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为什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要关注MEGA？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在2018年7月3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以下简称MEGA2）系列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刊登于《理论视野》2018年第8期。
非常感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我是《理论视野》的老作者，当年张琳做秘书长的时候就经常向我约稿，薛伟江老师接任后仍一如既往地关照、支持我，赵钥则多年来一直担任我文章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合作非常顺利而愉快。此外，基金会举办了多届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评奖活动，虽然我本人没有申报过，但是我的学生好几届都获奖了。他们获奖的作品都属于非常冷僻而专深的文本、文献研究，而且是刚刚博士毕业就获得了荣誉。从这里可以看出基金会非常重视这一领域的成果和年轻学者的成长，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敬意。
接到会议通知时，我感到有点诧异，原以为是由中央编译局召集的，后来仔细一看，是由基金会组织、要在党校召开的。我觉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以往此类会议只零星在编译局和个别高校、科研单位举行，由中央干部培训的最高学府、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来组织这样专题性质的谈论，可能属于首次，显示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重视学术性和基础理论。
作者与学生
我本人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原始文本、文献来探讨马克思的思想。
以下为正文：
为什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要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呢？这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是一个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现在留存下来最早的作品是他15岁时写的，他享年65岁，就是说，他的写作生涯长达50年，几乎没有间断过。而在他写下的这些著述中，定稿、成型的作品却非常之少，大量的是笔记、提纲、草稿和过程稿。按照我的理解，像马克思这样复杂的思想家，其最重要的思想的复杂内涵并不仅仅显示在那些表述明确、系统、完整的著述和论断中，更可能体现在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论证过程中，而那些貌似散乱、杂糅的笔记、提纲、草稿和过程稿中就渗透和保存着他相当多的思想因子，这样这些文献就成为我们客观、完整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而较之于马克思著述其他类型的版本，“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其全部著述，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MEGA，更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刚才大家谈到《资本论》，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3卷本的作品，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MEGA第二部分就提供了有15卷规模的文献，还不包括第三部分“书信卷”和第四部分“摘录笔记”中的相关内容。这些文献记录和展示了马克思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直至去世40余年对资本时代的观察、梳理和透视，其中有渐趋深入的探索和贯穿始终的逻辑，更有反复的自我省思、修正、拓展和变革。所以要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离开对这些复杂手稿的悉心解读是不可能完成的。刚才徐洋所举《资本论》第一卷的六个版本，并不是文献专家咬文嚼字、要在一些无关宏旨的具体细节上浪费精力，而是通过对这六个版本的章节安排和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对资本世界的理解中他的思考的变化。实际情况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后马克思就不让重印了，而是启动了第二版的修订，同时指导了俄文版的翻译，特别是参与了法文版的翻译和定稿。正是基于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他才说，在德文版之外，法文版“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仅仅根据德文第四版来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实际上是理解不了马克思的完整性思考和自我反思的。
还有一个情况也非常值得注意，在1867年之前马克思起草了《资本论》绝大部分初稿，但是从1867年到1883年去世，他没有在此基础上完成整理和定稿工作。在这长达近16年的岁月中，《资本论》一定还是萦绕他脑际、不曾放弃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鉴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世界出现的新变化、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考察、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资本主义发展未来前景的思考等，马克思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情感。一方面，这些经历对于他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实际写作和出版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为他的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普适性、唯物史观的新视野和开放性增加了新的内涵和因素。离开MEGA所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文献，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思想和实践。
我们知道，较之于马克思在世时的情形，马克思主义对20、21世纪产生的影响更大，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迁，毋庸讳言，其间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乃至失误。对这些曲折或失误该做出什么样的性质界定呢？不在少数的论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比如，如何解释苏联的解体和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很多人笼而统之地让马克思主义来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仔细研究和甄别就会发现，那是特定阶段所理解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理念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只有回到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中，才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和世界发展的思考，他对源远流长的思想的传承和变革，他对近代以来资本作用的分析、评判以及超越资本困境的意向和努力。这些离开他那些庞大的手稿是呈现不出来的。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看，我们很晚才知道马克思著作中有这样一种权威版本的存在。咱们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的，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受到其他学科和论者的诟病，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我们从内部和自身检讨，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学术规范、路径和素养的欠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康德的研究者是不读“三大批判”的，一个朱熹的研究者是不熟悉《四书集注》的，但在中国，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却可以不读马克思的书，更别说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状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研究经费和良好的条件，但我们的成果却很少产生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很难与国外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编辑和研究者进行对话，因为彼此不仅研究路径不同，甚至研究内容也有很大差别。有的论者将其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个人认为，更有对待研究对象的学术态度。从我与国外学者有限的交往中，了解了他们的具体工作，面对他们经年累月在文本或专题上的专注，寻根究底、一丝不苟的态度，我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感到惭愧！就我所熟悉的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其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来说，他们是在东西德分治期间，鉴于不满苏联和东德对马克思著述的某些处理方式（比如，根据当时苏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打乱原始页码、选择“合适”的段落文字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编辑”）开始马克思文献的辨别、考证和编排的，他们出版的系列“马克思故居研究丛书”（俗称“绿皮书”）中相当多的考证文献迄今为止仍具有永久的价值。而前苏联花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也只是那些实事求是的专家依据扎实的文献所做的工作，而为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众多的论证和阐释都被冲击得无影无踪了。
作者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门前留影
根据文本、文献学习、掌握和研究马克思，不是某些学者个人的特殊兴趣和偏好，也不是说其外语条件和理解能力有多么好，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基本的条件和起码的要求，属于份内之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能有多条路径，而这是最基础的一段。如果幻想不通过这一段路径，而是直接通过别的方式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会导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现实化、实践化。
我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指向究竟是“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普遍的个体的解放”？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等同于“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梦想，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马克思主要是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中讨论以上思想的。他认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无视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试图用“人（类）的解放”的信念来消弭其分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太抽象”了。相反，他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类”的解放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抽象性”，而且更深刻地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其实也只是一个“中介”，较之真正的“人（个体）的解放”它们也是“抽象的”。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我有一种极端的判断，1978年之前中国人是不太能理解《资本论》的，因为我们是站在资本之外来阅读这本书的，我们只看到和记住这样一些观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等等，而我们没有注意或者不愿意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资本本性具有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还可以进行调整和变化等等。只有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资本参与了对中国社会的重新塑造，我们才可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和完整的资本理论。质言之，马克思并不是要在资本社会之外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在发挥资本功能、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的基础之上，解决资本的困境和弊端，超越资本来为人类文明寻求新的发展，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矛盾、否定的关系，也是传承、扬弃乃至超越的关系。因此，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来进行。
所以，我不能认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文本、文献研究只是致力于专门的细节考证和内容解读，从而一定是回避现实、远离实践的。事实上，只有在深入而客观地把握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基础之上，才能有助于深刻总结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也才能可以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实践。只要资本仍然是塑造对待世界重要的力量，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维度就不可或缺，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作者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刊登于《理论视野》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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