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锋:金诺克时期英国工党主导思想的渐进式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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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锋,1976年9月生,河南鄢陵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主任,山东省中外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外社会主义比较。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独立和首位出版《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研究》《英国工党执政史论纲》等学术著作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等科研教研项目12项。独立获得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7项。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论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文出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3期
金诺克时期英国工党主导思想的渐进式嬗变
李华锋
摘 要:在英国工党发展史上,金诺克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工党面临的党情、国情与世情的新情况促使金诺克致力于推动工党主导思想的右转,但自身的左翼身份和党内左翼力量的强大又决定着右转只能是渐进式的。这一时期工党主导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公有制和国有化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对劳资双方的定位。金诺克时期英国工党主导思想的嬗变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也没有助推工党实现上台执政,但其方向是适宜的,推动了工党的复兴,为布莱尔时期工党实现主导思想质变和重铸政坛辉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金诺克;英国工党;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
英国工党是当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要代表。学界普遍认为,以1995年党章公有制条款修改为标志,英国工党主导思想实现了由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这拉开了工党重塑政坛辉煌的序曲。但工党主导思想的转变并非激进右转,而是渐进式量变,这与1983年英国大选惨败后新任工党领袖金诺克的领导紧密相关。由于金诺克未能成为英国首相,国内学术界对金诺克时期英国工党发展状况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深入探讨金诺克时期工党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的背景、路径与表现,以深化对工党主导思想发展变化的认识。
一、金诺克推动英国工党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的原因
1983年英国大选失利后,富特辞去工党领袖职务,年仅40岁的金诺克当选为工党新领袖。面对工党在大选中的惨败、保守党执政取得的显赫成绩和英国社会的新变化,为实现工党的复兴,金诺克坚定地选择了右转之路。但自身的左翼身份和党内左翼力量的强大,使金诺克主导的右转之路只能是渐进式的嬗变,而非激进式的变化。
首先,激进左翼思想导致的惨败是金诺克推动工党主流思想右转的自身原因。从1918年把公有制写进党章,确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身份起,工党就作为纲领型政党出现在英国政坛。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随着劳工队伍发展壮大,工党快速崛起,在二战后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两党制的新主角。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伴随执政问题的暴露,工党内部在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是快速变革还是渐进推进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主导思想因之更迭摇摆。80年代初,左翼获得领袖职位,工党主导思想激进左转,在1983年提出了历史上最左的大选纲领,被部分英国学者称为“自杀文书”。工党遭遇二战后最惨痛的失败,仅获得845万张选票和209个议席,选票数量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盟相差无几,议席数量与保守党相差近200席。这不仅无法与保守党抗衡,甚至存在失去主流政党地位之虞。
政党的首要目标是上台执政。面对这种结果,为尽快重新执政,来自左翼的金诺克也必需使工党从激进左翼思想中脱身,适当右转,以迎合选民需要。关于1983年英国大选结果对工党主导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谢峰有过中肯的评价:“如果说1979年大选的失败推动工党快速左转,那么四年后1983年大选的惨败,则使工党明显呈现出右转的趋势。”
其次,保守党政府政策的成功是金诺克推动工党主流思想右转的直接原因。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后,奉行货币主义思想,减少货币发行量,避免预算赤字,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撒切尔政府在具体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开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钢铁、汽车、交通、电信等诸多国有企业和服务业全部私有化,把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开支降低;在对待工会上,采取强硬的政策,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削弱工会权力,另一方面对工会组织的罢工毫不示弱,致使罢工失败。这些举措既因加大了贫富差距而遭到工党和一些下层民众的反对,也发挥了许多正面的作用。从国家角度看,政府开支减少,国家负担减轻,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个人积极性得到提高,企业得以复苏,英国经济得以振兴。从个体角度讲,许多私有化后的企业推行民众资本主义,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使企业的经济状况与劳工利益直接挂钩,大多数劳工的收入并未减少。从工会形象看,由于多年来工会肆无忌惮的罢工对英国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从70年代起英国舆论就开始认为工会是“坐地行劫的贵族”,“在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反对工会权力的趋势,因为工会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发动机”,因此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政策并没有对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造成冲击。在1983年大选中,保守党的议席猛增至397个,比1979年多58个。
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政策主张的实践效果对其他主流政党影响甚巨。汲取执政党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在野党确立适宜的方针政策。考虑到保守党政府取得的成绩和自身的惨败,工党虽然在平时的辩论和宣讲中会持续抨击保守党的一些政策,但也清楚必须汲取其合理的成分。由于保守党位于思想谱系的右侧,所以金诺克领导的工党必须向右转。
再次,英国社会状况的重大变化是金诺克推动工党主流思想右转的深层原因。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而活动的政治组织。历史地看,工党能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为英国的主流大党,除自身努力外,还与英国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人数量不断增多有关,因为劳工队伍的壮大理论上就意味着工党党员队伍的壮大和选民基础的扩大。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20世纪70年代,英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从业人数都大幅度的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和从业人数大幅度地提升。到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的80年代中期,第三产业从业者已占就业总人数的67.8%。
工党传统上是第二产业劳动者的政党,拥有人数众多的劳工选民。工党的选民基础随劳工的减少而缩小。随着生活环境和薪资待遇的改善,原有的劳工选民也出现分化分层问题,许多选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脱离了传统的劳工阶层,与传统的有产阶级更加接近,和诸多有产阶级、第三产业从业者一起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并不像传统劳工那样,对工党有着天然的感情,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清晰,而是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工党面临新的挑战。但遗憾的是,在急剧变化的英国社会面前,工党之前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来吸引更多的选民、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反而由于思想的僵化与左转,流失了部分原有选民,结果在与保守党的竞争中遭遇惨败。因此,英国社会状况的重大变化要求工党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右转,以更好地吸引和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
第四,世界大国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是金诺克推动工党主流思想右转的外部原因。一方面,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盟主,也是英国的特殊盟友,其政治经济状况对英国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事务中,里根上台后,美国强硬向右转,从军备竞赛拖垮苏联、意识形态攻击指责苏联、政治外交角度孤立苏联、经济贸易制裁苏联等多方面推行对苏强硬政策,在西方世界获得良好声誉。在国内发展上,面对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停滞,里根政府采取了与撒切尔政府相似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如通过放松政府对企业的限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削减政府的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等,这些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域,无论是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欧洲大陆法德等国社会党,主导思想都在向右转。随着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弊端的显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寻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变革的基本方向是减少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发挥商品和市场作用,发展私营经济。法国社会党在密特朗的带领下,推行激进的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结果并不理想,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威望下降到执政后的谷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在1982年的大选中,不敌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执政地位。
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大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总体上主导思想都在向右转,在执政实践中也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这提示金诺克,工党若想重新执政,必须正确审视公有制、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福利制度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须改变原有的主导思想,在发展方向上不是继续向前走,而是改变方向往回走。
第五,自身的左翼身份和党内左翼力量的强大是金诺克推动工党主流思想渐进式右转的现实原因。基于对党情、国情与世情的认识,金诺克上台伊始就选择了一条坚定的右转之路。但为了取得成功,金诺克并没有像其前任富特那样采取激进的方式,而是在内外因素掣肘下,选择了渐进式的右转之路。一方面原因是他自己的左翼身份。金诺克虽然反对激进左翼的主张,但他在党内并不属于右翼,而是属于温和左翼,认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的,既有利于以劳工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又有利于建设一个公平民主的英国社会。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一个政治精英急剧地转变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是不现实的,只能从对社会现实的耳闻目睹和深入思考中渐进地改变自己的原有认知与主张。另一方面原因是工党内左翼力量的强大。左翼领导下的工党惨败于对手,但党内的左翼力量没有随之失势,仍占据党内权力与组织架构的重要位置。非右翼的金诺克当选新的领袖,本身就是左翼强大的表现。左翼认为相对温和的金诺克属于自己人,他出任工党领袖既有助于工党实现上台执政,也能够维护工会和劳工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虽然金诺克认识到推动主导思想右转是必然之势,但宜缓不宜急,因为大幅度地右转将会遭至党内左翼的激烈反对,造成内讧和分裂,甚至威胁自己的领袖地位。
二、金诺克推动英国工党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的路径
基于对英国经济与社会状况的研判,金诺克在担任工党领袖伊始就有意扭转工党的主流思想,调整过左的政策主张,但因党内左翼力量的强大和左翼思想的浓厚而未成功。工党年会仍然通过了支持矿工罢工和地方议会违反法律等典型的过左决议。这些挫折使金诺克认识到,主导思想是由主导力量推动和实施的,若想实现右转、树立工党的现代政党形象,必须削弱产生激进左翼思想的组织力量,实现对工党发展方向的有效控制。于是在推动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的路径上,金诺克选择了一条从组织变革到思想变革的道路,以削弱激进左翼的党内影响力为切入点。以1987年大选为界,金诺克对工党主导思想的变革总体上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里以‘破’为主,即要破除激进左派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与杯葛;第二个时期才以‘立’为主,使工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当然,任何组织与思想的变化都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第一个时期也有思想转变之处,在第二个时期也有组织体系的进一步调整。
与其他主流政党相比,作为联盟型政党的工党一直是派别众多,以至于有学者说“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是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而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之初,党内主要有右翼、温和左翼、强硬左翼和极端左翼四大类。从人数上讲,温和左翼和右翼占多数,强硬左翼相对较少,极端左翼最少。从影响和权力来说,由于左翼处于最高层,一部分右翼高层退党加入到社会民主党中,右翼力量处于历史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金诺克作为温和左翼的代表,在强硬左翼的支持下,赢得最高职位,但自身的权威度和影响力还很有限,在党内还没有打下稳固的根基。强硬左翼以托尼·本和矿工领袖斯卡吉尔、伦敦议会领袖利文斯通为代表,其权力和影响力处于历史的顶峰,对工党高层、议会党团、附属工会和地方工党都有影响。极端左翼主要活跃在地方,对伦敦、利物浦和谢菲尔德等大城市议会党团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思想观点上,以对国有化和公有制的态度为例,右翼认为无论是国有化还是公有制,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要灵活地对待国有化和公有制。温和左翼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特质,工党要追求公有制,国有化是实现公有制的重要路径,但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不切实际地为公有制而国有化。极端左翼和强硬左翼在对公有制和国有化的认识上是相同的,都认为公有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更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工党应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的立场与原则,在执政中凸显公有制,大力推进国有化,实现生产方式的快速重大变革。在实现进路上,右翼、温和左翼和强硬左翼走的是宪政路线,寻求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通过合法和平的执政手段来推动目标的实现。极端左翼则激进得多,主张在正常道路无法实施的情况下,通过罢工、歇业等对抗和不合作路线迫使对方屈服。这已经超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主流政党文化。
面对党内的这种复杂局面,金诺克采取了依靠温和左翼、联合右翼、反对和分化强硬左翼、打击极端左翼的策略。反对和分化强硬左翼主要表现在对待强硬左翼发起的大罢工的态度上。1984年3月,出于对保守党政府关闭煤矿又不进行安置和补偿的不满,斯卡吉尔领导的矿工工会在没有依法投票表决的情况下,发动全国矿工大罢工,试图干扰经济社会运行,迫使政府让步。这种对抗行为与工党寻求的议会道路和法律程序背道而驰。工会形象并不好,各项民意测验都显示民众更同情雇主,认为罢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保守党政府又在前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对付工会的丰富经验,做好了打击工会的充分准备。在这种背景下,金诺克清楚工党盲目支持工会,只会强化工党阶级党、劳工党的旧形象,不利于争取大多数选民。于是,金诺克并没有听从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强硬左翼的建议支持罢工,显示与工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采取模糊的态度,既批判保守党的工会政策,又呼吁通过议会道路解决问题。
罢工失败后,斯卡吉尔在1985年工党年会上利用在党内的实力,试图让未来的工党政府做出赔偿罢工损失的保证。面对这一绑架工党、有害无利的诉求,金诺克一方面在辩论中批驳了斯卡吉尔宣称的“工党是工会的议会代表”,针砭时弊地批判了罢工的策略和方式,强调工党“是统一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一个自主的部分,是工人运动的政治一翼,它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必须面对个别工会的当前利益和日常政策的要求而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表示无论工党年会通过怎样的决议,他都不会对工会遭受的罢工损失进行赔偿,表现出与富特时期迥异的立场;另一方面做部分强硬左翼的工作,争取他们对自己主张的理解和支持,以分化强硬左翼。在力量衰落、政府打压、罢工失败的现实背景下,以迈克尔·米切尔为代表的强硬左翼与工会认识到“不能再依靠议会外的大众工业行动和阶级政治战略”,开始“从左翼阵营中脱离出来向右转”。虽然在极端左翼支持下,年会最后以55%的支持率通过了赔偿决议,但由于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该决议对工党没有约束力,这标志着金诺克在与强硬左翼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取得重大突破。
金诺克打击极端左翼主要表现在对利物浦极端左翼的打击与开除上。极端左翼势力主要集中在部分地方工党,他们常常提出极端激进的民粹主义主张。如果说强硬左翼只是影响到工党政坛发展的话,极端左翼则因其革命色彩浓厚威胁着英国既有的政治体制。因此,与强硬左翼相比,极端左翼虽然人数少,不能控制工党整体的走势,但对工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深。80年代初期的英国工业停滞、激进思想盛行,由于极端左翼的做法迎合了利物浦等工业衰退城市数量可观的底层劳工选民的心理,他们控制的利物浦地方工党历史性地赢得了英国地方选举的胜利。
工党极端左翼在利物浦执政后,无视当地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和财政赤字问题,继续盲目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制度建设,加大住房建造和改造力度,致使债台高筑、财政收支状况更加失衡。到1985年9月,地方财政处于崩溃局面,根本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为了阻止地方工党政府这一背道而驰的行为,撒切尔政府促使英国议会通过停止向地方政府拨款的议案,企图使极端左翼改弦易辙。面对施压,地方工党政府并不屈服,不是采用压缩财政开支、提高地方税等措施度过难关,而是宣布解雇全部3.1万市政公务员,靠公务员对保守党政府的不满,靠整个社会的瘫痪向保守党政府反施压,并且在随后到来的工党年会上,提议对地方议会中极端左翼议员可能遭受的处罚进行补偿。不是因为工会罢工导致社会无序,而是由于政府主动解雇职员造成大面积社会瘫痪,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显示出工党极端左翼的极端性和战斗性,因此他们被称为工党中的“战斗倾向派”。
极端左翼的这一做法受到英国社会各界的严厉批判,对工党形象造成恶劣的影响,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对工党造成致命打击。金诺克作为工党领袖,对此表现出绝不妥协的态度,表示“人们是不能用无法履行的诺言取得胜利的”“你们不能拿人们的工作位置,拿他们的住宅,拿他们的不容放弃的服务当作儿戏”。金诺克的言论虽然遭到了党内部分极端左翼的诋毁,却得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认可,其中不乏左翼势力,极端左翼的打算与要求就此流产。为进一步减少极端左翼对工党的负面影响,金诺克随后在党内发起了鉴别“战斗倾向派”运动。1986年的工党年会以压倒性优势将利物浦的8名“战斗倾向派”人士开除出工党,强硬左翼代表艾瑞克·赫弗和玛格利特·贝克特也在执委会改选中落选。
为进一步突出工党作为主流政党的温和色彩,从标识上减少民众对工党战斗性的误解,减少保守党对工党与共产主义政党同为红色旗帜的攻击,工党废除了从成立伊始就存在的以红色为主的党标,改为欧洲大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普遍采用的红白相间模式,以白色为主色调,配之以黑色党名和红绿组成的玫瑰花。鉴于问题的敏感性和自己的出身,金诺克并没有对此做过多的注解,但通过白红绿黑四种颜色,金诺克传递出工党主导思想右转、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鲜明意蕴。因为“标识和形象规定并维系着所有重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传达着一种含义。修改或抛弃它们,是发生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工党这一系列组织与形象上的变动,既标志着金诺克在争取党的主导权、削弱和打击党内强硬左翼与极端左翼中取得重大胜利,也标志着即将拉开工党大幅思想变革的序曲。
在此背景下,工党于1987年6月迎来新一届大选,但最终的结果是连续第三次失利。工党共赢得229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增加20席,但远落后于保守党的376个议席,无法动摇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工党在看似团结一致、遏制各种左翼成功的背景下,仍不足以与保守党抗衡,既与保守党治理经济卓然有效有关,也与工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
金诺克虽然在获取工党主导权、阻止工党进一步左转上取得成功,但由于权力变更带来的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以及自身的左翼色彩等因素,工党主导思想并没有大幅度右转。工党团结度加强了,但现代性仍然不足,无法获得大多数选民的信赖。金诺克抨击了保守党给每个家庭造成的沉重负担,承诺工党执政将加强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开出的药方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高税收政策。在保守党执政效果良好的背景下,在工党称之为“比过去五十年任何一次选举都更加尖锐重要”的选举中,工党没有看到保守党政策的部分合理性,在竞选纲领的开篇就给选民提出四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防务上,工党仍坚持停止使用英国的核威慑力量这一在民意测验中不受欢迎的主张。显然,这种左翼色彩浓郁的主张,无助于改变工党传统左翼党、劳工党和阶级党的形象,不利于扩大工党的选民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工党的这一大选纲领,在折射金诺克第一个任期工党政策转变“踌躇性和零碎性”的同时,也反映出工党主流意识形态“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到多样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的有限性”。
三、金诺克推动英国工党主导思想渐进式嬗变的意蕴
工党在大选中的议席小幅回升,但仍不足以与保守党抗衡,这使金诺克认识到,工党变革的方向是对的,但变革的力度是不足的。于是在当年工党年会上,金诺克决心对工党的政策主张进行彻底的审查,与时俱进地调整工党的社会主义观念与政策。他指出:“任何严肃的政党如果不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认真的审查,才是对本党的原则和需要它胜利的人民的背叛”,必须承认“随着小型高技术生产取代传统的大规模制造业,英国的工业结构和阶级结构有了很大变化;由于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越来越多的居民和工人拥有了自己的住宅和股票”,所有这些社会和经济变化“都使英国的选民情况发生变化,不承认这个现实就是自欺欺人”。应当说,金诺克的这一认识“传达给英国选民一个象征性的重要事实,即该党采取了现代化立场,并抛弃了老式社会主义”,在思想层面极大地推动了工党的转型,标志着工党开始进入由破转立的新阶段。于是在金诺克的第二个任期内,工党主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改变对公有制和国有化的认识。在整个工党思想史上,公有制都是一个核心的论题。它既是工党从劳工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理论和实践争论的核心。前者是公有制是否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后者是如何评价公有制在英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国有化是把其它所有制形式转变为公有制的路径。从出身看,金诺克对公有制有着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凭借对公有制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在工党崭露头角,主张工党执政后对被保守党改变性质的企业进行再国有化。对金诺克来说,这既是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的基石,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承诺,也是统筹各种资源,使它们高效组织、协调一致的仅有手段。但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金诺克对公有制和国有化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工党1988年和1989年先后发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和《迎接挑战,推动变革》两个文件中。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称:“我们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去实施单一形式的公有制。然而,我们为之奋斗的明确目标则是经济中的很大部分为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主要不是看在经济中采取某种明确形式,而是取决于每个人掌握自身生活的权利,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中有发言权和公正地分享由于参与社会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而应得到的好处。”《迎接挑战,推动变革》在进一步阐述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放弃把公有制作为工党政策和社会主义策略的主要工具”,即拒绝再像过去那样把扩大公有制作为工党的政策。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工党1992年的竞选纲领第一次没有出现公有制和国有化的字眼。即使强调发挥政府在国家电网中的作用和职责,工党也只是强调“公共控制”的方式,而非公共拥有的形式。至此,工党虽然没有改变党章,但对公有制和国有化的认识已经改变,不再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国有化也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路径。
第二,改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既然公有制已经不再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对此,金诺克明确表示,工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就是对“团结、民主、公正和真正个体自由的承诺”。工党的这些价值诉求“要投入实践,而不是束之高阁”,是“现实生活的目的,而不是声明、图符和圣物”。显然,金诺克强调的是工党社会主义的伦理维度,而非一些固定的社会主义目标。面对急剧变化的英国社会,身为传统温和左翼的金诺克,已经与战后左翼思想先驱比万的社会主义思想渐行渐远,而与20世纪50年代右翼代表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有英国学者认为:“50年代的工党修正主义者已经充分表达了未来80、90年代修正主义者的多数主题与思想。”
金诺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在工党纲领性文件中得到很好的展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强调,工党的真正目标,“是创造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政府在这个社会中的根本目标是保护和扩展个人自由”。《迎接挑战,推动变革》再次强调自由、团结、民主等是工党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工党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个体自由,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工党的所有政策主张都与其基本价值追求连在一起。工党1992年竞选纲领指出:“大选不仅是英国两大政党之间政策的选择,也是政党之间价值观的选择,工党信念的核心是对个人自由的信念。”工党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新诠释和反复强调,表明工党在向早已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欧洲大陆社会党靠拢,标志着工党意识形态实际上的转变。因为工党纲领“不仅消除了诸如公有制、计划化和再分配税收系统等传统社会主义准则,而且连克罗斯兰修正主义者聚焦的充分就业、平等诉求等中心目标也不再关注”。
第三,改变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工党在早期发展中与其他欧洲社会党一样,对资本主义市场持批判态度,主张对其进行管控。工党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造成生活状况的贫富悬殊,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寡头政治。工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非常重视国家,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调控,推动社会向进步、有序、公平的方向发展。战后工党奉行的凯恩斯主义,也要求发挥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限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负面作用。但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保守党经济政策的成功,使金诺克改变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传统认知。在1986年的著作《开辟我们的道路》中,金诺克一改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市场给予肯定性评价,指出:“市场是一股强大的、有益的潜在力量。它是一个出色的协调机制。它能够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并为每个人提供能够付诸实践的经济环境。”在1989年的文件《迎接挑战,推动变革》中,他更是明确指出:“在许多经济领域,市场和竞争对于满足顾客需求、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革新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推动经济渐进式向前发展,确保成功的最好手段。”
金诺克虽然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并未像右翼保守党那样宣称国家管的越少越好,而是认识到市场存在的不足,国家应在必要时发挥作用。他在《迎接挑战,推动变革》中指出:“尽管市场在决定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有效性上是一个充分的系统,但市场在对于决定生活品质必不可少的健康照顾、教育等的供应或质量上,不是永远也不会是一个充分的机制。”
金诺克对政府的定位是弥补市场的不足。一方面,政府要“有助于市场在它能够、愿意和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政府要“在市场不能、不愿意或者不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代替或加强市场体系”。例如,他认为要使市场真正成为生产和分销诸多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方式,前提是“政府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监管商业行为,并为了竞争利益而限制垄断行为”。用工党1992年竞选纲领中的话说,就是“现代政府的战略角色不是取代市场,而是确保市场正常适宜地运转”。显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金诺克认为国家和市场缺一不可,但市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这是工党主导思想嬗变的重要标尺。
第四,重新定位劳资双方的关系。工党起源于工会领导的劳工运动,在经济上受惠于附属工会的赞助和会费,在组织上与工会有着制度化、组织化的联系,在选举上依赖工会会员。种种联系使工党无法脱离工会。二者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英国各界称为劳工运动的政治和产业两翼。二战后,随着工党成长为主流政党和国家利益的整合者,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显现。以收入政策为例,“工会运动的目的不是阻止其成员的工资要求,而是在现有制度下,尽力使工人的劳动和技能在开放市场获得最大的回报”。而工党根据国家的现实情况,要求工会做出让步和牺牲,配合政府采取限制性工资政策。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工党再次执政起,“工会问题就成了政党政治的支配因素”。
虽然工党与工会之间存在冲突,但由于工会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强大,特别是工党保持着对英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党对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定位没有发生变化。资方是追求大额利润,榨取劳工的自私自利者,是改造和批判的对象;劳方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企业民主的积极力量,是工党治理英国需要借重的力量。因此,限制性工资政策被认为是工会的“让步与牺牲”。不过随着80年代工会构成的多元化和传统工会的衰落,以及对重大理论问题认识的变化,金诺克对劳资双方的定位也发生重大的转变。既然不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更,就应当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资方对英国社会的贡献。政府不应该一味地批判和变革资方,而是努力使其趋利避害。而工会的所作所为和社会形象也说明,虽然其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也仅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工党不应作为工会的劳工运动盟友去改造和规范资方,而应作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者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站在中立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规范双方的行为,从而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985年的《新伙伴关系,新英国》,首次将工党、工会和资方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社会伙伴关系。1991年的《机会英国》,在强调个人权力重要性,个人有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时,首次将工会与政府、公司一起纳入可能存在的强权行列。工党1992年大选宣言呼吁:“每一个企业的每一个雇工都必须参与新的伙伴关系,以便使每一个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人都用最现代的技术创造高质量的产品。”
结语
通过考察工党对这些基本问题认识的变化,不难发现在金诺克的领导下,英国工党的主导思想与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思想谱系角度看,工党的主导思想明显右转。从国内比较看,工党主导思想在向保守党靠拢。从国际比较看,工党的主导思想向欧洲大陆左翼政党靠拢,加入“走向一种新修正主义综合之道路的行列”,为工党主导思想在布莱尔时期实现根本转型奠定了基础。当然,无论是从思想嬗变本身的彻底性来看,还是从英国大选结果来看,虽然在金诺克时期工党的主导思想变化较大,有的方面甚至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现代转型,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党章是一个政党性质的根本体现,但基于各方面的考虑,金诺克并没有推动党章公有制条款的修正。
选举成绩是考察西方政党主导思想嬗变成效的晴雨表。1988年10月,出于对工党思想明显右转的不满,党内资深强硬左翼托尼·本再次挺身而出,竞争工党的领袖职位,结果金诺克以88.6%对11.4%的得票率战胜托尼·本。1992年4月,英国迎来新一次的大选,大选之前的多家民意测验显示,工党与保守党不相上下,互有领先。最终结果是工党再次铩羽而归,但赢得了34.4%的选票和271个议席,分别比上次大选多出3.6%的选票和42个席位,时隔多年再次显示出能够与保守党角逐的实力。金诺克在工党领袖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和大选结果说明,他对工党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客观准确的,他推动的变革得到了党内和英国选民的认可,有助于工党的复兴。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BWTJ14);山东高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项目“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RWB021)。
本次转发自微信公众号“人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