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6日，来自21个国家、35个组织的52名代表聚首莫斯科，召开了为期5天的代表大会，宣告统一的世界政党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诞生，从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100年后的今天，统一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相对处于低谷。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在深化，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极端势力在抬头，世界力量格局东升西降，大国博弈甚至公开对抗日益加剧，世界似乎再次处于大革命的前夜。这不仅激发了世界左翼力量的斗志，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下，国外左翼政党、左翼组织、左翼学者抓住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机，举办一系列活动，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其进行纪念。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ICWP）、“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MT）、土耳其革命工人党（DIP）、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CWP）等左翼政党或左翼组织直接以共产国际纪念为题举办国际研讨会，第21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MCWP）也将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作为会议重要议题。此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希腊共产党（KKE）、美国共产党（CPUSA）、美国“工人世界党”（WWP）、土耳其共产党（TKP）、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趋势”（ICT）、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LS）等机构官方网站，以及《雅各宾》（Jacobin）、《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 Appeal）、《全球化》（Globalizations）等欧美左翼刊物，也都围绕共产国际百年发表了一系列左翼学者的纪念文章。这些会议和文章在对共产国际的历史缘起、历史影响、历史遗产进行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重点对当今世界形势进行分析和研判，进而发出重建国际联合的畅想。1
共产国际为什么而建立？
共产国际因何而起，为何而建？这是国外左翼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的第一个关键话题。就此，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析视角：一是从推进世界革命的角度追溯共产国际成立的目的，认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为了应对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重新树立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二是从苏维埃俄国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解读，认为共产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俄国的一党私利，为了协调世界进步力量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采用第一种分析视角的，以德、土、俄三国左翼政党最为典型。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PSG）成员、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书记彼得·施瓦茨（PeterSchwarz）于2019年3月20日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发文指出，第三国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出现左中右的分化；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真正到来，同时也暴露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本质，并因此而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共产国际的成立就是对第二国际破产的回应，其任务就是要在帝国主义时代发挥主观能动性，弥合成熟的革命形势与不成熟的革命领导者之间的鸿沟，重新树立被第二国际抛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使革命形势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意识的引导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共产国际在革命立场和组织方法上都有别于第二国际：第一，共产国际不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会，而是一个追求统一的全球性战略的世界政党；第二，共产国际内不再容许机会主义者的存在，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现实的任务。
土耳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凯末尔·奥库扬（Kemal Okuyan）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举办的主题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百年政治遗产”的国际会议（2019年2月16—17日）上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与其说是为了通过一个世界政党来协调全球革命进程，还不如说是为了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当时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处于已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的影响之下，共产党只是劳动群众中的少数群体。尽管共产国际在此后的斗争中由于战术上的需要，不得不采取一些倒退，但这并不构成我们怀疑其成立初衷的理由，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向社会民主主义宣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为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所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的机会主义占了上风，英、法、德等国的社会党领导层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到帝国主义阵营，第二国际已名存实亡，而唯一忠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思想的则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号召各国社会党中的左翼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并建立新的联合组织。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形成为建立共产国际迈出了关键一步。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创建的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为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也为1919年共产国际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采取第二种分析视角的，主要以美国“工人世界党”第一书记拉里·霍姆斯（Larry Holmes）和美国左翼刊物《雅各宾》特约编辑洛伦·巴尔霍恩（Loren Balhorn）为代表。霍姆斯在2019年2月21日发表于美国“工人世界党”官方网站上的纪念文章中明确强调，在列宁的设想中，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决心“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完全消灭国家的过渡阶段）而斗争”。换言之，共产国际希望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并期望这一战争以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在霍姆斯看来，列宁十分清楚，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政权，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将依赖世界革命的发生。因此，列宁一手缔造的共产国际，其目标不是将国际主义降格为象征性的团结行动，而是协调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斗争，并促使其早日取得胜利。
巴尔霍恩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且更加直白。他在《未能实现的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依据明确的计划而产生的现实。俄国革命环境所造成的机遇使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自1918年起，俄国革命者逐渐意识到，面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俄国独木难支。这促使其将“赌注”押在了为谋求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国际斗争上：期望西方邻国能够取得革命胜利，从而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德国等工业化国家的支持下，得以保存和发展。正是为了这一愿景，列宁才在1919年召集会议，建立国际，将各国新兴的共产党联合为一个集中而有力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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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具有怎样的历史影响？
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中，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是国外左翼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的第二个关键话题。总的来看，主要有两个角度或者说两种看法：一种是从正面强调共产国际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和建设性作用，另一种则是从负面突出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就共产国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和建设性作用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共产国际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成长。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2019年2月26日为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希腊共产党的前身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SEKE）就是在加入共产国际之后并在其指导和帮助之下，才摒弃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改名为希腊共产党的，所以希腊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其成熟程度也与共产国际这一“世界共产党”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之后共产国际路线的不断变化对希腊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共产国际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借此否认各国党和各国群众运动对于本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责任。即使是现在，希腊共产党也仍遵循着国际主义精神，搭建交流平台，提出各种倡议，为各国共产党采取共同战略创造条件，以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极。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书记施瓦茨认为，共产国际作为一所国际战略学院，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解决问题与完成任务。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前期活动，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丰富成果，为革命战略战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指导。各国工人政党正是通过共产国际加强了对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提高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英国左翼报刊《社会主义呼声》主编罗布·休厄尔（Rob Sewell）也认为，共产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议会和学校，为各国共产党讨论、交流并达成一致提供了平台。尤其共产国际的前期活动成就巨大，其前四次代表大会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丰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包括反对极左倾向、建立统一战线等。第二，共产国际支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主要关注共产国际在南方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客座助理教授马特·斯瓦格勒（Matt Swagler）在文章中，回顾了共产国际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共产国际一向呼吁非洲的完全独立，主张将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对其成员的资格条件进行规定：“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这一规定也成为共产国际对泛非激进主义运动进行指导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行动吸引了非洲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注意，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为革命参照系。《雅各宾》特约编辑、意大利历史学家戴维·布罗德（DavidBroder）则发文肯定了共产国际在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认为，尽管拉丁美洲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与俄国相距甚远，但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为拉丁美洲提供了阶级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启示，共产国际更是促进了拉美新成立的共产党与其欧洲伙伴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拉美共产党与当地其他左翼力量的团结。尽管共产国际未能使革命成功扩散至拉美，但是它培育了拉美地区的革命潜力，以致在冷战期间出现了像古巴革命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路标”。第三，共产国际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2019年2月，土耳其革命工人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名为“共产国际百年：从共产国际到未来世界党”的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阿根廷工人党（PO）领袖豪尔赫·阿尔塔米拉（Jorge Altamira）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飞跃，实现了欧洲革命运动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汇合；俄罗斯联合共产党（OKP）中央委员会成员达里娅·米季纳（Darya Mitina）强调，共产国际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成员的庞大组织并为在世界上建立革命网络作出突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共产国际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是“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高峰”。久加诺夫在纪念文章中同样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在他看来，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不仅推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且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正是共产国际开展的工作，才为后来许多国家取得革命胜利进而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奠定了基础。因此，共产国际是当之无愧的“首批伟大胜利的旗帜”。就共产国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破坏性”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过于集中的组织原则和僵化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第一，将俄国的利益置于各成员国革命利益之上，使共产国际成为维护苏俄一国利益的政治工具。英国《社会主义工人报》副主编西蒙·巴斯克特（Simon Basketter）认为，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失去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兴趣并采取行动巩固自身权力，他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造成了共产国际的蜕化。为此，巴斯克特引用美国革命家詹姆斯·坎农（James P.Cannon）的看法：共产党人“从革命团体堕落为苏联一国的边境警察和服务于其外交政策的压力集团”。美国左翼刊物《雅各宾》特约编辑巴尔霍恩指出，随着输出革命的努力一次次失败，苏俄渐趋保守与专制。特别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利直接造成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内的长期纷争，斯大林将所有竞争对手排挤在外，采取战略退却和“保卫一国社会主义”的策略，共产国际也因此而完全臣服于莫斯科的政治方向。迫于西方盟友的要求，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标志着激励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制度性终结，共产主义从此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世界政治意义。第二，将不切实际的政治指示强加于各成员党，影响民族国家共产党自主决策，致使多国革命遭遇挫折。挪威红党成员密米尔·克里斯蒂安松（Mímir Kristjánsson）在2019年3月2日发表的文章《往返莫斯科》中，回顾了挪威工党因拒绝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21条”而导致挪威工人运动分裂的历史。1920年，共产国际提出的“21条”要求各成员党遵循俄国党的决议，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改名为共产党，并与不服从莫斯科的工会断绝联系。这一要求直接导致挪威工人运动的分裂：工党右翼转向改良主义，并最终蜕化为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左翼退党，并另立共产党，但日益脱离工人阶级的斗争而被边缘化。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不是挪威一国现象，而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僵化的运作方式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破坏的普遍性教训。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TP）代表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办的“共产国际成立百年与今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国际研讨会（2019年6月1—2日）上，同样回顾了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领导给芬兰共产党（SKP）的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芬兰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开始与工会以及社会民主党合作，支持反战的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的候选人，结果社会民主党在1939年选举中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后来该党却成为芬兰与纳粹德国结盟的主要支持力量。因此，可以看出，在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干预下，芬兰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实质上起到了支持法西斯势力的作用。3
共产国际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历史遗产？
共产国际给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怎样的历史遗产，或者说，其活动历史给我们带来哪些经验与教训？这是国外左翼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集中讨论的第三个关键话题。概括起来，他们大致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一是在追求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趋势”于2019年3月3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共产国际的成立——彼时与此时》指出，共产国际的光辉历史经验，尤其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创见仍然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认真学习和汲取。首先，无产阶级革命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最后一节明确指出，未来的“胜利”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其次，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左翼荒诞的政治歪曲。他们总是为民族国家摇旗呐喊，这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毫无共同之处。为此，文章引用曾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的美国政治家鲍里斯·雷恩施坦（Boris Reinstein）的话：“在当今时代，一切战争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竞争……无产阶级就不仅没有义务，而且也没有任何权利支持本国政府，即使是‘护国战争’也罢。只有一种战争是无产阶级必须支持的，那就是社会战争，即社会革命。”再次，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绝非“无产阶级国家”。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做的报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中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构想：“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这一观点在之后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中，也有所表述。二是在强调国际联合的同时，也要尊重各党的平等地位和独立自主。土耳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成立百年与今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国际研讨会上，提交报告称：共产国际作为我们历史遗产的一部分，饱含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评估，以使过去的经验成为我们今日革命斗争的向导，同时我们也应了解其工作中的缺点并汲取教训。比如，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然而这一中心却以保卫“一国社会主义”为基础，这导致各国共产党面临两难困境：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议程”，即保卫俄国的“一国社会主义”，有失去自身革命机遇的风险；而一旦背离共产国际的精神，又有导致机会主义或某种幼稚的极左主义的危险。实际上，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先锋队都应当考虑本国独特的阶级状况，只有将先锋队的革命目标与本国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利益相联系，才有可能克服这一难题。过去的经验还表明，在处理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共产党应更多地关注自身能力的建设、组织工作的独立性以及自主解决本国阶级斗争独特需求的权利和责任。只有这样，党际关系才能真正协调和团结，也才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事业真正作出贡献。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形成开放、友爱和允许批评的氛围，各国党在阶级斗争中应自主做出战略战术决策。当然，各国党在进行决策时也要考虑兄弟政党的意见，但是一个凌驾于各成员党之上的权威则是不可接受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政治学教授卡洛斯·S.费雷拉（Carlos S. Ferreira）在其发表于英国左翼杂志《全球化》的文章中，对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出六点建议：（1）广泛组织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坚决捍卫人民的自决权；（2）坚持理论上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在必要时允许批评；（3）长期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意识形态斗争；（4）“国际”虽然在组织上高于各成员党，但也应该尊重各成员党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权，其主要作用是教育而非干预或取代各成员党；（5）避免“老子党”存在，确保各党间的平等关系，确立大党间的制衡机制，防止国际联合组织成为大党的传声筒；（6）国际联合组织必须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独立于任何无产阶级国家，无条件地以平等立场帮助各成员国反对帝国主义。4
共产国际成立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怎样的世界形势？
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怎样的世界形势？这是国外左翼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的第四个关键话题。就当前形势来看，他们普遍认为，现在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是争取社会正义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阔步前行。“西方之乱”与“东方之治”的鲜明对比以及世界力量格局所表现出来的东升西降，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巨大鼓舞和信心支持。
就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系统性政治、经济危机而言，在2019年6月由“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主办、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主题为“共产国际的革命遗产”的研讨会上，美国左翼刊物《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主编约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所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矛盾与共产国际成立时是基本相似的。这些危机和矛盾从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以及苏丹和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政治危机可窥一斑。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统治阶级失去对政治局势的掌控，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着反建制派和工人阶级的内外夹击。在同样由“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主办，2019年7月在意大利巴多尼奇亚举行的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英国左翼政治理论家艾伦·伍兹（Alan Woods）发言指出，2019年对于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特别糟糕的一年，全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英国、美国和巴西等国家的统治阶级丧失了对政治局势的掌控，导致政权被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等不可靠的煽动家所掌握。这给建制派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出现了分裂。此外，资本主义危机还意味着过去的改良不再为资产阶级所承认，因此，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同时也是改良主义的危机。目前大规模的、激进的反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运动正预示着事态的发展方向，这些运动要求进行根本性、系统性的变革。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面对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系统性危机，霍姆斯明确指出，这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己走向完全的死亡。如果工人阶级和全球的受压迫者不能将其埋葬，那么它就会以无法估量的巨大代价复活自己。特朗普对移民工人的排斥及其对种族主义的鼓吹，就是统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摇摇欲坠时为挫败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意识所作努力的现实体现。“特朗普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警告：如果危机达到失控的程度，那么部分统治阶级就会转向法西斯主义并将战争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应对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最好办法，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工人阶级为发动阶级斗争直至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广泛动员。所以，现在是真正进步的革命力量宣告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时候了。
就“东方之治”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所彰显出来的社会主义合理性和优越性而言，参加第21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称赞，并表示愿意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其中，尼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比什努·里贾尔（Bishnu Rijal）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很多挑战，但中国成功克服了困难，并逐步实现了繁荣。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书记毛罗·阿尔博雷斯（Mauro Alboresi）也对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积极探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Gyula Thürmer）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的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阿根廷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卡梅洛·韦尔萨奇（Carmelo Versaci）表示，阿根廷共产党非常关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阿根廷具有借鉴意义，期待未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正是鉴于东西方的鲜明对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纪念文章中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因为社会主义仍然在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为世界强国。世界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无耻，它彻底扔掉了“民主”和“人权”的虚伪面具。所以，全世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中看到了出路，他们拒绝接受滋生贫穷、不平等和腐朽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迫切需要共产主义力量之间加强联系，迫切需要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提上日程，而这一任务只有坚定地站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纲领之上的共产党人才能够完成。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Wadi’h Halabi）也同样在美共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重大且积极的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位居世界前列，这使中国能够“制定规则”，而苏联从未接近过这一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密不可分的。
总之，共产国际的确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清并解决这些问题，而非抛弃这一武器。自从共产国际解散以来，事实不断证明，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事态变得日益恶化。事实也一再昭示我们，世界工人的团结首先需要世界共产党有意识地团结起来，尤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间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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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需要怎样的联合？
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这是国外左翼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的第五个关键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这个问题才是他们之所以纪念共产国际的根本旨趣。总的来看，他们比较普遍地认为，要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就应该像共产国际时代那样，坚守国际主义，重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但是，关于如何重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他们并未达成共识。大致看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以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形式来重建联合。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土耳其左翼学者菲克雷特·巴什卡亚以及土耳其革命工人党领导人松古尔·萨夫兰（Sungur Savran）。不过，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应采取何种组织原则的理解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巴什卡亚在“共产国际百年：从共产国际到未来世界党”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而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是无法做到的。因此，讨论是否应该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他认为，共产国际式的世界共产党及其要求每个成员党步调一致的规定早已过时，联邦制的形式才是目前更为实际的选择，未来的新国际组织应该类似于第一国际，能够接纳不同类型的政党与意识形态。而萨夫兰虽然赞同以国际组织的形式重建国际联合，但他对“新国际”的组织原则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作为世界政党，应遵循民主集中制，而非联邦制的原则。共产国际是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在国际舞台上的体现，而新的国际组织应将“第四国际”的奋斗目标与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相结合。二是明确表示目前重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尚不成熟。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前述由其主办的国际研讨会最终声明中指出，目前缺乏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大规模、有实力且愿意承担起组建新的革命中心责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为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理论领域和实际工作中协调各党力量进而共同行动仍是必要的。在理论领域，应坚持将反对机会主义看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各种国际场合加以落实；在实际工作方面，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推动各国群众性抵抗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会斗争的国际化，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并扩大其影响力。总之，各党间的密切交流与互相协助是在国际范围内加强共产主义力量的必要条件。巴尔霍恩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目前重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时机仍不成熟。理由是，目前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从长期的政治沉寂中有所复苏，但是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仍未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直接威胁。当前点燃大众对社会主义热情的是从事改良活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非共产国际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国际成立百年后的今天，与其直接学习共产国际的政策，不如借鉴其在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经验：将国际主义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并仿效前辈社会主义者追寻理想的严肃性和献身精神，以日常斗争中的具体胜利来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并为未来事业的更大进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也要汲取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联合时，既要强调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开明的思想和谦虚的态度，以避免重蹈共产国际的覆辙。三是认为当前重建联合的形式应该更为多样。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张以内部沟通以及国际会议的形式来重建联合。该党在报告中指出，为应对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危机，工人阶级有必要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但是相比共产国际成立时，当前的全球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已拥有更加丰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验。因此，当前各党之间合作的中心问题应是分享各国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与历史经验，合作的形式应以内部沟通以及国际会议为主，而非回到旧有的共产国际式的“世界共产党”形式。各国党必须尊重其他党在本国斗争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选择，既要对兄弟政党领导的斗争给予支持，又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6
结 语
显然，当前国际上对共产国际百年纪念抱有兴趣和热情的政党、组织和学者主要来自三个群体：一是各国的现共产党或原共产党的继承者，这些共产党大多是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或受其影响而建立的；二是托派政党和托派组织，他们自认为更加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源，是共产国际精神的“正统”继承者；三是一些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并对资本主义保持批判性的左翼学者。从表面上看，之所以是这三个群体对共产国际百年纪念抱有独特的热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多或少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具有亲缘性，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与共产国际自身激进的政治倾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他们对共产国际自然也就怀有不同一般的情感。但是，如果联系当今时代背景，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和深层原因了。自从社会党国际在20世纪90年代堕落为新自由主义的俱乐部，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共产国际也就自然成为今日社会主义者研究和追忆的对象了。更何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乱象丛生，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则稳中有进，这似乎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高峰”“首批伟大胜利的旗帜”的共产国际，也就理应成为今日社会主义者为谋求事业复兴而学习借鉴的对象。正如久加诺夫所言，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铭记并学习共产国际的经验至关重要。总的来看，与其说他们是在回望历史、缅怀历史，不如说是在拷问现实和展望未来。他们是希望通过回顾反思来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加强团结以应对资本主义力量的联合进攻，进而打开新局面，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但是，对于如何加强国际团结与联合，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国外左翼力量内部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既有历史记忆的影响，也有现实情况的考量。从历史记忆来看，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彰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对于共产国际历史影响的评价也相对正面，对于推进国际联合也更为积极；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为了俄国一党私利的，则一般更为强调俄国大党主义作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强调平等、自主原则在重建国际联合时的重要性。像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这样对于过去共产国际过度集中的组织原则与俄国党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心有忌惮的政党，它们不仅强调国际联合形式的多样性与原则的灵活性，而且明确反对回归共产国际式的“世界共产党”。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今世界除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左翼组织目前普遍规模较小、组织分散、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样规模较大、组织较为统一的共产党，人数也只有十几万。更不必说其他共产党和托派组织等，仅仅是几千乃至几百人而且组织也不统一的小团体。它们在国际合作或联合行动的过程中，既希望能够得到“大党”“大国”的支持，包括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又担心受“大党”“大国”的影响与操纵，失去自我。所以，它们往往对国际联合既有期待，又有顾虑。面对国外左翼力量的纪念活动及其所讨论或争议的关键问题，我们应有清晰判断和明确立场。一是对共产国际是非功过本身要有客观评价。评价必须是历史的且辩证的。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中，既有力地维护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也切实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两者并不矛盾。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是有先有后，世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总是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来完成的。更何况，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确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并切实提供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援助。所以，尽管共产国际在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些缺点，也给各国革命运动造成过一些损失，但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成长、对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以及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周恩来总理有关共产国际的评判，即“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仍应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二是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要有清醒判断。目前世界社会主义不再是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时那样像“幽灵”一样仅在欧洲游荡，不再是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时期那般高歌猛进，也不再是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一度低潮和一味防守。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过高地估计了形势，而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力量格局的“东升西降”并不等于两种制度对比的“社升资降”，左翼力量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愿景和畅想更不等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高涨。当前世界左翼力量虽然在积极活动，并发出坚持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原则的一致呼吁，但是他们关于重建国际联合的主张往往还停留于泛泛而谈或空喊口号。作为“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政党应该也可以在斗争的前沿阵地有所作为，但是这些政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未能实现真正的联合，更没有借此机会进行有力量、有影响的实质性社会运动。因此，理性地看，我们只能说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了逐渐走出低潮、在发展变革中谋求振兴的时期”。三是对当今国际联合要有明确态度和坚定立场。17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一再证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从来都是存在中心的（比如，第一国际时期的英、法，第二国际时期的德国，第三国际时期的俄国）。17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也同样证明，只有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团结一致以及社会主义的国际胜利，才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保证。目前，中国已经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更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但是，此“中心”非彼中心。现在的中心，不是要重建“国际”，不是要像世界上一些左翼政党或左翼学者所不断呼吁的那样“中国当头”，更不是要将适用于党内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推广到党际交往。当然，“不当头”也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一方面当然是而且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促改革、谋发展，以自身建设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提升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是在秉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左翼政党交流、对话、合作，通过机制化或非机制化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研讨、专题性会议等形式，与世界左翼和进步力量一道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凝聚共识，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也团结好世界进步力量，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旗帜鲜明的声援和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样的责任，无论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还是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是必要且应当的。
参考文献：[1]《列宁全集》第35、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姜琦、张月明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党际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苏联〕弗·维·亚历山大罗夫：《列宁和共产国际》，郑异凡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4]高放等：《三个国际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5]姜辉：《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新格局、新特征、新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6]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7]李景治：《实事求是评价共产国际历史地位和贡献》，《理论视野》2019年第6期。[8]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9]刘新刚、程恩富：《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