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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发展70年
作者介绍：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
国际共运史学是一门政治性极强的历史科学。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最初是托庇于其他相关学科卵翼之下，不断为自身的成长汲取营养、积累资源、谋取空间。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上半期基本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独立学科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70年来，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有过凯歌行进的辉煌，也经历过坎坷和磨难。回顾70年的风雨历程，反思其成功的经验和受挫的教训，对于推动国际共运史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的最初发展与学科创建
195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原直属校部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基础上组建历史系。由于此前不久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和《简明教程》，这时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正在酝酿课程改革。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方案：一是建议把原苏共党史扩展为国际共运史；二是建议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开设三门公共理论课，把马列主义基础改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三是建议文科院校开设国际共运史，理工农医类院校开设科学社会主义概论。6月，刘少奇在中宣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并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进行讲授”。不过，大多数老教员坚持主张把苏共党史专业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并筹备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理由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内容更宽泛，所以还是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名称更好一些。这样，国际共运史课程就正式取代了原先的苏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从1956年开始招收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研究生从1956年正式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本科生从1958年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为解决教学参考资料奇缺问题，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1957年8月至1958年8月紧急选编出一套13本200多万字的国际共运史教研参考资料，为自己也为全国高校国际共运史新课提供了基础性资料。1958年，刚成立的马列主义基础系又组织师生奋战20天，突击编写了一部12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这是由中国学者集体创作的首部国际共运史教材。1961年，教育部决定高校文科要使用中国教师自己编写的教材，国际共运史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组织编写。该教材于1964年初完稿，后几经曲折，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教育部审定、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全国首部国际共运史教材。
这样，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把国际共运史这门学科初步建立起来。到1963年，全校已有八个系开设国际共运史课。这一时期，继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全国各综合性大学、政法财经院校和师范类院校都开设了国际共运史课，师范院校的政教系还把它列为专业课之一。
除高校形成较强的国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队伍之外，中央一些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例如，早在1953年中联部就成立了编译室，主要负责向中央提供有关当代国际共运的资料，随后其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和强化。1960年，中央编译局专门组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
这一时期，我国抓紧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成果丰硕，如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列宁文选》（两卷本）、《列宁选集》第一版（四卷本）、《斯大林全集》第1—13卷、《列宁全集》第一版第1—39卷等。从60年代初起，为配合反对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我国还编辑出版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代表作。这些原始文献和重要著作的出版为国际工运和共运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为配合国际共运史教学和国际上反修斗争的形势，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也先后组织出版了一批文献资料，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言论摘录》《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等。出于同样的背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纪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要》。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从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出版“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包括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以及一些重大国际共运事件的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开始，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中央编译局组织有关单位编译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如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施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铁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人的著作和资料。由于当时将这批书归于“毒草”一类，封面一律采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其为“灰皮书”。虽然“灰皮书”是为配合国际反修斗争而出版的，但在客观上为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积累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同时也以一种扭曲的形式为国际共运史学者打开了一扇窗口。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与各个不同阶段的政治形势密切配合，政治色彩较浓，学术深度不足。例如，1956年之前，学术成果较多集中在对列宁、斯大林以及《简明教程》相关论述的诠释，对苏联经验的宣传，对中苏友好的歌颂等。另外也有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共运史经验的文章和著作以及结合镇压反革命研究巴黎公社经验的专题论文等。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而且以对经典著作的诠释和解读为主。1956—1966年这段时间，学术研究的范围有明显扩展——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国际共运史，专题性研究开始增多，如对巴黎公社经验的研究、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研究、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研究等。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出现了片面理解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凭主观臆断任意剪裁历史的倾向。如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时，张春桥曾援引巴黎公社关于公职人员薪金的规定反对按劳分配的原则；如研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文稿都只片面强调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论述过分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
总体上看，到60年代上半期，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国的国际共运史学科基本上算是独立建立起来了，有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有了独立的教学大纲，有了独立编写的讲义和教材，有了较为系统的文献资料，有了一支专业教学和科研队伍，在高等院校文科较普遍地开设这门课程，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也出现了一批最初的学术成果。独立学科的建立势必直接影响到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
二、国际共运史学发展的严重曲折
在那个特殊年代，国际共运史的有关知识被用来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者被拿来为极左政策辩护。国际共运史教研工作中本已存在的过分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突出经典著作、突出几个大党、突出路线斗争的倾向进一步被推向极端，形成了一股把领袖人物神圣化、把所谓的“反面人物”妖魔化的风气，并把一部内容丰富的国际共运史简单归结为反对内部敌人为主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贯穿整个国际共运史，甚至一度把国际共运史课程直接改成了“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
在此背景下，国际共运史学领域的“比附史学”“影射史学”一度极为盛行。例如，当时中共党史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国际共运史也要讲十次路线斗争，为此特意在国际共运史的历史人物中找出十个所谓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正确路线的对立面，逐一加以批判。再如，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被说成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则自比巴黎公社而成立所谓的“上海公社”，1976年6月间发行的小册子《纳吉与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则把四五运动同匈牙利事件作类比。在极左路线支配下，对国际共运史的历史解读和经验总结必然是极端片面的。当时出版的不少阐释经典著作的读物都是联系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的产物。1967年十月革命50周年时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和1971年巴黎公社100周年时同样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在当时都被说成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最高的总结。
不过，在这一时期，虽然正常的国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但国际共运史学仍在曲折中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得到发展。
首先，高校的国际共运史专业得以维持下来，基本教研队伍得以保留，专业课程得以延续。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版了几种国际共运史教材。除上述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那部教材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把自己1972年编印的国际共运史讲义上册修订后于197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同年先后出版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1848—1924）》和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编写组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1848—1917）》。其中，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编的教材还被民主德国译为德文出版。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内部刊行试用的同类教材。当然，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教材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其次，国际共运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在这一时期仍在陆续编译和出版中。如1972年推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和《列宁选集》第二版，1975年重新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重印或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其他著作或言论摘编，以及国际共运史的文献史料等，虽然都带有那个时代明显的政治印记，但毕竟客观上为国际共运史研究提供了各类经典文献或资料依据。此外，“文革”爆发后一度中断的“灰皮书”自1972年起又开始恢复出版，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新出版的“灰皮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苏联的著作和资料，如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的回忆录，苏共主要会议的文件汇编等；另一方面是中央编译局早已着手编译、正陆续完成的一批所谓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重要人物的言论集，如《伯恩施坦言论》《考茨基言论》《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布哈林言论》等，这些都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中一手的文献研究资料。据知情者披露，“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到1980年结束，20年间先后共出版200多种。其中除苏联的重要文献外，还涵盖了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多种派别代表人物的言论。“灰皮书”实际上是以特殊的形式为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正是一大批当年“灰皮书”的译者和读者站在了思想解放的潮头。
三、国际共运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
1978年4月，教育部发文要求在文科类院校恢复包括国际共运史在内的四门政治理论课，这样，国际共运史课程不仅是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国际政治以及师范类政教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主干课，同时也是文科院校各专业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这无疑在客观上极大推动了高校国际共运史学科的课程建设。学者们根据新形势，认真总结过去20多年的课程建设经验教训，对国际共运史课程的研究对象、教材体系、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对不同专业的学时、学分进行调整和完善，使课程更加科学、规范。为加强对学科建设的指导，教育部先后于1979年和1983年组织编写和修订国际共运史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一直使用到1988年。
教材建设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国内先后出版各类教材40余部，有些教材还多次修订和再版发行。这十年间出版的教材数量占到了迄今国内出版的教材总数的2/3以上。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20多个省市都有同类教材出版，而且大量教材编写属于多院校合作，此外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教辅材料和自学辅导材料。不少教材在逐步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开始重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框架结构、编写主线等进行了有益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自1979年开始招收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生。1981年我国开始设立学位授予点时，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国内首个国际共运史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获得首批国际共运史硕士学位授予权。至此，国际共运史学科拥有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学科体系的完善化及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不仅聚集了一支数量庞大、专业素养深厚的高校专业教学科研队伍，而且教育培养出了跨越一两代人的专业后备人才。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达2000余人；到90年代初，我国有16所院校拥有国际共运史硕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硕士研究生约400人、博士研究生20余人。其中多数都成为后来国际共运史学科的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相关学科也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学科群，与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如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国际共运史学的繁荣，其他如社会主义思想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从不同领域推动着国际共运史学的拓展和深化。
（二）各种学术平台纷纷涌现
1980年2月，北京市成立了国际共运史学会，随后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也都先后成立了国际共运史学会。1982年8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1983年10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1986年又在其下成立了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更名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这一时期许多地区还成立了高校国际共运史教学协会。这些学会基本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这些专业学术团体的建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共运史教研室或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于1979年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1985年更名为研究所），重点研究第一、二、三国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社会主义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于1984年成立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全国总工会也恢复了国际工运研究室的活动。中央党校以及地方各级党校的科社部一般也都有专门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研究的队伍。不少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术机构编辑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专业刊物主要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共运》《共运资料选译》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是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所）主办的研究丛刊，1987年改名为《国际共运史研究》。《国际共运教研参考》是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与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北京市高校国际共运史教学协会共同创办的内部交流刊物，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后成为该刊主要主办单位，先后更名为《国际共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与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共运史研究》合并，联合主办《国际共运史研究》（季刊）。《共运资料选译》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创办，主要选译国外报刊上有关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稿。这一时期相关的专业刊物还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山东大学），《共产国际研究资料》（聊城师院，1987年起更名为《共产国际研究》季刊），《今日苏联东欧》（华东师范大学），《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华中师范大学）等。此外，这一时期的许多学术刊物上也都辟有国际共运史的栏目。
（三）文献资料出版跃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大量国际共运史的文献资料。
首先，国际共运领袖人物和众多活动家的著作编译出版又有了重大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从1956年到1974年已陆续出版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继续编译出版了第40至50卷共11卷12册。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册全部出齐。《列宁全集》自1982年起开始出版中国人自己编的第二版，到1990年底共出版60卷。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斯大林选集》《斯大林文集》《拉法格文选》《卢森堡文选》《布哈林文选》《李可夫文选》《铁托选集》《金日成文选》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梅林的《保卫马克思主义》、李卜克内西的《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葛兰西的《狱中札礼》，以及列斯纳、白拉克、李卜克内西、布哈林等众多活动家的传记。
其次，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从1980年起到1984年底，国内20多家出版社按照统一选题计划分别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总计约100种之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克劳丁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和《南苏关系1939—1973》，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德罗兹的《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麦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巴斯马诺夫的《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希什金的《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不破哲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莱昂哈德的《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亚当·沙夫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奥塔·希克的《第三条道路》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室编的多卷本《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和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等。这批书实际上是当年“灰皮书”的延伸和发展，对深入探讨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弄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非常有参考价值。
第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两套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汇编。其一是由高放等主编的五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共计950件200多万字，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止，其中绝大多数均属从外文新译的原始文件。其二，在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倡议下于1984年联合组成的国际共运史文献编辑委员会，集中力量编译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该套文献原计划出版60卷，约2500万字，全部按原件翻译，不作任何修改删节。文献从1986年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卷出版，到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17卷。
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许多国家的原始文献，如《巴黎公社公告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13卷，苏联共产党和各主要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集等。同时，一些期刊上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新译的国际共运史文献。
这些文献资料的大量整理出版，为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基础性资料。
（四）学术研究迎来黄金时期
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个阶段的总特点是：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主调，致力于正本清源，努力恢复国际共运史的本来面目，对长期以来诸多被扭曲、忽略或因种种原因被划为“禁区”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力求使国际共运史成为一部符合实际的信史。国际共运史研究迎来了学科发展史上一个少有的黄金时期。
首先，研究内容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一改过去相当长时期里过分突出几个人、几个党、几本书以及突出路线斗争、内部斗争的倾向，开始还国际共运史内容丰富多姿、异彩纷呈的本来面貌，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各种流派、运动、事件、人物及其思想，上下百多年，纵横六大洲。
其次，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学术观点越来越多元化。随着研究范围越来越扩大，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方法的相应改变和拓展也势在必行。随着学术生态的良性化发展，一些学者从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和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出发，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现代化学说等各个不同视角来拓展研究思路，并尝试把这些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概念和研究范式引入国际共运史学领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宽松的学术环境为正常的学术争鸣提供了平台和空间，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逐渐成为常态，学术观点越来越多元化，学术作品也越来越多样化，千篇一律、千文一面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第三，研究气氛空前活跃。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突破了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长期束缚，学术探讨蔚然成风。学术界就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过去长期不敢涉足的“禁区”进行大胆探索，平等、理性的学术商榷代替了盛气凌人的政治大批判。如关于国际共运史研究对象的讨论，关于修正主义、暴力革命、苏联模式、布哈林等问题的争论，都开展得非常热烈。刊物上经常见到各种争鸣文章。除各学会召开的学术年会和研讨会之外，还经常举办其他各种专题性的学术活动，如座谈会、培训班、讲习班、研究班、学术沙龙等，学术氛围异常活跃。
第四，研究成果空前繁盛。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极为丰硕，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千篇，还出版了极具学术含量的各种专著。其中既有对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1956年波匈事件等重大事件的研究，也有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托派第四国际、社会党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研究，还有对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等。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成果是空前的，进步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国际共运史学在学科调整与学术转型中平稳推进
（一）国际共运史学在学科调整中急剧趋冷
首先，高校教研队伍大幅萎缩。80年代中后期，高校进行政治理论课改革，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取代了原来的国际共运史。1988年，国际共运史课正式停开。大量原国际共运史教研人员转而从事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旨趣也逐渐转向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苏东剧变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创，也在客观上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原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学者的学术转向。同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者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学术偏好也越来越多元。在传统学科本就遭受冷遇的背景下，一些相近学科的强势崛起，也给国际共运史学科造成了直接和巨大的冲击，对国际共运史学仍抱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锐减。1997年学科整合，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整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学科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地凝聚专业人才和资源，但客观来看，国际共运史学的力量在整合中和整合后被进一步削弱。
其次，学科建设受到重创。受学科专业调整的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党校基本上都不再开设国际共运史专业课，国际共运史本科专业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规模压缩，课程也被削减或者转变方向，原有的教研机构、专业队伍被大规模裁并，甚至成建制取消。凡此种种，使得专业后备人才培养难以为继，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专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教研人才大规模流失、学生人数断崖式下降，加上教研机构的消失、教学科研资金的匮乏、学科专业被边缘化等因素，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一度出现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局面，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受到冲击；学科内容老化、僵化、滞后；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严重脱节，对重点、难点、前沿问题缺乏积极有效回应；教学方式陈旧单一；教材更新缓慢；等等。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跨地区、跨单位分工合作、协作攻关的良好态势也趋于停滞。
第三，传统国际共运史专业著述出版和论文发表大幅下滑，专业文献整理遭遇困境。这一时期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专业教材可谓屈指可数，即便把范围扩大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出版的相关教材种类也相当有限。从这一时期的论文发表来看，以传统国际共运史范围为对象的论文数量急剧下降，很多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组织的研究已鲜有问津。发表量较多的在90年代主要集中在苏东剧变，在21世纪头十年则主要聚焦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现状的跟踪。最能反映问题的是大型文献资料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的命运，由于缺少经费，这套原计划出版60卷的资料集在1997年第21卷出版后被迫停版。这可以看做国际共运史学科发展遭遇曲折的一个缩影。
（二）国际共运史学在转型中向深广拓展
学科转型、学者转行、学术转向确实给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不过，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学，虽然没有了80年代的波澜壮阔，但也少了些喧嚣和浮躁，在平缓和冷僻中仍在持续向前推进。总体看来，这是一个学科困顿与学术个别领域的繁荣相交织，在萎缩中谋求发展、在困境中展露生机的时期。
首先，经过一段时期的“震荡”，学科队伍得到“净化”并有所“进化”。在转型过程中，留下来继续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其中较为年轻的中坚力量，绝大多数是基于个人的专业偏好和学术兴趣。显然，学科队伍在萎缩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强化，震荡中主动坚持留下来的才是基本盘。另外，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专业整合后，虽然从内部结构看，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学者要远远少于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但是，整合后的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点在数量上却又是远远多于过去的国际共运史学科点的，其中总有一些人出于自身兴趣和爱好选择国际共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总有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执着地选择国际共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样，学科队伍在“净化”的同时又得到一定的充实和“进化”，这对于国际共运史学的可持续发展显然是向好的一面。
其次，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在艰辛探索中不断得到“精化”和“优化”。受学科转型的影响，由于失去了学科专业的支撑，高校本科生普遍取消了国际共运史课程，一些高校勉强保留下来的国际共运史的专题课课时也被大大压缩。这就意味着，学科调整后新招收的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大都没有接受过国际共运史课程的系统学习，而在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足够的课堂时间补上相关的基础教育。在新的教学形势下，专业课教师为了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既能够充实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基础又能够深化和拓展其专业能力，只能走课程“精化”的路子，对教学内容删繁就简、精耕细作，力争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这一时期的教材建设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受课程设计和课时安排的限制，90年代后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具有“简明教程”的性质，其特点一是基本上都是通史，即概要叙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进程；二是基本上都比较“简约”，一般都是三四十万字的篇幅；三是厚今薄古，即一般都把重点放在20世纪以后。虽然这一时期的教材数量剧减，但质量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第三，国际共运史学的研究范围更趋宽泛，研究队伍日益多元化。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作为学科的国际共运史专业突然大面积离场，留下了大片“学术荒地”，为重划学术版图提供了契机。如世界近现代史、政治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学科纷纷涉足其中，抢占学术高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冷战史”的异军突起，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与传统国际共运史具有很高的契合度。一方面是传统国际共运史学科的迅速萎缩，传统领地被瓜分，另一方面是各路大军纷至沓来，表面上碎片化的背后却是多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这意味着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关注和研究国际共运史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长远来看，这对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显然又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扩展了，一方面，虽然国际共运史的基本盘没有变化，但传统的一脉单线逐渐被一脉多线所代替，传统的国际共运史逐渐演变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另一方面，范围更为宽泛的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也被纳入到了国际共运史学的范畴，虽然后者的范围实际上要远远大于前者。
第四，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学科的转型使得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进一步摆脱诸多非学术因素的束缚，学术研究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在总体性宏观研究持续推进的同时，微观研究、个案研究、专题化研究趋势也在不断增强。以苏联问题研究为例，除一批通论性质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各具特色的专题化研究成果，如对俄苏文化的探讨，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对布哈林、托洛茨基的发掘，对俄苏知识分子群体心路历程的揭示，对苏联社会阶层变迁的剖析，对苏联剧变的深层思考，对苏东关系和苏中关系的拓展等。与此同时，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研究等较之80年代也都有了长足进展，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可圈可点。这一时期另一大亮点是一批个性化个人专题文集竞相出版，其中很多属于老一代学人一生辛勤耕耘的结晶，也是国际共运史学艰辛开拓历程的真实呈现。
第五，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在困境中推进。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的停止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专业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遭遇了挫折，但这一工作并没有完全中断，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俗的表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先后推出了1995年版和2012年版。2009年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从1995年开始，预计7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已达21卷。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饶勒斯、奥托·鲍威尔、托洛茨基等在内的一批历史上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文选。这一时期的最大亮点是苏联时期档案文献的集中翻译和出版。其中沈志华主持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于2002年出版，收录上起1917年初、下迄90年代初70余年间苏联档案文献一万余件，为研究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人民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则是依据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翻译出版，按照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的专题进行分类，如“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事件”“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被断送的”等，自2007年起开始陆续面世。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重要思想家、活动家的回忆录等珍贵文献。上述特色文献的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为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增加了不少亮色。
五、当前国际共运史学的基本态势
（一）震荡基本结束，发展总体向好
首先，学科建设平稳发展。近十年来，在经历转型期间“膨胀中萎缩”和“萎缩中膨胀”的多轮反复后，学科队伍的动荡期和收缩期基本结束，新老交替在健康、平稳中有序展开，新时期的老中青梯队已经形成。几经磨合之后，在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专业框架内的国际共运史学的教学研究队伍已经浴火重生，人才培养规模初显，新生力量已经和正在稳步成长起来。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在新的专业框架内的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也日趋合理化。随着师资力量的逐步充实及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具备条件的少数高校也开始尝试在相关专业本科阶段恢复或新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与此相适应，若干新编教材也陆续面世。
其次，新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一方面，在学科调整过程中，一些传统学科点消失，一些元气大伤，一些在浴火重生中更加壮大，另有一些新生力量借机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随着学科交叉渗透日益强化，跨学科研究常态化，国际共运史学问题的研究乃至教学不再隶属于某一学科已经逐渐为学界接受。由于多学科介入，国际共运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脉传承、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学科归属和研究视角、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关注焦点等因素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当下国内国际共运史学研究的若干各具特色的力量中心及散布于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各具所长的教研队伍。在此背景下，国际共运史学领域也必然呈现出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局面。
第三，基础文献资料愈加完善，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经过数十年持续积累，国际共运史学基础文献资料已相当丰厚，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10年，在原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鼎力支持下，中央编译出版社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前期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编译出版这套大型文献资料集。从2011年至2018年，历时八年，64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全部出齐。这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五个国际组织的历史文献。从2014年起到2017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60卷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迄今已推出31卷。此外，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其他重要思想家、活动家的文集、回忆录、传记等相关文献资料也在源源不断地被陆续编译出版。与此同时，得益于网络的发展，当代各国共产党的各种相关资料如会议材料、领导人讲话和著述等会被非常及时甚至即时译介过来。这些文献资料蔚为大观，为国际共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近年来，国际共运史学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高质量上乘之作，大到通史性宏观巨著，小到长期鲜有人问津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几乎囊括了人物、思想、思潮、运动、事件、流派、国别、组织、制度等各个领域。这也预示着国际共运史学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四，学术平台建设持续健康推进，学术交往与信息交流更加频繁。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些学术平台，经过数十年建设，运行机制已相当完善。如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已经成为学界同仁认同度颇高的学术共同体，各地相关学会也都成了联结本地学者的纽带。此外，经过一段时间探索，一些新学术平台也借助各自资源优势渐次成型。这些平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又起着凝聚全国乃至国际学界同仁的作用，已隐然形成若干相互支持而又彼此竞争的松散学术联盟。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专业期刊大多得以存续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刊物的名称和栏目经历了多次调整，国际共运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受到挤压，但它们被从事国际共运史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一如既往地视为自己的刊物而乐于为之奉献。同时，又陆续出现一些新的专业期刊，也有一些学术期刊逐渐恢复或新设了国际共运史栏目。此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度报告》等年鉴和皮书的相继问世是近年学术平台建设的又一大亮点，也是我国国际共运史学更趋成熟的表现。
（二）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虽然国际共运史学发展总体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痼疾，有的是新症，有的属于学科自身的问题，有的则来自学科之外的困扰。
首先，虽然学科转型的震荡已基本结束，学科发展总体步入正轨，但转型的积极效应完全释放尚需时日，而其消极影响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例如，国际共运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时不时会在一些场合被或隐或显地端上台面，这一深层次问题不仅在学科内部造成困扰，在学科之间造成尴尬，也给教学与科研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给学科的长远发展带来妨害。这不是学科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却成了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再如，在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内部，自二者整合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以来，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国际共运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科社与国际共运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弱化国际共运，科社也必然会遭到反噬，从而最终伤害到科社与国际共运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其次，新生力量专业基础薄弱，学术积淀不足，重复劳动较多，创新成果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失去了受过专业训练的本科生，跨专业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专业训练又严重不足，长此以往，导致进入本专业教研队伍的年轻一代学者即便有足够的学术兴趣并足够勤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专业基础短板。二是一些高校为学科建设需要抽调部分相近学科人员充实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专业队伍，其中不少学者之前无论对科社还是国际共运都不很了解甚至很不了解，没有相关专业基础和学术积累，即便一些学者非常敬业或者对自己新涉足的领域充满学术兴趣，但短时间内也很难摸清门道。三是一些学者学风浮躁，急功近利，不愿坐冷板凳，对前辈学人辛苦耕耘积累的成果不屑一顾，一心想着走捷径、搞“创新”，结果往往是低水平重复，甚至打着创新的旗号把前人本已搞清楚的问题再次搅乱。
第三，创新力度不足，未能形成因应时代发展的新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状况导致国际共运史学长期在两个极端上打转转。一是无视时代发展，自我陶醉于数十年因袭一贯的老调重弹、老生常谈，使得学科内容严重老化、固化，研究方法和手段严重滞后。这里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必须打破传统教条的束缚，特别是长期形成的、渗入人们骨髓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无形束缚。另一个极端是把创新简单地等同于时政化，用当下解读历史，用自己比附别人，从而导致学科内容遭到严重扭曲，研究方法和手段实用主义化。国际共运史学是一门政治性极强的历史科学。是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进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敬畏之心，掌握科学的方法，对理论上、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要有深入探索的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侈谈学术的进步和繁荣，最终只能沦为空谈乃至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