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习近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答并提出"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要求。要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充分把握其核心内容是关键。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资本主义文明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坚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境界升华三方面型构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整体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立场、方法和原则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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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超越;理论贡献;作者简介：钟明华(1956—)，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缪燚晶(1992—)，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提供答案轮廓，此后，总书记在许多场合提出“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的要求。要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澄明其出场语境和基本特征成为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重要范畴与理论内核，进而实现理论的深度耕耘和创新发展。
1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和基本特征
“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产物，是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思想的汇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被世人认可的真正的哲学，必然要反映历史律动、切中时代脉搏、汇聚实践智慧、回应大众呼声。进入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状态将构成真正哲学出场的“前理解结构”并进一步生成真正哲学的新形态。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底版构筑了一种理论出场的先决条件，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实践语境、价值语境和理论语境中出场的。时下，“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3]这一转变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语境。首先，旧全球化时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原初语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以普遍交换为基础的资本逻辑逐渐渗透到生产、交往和政治体系中并由此形成全球扩张的趋势，以“资本逻辑”为根本标志的“旧全球化时代”从此开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开始探寻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其次，新全球化时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现实语境。进入21世纪，金融资本借助互联网实现了房地产证券化、经济虚拟化、知识资本化等，使资本的发展形态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并让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代表，虽然这次重大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它也充分地展现了资本主义趋利避害本性下的资本创新,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爆发出了创新的内生动力,“资本创新逻辑”成为点亮新全球化的重要标识。马克思主义要创新发展，势必要关照这一崭新变化，也正是“两个时代的资本逻辑差异造成的‘历史间距’”“造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条件。”[4]两大社会形态“并立”、抗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实践语境。进入20世纪后，世界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并立”及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现象。通过对复杂历史现象的分析，列宁看到，时代的客观条件已然发生根本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改变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并存、斗争。因此，在资本主义搅动全球化的同时，社会主义也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凭借“人类命运”的整体发展逻辑不断成就着全球化。于是，新全球化的过程就包含了“资本创新”和“人类命运”二种拓展逻辑、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前进路向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发展力量。这种并立、斗争的模式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实践前提。人类整体利益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价值语境。时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科技智能化、文化多样化得到了深入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引起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核武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疾病流行等问题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底线与社会底线，偶然毁灭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使生存问题再次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整体利益的凸显要求全球化在发展逻辑上实现统一并呼唤一种整体性、包容性、超国家性的理论出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兼具三性的优势理论顺势登场。由“差异化”走向“普遍化”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语境。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方式是在理论的普遍意义指导下探寻“差异化”，于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以经典理论与各国特殊事实相结合的方式存在。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深刻发展和人类社会凸显的利益整体性使马克思主义必须从由个体范式、民族范式、国家范式走向超个体、超民族、超国家的范式，由此，理论的发展模式也必须从探寻“差异化”转向确定“普遍化”。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要创新发展，就应该在原有与民族、国别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人类整体文明结合的模式，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新模式的开启。定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一定的参照系。其中，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参照。19世纪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夺取政权，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20世纪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在落后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根据理论逻辑的发展和对时代问题的判断，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理应是进一步批判、解构和超越资本主义，巩固、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彰显。理论逻辑指事物发展的理论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区分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基础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由此，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一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仍聚焦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策略，理论宗旨仍是人类解放与自由发展。从这一点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掌握住决定时代面貌和世纪发展的根本。与此同时，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要兴奋点聚焦在中国大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再次走向高潮的可能，又预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全新形态，所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时代问题是一个时代中存在的问题，时代问题不等于时代主题。从根本上看，时代主题并未随世纪的更替而转换，而人类进入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较之前两个世纪，无论在类别、规模、程度上都有深刻的变化，也正是这种深刻变化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世纪的问题之别，准确把握住不同世纪存在问题的一般规定性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如前所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当代都遇到了发展困境与挑战，资本主义遭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困局为何仍然能够幸存，全球性危机持存前提下，世界的未来走向何方？这些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问题的一般规定性，促使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既要进行新一轮批判性反思又必须加强更具体的理想性建构。对时代问题的解决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即是其最新阶段。基于对理论主脉的继承和对时代新问题的解答，21世纪马克思主义逐渐演变成区别于在结合论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形态。人所共知，社会主义已然成为一个事实，科学社会主义17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深刻表明了社会主义良好前景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种族、性别等问题的发生发展机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重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鲜有更深入的揭示。另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情势和未来趋势，我们除了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必然灭亡论断外，很难有更精确的判断。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水平难以提升。于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又要加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点、新变化，强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研究。从已经发展出来的形态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更大的张力，它不再单纯地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范式和结构来发展其理论，而是主张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点来支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事业，从这一点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问题导向性、理论整体性、价值协同性和文明包容性，是一种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的理论新形态。综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表征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新阶段和新形态；是凝聚了历史维度和逻辑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的伟大范畴。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命题
澄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和基本特征后，对理论内核的把握就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务的关键。2015年9月，中国向世界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意在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其内涵是“同呼吸、共命运”、合作共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生态五大领域，兼具系统性、普适性、实践性等特点。从实质上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是同一个问题，二者都在追究一份人类如何摆脱新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困境的答案，只是前者从外部环境与主体行动的角度发问，后者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发问。于是，作为对前一问题回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构成了对后一问题的重要解答，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核心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三个方面型构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 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的延续
马克思在研究剩余劳动过程中提出了“资本文明”的范畴，他认为资本有文明的方面，在“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上，比过去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社会关系以及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发展和创造。[5]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即便资本主义存在文明形态，但文明的限度与悖论才是其主要方面。于是，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如何发展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就成为马克思理论创作与革命实践的根本问题，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批判就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生的重要任务与使命。纵观20世纪，共产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快速变动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不断更新。虽说受国情不同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主观认知差异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发展会有各自特殊的对象、主题和命运，但它在整体上始终保持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性共存的现实并始终聚焦资本主义文明超越。进入21世纪，我们见证了全球资本危机的惨烈，目睹日常生活消费化的转变，亲历互联网与全球金融的联合……马克思当年所宣告“被炸毁”的资本外壳依旧岿然，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仍然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于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背景依旧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持续“在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的使命。首先，实现文明主体超越，资本开创世界历史以来，全球治理始终以全球化的1.0版的形态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其本质特征，单一全球治理主体是其主要表现。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治理模式极易陷入资本逻辑预设的陷阱中：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及其内在矛盾周期性地将国家推向经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借助全球化蔓延至各国，带来国际性的灾难。面对单一国家无法单独应对国际社会问题的情况，国际社会的“类意识”逐渐觉醒，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以多元主体取消一元主体，表达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霸权、强权文明的否定和批判。其次，实现文明思维超越，传统霸权主义规则和赢家通吃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引发了普遍的安全问题，世界已经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放任资本肆意逐利和默认传统丛林法则必然会导致全盘皆输，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以合作共赢思维取代竞争博弈思维，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念的推崇。第三，实现文明目的超越，资本主义中的个人受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死的、抽象的“物”的支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逻辑是“以物为本”。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更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坚守并践行“人类”整体逻辑，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主张“命运”由自己担当，发展需合作来解决，通过“以人类为本“解构“以物为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文明目的的超越。最后，实现文明价值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表现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性扩张，还体现为政治、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世界在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资本建构国际规则和契约，另一方面表现为强权之外的国家被迫接受充满了阶级属性的抽象的平等、民主、正义、人权等“普世价值”。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论断甚嚣尘上，强权国家的一时胜利促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强制进行价值输出和文化改造，给世界带来诸多混乱。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经验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只能是阶级价值，并不具有普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指“共同价值”，这种价值是对世界文明形态横向比较后形成的价值集合点，是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这种价值以共同的利益、信念为基础，以互补性的契约为补充，主张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以“共同价值”置换“普世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超越。2.2 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坚守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始终聚焦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可以说，关于人类命运的宏观叙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福祉的不懈追求和引领世界发展的责任担当。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传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6]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的初心，世界性即是他的使命的高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看到“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开创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还开创了精神生产和社会交往的世界性，于是，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势必关注到这一事实并在形成、传播和运用过程中将世界性内化为自身的重要特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唯物史观的“史”就不是国别史、民族史，而是世界历史。可以说，“世界历史”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也以其世界性关照世界历史。从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看，《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和“自由人的联合”的国际主义概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表达了地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对于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并生动描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蓝图；从共产主义发展的终点看，马克思坚信共产主义同时胜利说，即共产主义不是在单一国家内的胜利，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同时胜利。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视野和大世界格局，也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本真与初心。另外，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参加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以德国工人为主，但它并非仅属于德国的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的联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国际性质和世界意义。当下，我们处于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世界历史”更成为这个时代鲜明的标识和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世界历史”和理论“世界性”的互动中诞生。从根本上看，“世界历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最大前提，“世界性”是则是其内在依据，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到初心。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职责担当。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使我们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更需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担当。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国际性决定，又由时代问题的公共性决定。总的看来，现代人类共处于一个相互依存并相互竞争的复杂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性扩张导致普遍异化使人们走向“命运与共”的境遇。当下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着信用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难题，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局部动荡此起彼伏、粮食、资源、能源、环境、人口、疾病等等具体发展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凭一国或一个民族之力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进才能缓和或化解。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以更大的担当护佑世界稳定和人类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伟大实践“一带一路”正是这种担当的最佳呈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打造既“利本国”又“利他国”的“利益共同体”，缔结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共同兼顾的“安全共同体”，创建既顾及当代人发展同时不危害后代人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既满足部分国家工具理性的需要又实现价值理性的愿望，极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国际主义使命。“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以经济要素的自由有序流通以及资源高效、优化配置以及市场深度融合为核心目标，积极应对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更是中国分享社会进步福利的积极方案，无疑践行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担当。2.3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境界的提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果，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级性和深远性，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国家和共同体的理论得到深化。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续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关于人类历史在劳动、交往基础上，借助私有财产无限扩大的动能而参与到世界发展过程的理论。从根本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历史”的理想蓝图变成了翔实的行动方案；从实践主体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历史的主体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扩展为世界人民；从实践格局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被动适应过程变为主动建构过程；从运行方法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合作优于阶级斗争；从思维方式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包容性与“和为贵”而非对抗性和斗争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运动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再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发展中国家逐渐代替发达国家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这样的时代场域中出现是对历史逻辑的遵循也是对理论发展逻辑的遵循，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升华。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马克思语境中的国家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阶级和私有制的产生使公共权力演变成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一方面通过政治国家的形式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展现出社会性；另一方面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维护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利益，展现出阶级性。这种二重性使国家在马克思那里被视为政治领域中最大的异化，是一种产生于社会却高踞社会之上且不断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国家作为走向真正共同体的过渡阶段，只能缓和矛盾却不能根本解决矛盾。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使人们对国家社会性和阶级性的认识日益清晰，社会性逐渐成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当“阶级差别”消失，所有生产集中于联合体的个人手中时，公共权力就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8]即一旦社会性取代阶级性，阶级消亡，公共权力实现复归，国家就消失了。当下，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仍在博弈，国家离消亡之境依然遥远。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下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借助这种虚假的社会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以高级玩家的身份定制偏向自身利益的全球公共秩序，这种秩序往往建立在损害其余国家利益甚至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必然引发诸多世界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致力于超越单一国家的视角来探索国际秩序。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以国家的名义结合但超越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崇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基础上弥补了该理论关于国家消亡前各种位阶的国家如何自处并发展问题上的不足。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呈现。“共同体”是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的重要范畴，通过对历史的经验考察，马克思认为共同体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并且，第三个阶段是对第二个阶段的批判和超越，是在“虚假共同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图景的构想，是未来人类存在的最佳集合形态，马克思在另一个语境中将其表述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指出，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既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同体”进化的前提和基础。他还看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统治结构靠个人关系来平衡，“虚假的共同体”的统治结构借助货币和资本来维系。分工和私有制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走向虚假共同体的根源，既带来共同体中人的异化，又造成国家的虚假性和伪善性。站在“继承者”、“批判者”和“超越者”的立场上，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命题和思想，“自由人联合体”被设想为对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彻底隔绝，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是一种世界意义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与人自觉联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要打破阶级和阶级对立，构建集中反映世界人民共识的共同体。中国多次向世界推出这一方案，不仅是想表达中国“对话”与“结伴”的外交目标，更是想让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真正共同体”的思考变为现实。然而，鉴于现实国家在寻求国际合作中会有不同的利益思考，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执着于人类大同的理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强调价值理性的同时也兼顾对工具理性的考量，彰显了整体与部分、科学与价值、批判与创新、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21世纪版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局限性的审慎思考，又是对社会主义文明未来的仔细推敲，更是对人类文明整体命运的前瞻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丰富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世界发展进步提供新智慧、新方案；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的伟大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21世纪科学、可持续、和平发展的实践深度结合的产物，使马克思主义既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又回应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诉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从普遍到特殊再到普遍”、“从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到与时代和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相结合。这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解决各国实际问题的普遍需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能与各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深度结合。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继续发展，认清各国的具体情况、解决各国的具体问题、形成各国具体的指导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一方面，要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同时，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指引方向；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形态进行总体批判，进而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危机形态、发展趋势及演进过程。总之，深入思考21世纪的时代问题和任务，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走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结合，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表达，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前进的重要理念，从而深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进程。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与现实、一源与多流的统一，从而构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把握两大关系：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及其与苏联和中国结合形成的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指之后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脱离实践或缺乏实践的，反映出其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不完全性和不彻底性。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理论普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意义并通过不同的视角丰富并更新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危机、发展趋势和命运提供了重要视角和理论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力。所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与批判维度，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以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正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它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和理论主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的科学系统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实践相结合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理论内涵“是对21世纪以来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和实践解答，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9]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要借鉴当代人类进步的思想精华，更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发挥主体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谋求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与西方文明发展的积极因素，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担当。第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保持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历史逻辑、时代逻辑和理论逻辑就成为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蕴含了三者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即铭记理论初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无源之水，相反，它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和科学社会主义170多年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是承载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使命，经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岁月沧桑，坚定地扎根在21世纪现实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作为其初心，要避免走向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现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就须臾不能离开这个初心。关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逻辑，即解答时代问题。“世界怎么样，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发展、怎样发展”等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决定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视角从过去转向未来，否定、批判的逻辑由此转向肯定、建构的逻辑。由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比先前的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实践维度，更鲜明地强调在回应时代发展所呈现的重大问题中调整自身、探索未来。从而也决定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将要达到的理论形态，也指这一理论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更指马克思主义未来百年发展的趋势、前景和意义。”[10]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即遵循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逻辑展开了批判，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了基本预测，二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点。时下，资本创新逻辑在改变资本自身形态和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历史，对资本创新逻辑的深度批判和形成新时代唯物史观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重要使命。要完成这两大使命一刻也不能脱离理论发展的基点。所以，要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理论形态和理论话语的转换，进而探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元素和新力量，必须以两大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为遵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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