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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聚焦 | 埃贡·克伦茨：全世界正在聚焦中国
【意】马林乔：这个国家竟然在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美】维克多·沃里斯：亟需更加开放地考虑激进的替代方案
编者按:在当前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何评价中国抗疫斗争的表现？资本主义在疫情中暴露出哪些体制性局限？社会主义制度在战“疫”中展现了哪些独特优势？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抗疫合作？这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联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采访了20余位国外左翼政治家和学者，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反映该讨论的成果《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姜辉主编）一书，即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五期和第六期将连续刊发其中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主编：姜辉，副主编：辛向阳、龚云，编辑：李瑞琴、于海青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付梓。
【原标题】西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责难毫无道理【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西方国家围绕病毒起源、感染人数和中国提供的国际援助等问题对中国发起责难。西方国家责难中国主要出于自己的政治意图，如掩盖自身在应对疫情危机初始阶段的不力、担心其他国家会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等。但是，“病毒起源于中国”等谬论已被驳斥，因疫情对中国的责难毫无道理，也没有法律依据。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应对疫情，充分履行了责任和义务，中国也带动了全球对疫情的应对。全球化正遭受疫情的侵害，也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形式和机制，但不会消亡，因为全球化趋势的内在驱动力没有发生改变。
【关键词】西方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 责难我们正在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单单是一场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公共卫生危机。一些西方国家应对策略的偏离，有损害国际秩序和全球化基础的危险。
一些国家重复批评并极力散播质疑病毒起源、中国的感染人数、中国国际援助的地缘政治意图等声音。通常情况下，此类声音来自受疫情影响程度较深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或支持霸权主义论调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要求开展“独立调查”，甚至要求“赔偿”，加速所谓的逆全球化，坚信这能遏制中国不可阻挡的上升势头。美国很多报道表明，保守主义研究机构、极右翼组织（如自由观察）或共和党公众人物（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等提出了取消美国对华债务（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等荒唐建议。在英国，新保守主义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冠状病毒赔偿？评估中国的潜在罪责和法律应对途径》的报告，分析其他国家如何起诉中国。在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上述指控和索赔的依据是，中国“没有公开武汉疫情爆发的相关信息，违反了国际法”。疫情的时序表明中国尽一切努力应对疫情，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配合，这是毋庸置疑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卡特在彭博社发表题为《不，中国不能因冠状病毒受到起诉》的专栏文章，排除了任何诉讼的可能性，中国受到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保护。如“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市的一个生物实验室”等荒谬论调已被各种研究所驳斥。例如，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博士在《SARS-CoV-2的近端起源》一文中指出，“比较已知冠状病毒毒株的基因组序列数据，可以确定SARS-CoV-2源自自然过程”。在探寻新冠病毒的起源时，各类科学家和专家并没有否认病毒起源于中国之外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是首个对病毒进行诊断的国家。据说，数月前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被诊断为非典型病毒症的病例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变体。在等待科学结论的同时，集中精力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最大效率的抗疫才是理性和负责任的。事实上，科学家和卫生健康专家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当面临一种新疾病，有时我们会故作不知或忽略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识别和破译一种新病毒的特征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声明的那样，中国不仅提醒了其他国家的政府，而且毫无保留地分享了所有数据。毫无疑问，在没有人能免于犯错误的情况下，截至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如果说中国总体做得不错但有些方面做得不够完善的话，西方国家总体表现糟糕。指控中国“故意不作为”的依据据称是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其一，《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与章程的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所有问题或争议，如果未能通过协商或经世界卫生大会解决，应提交国际法院。诉讼方可以自由选择解决争端的方式，而不必非得通过国际法院裁决。《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缺乏关于公共卫生法规的实质性义务和要求。因此，如果一国想针对中国发起诉讼，如何能提起诉讼是一大挑战。为了能提起诉讼，一国必须指出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作为与解释和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相关的问题或争议。其二，在此次疫情过程中，据称，中国有意和故意不履行与世界卫生组织快速分享信息的义务。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这违反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的国际义务。他们甚至补充说，中国因为持续不履行义务而违反草案第十四条。正如我们所见，所有这些责难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国际卫生条例》第五条规定各国有责任发展、加强和维护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帮助发展、监测、报告和预警全球卫生危机事件。第六条则涉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求各国必须在确认事件性质后的24小时内，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协调中心以最有效的方式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其领土范围内发生的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所有事件和信息。中国是这样做的。针对那些所谓的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同时也间接地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的论调，还可以争辩说，就性质而言，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只是程序性规范，不是实质性规范。这两条仅涉及世界卫生大会做出的决定和《国际卫生条例》生效程序的权力，并未对成员国强加实质性义务。国际司法裁决基于同意，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是中国难以接受的。不应忘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国家利益受到危胁时，中国可以使用否决权，中国有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为执行国际法院的假想判决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诉诸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这种方式尚为公开，但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太有力的替代方案，因为援引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不要求冲突各方的同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专门机构经联合国大会授权，可要求国际法院就其活动范围内产生的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建议。问题在于，国际法院的咨询建议缺乏约束力，将决定的执行权留给争端国和联合国大会。
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责难与即将到来的11月份大选密切相关，特朗普在大选中谋求连任，将中国作为替罪羊是掩盖治理此次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的无能的简便方案。共和党显然要重新制定其竞选纲领，将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主张和抨击纳入其中。为转移注意力，什么都值得。显然，那些因疫情加大力度批评中国的国家非常清楚，准许任何索赔程序的法律可能性非常小。在这场争端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其政治意图，即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身应对这次流行病危机的严重不足和无能，尽管中国实施的严格管控措施为他们争取了数周时间。那些支持索赔提议的人，自然不希望知道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应负的责任，也不希望知道美国应该为其在伊拉克（顺便说一下，用那些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骗局）及其他许多地方造成的巨大损失支付赔偿。中国在地方层面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应对疫情，充分履行了责任和义务。此外，中国也带动了全球对疫情的应对。中国的物资和捐赠物运达世界各地，中国的医生和专家也是如此。美国的疫苗曾被寄予厚望，但如今有更多竞争对手可能会超过它。中国几乎独自承担了全球责任，尽管现在有些人对此感到惊讶（甚至生气）并开展别有用心的行动。面对特朗普政府宣布中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批评华盛顿未在适当时机采取认真态度、日本的自负和欧洲的杂乱，中国填补了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空缺，这是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些情况使中国得以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定位。许多人担心所有这些会使中国成为替代西方文明的典范。此次疫情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工业、技术等方面的薄弱环节。正如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说过的，“我们终将面对自己的缺点，不要责怪他人”。在某种程度上，病毒具有启示作用。就应对新冠病毒而言，亚洲领先，欧洲落后。
呼吁逆全球化是一种间接“惩罚”中国的方式，将供应链迁回国内基于同样的逻辑。他们相信与中国脱钩将获得一些好处，但代价高昂。全球化无疑正遭受疫情的侵害，也有可能改变其机制，但不意味着被宣判死刑。相反，它很可能是突出中国领导的一种新型全球化，将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抛之身后。全球化即将消亡的第一个理由是，全球化体系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在此次疫情前，全球化就已受到欧洲、美国、拉美和其他地区经济不满情绪推动的不断增长的民粹主义浪潮的挑战。另外，此次疫情发生在洲际战略竞争和贸易战加剧的时期，这侵蚀了支撑全球化的信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是最后一击。全球化始终有让人不满之处，并因此经历过多次严重危机，但都成功渡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近期的反恐战争，全球化趋势依然持续。全球化也在经历1918年的流感（被误称为“西班牙大流感”）、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2009年和2010年的H1N1以及最近的埃博拉等流行病后继续发展。近期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是一个新现象。数十年来，全球化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但却依然存在。历时三年半、经由两任首相才实现的过程曲折的英国脱欧是全球化遭遇的挫折，既展现了全球化体系的稳固性，也显露了其脆弱性。全球化即将消亡的第二个理由更加直接，即新冠病毒将导致全球化倒退。这种观点指责全球化是疫情扩散的罪魁祸首，至少部分国家如此认为。病毒开始在中国发现并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在全球传播，是因为国际旅行的便利，更深层次原因是由全球化所致。实际上，阻断交通和割裂全球连接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策略基础。病毒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流行病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开启前就已存在，并且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可以想象，就像近20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对机场进行安全检查一样，新冠病毒危机将使各国重新考虑入境口岸的卫生控制。当然，采取的相应措施要眼光长远。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出于卫生原因对进入埃利斯岛的移民进行了检查。面对当前的疫情，途径亚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游客在进入一些国家之前要测量体温。这些并不意味着国际旅行的结束，只是增加了一个检测的环节。全球化即将消亡的第三个理由是国际主义在此次危机初期的惨败。关于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相互指责，扼杀了进行重大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在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内部，医疗援助也发生了变化，每个国家专注于为本国人民服务，一些国家甚至试图限制航班。这些不足是真实的，并且肯定会引起全球化的变化。疫情蔓延后，各国更加积极地管理医疗卫生行业，以确保本国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能够具备生产口罩、呼吸机和处方药等重要物资的能力。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类似的实用措施来监控国防工业基础。因此，如果卫生保健行业发生这样的变化也不会给全球化以致命一击。最重要的是，尽管其形式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全球化会持续下去，因为全球化趋势的内在驱动力没有发生改变。像几千年来的那样，各国需要继续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一些国家将继续需要自然资源，一些国家需要获得廉价劳动力，其他国家有机会获得境外的人才、技能和资本。正如有史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那样，各国和各地区需要交易。在全球化进程的最近几十年中形成的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难以被轻易打破。新冠病毒的爆发不会影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传播信息的电信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随着近来远程办公的增加，全世界通过网络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步伐加速。国际合作将继续，因为必须这样做。如果世界希望战胜一种无国界的疾病，各国必须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相互合作。如果不是如此，病毒可能会在一个地方被击败，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并摧毁一个国家取得的任何胜利。西方在应对此次疫情危机的初始阶段的惨败，增加了针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并表现为营造仇视中国的国际氛围。从法律的角度讲，索赔要求缺乏根据，但这不妨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战略原因所导致的非常规策略的持续存在。疫情已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对抗的工具。就目前的结果而言，世界卫生组织所赞扬的“中国模式”在抗疫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广泛认可。中国建立的应对疫情的经验，经过调整后在许多国家得到应用。策略相对成功的中国比一些西方国家挽救了更多生命。中国认为，一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历史和文化相关，每个国家、每种文化、各自历史各不相同，中国没有也不会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政治制度，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种观点是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以实现发展和为民谋福利。西方一些政府的担忧表明他们拒绝中国政治制度，仍然认为自由主义模式是最好的、普适的，无理由地担心其他国家会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正是这种心态阻止了他们吸收借鉴中国防控疫情的经验教训。世界经济正走向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危机，超级帝国支持者的紧张警告表明，在这场危机中超级大国很可能会丧失其全球地位，它正开启寻找一个“罪魁祸首”的疯狂道路。当前的疫情防控情况表明，东亚对疫情的治理比西方对疫情的疏于防范更有效，这加剧了西方的焦虑。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被视为巨大威胁。但是，如果特朗普通过打击中国来维持美国的超级地位，很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疫情可能会加速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
作者胡里奥·里奥斯，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所所长、“亚洲之家” 顾问委员会成员、高等大学研究所教授。已出版《迅速发展的现代中国》（China Moderna: Una inmersión rápida）、《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China, a próxima superpotencia）等二十多本与国际问题相关的著作。发表文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蒸蒸日上》《“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中西关系进入新时代》等。
译者：靳呈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