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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运、国际共运、西马外马
383个
（王培洲：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意识形态关乎道路，意识形态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的深刻表征。应因改革开放这条“新路”，要“说新话”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焦点与共识，也是在新时代实现“四个自信”的应有之义。如何把新话“说好”，进而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成为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对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主体进行再确认，伸张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性；又要解决好意识形态话语建设这个复杂性工程中的种种矛盾，使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能够有效切中中国道路的发展，凸显出话语的力量。一、聚焦“说新话”：当前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理论关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的起点是改革开放。由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化“新路”，不仅表征出中国道路发展中不断创造的“经济奇迹”，更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凸显出一个不断凝聚共识、打造价值的“话语中国”。“话语中国”意味着中国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不断积累话语绩效，在建构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过程中不断“说新话”。（一）中国道路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型：一个简短综述“新话”伴随着“新路”的展开，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一个显著标识。作为“社会转型”的理论映射，意识形态在新的语境中也在不断转型，创造出新的话语增量；与此同时，传统话语（话语存量）也在不断进行着创造性转化。“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会发现，人民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越深入，就会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1]P1 不难发现，当前理论界探讨较多的“意识形态转型”，几乎都自觉地聚焦在了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建设与创新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话语（语言）视为“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因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P81 更为人熟知的是，在“意识形态”和“话语”构成的问题域中，福柯将“话语”和“权力”进行了链接，他提出的“话语即权力”命题，指认了“话语的秩序”[3]P1-31，突显了话语在意识形态中重要且特殊的作用。意识形态中的“话语”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看来属于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一种，即通过“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获取“语义的优先权”[4]P119。意识形态话语表征着意识形态内核，话语往往是意识形态发展和转型中最先产生变化的一环。当前国内学界对意识形态转型（也有表述为“意识形态变迁”“意识形态发展”“意识形态创新”等）的研究中，主要有“从革命型到发展型”、“从革命型到建设型”、“从革命型到开放型”、“从革命型到治理型”等几种主要形态转变。而在意识形态转型的论述中，话语转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内核具有稳定性与抗变性，在这一前提下意识形态的话语（或叙事）成为事实上探讨的聚焦点。（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如：有学者在探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中申明意识形态转型不是“类”转，并未丢掉马克思主义[5]P83-105；在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及变迁时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些变化总的说来主要发生在边层，在内核方面相对稳定，尽管边层的变化一直在影响着内核的变化”（这里的“边层”指的是“具体化和灵活的叙事方式”）[6]P280；在探寻意识形态转型历程时指出“使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发生渐变”[7]；在描述全球化时代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时认为“意识形态正在从批判言说的解放话语日益走向发展话语为中心的建设叙事”[8]P195；在指认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时提出“旧瓶——新酒”机制，即“保留原有的制度文化资源”（“旧瓶”）与作出“创新性的新解释”（“新酒”）有机结合，并强调“新话语的每一个核心概念……均来自于原有的意识形态库存”[9]。综上，当前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研究更多集中在话语的“不变”与“变”。而意识形态话语（包括叙事形式）的变化、发展与创新既成为研究的现实切入点，又是理论焦点。事实上，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变”与“变”，正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调的“老祖宗不能丢”[10]P369 与“说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10]P91 的统一。就此而言，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不丢“老祖宗”的基础上，不断“说新话”的过程。要“说新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11]P9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提供了目标与思路，促发着意识形态新话的出场，是实现道路自信的应然要求。一方面，要在中国道路语境下以改革开放的眼光审视“说新话”，即是用新话讲清楚新路。其内涵是不断通过思想解放、理论突破和话语创新来有效阐释和回应“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凸显“中国精神”，把中国道路四十多年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思想共识，为话语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回顾改革开放史不难理解，在改革开放新路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理论话语的创新，有效回应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在对中国道路的阐释过程中，邓小平理论言说的新话不仅表现为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理论学说，还体现在上述话语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大众话语不断凝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引导着中国道路的发展预期。进而言之，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接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的理论、新的话语不断切中着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实践发展，用话语上的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证成道路上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肇始于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话语新论述与新表达，不仅在发展层面聚焦国家内部的“改革”，以此解释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还在全球化语境下回应“开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凸显出中国道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道路自信转化为话语优势，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中国道路，从而不断消除“话语赤字”，破解在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下“有理说不出”的被动局面。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再塑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失语”往往会造成两种不利情况：其一，加剧西方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偏差。由于西方固有的思维定式和思想的路径依赖，容易把中国道路的发展视为其自身发展的镜像和注脚。近年来，不断有论调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指认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降低了中国道路的能见度和分辨率。其二，将中国道路与世界发展进行刻意地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进行“妖魔化”。如用“中国崛起”制造修昔底德陷阱，用所谓普世价值明里暗里否定马克思主义等，遮蔽了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二者都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独断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说新话”更是成为树立道路自信的当务之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毫无疑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时代不断通过新的理论阐释言说新话，有力地增强了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强化了道路的自觉与自信。在中国道路自身发展上，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等观念与话语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进行再确认。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用“中国梦”讲明白了国家发展为每个人提供更多“人生出彩机会”的实践逻辑，凸显出中国梦对人的现实关切而非抽象的、“小写的人”的资本梦；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中国“天下”观而非进行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冲突预设。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585 在唯物史观中，不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适配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也要遵循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绝不能“跟着感觉走”，在创新过程中必须“守正”，即坚守中国道路发展的大方向，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2]P109 因此，在当今各种社会思潮复杂交织的局面下做好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必须坚守好中国道路发展的大方向，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恰需要以这种“方向感”为前提。一句话，在中国道路语境下，意识形态话语的“守正”是创新的前置条件。从18世纪末意识形态作为概念出场以来，其本身经历了从观念到理论的建构式发展，一方面经历了从中性（特拉西）到批判性（马克思）再到肯定性（列宁）的内涵转变，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进行着从哲学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的扩展。因此，在当代中国道路视域下进行意识形话语创新的探讨，必须澄明意识形态的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得到人们高度认同，中国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相关研究的主体一直处于不言自明的研究“自觉状态”。在绝大多数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中，研究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成为意识形态研究中的理论默认和预设。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主体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清醒地认识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3]P20，更在于把这个“理论上的清醒”贯穿在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全过程之中。当然，若聚焦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情况，不难发现其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状态。显然，从政党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这种自觉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感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中本质地要求“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即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与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主导。进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构成的价值规定下，中国道路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就必须凸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主体性。澄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主体之后还要确定其方法论，主体性解决的是“谁在说话”的问题，方法论关乎以何种方式“开口说话”，二者内在关联。显然，要想切中中国道路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话语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要从唯物史观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内容、言说方式及话语特点。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研究中常被研究者引用的道格拉斯·C·诺斯提出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14]P61 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其将意识形态置于现代经济学并作工具理性式的分析，仅仅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交易中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却忽略了价值与意义。（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因此，这个诱人的判断并不能直接拿来支撑和论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话语创新。失去唯物史观视域，就难以在“大历史”中把握意识形态发展话语中的变与不变、名与实、表与里，失去这个“理论上的清醒”就容易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综上所述，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语境下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不断“说新话”的客观情况，但也必须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价值始终未变。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追求。因此，在唯物史观中观察中国道路，意识形态话语既有发展与创新，也有不变和坚守。主义与立场是“说新话”的价值定向，是道路与旗帜问题，是建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遵循。前文在中国道路语境下对意识形态主体的再确认，正是为了明确“说新话”时的一个前提性输入，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理论清醒。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个明确而清晰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形成高度的话语共振，并起主导作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P4 事实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伸张着中国道路展开过程中的主义与立场，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基底。进而言之，中国道路语境下意识形态话语塑新过程中要坚持何种主义，何种立场？答案非常明确：主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一定是人民立场。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P9，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辨率和能见度，才能使意识形态“新话”之“新”仍然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这是意识形态话语塑新的根本前提。就后者而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P18，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中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话语表达，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努力。在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史观，到毛泽东思想强调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其中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判断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到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民的逻辑始终“在场”。主义和立场划定了中国道路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坐标，凸显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高分辨率。要承认，现代化道路一度是在西方时刻中展开的，若中国道路不去有意识地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性，在话语上很容易造成“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16]P4 的尴尬情形。因此，一旦明确主义与立场的前提，才能更好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才能在“中国主张”下获得高度的道路自信。这正是要不断重申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没有亦步亦趋地成为西方发展的镜像，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主体性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17]既然“说新话”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焦点，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塑造出符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创新是一项复杂性工程，在当代中国道路语境下，必须面对涵摄古、今、中、西的时空交叠、日新月异的传播手段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形塑，把“新话”说好并不是易事，“‘（说话人）赋予意义——传播语言信息——（受话人）理解意义’这个言语活动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为话语建构留出空间”[18]。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要想穿越复杂的问题域，必须解决其中存在的“不平衡”矛盾，即在实然与应然、大事与小事、普遍性与特殊性、批判与建构之间寻找到动态平衡点，这从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无法跳过的实践进路。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上，有解释力和整合力的话语通常是成套、成系列、成体系出现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之所以能够体系化，正是因为意识形态话语本身是逻辑严密、范畴清晰、问题明确的理论建构。显然，要使意识形态话语释放出引领和凝聚的功效，则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建构既能预设理想，又能关照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要合理地解释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不断拉近、缝合这种差距，要在话语建构上超越“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对立认知。亨廷顿在谈到美国政治系统时指出，美国政治的不稳定状态“不是欧洲那种理念与理念的碰撞，而是理念与现实的碰撞。”[19]P56 亨廷顿强调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荡，在哲学上即是著名的“休谟问题”所指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应然强调讲应该怎样，指认价值；实然重在讲是什么，强调事实。不难承认，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解释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处理好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有效制衡应然与实然，使二者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因此，就中国道路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而言，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既要重视应然，使之为中国道路提供价值定向，明确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1]P13；又要把握实然，使理论“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解释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20] 就此而言，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运思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实然要有方向感。实然必须以应然为方向，使应然之“道”为社会发展指明目标，让人民生活“有奔头”。马克思在谈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时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P11 毋庸置疑，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改革开放实践行动的理论主题，为中国实现“强起来”的发展不断与时代对话，为现实发展提供远景与方向。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继续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建构不断创新“价值言说”，为实然与现实定向。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与公民三个层面提供发展与行动的价值遵循；中国梦将近代以来的民族梦、国家梦与每个人的梦结合起来，既强调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又彰显每个人的发展中“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进而凸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历史与未来紧密连接，强调一直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因此，在话语的实然指向中，我们必须不断地为中国之“路”的现实展开在更高层面上提供发展之“道”，并由此构成道路自信。另一方面，应然要有实践感。应然要遵循实践逻辑（logique pratique）[21]P122-124，照顾到实然的基础和环境，使话语域与实践域互补，使话语能够切中具体的实践、解释鲜活的实然；否则就会造成理论在现实面临“无话可说”的窘境，使应然的解释力大打折扣。胡绳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指出：“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我们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问题。”[22]P19 应然强调的“道理”必须有实践作为事实依据；应然的叙事要想发挥出解释力，必须深刻把握实然的基础、阶段、条件与问题等特征。正如我们在明确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时，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历史阶段和现实国情的“两个没有变”，这样才能使共产主义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奋斗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在共同目标下使人们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因此，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建构中，“要在探索中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基础、条件、表现方式和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下足功夫。”[23]当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到实然的一度时，话语必然被赋予强烈的现实与实践向度。话语在现实中展开，并在实践中完成价值证成。众所周知，在中国道路语境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的改革开放，既是中国道路展开的大逻辑，又是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在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一个清晰而明显的逻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办大事不断破难题、解新题。“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增长、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等实践中释放出了强大的话语解释力和有效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3]P8，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凸显出中国在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的自信。显然，改革话语中的宏大叙事从党和国家层面来讲，通过办好关乎国家命运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大事不断释放出使命感；在人民群众层面，则在一件件大事的办成中不断积累认同感与自豪感。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讲好大道理需要摆出事实。中国道路语境下的宏大叙事要讲出使人信服的话语，破除“话语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的真空状态”需要有具体的故事作支撑。换句话说，在强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中内嵌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办好大事，也包括办好小事，二者之间要形成动态平衡。（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央电视台在建党95周年之际推出的公益广告《我是谁》中，通过将镜头聚焦城市街道凌晨开工的环卫工人、医院手术台上救死扶伤的医生、暴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等普通党员的责任与坚守，用“我是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在你身边”的动人叙事回答了“我是谁”这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中国梦时，回忆了他在梁家河度过的七年知青岁月，并指出在当时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24]P29 从“一顿肉”的关切来论述中国梦作为历史使命中的“小逻辑”，即每个人的梦。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24]P30。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见到过“党群先锋队”在乡村的带头服务，推动乡村振兴；也遇见过“小巷总理”在社区解决群众难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显然，讲好这些普通人和普通事在话语上更“接地气”，更有利于使意识形态话语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事实上，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兼顾大事与小事，可使二者相互增益，进而在中国道路的叙事中达到价值共识。必须认识到，中国道路的展开与每个人发展机会的拓展是同步的，道路的宏大叙事需要由小事进行具体化铺设，每一件小事背后则会展现出中国道路发展的大逻辑。当然，这不仅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叙事策略，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的一刻，全球化话语“空降”中国。显然，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既要说“中国话”，又要观照到全球化与世界性。就全球化而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批判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仍有深刻启发。马克思在谈到“关于意识的生产”时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P89。但必须看到，马克思在承认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同时，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置于唯物史观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这项“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并不能摆脱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即世界历史“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P92 不难看出，若承认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意识生产”的一部分，那么话语的创新则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又必须同时关注到普遍交往与自身发展。遵循这条理论进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要具备世界历史眼光，就要在吸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时做到两点：一是澄明普遍性。中国不是西方的“他者”，中国的发展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要在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会通中凸显出话语的主体间性。二是澄明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西方的“镜像”，中国的发展不是西方发展的“注脚”，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本身的实践之中，使话语“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25]。就中国道路的普遍性而言，在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宣传中要强调中国道路的世界格局，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突显全球化语境中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主张，是对中国与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再确认。利益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基础上打造价值共识，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4]P522 这就是说，中国道路不是世界历史之外的他者，而是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处于一个历史进程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认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之中客观存在的竞争，而是在竞争中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树立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思维。因此，中国道路落座在“利益共同体——人类文明价值共识”的架构之中，其普遍性正是在于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始终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做大蛋糕”。在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同发展之中，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发展。事实上，中国道路的世界格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诚意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不断得到认同。就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而言，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强调发展主体性与道路自觉。有学者在谈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时指出，我们缺少一种“自主的价值认同”，即“我们还在到别人的解释框架里寻找资源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现象，并且这种状况随着全球化的‘无可遮蔽’的特征更为明显。”[26]P289 显然，中国道路必须在进入世界历史的一刻中保持清醒、自觉与自信。若承认意识形态话语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那么也必须看到文化价值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全球化中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识别与跨越。要清醒认识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进的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球西方化’，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27]。因此，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需要处理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创新上防止掉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掌握好自身发展的节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和而不同、自省自信自觉的发展。中国道路应因改革开放，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与叙事话语。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道路通过改革与开放进入“现代化”一刻时，中国现代性与全球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不断显现。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每一个参与者的世界观。中国道路在文化、价值、理论、思维上面临着冲击与挑战。“文化成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28]P4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中，社会上有人干脆把现代化、全球化指认为“西方化”，也有人在看到现代化发展中的道德滑坡、娱乐至死、精致利己主义等现象后，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事实上，中国道路在展开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对现代化进行主体性的反思，在发展中不断确证和回答着“我是谁”。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P3 显然，中国道路的话语要体现中国现代性，必须要深入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如所谓“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等）进行严肃批判，进而加强理论供给，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批判的武器”。契合中国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应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中国经验的事实基础之上，发挥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在承认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的客观情况下，不断对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导向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进行理论辩护与价值引领。显然，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的局面下，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话语面对着更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有效地识别和跨越西方各种“话语陷阱”。比如，当前西方用“锐实力”来指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国家进行的利益之争与意识形态冲突。如果说之前的“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在中性意义上对一国发展资源和要素的探讨，那么“锐实力”则更直接地用学术话语炮制出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进而言之，在当今中美贸易战中，文化战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必须足够清醒地识别出西方中心主义下预设的价值陷阱和话语陷阱，对中国道路不断进行价值伸张。凸显中国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下一步”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道路语境下的话语建构在当今具有强烈的紧迫性。一定程度上来讲，当前仍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等话语供给短缺情况。随着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时间表的迫近，文化自信和“三个自信”一道成为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意识形态话语必须满足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中“国家的需要”[2]P11。实事求是地讲，将中国现代性赋予话语之中并非易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既要能实现话语的共识，又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具体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我们既要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完成对西方话语的超越，又要使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话语有“中国味”，给人一种“回家了”的感觉。这意味着要处理好“中”“西”“马”三者之间关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作为当代中国道路的价值定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即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能见度”与“分辨率”；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其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则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而言，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如中国梦与美国梦、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可通约性（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明共存理念），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又向外看，增加“中”“西”“马”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达到“和而不同”。话语的背后是理论和思想，因此，要承认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和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话语创新需要时间和实践、量和质的积累；然而我们又必须有使命感，必须深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0] 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仍然紧迫。（责任编辑：杨斯涵）[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张旭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严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谢忠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动力、路径与模型--个理论建构的尝试[C]//"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2010.[6]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7]胡海波,赵德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6).[8]夏银萍.当代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J].浙江学刊,2006,(04).[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2.[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6]赵汀阳.智慧复兴的中国机会[C]//学问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7]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D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18]赵蓉晖.语言社会功能的当代理解[J].中国社会科学,2017,(02).[19]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M].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学习活页文选,2016,(41).[2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22]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李德顺.立足"实然"讲好"应然"[J].党政干部学刊,2016,(01).[2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5]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J].学术月刊,2012,(07).[26]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7]傅莹.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J].学习活页文选,2017.[28]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