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古巴—委内瑞拉联盟”及其前景
杨建民
［摘要］古委联盟关系源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乌戈·查韦斯的亲密关系。2000年和2005年古委两国两次签订的《一体化协议》使古委联盟得以实现和发展。用“两面旗帜和一场革命”来形容两国关系虽然并不恰当，但确实准确地说明了两国的亲密关系。古委联盟的形成对两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尤其是联盟的反美政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美国所不容。古委分别进行的“两场革命”具有本质的不同，古巴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古巴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委内瑞拉的“革命”旨在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关于古委联盟的前景，从长期来看，主要取决于委内瑞拉左翼是否可以继续执政和古巴“模式更新”成效两个方面的结果。同时，美国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拉美左翼“粉红色浪潮”的兴起，拉美国家在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左翼联盟，对内谋求拉美国家团结自强，主张区域一体化；对外反对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主张外交关系多元化。为实现上述主张，拉美左翼先后建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后者是西半球首个包括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时又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一体化组织。而拉美左翼联盟的核心就是“古巴—委内瑞拉联盟”（以下简称古委联盟）。
“古巴和委内瑞拉，两面旗帜和一场革命”的说法更能说明两国密切的双边关系。[1] 两国通过一体化协议进行深度的社会经济交流，在复杂的合作过程中相互支持，分别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古委联盟还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ＡLBA）机制将一些激进的左翼国家联系在一起。[2]
一、古委联盟产生的背景
古委联盟产生的背景主要是，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古巴失去了经济政治依托，加上美国封锁，经济长期困难。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古巴通过对以美国为首的外资和私营经济的国有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61年，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直到现在美国政府仍然希望用“以压促变”的办法改变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1972年，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低价输送给古巴的石油和高价购买的古巴蔗糖促进了冷战时期古巴经济的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古巴经济衰退了35%，不仅没有了苏联低价的原油补贴，本国的蔗糖产量还从20世纪70年代年产800万吨下降到21世纪初的100多万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古巴都处于“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作为能源资源都比较匮乏的小国，古巴通过对外关系获得上述资源是客观需要。其二，群体性崛起的拉美左翼不仅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且在国际上支持古巴，被古巴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所吸引。在拉美其他国家，由于接受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则又是一个“失去的十年”。新自由主义虽然使拉美国家逐渐走出债务危机，但地区经济低迷，老百姓更是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委内瑞拉的贫困率超过50%。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出现群体性崛起，反对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和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主张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外交政策多元化。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指出：“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也都先后打出社会主义旗号。2015年阿根廷右派上台之前，左派执政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地区的71.8%，人口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53.8%。[3]
二、古委联盟的起源与发展
目前，古委联盟已经走过近20个年头，既有过蓬勃发展，也经历过严峻挑战。
1.古委联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古委联盟关系源于菲德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和乌戈·查韦斯的亲密关系。1992年查韦斯因发动政变失败而入狱，被释放后于1993年到达古巴，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欢迎。1998年查韦斯作为当选总统访问古巴，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的特殊关系受到世人瞩目。1999年查韦斯就职后，古巴与委内瑞拉的官方关系开始得到发展。2000年10月，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签署《一体化协议》，构成了两国“石油换服务”的基石。根据该协议，古巴每天以优惠价格获得委内瑞拉提供的石油53万桶，而古巴则向委内瑞拉的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2005年4月，古委双方升级《一体化协议》，将古巴派出的医疗卫生人员增加到3万人，在委内瑞拉建立1000个免费医疗服务中心，在古巴培训5万名委内瑞拉医务人员，为10万委内瑞拉人提供外科治疗服务，另外培训4万名委内瑞拉医生。委内瑞拉则将每天向古巴出口的原油增加到9万桶，占古巴能源消费的1/3，石油消费的2/3。[4]
古巴和委内瑞拉创建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拉美左翼群体性崛起的标志。2001年，查韦斯提出了“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反对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2004年，“美洲玻利瓦尔替代组织”在哈瓦那成立。2009年6月，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为推动经济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设立了南方银行、南方电视台等地区机构，并于2010年1月27日在成员国范围内正式使用一种“虚拟货币”——“苏克雷”。当时，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有安提瓜与巴布达、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和格林纳达10个成员国。[5] 2012年7月1日，委内瑞拉正式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古委联盟在拉美一体化中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在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在世时，古委两国就实现了西方学者所称的“两面旗帜和一场革命”的联盟关系。2011年6月到2013年3月，查韦斯先后17次到古巴治疗癌症，有225天在哈瓦那居住。这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查韦斯的一封信中说：“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和苏联解体，帝国主义用它们封锁的利剑，打算把古巴革命淹死在血泊中，委内瑞拉——美洲一个分裂的较小国家，能够阻止它。”[6] 2013年3月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致唁电：“古巴人民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去世了。”同一天，古巴政府发表声明，称“查韦斯也是古巴人！他亲身感受到了我们的困难和问题，在特殊时期最艰难的年月，以非凡的慷慨做了他能做的一切”。[7]
查韦斯和卡斯特罗去世后，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和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继续巩固和发展了古委联盟关系。2013年4月14日，尼古拉斯·马杜罗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继续将巩固古委联盟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2013年3月，马杜罗曾作为代总统访问古巴，双方签署51个合作项目，向古巴提供20亿美元财政援助。2013年5月31日，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根据2013~2019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政府的工作计划和古巴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纲要》继续加强双边关系。2014年1月28日，利用在哈瓦那举办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的机会，劳尔·卡斯特罗和马杜罗签署涉及电力、农业、卫生、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56个合作协议，将古巴派往委内瑞拉的服务工作队增加到6万人；建立三家合资企业加工委内瑞拉的石油。2014年12月14日，劳尔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立10周年大会上呼吁成员国反对美国的制裁。
即使在古巴与美国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古委联盟也仍然巩固。2014年12月17日，马杜罗祝贺古巴掀开了古美关系的新篇章。2015年3月17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国家峰会上，劳尔·卡斯特罗指出，“美国应该理解，诱惑或购买古巴是不可能的，也不能恐吓委内瑞拉。”[8] 2015年4月，在巴拿马第9届美洲峰会上，劳尔重申“我们坚决和忠诚地支持以马杜罗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9] 2015年7月20日，古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马杜罗向劳尔主席表示祝贺，“向古巴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将继续创造新的历史，古巴万岁！”[10] 2016年3月18日，在奥巴马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夕，马杜罗再次访问古巴，讨论了2016~2030年古委共同工作计划。劳尔重申“古巴革命政府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政府不受限制的团结”，双方签署了扩大和深化合作的协议。[11]
2.相互支持，迎接挑战
最近五年来，古委联盟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都经受着严峻考验。从2014年起，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经济形势不断恶化。2009年洪都拉斯出现政治危机，左翼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被赶下台，该国2010年1月退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2年巴拉圭议会政变，左翼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政权垮台；2015年底阿根廷的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在大选中战胜左翼；2015年委内瑞拉反对派在议会取得胜利；2016年巴西左翼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被弹劾下台，组成了中右翼政府；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在2016年连任公投中失败，在2019年10月的选举中涉嫌舞弊被迫流亡国外，同年11月，临时政府宣布退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2015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获得112个议席，而执政党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只获得52席，沦为议会中的少数派。反对者声称在半年内使用游行抗议和法律等手段迫使马杜罗下台。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开始冲击马杜罗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政府多次重申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2016年4月4日，古委高级混合委员会批准2016年双方合作计划，聚焦旅游、城市农业、药品和工矿等部门，增加“走进社区使命”（Misión Barrio Adentro）计划的人员数量。2016年4月16日，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劳尔重申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并指出：“我们坚信，委内瑞拉人民将捍卫乌戈·查韦斯同志的革命成果，我们承诺团结马杜罗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12] 2016年6月3日，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Luis Almagro）试图援引《美洲民主宪章》第20条指控委内瑞拉政府破坏宪法秩序之际，古巴政府发表声明：“古巴坚决支持委内瑞拉军民及其正义事业。”2019年7月29日，圣保罗论坛第25次会议在加拉加斯举行，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制裁，声援委内瑞拉政府。2019年12月14日，第17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峰会在哈瓦那召开，大会谴责针对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的政变以及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制裁，呼吁拉美和加勒比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干涉。
2017年和2018年，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取得了制宪会议选举、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三场重要选举的胜利，初步稳定了政局。2019年1月5日，反对派领袖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当选议会主席，1月10日马杜罗宣誓就职，开始其第二个任期，古巴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主席参加就职典礼。1月15日，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先后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58个国家的承认，委内瑞拉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委内瑞拉政治上极化对立，经济上陷入危机，这使以马杜罗为代表的左翼政权遇到前所未有的执政挑战。2019年4月30日，委内瑞拉反对派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军事政变，试图一举推翻马杜罗政府，但没有成功。这场未遂政变使国内外右翼势力和反对派的进攻与马杜罗政府之间的对抗陷入僵局。其后的民调显示，瓜伊多和马杜罗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2020年8月末，马杜罗政府与反对派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和斯塔林·冈萨雷斯（Starlin González）在土耳其进行了谈判，政府释放了100多名反对派人士，进一步孤立了瓜伊多。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又重新趋于稳定，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甚至预计，在2020年12月6日即将举行的委内瑞拉国会选举中，反对派将失去对国会的控制。[13]
三、古委联盟对两国的不同影响
对古巴来说，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古委联盟使古巴获得石油能源以及相关外汇补贴收入，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在委内瑞拉的医生、教师等专业服务人员也给古巴带来不菲的外汇收入。有分析认为，虽然委内瑞拉向古巴出口的石油仅占其全部石油产量的3.5%，但由于委内瑞拉以大大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古巴出口原油，每天免费提供2万~2.6万桶，相当于在接下来的15年内补贴古巴60亿~80亿美元。[14] 2019年，古巴首次公布2018年的海外专业服务外汇收入为118亿美元。[15] 这其中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委内瑞拉。第二，古巴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委内瑞拉发挥更重要的国际影响。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加勒比石油计划，古巴团结了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多国的左翼政府。这不仅使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2005年寿终正寝，还在2007年建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2011年建立了首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地区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涵盖拉美地区所有33个国家。这表明拉美左翼政府的一体化和多元化外交政策初见成效。
对委内瑞拉来说，与古巴结盟也是其自20世纪末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从委内瑞拉的角度来看，《一体化协议》不仅仅是以石油换服务，而且可以在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方面获得巨大的好处。[16] 在政治方面，古巴医生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委内瑞拉贫困地区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且为委内瑞拉左翼政权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查韦斯为了推行玻利瓦尔革命而进行的多次选举和全民公决，离开政治动员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虽然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加强与古巴的关系无疑要在国内付出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的代价，但却可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国内，专业协会、商业团体、工会、天主教会和公民团体等众多委内瑞拉人批评查韦斯是一个极端主义的激进分子，使包括可能成为查韦斯盟友的民族主义者和军队的一部分，甚至“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传统左派都因为查韦斯对古巴的亲密关系而与其分道扬镳。因此，与古巴的亲密关系是委内瑞拉国内两极分化和对立的原因。为什么查韦斯愿意接受极化委内瑞拉的成本呢？因为2002年发生了推翻查韦斯的政变，接着又是2002～2003年跨年度的全国大罢工。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查韦斯决定深化与古巴的关系，寻求更多的安全。反对派越是顽固地推动罢工和游行示威，政府的感觉就越不安全。这只会使其更接近古巴，委内瑞拉国内的两极分化就越严重。到了马杜罗时期，古委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因为委内瑞拉国内外反对派的压力得到加强。
在军事方面，自2004年起，古巴开始帮助委内瑞拉重塑军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武器、信念和结构三个维度的转变。首先，委内瑞拉政府用10万只俄式AK-103和AK-104取代按照北约标准装备的、使用了超过30年的比利时步枪。委内瑞拉还专门设立了为俄式步枪生产弹药的工厂。其次，政府改变了军队的传统战争理论，包括在边界冲突的情况下击败哥伦比亚军队。新理论聚焦在与美国军队的“不对称战争”中幸存下来，这需要训练军队的游击战术。最后，创建城市预备役部队，在发生国际侵略事件时保卫国家，并帮助维护国内秩序。估计当前的预备役人员数量在25万至30万之间，而政府的目标是200万。[17] 委内瑞拉需要讲西班牙语的专家帮助适应来自俄罗斯的新武器，还需要帮助培训、调整并组织新的预备役人员。古巴军方拥有超过40年使用俄罗斯军事装备、游击战训练和反叛乱行动的经验，对于委内瑞拉这个三管齐下的军事转型，古巴是委内瑞拉走上新军事道路的一个完美的技术顾问提供方。
此外，有学者认为，左翼政权通过控制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获得强大的现金流，而与美国封锁的古巴合作可以使该公司的离岸业务规避国际监管，从而获取经济方面的好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查韦斯选定哈瓦那作为加勒比石油公司的总部。查韦斯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哈瓦那工业银行，负责石油及其衍生物相关的外汇交易。
四、“两场革命”的实质与古委联盟的前景
古巴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力量有三支，即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原古巴共产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其中“七·二六运动”发挥了主导作用。古巴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经过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65年，三支革命领导力量改组为古巴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和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思想，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古巴革命是拉美历史上反独裁斗争最彻底的一场革命，彻底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革命也是反帝斗争最坚决的一场革命，彻底结束了美国在古巴的殖民统治；古巴革命也是拉美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革命，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推动了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8] 21世纪初，劳尔·卡斯特罗继任最高领导人后开启了“模式更新”进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尽管如此，古巴革命和古巴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变，仍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古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古巴是当今世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五个国家之一。
而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属于21世纪初拉美“粉红色浪潮”的组成部分，是拉美左翼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改良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政党与共产党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受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影响。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激进左派在寻求新自由主义替代模式的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提出了体现平等和公正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但激进左派的替代模式仍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就指出：“让我们利用这次危机，利用资本主义的弱点，创建一种新的更好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也指出：“目前世界为之震动的金融、能源、气候、食品和制度危机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埋葬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埋葬我们的星球……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去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也愿意实施替代模式。”[19] 虽然委内瑞拉等国的“革命”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但实质上是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批评的主要是政策而非制度，希望用进步的价值观改造资本主义，而不是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新左翼并未根本改变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这也是用“两面旗帜和一场革命”来形容古委联盟并不恰当的地方。
委内瑞拉危机的实质不是所谓合法性危机，也不是国际干涉引起的，而是试图摆脱西方发展模式、独立探索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模式过程中遇到困难而又遭到西方干涉的结果。这一波替代新自由主义探索的代表性国家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等新左翼国家关于替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探索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再次否定，使拉美国家重新回到自主发展的轨道上来，其理论和实践也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
当前，古委联盟正经历着委内瑞拉经济的不断恶化、石油产量的不断下滑以及美国不断加强对两国的制裁等重大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预计2020年古巴GDP增长为-8.3%[20] ，委内瑞拉更是惊人的-30.3%。2020年第四季度，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将下降到每天仅40万桶，而在查韦斯时期每天产量超过300万桶。目前，委内瑞拉冶炼石油的能力是每天仅2万桶，而其峰值时的冶炼能力是每天130万桶。2020年4月和6月，伊朗先后支援委内瑞拉150万桶石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燃料短缺的局面。然而，2020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仍将达到254.9%。[21]
从长期来看，古委联盟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委内瑞拉左翼是否可以继续执政和古巴“模式更新”成效两个方面的结果。如果左翼继续在委内瑞拉执政，古委联盟就会得到巩固与发展；如果古巴“模式更新”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经济得到恢复和增长，也会影响委内瑞拉相应的政策，尤其是在资源开发、经济改革等领域更是如此。当然，短期来看，美国因素至关重要。美国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制裁根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冷战时美国拉美政策的底线就是不能出现“第二个古巴”。自古委联盟建立伊始，美国就视其为“眼中钉”，在2002年就支持了反对查韦斯的政变。2019年5月，美国以古巴支持委内瑞拉为由加强对古巴的制裁，史无前例地实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章，试图阻断古委联盟，瓦解委内瑞拉左翼政权。2020年3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以毒品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使人们不禁联想到1989年美国通过“正义行动”逮捕巴拿马前领导人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到美国受审的情况。2020年，美国政府还伙同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抛出了一个和平的民主转型框架，涉及人道主义、移民、卫生、安全和反毒等多个领域。[22] 2020年5月至今，马杜罗政府逮捕了数批试图推翻政权的雇佣兵，也说明美国实实在在地威胁着委内瑞拉左翼政权的存在。因此，在我国制定对委内瑞拉的相关政策的同时，不仅要考虑美国因素，还应该考虑古巴的影响，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研究”（16BGJ0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