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轨迹探源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手稿、书信和摘录的文本编纂形式。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了规模宏大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MEGA1由此问世。遗憾的是，MEGA1在1935年黯然夭折。20世纪70年代中期，秉持MEGA1编辑理念的MEGA2在苏联和东德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应运而生。尽管在1990年前后经历巨大震荡，MEGA2依然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发展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版本。中国学者对MEGA2日益关注，这种关注以及相应的深入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伟业。
关键词：MEGA1 ；MEGA2；梁赞诺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die 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版本形式，它以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按照原始写作语言出版文本而成为最具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编辑形态。历史地来看，MEGA有两个版本，一是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30年代夭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即MEGA1，就这一版本来说，作为推动者的列宁和作为其发起人、执行人的梁赞诺夫功不可没；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诞生、挺过苏东剧变的巨大震荡而在当今影响日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2，就这一版本的诞生及发展来说，苏联和东德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合力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MEGA这种版本形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从MEGA1到MEGA2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我们不妨穿越历史的长河，做一番细致的溯源考证。
一、梁赞诺夫领导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
MEGA1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早在构想酝酿之时就与一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梁赞诺夫是俄国著名的革命家，亦是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事业具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早在1909年，他便着手搜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和北美报刊发表的文章，而这一大规模的搜集、鉴别、整理和编辑活动的成果，就是堪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与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相媲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另外，随着搜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深入进行，梁赞诺夫亦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一构想随着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到来，也就是马克思著作版权行将失效的时限的到来而显得愈发迫切。这一主观构想与客观情势的结晶就是1911年1月1日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1]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维也纳出版计划”。在这份不足三页的计划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2]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这份旨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历史新纪元的开启，梁赞诺夫秉持多年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学术理想终于获得了实施的条件与机会。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
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3] 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4]
历史地来看，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与梁赞诺夫自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出版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MEGA实施纲领，它成为了波澜壮阔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学家，梁赞诺夫成了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理论工程的最佳领导者与实施者。
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简称“马恩研究院”），列宁亲自任命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就职伊始，梁赞诺夫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购买工作。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图片来源：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梁赞诺夫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文献资料收集方法就是购买专业性的图书馆。在列宁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1921-1927年，梁赞诺夫收购了近十座著名的专业图书馆。具体来说，1921年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Theodor Mauthner）和威廉·帕朋海姆（Wilhelm Pappenheim）的藏书2万余册的图书馆，收购了藏书超过1万册的卡尔·格律恩伯格（Carl Grünberg）图书馆，该图书馆尤其富藏有关经济史和农业史、17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以及珍稀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报纸；还收购了著名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费希特图书馆，它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的珍贵资料共同构成了马恩研究院哲学工作室的决定性基础。1923年收购了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 克里亚琴科（S. Kljatschko）的富藏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报纸与杂志的图书馆。1925年收购了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施蒂纳研究者约翰·亨利·麦凯（John Henry Mackay）的施蒂纳收藏室，它是这位收藏爱好者三十载的收藏成果，共有1100册图书，300份手稿。1926年收购了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阿道夫·索特贝尔（Adolf Soetbeer，关于金融业与银行业历史的4500册图书）和维也纳教授威廉·诺伊哈特（Wilhelm Neurath，1000册图书）的图书馆，还购买了法国革命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Charles Vellay）收藏的关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著作。1927年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里面藏有海尔菲特（Joseph Alexander von Helfert）男爵在60年的时间里搜集到的有关奥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资料（5000册图书，1万多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5]
购买专业图书馆极大地丰富、充实了马恩研究院的文献收藏，但它对于未来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MEGA1来说，关键因素是获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也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原始手稿、笔记和书信等。凭借自己广泛的科学联系与人际网络，再加上不懈的争取与努力，梁赞诺夫最终成功地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可，照相复制保存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于是，1923年秋，梁赞诺夫从德国带回了70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件，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作的题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报告中，梁赞诺夫介绍了他的重大收获。[6]
首先，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说，梁赞诺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以及伯恩施坦家中找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等如今被我们奉为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手稿。其次，就《资本论》来说，梁赞诺夫找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同时，他还找到了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除了第八手稿）。另外，他还找到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与《资本论》第一卷相关的大量手稿。再次，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说，研究院复制了伯恩施坦所拥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所有通信，同时，研究院还拥有一些伯恩施坦本人所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另外，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人的通信来说，研究院已经拥有至少90%的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梁赞诺夫还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那里争取到了他们与恩格斯之间的所有通信。最后，就笔记来说，数量比较有限。“现在有几本写于1840年和1841年的笔记；另外还有写于1843-1845年时期的笔记，三本写于50、60年代的笔记，几本写于70年代的笔记。三厚本包含1857年危机史的笔记需要最大的关注。”另外，梁赞诺夫还有马克思所写的几本数学笔记以及伯恩施坦提供的一份数学手稿。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手头还有一份马克思的笔记本目录以及读过的书目清单。他指出，这是我们确定马克思在特定生活时期的兴趣所向的重要资料。[7]
在获取了大量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遗产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就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就是后来的俄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
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理论工程，它需要大量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奋斗在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中。而正是在梁赞诺夫的组织、领导下，以弗兰茨·席勒（Franz Schiller）、恩斯特·崔贝尔（Ernst Czóbel）、保尔·韦勒（Paul Weller）为代表的马恩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艰辛的手稿辨识、审核、编辑等活动，并最终向世人推出了历史上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1927年，MEGA1的试编卷即第Ⅰ部分第1卷的上册正式出版。这部试编卷收录的大量珍贵文献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惊叹，国际学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29年《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刊登的“书讯”中谈道，“在这部39印张的书卷中，至少21印张的内容是梅林的《遗著选》所没有的。其中，15印张是手稿的初次出版，6印张是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文章的首次再版。这一试编卷展示了我们所期待的财富的图景。”[8]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恩斯特·崔贝尔
（图片来源：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在这部试编卷的前言中，梁赞诺夫介绍了MEGA1的出版规划。具体说来，MEGA1将分为四部分出版。第Ⅰ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资本论》除外。这一部分预计有17卷。第Ⅱ部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在这一部分中，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以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也将出版，预计不少于13卷。第Ⅲ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预计10卷。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其次是他们写给拉萨尔、魏德迈、库格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信，另外还包括所有其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著作或某一生活阶段关系不甚密切的书信，它们可以归并到先前相应的卷册中。第Ⅳ部分是关于整部MEGA1的详尽的主题和人名索引，共计两卷。梁赞诺夫打算把它编成一部词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或论述到的对象、术语、基本概念和问题都会在其中列出。当然，只有在MEGA1全部卷次编辑完成之后，这两卷索引才能出版。因此，此前的各个卷次都会附有简洁的说明性索引。[9]
从1927年至1930年，MEGA1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共出版了五卷六册，分别是第Ⅰ部分第1卷（上、下册）、第2卷和第Ⅲ部分第1-3卷。这些卷次极高的学术质量和科学水平日益引起国际学界对MEGA1的关注以及对后续卷次的期待。遗憾的是，就在MEGA1步入稳定有序的出版进程时，它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在1931年2月被罢免研究院院长之职，开除出党，之后便彻底告别了MEGA1编辑出版工程，由此，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遭受重创。此后，在新任院长阿多拉茨基的带领下，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虽然又延续了几年光景，并在1931年到1935年间陆续出版了第Ⅲ部分第4卷、第Ⅰ部分第3-7卷以及一部未标明卷号的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但是在1935年之后，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尖锐，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的恶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MEGA1再没有正式卷次出版。至此，预计规模达40余卷的MEGA1仅仅在出版了12卷后便黯然夭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3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马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仍然在为MEGA1不懈努力。1939年和1941年，保尔·韦勒编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分上、下卷出版，虽然这两卷没有标注MEGA的卷次号，但却是完全按照MEGA1的样式编辑出版的。遗憾的是，就在韦勒把下卷交给出版社付印不久，他本人便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了。战争的狂澜在席卷科学研究人员的同时，自然也吞噬了MEGA1编辑出版工程，它的彻底终结也就可想而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
二、MEGA2的历史性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成为许多民众包括科学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可供阅读乃至进一步研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版本却极为有限。人们所能依据的最为权威的版本莫过于MEGA1各卷次了，然而即便这一本身并不完整的版本，数量也非常稀少，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学习要求。于是，一些学者萌生了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想法。
最早关于新版MEGA即MEGA2的讨论发生在1954年1月的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简称“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恩格斯部（Marx-Engels-Abteilung，简称“马恩部”）。当时，考虑到苏联方面即将出版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于是东德方面设想，自己是否也可以出版一套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按照当时马恩部主任路德维希·阿尔诺德（Ludwig Arnold）向研究院副院长路德维希·艾尼柯（Ludwig Einicke）提交的报告，在这场讨论中，马恩部的工作人员认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工作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出版以即将问世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基础的“普及版”；第二，出版以MEGA1为范型的“科学考证版”；第三，出版一个规模小于MEGA1的科学版本。就出版以MEGA1为范型的科学考证版来说，东德的工作人员认为，它至少应该像MEGA1那样出版40卷，同时还要包含大量的科学资料（Apparat），如文本描述、出处说明、名目索引等。但这在当时的东德是很难实现的。而就普及版来说，它又显得规模稍小，学术性、科学性不强。因此，大多数工作人员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一个“介于第一和第二个建议之间的版本，也就是说，一个包括所有迄今为止被明确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科学版本。资料必须局限于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名目索引和相对较少的注释（只用在那些对理解来说绝对必需的地方）。就外文文章而言，必须把德译文收入正文中，原文收录在附录中（小号字体）。”[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封面
历史地来看，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提出的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编辑方案实际上是学术理想与现实考虑两者之间的调和物、折衷物。一方面，可以看出，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非常注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所应具有的科学性、学术性，因此，它要求收录著作、文献的完整性、可靠性，同时还要辅之以一定量的科学资料。对它而言，一套基于俄文第二版的普及版本显然不能满足它对科学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现实情况的局限，尤其是原始资料、科学工作人员的有限又迫使东德方面收缩自己的构想，在满足科学性、学术性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限制卷次规模，压缩资料部分的内容。然而，正如罗尔夫·德鲁贝克（Rolf Dlubek）所说，在当时的东德，出版新MEGA还完全缺乏“人员与资料的前提条件”[11]。最终，这一关于“简单版”MEGA2的构想被现实地出版以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基础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Werke）的计划所取代。
就在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MEGA2的构想昙花一现后，苏联方面也出现了编辑新版MEGA的声音，代表人物是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分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工作的副院长斯捷帕诺娃（E. A. Stepanowa）以及中央党务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部主任奥尔加·塞涅基娜（O. K. Senekina）。她们认为，随着1955年起开始出版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应当同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这一版本应该“原文收录所有为我们所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笔记、摘录、书信等等”，它应当“为所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译本奠定基础”。[12]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提议出版MEGA2之前，斯捷帕诺娃和塞涅基娜首先探询了东德同仁对此想法的态度，结果得到了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热烈回应。不仅阿尔诺德在为之努力争取，研究院副院长艾尼柯也多次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尔特·哈格（Kurt Hager）讨论，支持苏联提出的编辑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建议。1956年5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作出决议，“政治局同意马列主义研究院协助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版本的工作。”[13]由此，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出版MEGA2的问题上得到了党中央的明确支持。
此后，东德学者多次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学者就MEGA2事宜进行研讨商议，力图全力推动这一项目的开展实施。然而，由于缺乏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明确、有力的支持，这样一个理论构想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20世纪60年代初，一度停滞的MEGA2计划又出现了复苏之势。这一次，东德方面再次成为积极倡导MEGA2的主要阵地。在1961年11月18日于柏林举行的一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议上，艾尼柯指出，研究院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长期计划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首先为编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其次为之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全集创造科学前提。1962年3月，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决议，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在完成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著作卷和书信卷后，着手进行出版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准备工作。[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1963年12月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正式通过了准备出版MEGA2的决议。这一决议指出，第一，全权委托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取得联系，在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与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国际合作下，或许也在其他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研究院的参与下，阐明出版MEGA的建议。委托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就此举行初步的谈判与协商。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志进行的初步的协商和谈判所适用的准则是，MEGA应该包括所有能够得到的原稿本或原文形式的著作、著作的异文、准备材料、草稿、摘要、摘录、笔记、片断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信，包括所有由他们做的修改、评论和删除。第二，由于对MEGA工作来说，有必要在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建立一个广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因此，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以供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照相复制或制作缩微胶卷。第三，委托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得到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原则上的同意之后，制定关于MEGA方案的初稿，并同莫斯科的同志就初稿进行讨论。讨论之后，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或政治局提交关于出版MEGA的草案。[15]
可以说，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是对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进行MEGA2工作的再次正式确认，它对后来研究院着手进行MEGA2的准备工作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党的总书记乌布里希也再次表现出对MEGA2的大力支持。1964年1月18日，乌布里希致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请求他允许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并且提供其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遗产供东德方面拷贝复制[16]。这一次，乌布里希得到了苏联政府明确且积极的回复。在1964年7月3日的回信中，赫鲁晓夫写道：“为了帮助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进行前面提到的出版工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以照相复制件或缩微胶卷的形式提供在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未出版的文献，任命其代表进行共同的编辑活动，并在同等的基础上任命工作人员进行每一卷要完成的准备工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制订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组织工作的建议，然后由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对之进行审核。”[17]
由此，经过长达十年的等待，苏共中央委员会终于对MEGA2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从此，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行们共同展开了MEGA2的出版准备事宜。
1965年10月14-16日，由苏德双方学者组成的MEGA2编辑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编委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MEGA2必须包括一个关于摘录、笔记和批注的第Ⅳ部分”。根据苏联中央档案馆给出的有关马克思摘录和笔记本的信息，编委们认为，仅这一部分就需要30-40卷。因此，整部MEGA将约为100卷。会议决定，由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恩部负责制定MEGA2的全景规划，即各个部分的划分以及各个卷次的具体内容，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负责制定具体的编辑准则。1967年2月，第二次编委会议在柏林召开。苏方马恩部提交了关于MEGA2全景规划的原则，即至少力保MEGA2前两部分的完整性。德方则提交了一般的编辑准则的初稿，它以历史考证的原则提出：按照以前的稿本来展现文本，全面展现出自所有经授权的稿本、手稿以及印刷稿的异文，按照原稿进行文本修订等。1967年6月24-27日，第三次编委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东德起草的、并按照苏方建议修改的MEGA编辑准则，它成为后来MEGA2具体编辑活动的原初指导。另外，大会批准了苏方提出的关于MEGA2第Ⅰ、Ⅱ部分的规划，即这两部分的划分及各卷次的具体内容。按照这一规划，第Ⅰ部分将有31卷，第Ⅱ部分将有8卷21册。由此，第Ⅰ、Ⅱ部分的完整性得到了保证。在1968年12月4-10日于柏林召开的第四次编委会议上，双方编委确定了第Ⅲ部分的卷次规划，同时也确定了详细的编辑准则。大会规定，东德方面负责MEGA2第Ⅰ部分，苏联方面负责第Ⅲ部分，第Ⅱ、Ⅳ部分由双方共同承担。另外，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同柏林的狄茨出版社签订协议，委托该出版社负责MEGA2的出版及发行工作[18]。此后，经过多次协商与研究，MEGA2逐渐确定为包括133卷、将耗时数十年的宏大的编辑出版工程。
除了构想MEGA2的全景规划以及编辑准则，MEGA2编辑委员会还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即争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支持。众所周知，尽管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拥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但它仅占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1/3，另外2/3则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因此，要想出版全面、完整的MEGA2卷册，必须掌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资料。于是，在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之后，1969年11月，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达成协议：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为MEGA2的编辑出版提供它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允许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使用它们拥有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以及所有关于19世纪工人运动史的资料；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可以基于自己的愿望考察1900-1917年的资料。[19]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苏联和东德的两所马列主义研究院签订了这样的框架合作协议，但它本身仅仅是资料的提供者，并不参与具体的编辑出版活动，更不对MEGA2各卷次负责。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在不断地解决MEGA2准备工作中遇到的诸如全景规划、编辑准则、资料源泉乃至合作分工[20]等问题的同时，MEGA2编辑委员会也开始了试编卷的具体编辑工作。1972年7月，MEGA2试编卷正式出版[21]。它包括一篇阐述MEGA2的任务和编辑原则的导言，一篇关于详细的编辑准则的草稿，出自四个组成部分（Abteilung）以及不同时期的14个试编片断，包括与之相关的资料部分。试编卷在出版之后就被寄给了苏联、东德、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以征求各方意见。到1972年年底，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20份的意见书，其中既对MEGA2表示了总体的肯定，又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2]。以各国研究机构以及学者的建议为基础，在1973年6月于柏林召开的第五次编辑会议上，两所马列主义研究院最终确定了具体的编辑准则，并着手展开MEGA2正式卷册的编辑出版事宜。
1975年秋，由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担任总负责人的MEGA2第Ⅰ部分第1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前言”的开头，我们看到了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对MEGA2的基本定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各项决议基础上出版的。它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开展的一项工作。MEGA以原文形式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他们的著作和文章，草稿和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文件，他们的书信以及他们的摘录、摘要、笔记本和在书中所作的批注。这样一个版本符合现时代科学与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越来越令人信服地显现了出来。”[23]可以说，随着MEGA2第Ⅰ部分第1卷的正式出版，MEGA2终于历史性地诞生了。
MEGA2第Ⅰ部分第1卷文本卷扉页
三、MEGA2在1990年后的继续
在1975年秋MEGA2第Ⅰ部分第1卷出版的同时，第Ⅲ部分第1卷也问世了。1976年，第Ⅱ部分和第Ⅳ部分的第1卷也正式出版。由此，MEGA2各部分各卷次进入规范有序的编辑出版活动中。
按照MEGA2编辑委员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总体规划，在MEGA2的四个部分中，著作部分将有32卷（33册），《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将有16卷（24册），通信部分将有45卷，新增的摘录、笔记部分将有40卷。如果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书籍中所作的预计达30卷的批注部分，MEGA2的总规模将达到163卷（172册）。起初，编辑人员是按照拟定的卷次顺序开展编辑工作的。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他们开始打破卷次顺序，按照主题与时间段进行不同卷次的编辑，甚至同时负责不同部分的相同主题或时间段的编辑工作。经过15年的努力，截至1990年，MEGA2共出版了43卷册。
然而，MEGA2的编辑出版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1989年东德国内局势的日渐动荡，统一社会党及其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与政治联系密切的MEGA2也陷入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境地。它会不会也像MEGA1一样夭折？面对MEGA2险恶难测的前景，苏联和东德学者展开了一场拯救MEGA2的行动。
1989年1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到了来自东德的最早的求援信号。之后不久，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正式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以及联邦德国埃尔伯特基金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发出请求，希望能够想办法继续保持并推进MEGA2的编辑出版活动，防止它由于国际形势的动荡而被迫中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立即予以积极回应。1990年1月，第一轮谈判在阿姆斯特丹正式举行。
特里尔马克思故居
经过一系列的协商、谈判，东德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接受了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提出的两个原则条件：第一，MEGA2应该作为纯粹学术性的版本得到推进。第二，MEGA2应该在更广大的国际框架下继续进行[24]。1990年5月22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柏林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共同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以下简称“国际马恩基金会”），共同推进MEGA2的编辑出版事业。1990年10月2日，时任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长的费舍（Eric J. Fischer）在阿姆斯特丹公证员法博（E. O. Faber）面前签署文件，国际马恩基金会正式成立。相应地，MEGA2各卷的出版权也转到了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名下。
在成立之初，国际马恩基金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自身的组织结构。1990年11月2日，国际马恩基金会理事会成立，其成员分别来自四个组成机构，他们是：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费舍（主席）、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米哈依尔·P·米切德洛夫（Michail P. Mčedlov，副主席）、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的汉斯·佩尔格（Hans Pelger，秘书）和柏林科学院的瓦尔特·施密特（Walter Schmidt，司库）。理事会委托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领导设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国际马恩基金会秘书处，厄苏拉·巴尔泽（Ursula Balzer）担任罗扬的助手。与此同时，国际马恩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组建编辑委员会的核心小组，它所包括的四名成员分别来自四个组成机构，即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格奥尔吉·巴加图利亚（Georgij Bagaturija）、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的雅克·格朗荣（Jacques Grandjonc）、柏林科学院的马丁·洪特（Martin Hundt）以及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尤根·罗扬。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小组成员是编辑委员会的主要代表，但并非全部。后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到了1992年，它又增加了8位成员，其中包括中国学者韦建桦。
在1991年3月于特里尔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之后，国际马恩基金会又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它不仅包括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学者，还包括与MEGA相关的各学科领域的杰出人士，如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汉斯-彼得·哈施蒂克（Hans-Peter Harstick）、艾里克·J·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尼古拉·I·拉宾（Nikolaj I. Lapin）、狄奥多·I·奥伊则尔曼（Teodor I. Ojzerman）、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等。另外，我国中央编译局已故学者周亮勋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1991年10月5日，科学咨询委员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次会议，汉斯-彼得·哈施蒂克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
由此，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建设，国际马恩基金会拥有了自己的理事会、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25]。它终于可以依托这些机构来开展实际工作了。根据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包括它的章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的主要使命是推进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有文献遗产之历史考证版本的MEGA2的继续。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国际马恩基金会虽然在名义上称为“基金会”，但它实际上并不拥有任何财力。因为按照荷兰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成立基金会，只要他去公证，并遵守荷兰的法律法规。因此，尽管国际马恩基金会致力于推进MEGA2的继续，但它并不是以财团的形式直接对这一项目提供财力支持与保障，毋宁说，它是作为一个国际联系网络，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来争取各国政府以及学术促进机构对MEGA2予以支持与援助。
如果说，在1989年年底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还依然存在并能主动寻求荷兰和西德方面的帮助，那么在1990-1991年，苏联和东德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都遭到解体的命运，东德各高校的MEGA编辑小组成员也面临着解雇、失业的威胁。具体说来，1990年初，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更名为工人运动史研究院，它的马克思恩格斯部本来要被柏林科学院的MEGA工作室取代，但是这个工作室并没有成立。于是，马恩部的一部分成员建立了独立的“柏林MEGA基金会”。基金会在成立时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党（即原来的统一社会党）捐赠的2750万马克。然而在两德统一后的1991年2月，这笔赠款被冻结。1991年年底，更名为“柏林MEGA促进会”的柏林MEGA基金会被迫关闭它的MEGA工作室。与此同时，东德各高校的MEGA工作小组也遭到清理，科学工作人员将在1991年6月底或9月底乃至晚些时候被解聘[26]。就苏联方面来说，1991年8月，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它实际上分成了三个机构：原来的研究院改建为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研究所；从前的中央党务档案馆改组成为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受俄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处领导；图书馆则成为受俄联邦文化部领导的独立机构。
苏联和东德的一系列糟糕的情况表明，MEGA2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它很可能会重蹈MEGA1的覆辙，彻底夭折。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丹麦、俄国、日本、美国等多国的学者、科学家挺身而出，为MEGA2的存在与继续奔走呼号。1991年12月，1521名日本学者在题为“我们主张继续进行MEGA工作”的呼吁书上签名，声援MEGA2编辑出版工程。它成为这场规模空前的国际呼吁浪潮中的最强音。
在得到国际声援的同时，国际马恩基金会也紧锣密鼓地与德国政府沟通，谋求MEGA2的出路。1992年2月，在对MEGA2已出版卷次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德国科学院会议同国际马恩基金会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德国科学院会议负责完成已经处于编辑后期的MEGA2卷次，汉斯-彼得·哈施蒂克担任项目领导人。这一协议的期限为两年，之后将由新成立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来承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一学术规划。由此，MEGA2的编辑出版活动在德国出现了根本转机。与此同时，1992年初，普罗旺斯的德意志文明研究小组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联合组成了德法MEGA工作组，领导人是雅克·格朗荣与汉斯·佩尔格。另外，莫斯科的形势也有了好转：一小部分MEGA工作组成员在爱莲娜·阿扎诺娃（Elena Aržanova）的领导下留在了原来的研究院，即俄罗斯独立研究所；另外一大部分成员则在巴加图利亚的领导下转到了曾经的中央党务档案馆，即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27]。于是，这两个机构的20名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国际马恩基金会的支持下继续进行MEGA2的编辑工作了。由此，在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努力下，在世界各国学者的鼎力支持下，MEGA2终于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震荡，继续扬帆前进。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
在确保各个MEGA工作小组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之后，国际马恩基金会便着手制定MEGA2新的出版方案和编辑准则。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方面，在苏东剧变之后的新形势下，MEGA2已经不再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由党的研究机构全面负责的项目，而是由独立的科学机构国际马恩基金会领导的学术项目，因此，去除MEGA2的政治色彩是国际马恩基金会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且，这一点也是在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之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同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达成协议的前提之一。其次，由于MEGA2不再是党的项目，不再有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因此它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困境。另外，从已经出版的卷次来看，尽管其质量与水平都很高，但是编辑时间却太长，平均每卷需要花费5名编辑人员5年的工作时间[28]。在这种情况下，MEGA2必须缩减出版规模，加快编辑速度，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保持甚至提高其学术水准。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1992年3月23-28日，MEGA2编辑准则修订会议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举行，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际马恩基金会各机构成员、MEGA2各部分的编者，还有从事其他经典作家如歌德、黑格尔全集编纂工作的资深编者，共计28人。在几天的热烈讨论中，与会学者对MEGA2的去意识形态性达成一致意见，并就其编排、缩减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29]。之后，经过一系列修改，1993年，《MEGA编辑准则》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收录了新修订的编辑准则，而且还收录了1976年MEGA2的编辑准则及1982-1984年所作的25个增补[30]。1995年，经过多次讨论与意见征集，国际马恩基金会就MEGA2各部分的规模及各卷次的具体内容制定了最终的出版方案：第Ⅰ部分由32卷（33册）减少为32卷（原来计划分两册出版的第21卷用一卷出版）；第Ⅱ部分由16卷（24册）缩减为15卷（23册）；第Ⅲ部分由45卷缩减为35卷；第Ⅳ部分由40卷缩减为31卷；另外，第Ⅳ部分还增加了第32卷，它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批注的。新的出版方案用这一卷取代了曾经预计达30卷的批注部分。由此，MEGA2由原计划的163卷（172册）缩减为114卷（122册）[31]。
《MEGA编辑准则》
从1991年至今，除了原来的柏林和莫斯科的编辑小组之外，MEGA2又增加了十余个编辑小组，其中包括德意小组（由马堡和威尼斯学者组成）、丹俄小组（由哥本哈根和莫斯科学者组成）、德荷小组（由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学者组成）、法国小组（由巴黎学者组成）、俄法小组（由莫斯科和图卢兹学者组成）、日本北海道小组、日本仙台小组、日本东京小组、西日本小组、美俄荷小组（由纽约、莫斯科、阿姆斯特丹学者组成）、不来梅小组等。这些小组采取独立或相互组合的形式从事着MEGA2剩余卷次的编辑活动。当然，在所有这些小组中，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小组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从1991年到2012年底，MEGA2共出版了24卷册。其中，第Ⅰ部分出版了6卷，分别是Ⅰ/14、Ⅰ/20、Ⅰ/21、Ⅰ/30、Ⅰ/31、Ⅰ/32；第Ⅱ部分出版了8卷册，分别是Ⅱ/4.2、Ⅱ/4.3、Ⅱ/10、Ⅱ/11、Ⅱ/12、Ⅱ/13、Ⅱ/14、Ⅱ/15；第Ⅲ部分出版了4卷，分别是Ⅲ/9、Ⅲ/10、Ⅲ/11、Ⅲ/13；第Ⅳ部分出版了6卷，分别是Ⅳ/3、Ⅳ/9、Ⅳ/12、Ⅳ/26、Ⅳ/31、Ⅳ/32。在未来的日子里，MEGA2仍有55卷等待出版。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MEGA工作小组仍然任重而道远。
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作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种学术的、科学的版本形式，经历了非常艰难坎坷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不可否认，苏俄、东德学者的远见卓识与坚韧执着，包括世界各国学者的合力推动是这一伟大版本形式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是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精神的巨大力量赋予这一版本以强劲的生命力，使它历经政治形势、国际形势的种种考验而屹立不倒。而今，MEGA2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理论精髓的根本文献基础。我国学人也应加大对MEGA2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从而努力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大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MEGA2）
注释：
[1] 他们包括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
[2]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g. 28, 1983, S. 127.
[3]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4]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09页。
[5]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Jg. 15, 1930, S. 420-421.
[6]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Jg. 11, 1925, S. 384-400.
[7]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Jg. 11, 1925, S. 398-399.
[8] Franz Borkenau, “Literaturbericht”,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Jg. 14, 1929, S. 485-486.
[9] D. Rjasanoff,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1.1, Frankfurt a. M.: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 b. H., 1927, S. XXV-XXVI.
[10]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4.
[11]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3.
[12]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5.
[13]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7.
[14]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n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2 (1961-1965) ”,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42-43.
[15]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n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2 (1961-1965) ”,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57.
[16]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Studien, 1994/1, S. 65-66.
[17]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n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2 (1961-1965) ”,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58.
[18]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Studien, 1994/1, S. 67-75.
[19]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Studien, 1994/1, S. 73.
[20] 就东德方面来说，马列主义研究院同东德科学院、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爱尔福特/米尔豪森高等教育学院等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进行MEGA2的编辑出版活动。由此，MEGA2编辑队伍的专业水平大大加强。
[2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ätze und Probestüc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22]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Studien, 1994/1, S. 87-88.
[23]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 19*.
[24] 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Studien, 1994/1, S. 12-13；周亮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25] 有关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过程以及下设各机构成员的资料，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Studien, 1994/1, S. 13-14；周亮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韦建桦：《“我们要肩负起出版MEGA的历史重任！”——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1年第6辑。
[26] Jürgen Rojahn,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and der Arbeit und geplante Fortführung”,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Jg. 27, 1991, S. 476-477.
[27]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Studien, 1994/1, S. 18-19.
[28]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Studien, 1994/1, S. 20.
[29] 我国学者周亮勋作为国际马恩基金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92年的MEGA2编辑准则修订会议，并撰写了《MEGA：前景见好，困难不少——“MEGA编辑准则修订会议”记实》（《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第9辑）一文，有关此次会议的内容可参见此文。另外也可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Studien, 1994/1, S. 22-24.
[30]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23-233.
[31] 关于四个部分的规模及各卷次内容的新方案，参见Jacques Grandjonc und Jürgen Rojahn, “Der revidierter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Studien, 1995/2, S. 62-89。周亮勋根据这篇文章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修改后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
参考文献：
[1]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Berlin Verlag, 1972.
[2]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3]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Berlin-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0.
[4]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David Rjasanow-Marx-Engels-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5] Manfred Neuhaus und Gerald Hubmann, „Das MEGA-Unternehmen“,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 Jg. 14, 2003.
[6] Gerald Hubmann, „Von der Politik zur Philologie: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Edition-Wandel und Wirkung,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7.
本文作者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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