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教训：以苏联为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13-23页。
作者介绍：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正确总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经验教训，今天仍具现实意义。本文指出：不明白两个体制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对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迷失前进方向；两种制度共处将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应当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苏联体制并非一定导致苏联解体。如同世界上任何体制和制度，苏联体制也存在不足。但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对抗与共处
一、不明白“两个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对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迷失前进方向
1.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初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成立立即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说道，苏俄的成立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威胁”。他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1]他坚决反对与苏维埃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并指示本国大使：“对于苏维埃政府的任何和平建议概不答复”。[2]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重复了兰辛关于苏俄制度对美国的威胁的意思。他说：“莫斯科政权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3]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美国纠结一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力图把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扼杀在摇篮之中。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为可以立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竭力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提纲中，表达了“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愿望。列宁号召和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4]
这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制度最初的对抗。
2.冷战时期
随着战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的变化，1946年2月美国驻苏临时代办乔治·凯南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咒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3月邱吉尔发表臭名昭著的“铁幕”讲话，认为苏联是“独裁政府”，“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危险”；继任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声称“反对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美国“必须采取积极的立场”，对苏联实行对抗政策，特别是推行“和平演变”政策。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勒斯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5]。
这样，自从1946年3月4日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反苏联盟，开始推行冷战政策。美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1949年4月，在美国的倡导下，成立了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等八国于1955年5月成立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如何评价冷战时期两个体制之间的对抗？
一方面，美苏对抗具有两大阵营、两种体制、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所以苏联对外政策此时仍具有联合东欧各国对抗西方侵略、支援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面。如对古巴、朝鲜、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非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恶性发展。[6]指出这一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另一方面，两个体制的对抗后来发展到美苏之间的争霸（邓小平曾经指出：美苏争霸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它们之间无限制、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引发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这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相当长一段时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苏两霸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但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其理论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实践中否定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国家发展方向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所当然从其外交新思维”－“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出发，彻底放弃了两个体制之间的对抗，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两个体制近百年来对抗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总是力图挑起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争斗，包括武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甚至到今天，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以“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为题发表演讲，重申他将继承和坚持向全世界输出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在演说中，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作为美国始终不渝与之斗争的对象。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日本的讲话中说道：“加强我们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是我们这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有清晰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是没有改变的”。在这里克里明确表明了西方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而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在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同样明确指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由于对人类发展的方向、对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思维等等方面认识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思想上解除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抵抗、甚至以为“两个主义”终将融合，那就会丧失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在当前，要特别警惕以“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普世价值”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潮对社会主义的侵蚀和影响。
二、“两种制度”共处将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应当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
十月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曾经一度认为世界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后来由于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列宁也清楚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不会是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因此，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学会做生意，和平共处。1920年12月，列宁指出：“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7]苏维埃政权为了打破资本主义的封锁，积极参加热那亚会议。列宁说“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目的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列宁坚信“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得到进一步发展”。[8]
斯大林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他说：“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9]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更是和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斯大林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战后，斯大林也表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强调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后来，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更把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作为国家战略。
但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推进世界革命的理论，总是立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列宁曾经宣布“这一代人将在共产主义下生活”；斯大林也始终坚持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状况下。1946来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主义则不止一次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10]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11]。赫鲁晓夫也曾经认为苏联将在一、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不仅加剧了两大阵营的紧张对立、加大军备竞赛投入、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必然进一步排斥所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追求“价值”、“利润”等等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样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僵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自守”，不能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而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丧失了发展机会。
今天还看不见一个主义立刻就会取代另一个主义的前景。不明白这个态势，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陷入“超越发展阶段”，造成社会发展的损失。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继承和学习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
三、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苏联模式”与苏联解体
总结“两个主义”百年对抗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联解体，它导致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出现。
研究苏联解体教训，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首先认为苏联模式是“保守、僵化”的。
1.关于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
一些人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证明苏联模式的僵化。其实这是片面解读邓小平的意思。邓小平一方面高度肯定苏联的社会发展成就，他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列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2]。经过几十年建设，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邓小平说道：“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这是指“后来”，不是说一开始苏联模式就是僵化、保守的。邓小平明确说道：“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14]显然，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苏联模式。
其实，最早对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提出改革的是苏联人自己，他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对传统模式加以改革。斯大林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认可的“商品经济”；马林科夫首次提出“用对重工业一样重视、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据此提出了“农、轻、重”的国民经济发展次序）；1962年哈尔科夫工学院教授利别尔曼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可以利用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价格”、“价值”、“利润”，引发苏联经济学界一场大讨论，并由此奠定后来苏联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1965年苏联第一次使用“经济改革”一词，开始了全国范围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的经济改革；1979年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开始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他们对苏联模式进行探索性改革长达几十年那段时间，中国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把苏联的上述改革视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我们当时曾出版《利别尔曼批判》，《苏修“经济改革”文集》等书，认为其经济理论是“修正主义”。
必须承认，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苏联上述改革成效不是很大，也没有根本突破僵化的苏联体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但我们不能否认苏联历次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判断历史事件的成败不是看它当时取得了多大的成果，而是看它是否为后来社会发展预示了方向。此后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大都以苏联改革为借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中央计划指标，利用价格、价值、利润等市场经济规律等入手，然后逐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改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是在吸取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加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建立的。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苏联“利别尔曼建议”、“新经济体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经济运行模式理论、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经济与软预算约束理论……曾经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这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对苏联模式扣上“僵化”、“保守”等帽子的理由。
苏联模式这一事物本身包含着“创新”、“僵化”等正与反、肯定与否定……各种矛盾因素。孤立地把某一种因素看作事物本质，必然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歪曲事物本来面貌。
2.关于“苏联模式”实效的评价
一些人认为苏联模式“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所以主张“彻底否定苏联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早越好”。[15]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近百年对抗的历史。
“早”到什么时候？列宁时期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确定了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原则，而且在沙俄帝国因专制制度的腐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不能解决俄国民众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而陷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俄国。更为重大的意义是：当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之时，布尔什维克党果断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终于击退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尔后，利用新经济政策治好了战争创伤，巩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这不仅为当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为中国革命指引了一条出路。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面临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检验“斯大林模式”的唯一实践的标准。
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土西铁路、第聂伯列宁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体现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的象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6]
事实证明：苏联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利用“苏联模式”，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短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吗？如果不顾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非要把这说成是“死路一条”，岂不是颠倒黑白？
苏联解体近20年后，200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史》（2010年再版），这是重新解读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旧体制存在的弊端，也反对苏联时期刻意拔高苏联社会发展成就的做法。但该书坚决不同意把苏联体制是说成“失败的”、“是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因素”等等论调。书中写道：“苏联解体后，苏联经济史被看做是一系列的失败、罪恶和错误，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
而事实如何？该书以雄辩的数据证明：
1922-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1倍，工业产值增长24倍，农业产值增长2.1倍，铁路运输量增长23倍，固定资产投资24倍，投资26倍。
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到70年代中期，社会总产值年均保持了6-7%的增长率，其中工业7-9%，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这是无可怀疑的成就。[17]
所以该书最后对此作出结论：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之一。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体制和干部培养体制客观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苏联消除了失业，消除了对工资的拖欠，人口蓬勃发展（光是俄罗斯在1970年人口就达1.78亿）。消除了各种疾病，建立了最好的预防保健体系，百分百保证了中等教育。将这些情况与当今的俄罗斯作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社会关系、苏联模式的垮台难道是必然的？
2007年，经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审定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引证戈尔巴乔夫的话，证明当时的苏联体制绝非必然导致苏联解体。该书写道：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您当初不搞改革，现在您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然还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苏联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
该书作者认为，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外可以百分之百地抵御外来危险：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排除了攻击苏联的可能性，即使军备竞赛方面的落后也不能改变这条原则；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到处渗透的克格勃机关排除了出现地下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当然，会有一些自发的动乱，但是，缺乏革命性组织，这些动乱并不危险。没有外部入侵的威胁，也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18]
所以，该书鲜明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苏联解体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那种断言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的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19]
3.什么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那些亲历苏联解体的权威人士怎样说的。他们可能较之不了解内幕的人、特别是外国人更有发言权。
2010年3月27日，在纪念戈尔巴乔夫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解体并非不可避免，我曾作为最后的保护人为保留苏联而战……苏联是我们自己毁灭的。这已经是我们的失算和错误。是我们的改革者们自己犯了错误……”[20]。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原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承认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最终葬送了联。2011年3月31日他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采访中指出：“当时苏联领导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葬送苏联”。他具体指的苏联领导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斗的影响。
广大俄罗斯民众对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怎么看呢？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解体，是他们的亲历，是他们的亲身感受，这是外国人无法比拟的。至于把个人“一己之见”强加于广大俄罗斯民众，那就更不应当了。
首先，广大俄罗斯民众对前苏联体制取得的成就是认可的，这就直接否认了“苏联体制、或苏联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因素”的论点。
从1992年－2005年，《新俄罗斯晴雨表》研究中心就“改革前的苏联制度的评价”共14次民意调查表明：对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前的苏联制度持肯定评价的一直保持在70%左右。[21]
其次，广大俄罗斯民众对“苏联体制导致苏联解体”这个结论是不同意的。据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1999、2000、2001年调查，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体制已经是“毫无出路”、“必然解体”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011年3月，俄罗斯又进行了关于苏联解体是否可以避免的调查。结果是：58%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只有27.4%的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广大俄罗斯民众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所犯的错误。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肯定了上述观点：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至于戈尔巴乔等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导致苏联解体，限于篇幅本文不做阐述。这里仅仅引用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改革为名的政变，完全出于另外的目的。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的新思维，表面民主，实际上动摇了国家经济基础，最后加剧了党的领导与群众的背离。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的策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变成了现实。[22]
注释：
[1]《兰辛文件》第二件，344页，转引《苏联和美国－它的政治经济关系》，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页。
[2]（苏）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90页。
[3]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Robert PaolBrowder,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5]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即：“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6]北京大学方连庆、刘金质等教授也持这个观点。见《战后国际关系》，该书写道：苏联“在战后的冷战中，在相当时期内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为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9]《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1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3页。
[15]《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
[16]《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第26页。
[17] Л.и.阿巴尔金主编：《苏联经济史》，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0年版，第7页。
[18] А.В.ФилИПпо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г. с.359-360.
[19]А.В.ФилИПпо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PoccNи 1945-2006 r г.c.361.
[20]萨宗诺夫：《是谁、是怎样毁灭了苏联：档案文件集》，俄罗斯，2010年版，第186、187页。
[21] I-XIV 《Барометр новой России》，（1992-2005 гг).
[22]2006年季塔连科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谈。
（公众号仅供参考，原文请参考图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1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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