯等人的比较研究；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阿本德罗特、柯夫勒、容克、霍尔茨、克勒纳、豪克、迈彻尔、胡弗施密特等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思想观点的批判性反思。(4)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理论。例如，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与阶级政治、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等。(5)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公民权、人权等问题。这不仅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是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6)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例如，当代资本主义特征、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与替代性选择等。(7)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例如，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帝国与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8)现实社会主义反思与“新社会主义”构想。例如，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与纲领、现实社会主义批判性反思、通往“新社会主义”之路：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计算机-社会主义”等。
(二)从总体上看，德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却未必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对待。例如：周海光的观点获得了某些德国左翼学者的赞同。吕特耶指出，有些学者将中国过去20年资本主义性质的开放，作为向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过渡阶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过激行为是对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因而，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是从计划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成功的转型”。中国实施的经济计划和社会调控仅仅是为了跳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率和避免资本市场危机殃及本国经济，所以即使存在巨大的社会矛盾，人们也没有质疑过这种发展逻辑。
与此同时，周海光的观点也引发了不少批评。在《关于〈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一文》中，彼得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了周文中的漏洞，指出中国并没有踏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彼得斯说，在如何看待“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中国国家的特殊性和中国政策调整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上，周海光的论述出现了漏洞，他不仅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还忽视了中国仍然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事实。周海光也没有深究，为什么中国转向改革开放?为什么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为什么在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崩溃后中国能够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够对中国发展道路有正确的认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7](P777)
(三)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留下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就前者而言，主要问题在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活动非常热闹，但缺乏统一的稳定的群众基础，在“热闹”的背后显露出急躁情绪与焦虑心态；文献学研究逐渐成为马克思学的研究热点，但几乎陷入“有阅读、有研究、无信仰”的危险境地；过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有所淡化；过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理论深度有所弱化；研究视野过于宽泛，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左翼思潮研究边界不明；研究队伍嫌老化，后继人才急需补充；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经济状况不佳，社会政治地位堪忧。
就后者而言，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1)“中国发展道路”与“欧美发展道路”、“苏东发展道路”相比，有什么独特性?到底有没有离开“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2)如果撇开“制度”、“体制”不谈，仅从“运行机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市场社会主义”有什么异同?我们如何回答西方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甚至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批评?(3)中国发展如何能够既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工业文明成果，又能够避免现代化带来的消极效应?科技文明的消极后果是科技本身固有的，还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会有不同的效应?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世界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切实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做出既有理论广度，又有思想深度，并有现实依据的回答。
注释：
①为奖励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柏林编辑出版资助协会主席团决定，自2002年起设立梁赞诺夫奖，至今已有7届。
②胡弗施密特( Huffschmid，1940-2009)，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本文作者王凤才 杨晓慧
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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