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互动中的中国新发展阶段
〔捷克〕胡北思 著
石月 译
作者：胡北思（Marek Hrubec），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来源：国外学者看“十四五”规划栏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摘 要] 解读中国“十四五”规划以及美国和欧盟等大国新近的战略文件和言论，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未来几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及其在世界体系多极转型中发展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未来五年，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将是全球互动的新阶段。在拜登政府对世界态度部分重构，以及欧盟更加强调实现战略自主权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具有竞合关系特点的全球互动。全球互动将在各种紧张关系中进入新阶段，但需要克服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危机。
[关键词]国际互动 中国 “十四五”规划 新发展阶段 美国 欧盟
随着2021年“十四五”规划的启动，未来几年中国在国内以及全球体系的多边转型中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大国代表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战略文件和言论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国际和全球层面内容。主要大国的新时期存在部分重叠。2021～2025年，中国进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拜登政府的任期大约在2021年的同一时间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欧盟委员会的任期则为2019～2024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解读关于2021～2025年以及更长远的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文件，尤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次，对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世界态度的部分重构进行分析；再次，剖析欧盟在阐述多边主义全球方案和网络安全的新文件中关于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说明。在结论部分，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以及在全球体系多极转型、主要大国拥有比过去更大的相对战略自主权的条件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伙伴国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本文在方法论上强调中国、美国和欧盟发布的具有战略相关性的文件和言论的重要性。
二、中国在世界中的发展：拥有长期目标的“十四五”规划未来几年，特别是从2021年起，中国的发展主要依据创新型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新规划以及2035年长期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不仅是又一个五年，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这不仅是中国的新阶段，也是全球互动的新阶段。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主要围绕国内主题展开。与此同时，它也部分阐释了国际和全球议题。这种相互联系得益于连接内外部发展的“双循环”概念。首先，“十四五”规划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提出了继续改革开放的重要话题；其后，在第十一部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中，具体阐述了对外和全球议题。该议程提出要进行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国际和全球合作，共包含三个要点：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更大范围内继续深化开放。第一个目标是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通过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而是通过创新。贸易发展应以创新为基础，这样才能经得起外贸竞争。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内的贸易试验区建设，将伴随着更大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模式中，这不是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混乱、无限制的开放，而是运用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合理规范的开放。其中还包括对国内外经济行为主体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的规定，以及一些新完善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旨在保护外国公司的权益，同时也保护“走出去的”中国公司的权益。上述措施及一些重要展览会，如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将使贸易更加平衡，并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另一重要问题是实现人民币更高程度的国际化。同样，这也不只是这一领域的单一数量趋势，而是通过自由使用人民币的新型互利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几年中国对外互动的第二个重点是“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显然，这一行动试图摆脱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构设的陷阱，其特征表现为层出不穷的争端，且通过外交沟通解决的可能性极小。“一带一路”优先强调国际合作中广泛协商、共建共享、务实协作、产供共赢、共同发展等原则。“一带一路”的传统要素是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更加注重发展数字经济。在当前与美国的相互关系中，中国的新重点是改善多样化的投资和金融体系。第三个对外互动重点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这里，合作共赢再次成为公平谈判的基本前提。中国作为最具影响力的金砖国家，提出要充分利用G20平台，该平台的国家不仅仅包括以西方为中心的七国集团。此外，以这种方式加强多边体系，将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中国正在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该建议不仅建立在现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而且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治理规则，以应对新兴经济领域，并呼吁各国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中国在全球供需链内的合作将继续进行，目前的重点是研究和创新，并将与“双循环”哲学相结合。内部（国内）和外部（国外）导向型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双循环”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退出自己的内部模式，不得不接受西方模式，以便被允许与西方进行全球合作，但中国能够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保持主权，发展自己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1978年中国向世界的转型开放为全球供应链奠定了基础。197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互动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内部和外部因素一直都很重要。2020年，为了平衡国内外活动和主权，对国内消费的关注得到支持。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国家安全和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关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持”的建议中，主权概念被运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涉及到核心技术（现在主要是生产电子设备的半导体）的相对主权。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委员会讲话中含蓄地提到了美国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也有必要提醒大家，中国在2019年曾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和《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而这一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白皮书从根本上阐释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繁荣的世界而不谋求霸权的意愿。
为了理解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体系中的新规划及其可能性，有必要分析美国在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和目标。虽然“重返亚洲”或者更具体地说“重返东亚”政策，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宣布并部分浮出水面，但并未得到真正发展，因为此前布什政府在伊斯兰国家发动的战争仍然是其关注重点。众所周知，真正的重返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对抗，完全是由特朗普政府实现的。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利用关税制造贸易摩擦，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2021年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贸易赤字在2020年攀升至6787亿美元，这是自2008年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对抗的做法以失败而告终。拜登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战略也将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宏观区域的关系。新一届拜登政府的四年任期，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十四五”规划时期几乎重叠。美国的做法是为了与其健康危机、经济政治动荡以及全球声誉下降相调适。尽管面临国内外各种问题，拜登总统在2020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信心十足：“我们可以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正义的领导力量。”拜登在国务院发表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讲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是他第一次就全球事务发表演讲，标志着其任期内政策框架的确立，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即便该演讲主要面向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国内机构，但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为一场国际演讲。拜登说：“我今天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信息是：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我们已经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参与世界事务，重新赢得我们的领导地位，促使全球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挑战。”世界上许多人、国家和多边组织都对这种不被需要的领导地位继续下去心存疑虑。如果美国先解决自身深层次的国内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誉和信任度，而不是把美国不稳定的事态强加给其他国家，他们将表示欢迎。拜登谈论回归有何深意？乍一看，美国新政府似乎是试图回到特朗普之前，恢复先前的政策。然而，“返回”一词在这里只是指代方向而非目的地，并不意味着回归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经典关系模式，而是在美国目前国内权力格局及其对外关系前提和交往的限制下，对特朗普政策进行部分向后看的重新定义。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竞争对手”的做法与看法，与之前的民主党政府即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2021年3月发布的新的《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以类似方式描述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是唯一有可能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的积极转变，是其宣布回归多边主义，这肯定会限制美国在一些议题和组织中的单边做法。这意味着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更好地与联合国打交道，等等。然而，美国的发展已经走上了特定轨道，不可能完全改变，只能放慢脚步，部分纠正。
2020年，中国在全球互动新协议方面取得了两项相关成果。首先是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二项成就是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是中欧合作的里程碑，也显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想被美国优先所束缚以及在与中国合作意向上的一种自主态度。2021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欧盟已表示愿意发展多边关系。2021年1月，欧盟发布了题为《为全球复苏开展多边合作》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由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共同签署。欧盟政界人士利用美国政府更迭的势头，希望采取全球性倡议，为未来的多边合作注入新活力。在《宣言》中，新冠肺炎大流行遮蔽了自由主义经典的自由吁求。社会权利终于成为优先项：“健康是第一要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是对全球几代人团结一致的最大考验。它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我们的健康安全链与卫生系统一样脆弱。任何地方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对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经济构成威胁。”如果把健康和人的生命放在首位，欧盟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与注重消除贫困和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更容易达成共识。该文件指出，现在应该强调的不是文明及其价值观冲突，而是共同价值：“我们必须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而不是文明和价值观对立。”该文件还关注当今数字时代互动的新特点。新欧盟委员会在2019～2024年的政治指导方针——“一个争取更多利益的联盟”中早就给出了这份文件的框架。其中“适应数字时代的欧洲”部分提出了“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主权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其“复兴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主题：推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权，而“数字主权”则是欧洲战略自主权的核心。他宣称：“实现欧洲战略独立是本世纪我们新的共同计划……欧洲战略自主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首要目标。对欧洲来说，这是21世纪真正的起点。”网络安全是战略自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代表着欧洲战略自主权的数字主权。“战略自主权”概念“意味着更具弹性、更具影响力，以及更少的依赖性。我们希望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环境中实现更大的自主和独立。这意味着减少我们的依赖，更好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希望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公平的待遇。相互依赖是自然的，甚至是可取的。但过度依赖就是另一回事。因此，战略自主权与保护主义无关”。其他一些欧洲政治家也持类似观点。在军事议题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就开始讨论欧盟的战略自主权问题，主要是为了表达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差异。而在过去几年中，讨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国防和安全议题，还涉及到经济和科技自主权问题。这是为了适应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和疫情大流行导致的贸易短缺而诱发的全球环境恶化。当然，这不仅仅是对问题重重的发展趋势的回应。赶超全球科技发展新数字化水平，确保国家和宏观区域的地位，也是大势所趋。欧盟努力在内部发展中寻求战略自主权，同时在全球互动中与欧盟外的其他伙伴国发展平衡关系。狭义的战略自主权概念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权概念，在更广泛意义上则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应。这也可以被视为欧洲版“双循环”的一部分，不仅局限于科技或数字主权话题，而且也适用于欧盟的其他一些领域。然而，为了阻碍某些合作，战略自主权方法在欧盟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被部分滥用了。但是，现在肯定也存在一种支持在欧洲以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多边合作的趋势。例如，中东欧和西欧一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多边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特朗普政府时期在贸易、技术、外交和其他领域造成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政府中仍部分存在，即便是以一种更为文雅、更具多边导向的面目出现。这在大国对全球形势的多边调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比过去更复杂的全球互动。这既不是一种更宏大的线性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一种复杂的发展态势。我们可以期待一种新的具体的竞合关系（Coopetition），即在新战略范围内的一种新版本的共同合作与竞争。建立在更加组织化层面上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关系，包括大国和其他国家在其中一个层面上拥有更大的相对战略主权。在中国，这明确表述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权概念，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内外双循环”概念。在欧洲，则表述为战略自主权概念。战略自主权最初源于网络安全和其他安全领域的主权理念，最近又扩展到其他领域。这是大国对全球合作与竞争中增强弹性、减少战略依赖的呼吁，也反映了一种普遍趋势，即国家和宏观区域以更加自主的地位融入全球科技发展新的数字化阶段。中国、美国及欧盟等国意识到了主权的价值，其曾经完全或部分丧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重新赢得。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能够保持自己的主权，并且做到了两点：实现国内发展以及成功地参与全球互动。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2020年以来，在世界许多地区，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关系一直处于痛苦的重新界定过程中。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学会了如何在经济、政治、科技、安全等争端中保持自己的战略主权，以及如何在全球互动的新数字层面的合作领域中发展共享主权。尽管美国为了限制合作而滥用了战略主权，但在相互承认和尊重战略主权的基础上，中国、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仍有发展多边合作的极大可能性。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伙伴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等，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技术、科研、生态和跨文化的双赢合作。“十四五”规划和其他相关文件是这一发展的相关规范性依据。然而，全球互动在各种紧张关系中进入新阶段，需要克服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