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赛勒斯·比纳：另一个世界可能且必要
“世界聚焦”系列之二，阅读请点击如下链接。“世界聚焦”系列之一的链接在文末。共12篇。
主编：姜辉 副主编：辛向阳、龚云 编辑：李瑞琴、于海青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付梓。
【原标题】新冠的生物经济危机与新冠后的世界
为了想象一个超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危机的世界，有必要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世界基本特征，以及这次生物和经济双重危机的触发背景和时间点。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第一次濒临崩溃的边缘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但2020年的疫情是资本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涵盖整个地球的危机中，步调一致地达到了生物、生态、经济、地理和国际关系的外部极限。正如马克思阐释的那样：“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在它所需要的所有生产力被充分摧毁之前被摧毁，新的优越的生产关系永远不会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框架内成熟之前取代旧的生产关系。”[1]
这场危机又证明了围绕着全球化概念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全球化是一种源于资本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不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所展示的某些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无法还原为具体而复杂的范畴，如国家政策或行政战略。除了明显的时间线外，新自由主义既不是一个适合于时代化的有效类别，也不是一个适合于识别我们时代的选项。全球化不等于新自由主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会消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受到冲击和震荡，但目前看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继续存在。
虽然新冠肺炎的流行是由一种微小病原体引起的，但它本身并不是造成目前迅速席卷全球各地的危机的原因。事实上，新冠肺炎传染速度之快，以及它压倒性地影响了全世界普遍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功能结构，应该是这场危机排他性的切入点。但是，如果把关注的焦点直接转移到全球化上，那“排他性”一词就是一个误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等一系列传统左翼人士都将全球化等同或类似于“新自由主义”。新冠肺炎的流行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征服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这种“征服”要求一种马克思所预想的潜在的全球环境以及资本的社会关系在世界生产地理上的广泛传播。
这种“征服”还反映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全球化，并在第一时间实现了生物和经济上的潜在霸权，揭开了全球化时代的序幕。新冠肺炎疫情体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全球化是一个时代，它不允许两套验证或价值理论的存在，一套是“富国”的理论，另一套是“穷国”的理论，由垄断资本学派背书，并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理论。马克思著名的价值论概念，特别是他的不平衡发展和综合竞争理论会反驳这些理论的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一个死亡的幽灵，而是预示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但同时又象征着全球地理上的跨国化和全球化。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虽然迫使我们戴上口罩、蒙了面，但揭露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传统左派所采用的循环性方法：当政府政策和战略与资本的先天结构虚假一致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三方循环中获得了有机统一。换句话说，这种被称为全球化的当代结构性/时代性的表现是更深层次的现象和范畴，远非新自由主义外在的附带现象。尽管赋予新自由主义的多种标志与全球化是一致的，但如果除去这些标志与全球化的时代同一性，那么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标志能够独立存在。的确，三种资本的跨国化支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的全球循环。这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提供了背景，与之前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了矛盾，凯恩斯主义政策也运用了一系列的配置政策，如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1945～1979年），“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等政策。
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全球化的时代先于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首先就似是而非，更不用说实施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喜忧参半的好事，其中包括压制了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费恩和萨德·费尔洛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以及他们试图将其发展为一个理论（时代）的范畴用以解释当代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努力。
领会当今时代的理论基点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试图阐明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问题，形成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和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以及在危机中的能与无能。《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做的笔记汇编，根据这些笔记的重要性和理论含义，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修正和使用，其中之一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以其所有批判的形式在地理上的展现。在《资本论》第1卷中，为了理解蕴含在资本概念中的被盲目迷恋的和不可感知的价值形式，以及超越民族国家地理边界的“资本的生产方式的胜利”，马克思用可感知的表象开始论述他的理论。换句话说，资本不是一种普遍的价值，除非它从潜在的变成现实的，从而普遍地传播其生产方式。因此，这种普遍性为跨越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地理范围的价值规律，以及精确识别当今的全球化提供了准确的背景。
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胜利”及其对生态系统的累积影响，另一方面是它对众多已经灭绝或目前濒临灭绝的物种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来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但在其所遇到的众多障碍中，上述生态体系和生命支持/物种保护两个障碍在近几十年明显被入侵和压垮。这种过度扩张和征服的冲击毫不奇怪地与全球化同时发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跨国生产、跨国金融和跨国商品交换中，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地理被社会资本错综复杂的循环所淹没，其进一步的表现是，由于冲动的城市化、森林的大肆砍伐、为短期利益而进行的盲目征服，众多已知及未知的物种和病原体灾难性地扩展到自然栖息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2]
虽然目前新冠肺炎病例仍在激增，其第二次和第三次卷土重来仍在眼前，但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预料到这种大流行病，因而没有准备好保持足够的医疗设备及人员和各种技术资源来处理这种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如果这些先进国家能预料到这一切，它们就能处理好疫情所带来的后果。同样的问题或隐或显地也得到了激进左翼人士的回应，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严酷经济政策上。虽然这些新自由主义战略确实是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催化剂，但“新自由主义”的外表（类似于前面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在资本的时代化即全球化中掩盖了其根基。正如马克思在大约160年前所说的那样：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果这样，就完全看不到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特有性质。[3]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始于一种微小病毒传染的流行病，现在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出现了超过几百万的病例和几十万人死亡。新冠肺炎大流行揭开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经济、生态、地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第一，新冠肺炎大流行表明，我们之间的距离比想象的要近得多，所有人都是脆弱的。第二，新冠肺炎大流行证明了“国家经济”概念已成为过去式，尽管全球的供应链和运输网络几乎全部中断，但病毒不需要护照就能跨越国界。第三，新冠肺炎大流行凸显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深刻鸿沟，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和阶级分化削弱了资本主义。第四，新冠肺炎大流行证实了资本主义市场完全掩盖了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深层关系和必需工人的重要性[4]。第五，新冠肺炎大流行揭示了无论新旧自由主义都是由一套无耻掠夺的政策组成的，今天的撒切尔派/里根派思想家或奥地利市场贩子都应该在他们嘴上贴上封条。第六，新冠肺炎大流行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时代为新冠肺炎迅速和致命地传播提供了背景和典型的证明。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也暴露了美国昔日强权的本质，表明国际关系已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僵化，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并不能达成国际关系的和解，全球化越来越不兼容于美国国家和外交政策的具体形式。
在防治新冠肺炎这个舞台上，美国作为世界的前霸主和目前的霸主争夺者，展示了自己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生动揭示了一个后美国的全球经济体，以及一个足够灵活的多极政体，能够在遥远的未来进行集体治理。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里，阶级的两极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关系的紧张，很可能会在国界内和全球各国之间进一步加深。新冠肺炎疫情还提醒我们，美国治下的和平已成为历史，美国的真实形象是：战后国际机构的瓦解和腐朽，国内社会严重的分裂和不平等，中心地位在最近几十年早已消失，自内战以来在阶级和种族关系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新冠肺炎大流行结合警察的长期暴行是今天美国分裂的症状和外在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抗拒新兴的全球化时代及其势力在全球的衰退。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阶级分化，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大约5000万失业者，数百万人濒临被驱逐出他们的住所。在全国范围内，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不过是在意识形态上清晰地表达了失序的内部衰败和普遍的社会崩溃。这种内部混乱，体现了几十年前随着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崩溃而产生的美国外部潜伏的混乱。外部和内部的衰败是肉眼可见的，因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就是这两者的表征。
新冠肺炎疫情全面中断了整个全球供应链及其相互关联的全球生产序列。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影响直指全球供应链和运输渠道的生产核心和动脉，从而有效地阻断了目前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绝大多数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市场，然后沿着资本的商品和产业循环渗透到生产的核心，而这次则是生产最先受到正面冲击，然后才向相互交织的商品资本和金融资本循环发出信号，因而是一种新常态。金融市场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了这场巨大的灾难：全世界交通网络的大幅萎缩推动了能源市场的暴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负值[5]，全球石油市场也相应出现巨大的跌幅。一方面是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普遍不确定性，将企业的生命悬于一线。与油价紧密相关的事件迅速传导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并引发了股票进一步的暴跌。尽管这次危机与以往的危机有本质区别，但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通过冲击生产的核心以及破坏全球供应链和分销中心，同时使全球商业运输系统陷入瘫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与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传播速度一样快，从危机发生到“交易日”的下降速度看，1929年有35天，1987年有38天，但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只有16天。[6]
这些仅是这一流行病暴发对一个脆弱系统所带来的影响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已经充满了严重的不稳定、深刻的阶级分化和全面而惊人的不平等。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是一个集体努力修复伤口和清理沉疴的机会。
【作者简介】赛勒斯·比纳（Cyrus Bina）是明尼苏达大学(莫里斯校区)经济学研究教授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经济学家组织的研究员。他曾于2002-2003年和2008-2009学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中心做访问学者。他是石油全球化与能源一体化、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美国治下的和平衰落的先锋理论家，也是现代伊朗与当代中东地区的专家。比纳著有《石油危机的经济学》（1985）、《石油：时间机器》第二版（2012年）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前言：石油、战争和全球政体》（2013年）；合著《现代资本主义与伊朗伊斯兰意识形态》（1991年）、《超越生存：二十世纪晚期的工资劳动》（1996年）、《竞争的替代理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2013年）。他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散文、章节、政策文件和百科全书条目。比纳是《商业与社会批判研究期刊》的编辑。他还是YouTube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石油的世纪”的作者。
译者：靳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Marx, K. 1970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P. 21.
[2]Marx, K. 1991 (1894).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p.358.
[3]Marx, K. 1991 (1894).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P.352.
[4]必需工人（essential workers）指从事社会生活必需工作的人，如食品生产工人、便利店雇员、警察、医护人员等，没有他们的工作，社会生活无法持续。
[5]参见NYMEX. 2020. Crude Oil WTI May '20.https://www.barchart.com/futures/quotes/CLK20。
[6]参见Sergent, J. and V. Bravo. 2020. “6 Charts Offer Lessons from Past Bear Markets,”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com/in-depth/money/2020/03/17/coronavirus-how-stocks-moved-previous-bear-markets/501139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