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论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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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折中主义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偷换与庸俗化，表面上虽然貌似概括了事物发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趋势”，但实质上是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与战斗性，既没有科学说明任何理论，也没有有效解决任何问题，轻者在理论“麻醉”中规避和调和矛盾，重者是在用假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和反对真马克思主义。历史照亮现实，回顾列宁在反对折中主义过程中的贡献，其中所蕴含的警示作用在当下并没有过时，我们要高擎唯物辩证法的旗帜，自觉排除折中主义的干扰与误导。
论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何干强【内容提要】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关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折中主义思潮问题。他在哲学上把折中主义通俗地概括为模棱两可，指出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属于形式逻辑，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折中主义在理论上具有“毫无原则性”、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等特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他在政治经济学上批判了折中主义把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为一谈、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偷换辩证法等表现。列宁批判折中主义的科学思想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产生折中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启发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重视批判折中主义：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混淆起来；在基本经济制度的维护上，必须批判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主次不分；在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上，必须批判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割裂开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折中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
”
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始终重视反对折中主义，并“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的思潮问题”[1]。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学习列宁反对折中主义的科学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确立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识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折中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特征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所有领域最一般的客观运动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鉴别某种社会思想或思潮，最能辨析其是否具有真理性，弄清其产生何种社会影响。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揭示了折中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特征和危害性，对我们在各个实践领域确立科学思想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1. 折中主义可通俗地概括为模棱两可。列宁对折中主义思想方法，做了最为深入浅出的解释，指出：“模棱两可，折中主义”[2]。同时，列宁又用普通群众容易听懂的语言指出，在思想斗争中，折中主义表现为“使人人满意但又不得罪任何人”[3]的一种态度，即中国话所说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各方讨好等。有必要指出，在列宁著作中，折中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折中”。折中主义有“主义”两字，它具有贬义，指的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而“折中”在单独使用时，有时等同于折中主义，有时则指对某种中间状态的选择，如列宁在讨论机构调整时曾说，“应该在把所有这些机构合并成一个和使它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适当分工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折中办法。”[4]这里所说的“折中”，指的是“使全部机构合并为一”，还是“使现有的机构保持独立、适当分工”这两极中间，选择一种合适的状态。这里讲的“折中办法”就是指对某种中间状态的选择，而不属于折中主义。
2. 折中主义的思想方法属于形式逻辑。为了提高当时俄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折中主义思想方法，做了深刻地阐释。他在批评党的高级干部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时指出，折中主义实际上属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5]这就是说，折中主义作为思想方法，属于形式逻辑。
列宁揭示了折中主义按照形式逻辑思维的种种特征：它只从形式上提出空洞的概念，却避开事物的本质内容；它“回避具体的东西，用抽象的东西进行欺骗” [6]；它似乎看到了事物的许多方面，却只是从形式上拼凑在一起，把五花八门的观点杂乱地混合在一起，“折中主义的结合，可以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主要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主要强调它的另一因素”[7]；它不分主次地把事物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并列起来，不能反映事物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认识由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决定的事物的运动规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用似是而非的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的诡辩，替代辩证法，把错误的东西和正确的东西无原则地调和起来，回避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模糊事物的必然发展趋势，等等。可见，折中主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或外部形式上，用形式逻辑思考问题，正像思维方法的“中小学”阶段那样，属于不能深入到事物本质联系的低级的、不科学的思维方法，还达不到思维方法的高级阶段。而高级阶段的思维方法，即马克思发现的人类最科学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
（二）揭示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
唯物辩证法揭示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8]含义是，客观的具体事物都具有多种规定性，都是多个方面的统一。由于折中主义也宣扬事物的多个方面，因而具有貌似辩证法、能全面分析客观事物的外表。为了揭穿折中主义的这种假面具，防止有人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在与布哈林的思想路线斗争中，专门“通俗地解释”了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本质区别。列宁以玻璃杯为例，做了深入、详细的分析比较：
首先，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这与折中主义所讲的事物多个方面并不完全相同。列宁指出，按折中主义的说法，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辩证法认为，“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多种规定性的认识是与人的实践目的相联系的，而折中主义所讲的事物的多方面并不强调与人的实践目的有关。列宁指出，“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在阐释唯物辩证法与折中主义关于事物存在多个方面上的区别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在思维方法上的科学要求：
第一，折中主义只是“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把他们“偶然地拼凑”起来。而“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
“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
“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
“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9]
我们从列宁的上述阐释可以明白，折中主义所谓多方面地认识问题，是离开了事物不同方面的内在联系的，是不全面的，是与实践及其目的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因而是不能认识客观真理的。而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则是尽可能全面认识具体事物本身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充分认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结合人的全部实践来考察事物；充分认识真理总是具体的。人们只有掌握这样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全面、科学地认识世界，达到遵循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
（三）折中主义在理论上的特征和危害性
1. 折中主义的理论特征。理论研究者无论是否在自觉运用某种哲学思想,其理论实际上总是属于一定哲学观点和方法指导的。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会在一定的理论上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社会学科的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折中主义则要抹去不同理论在意识形态和阶级性上的矛盾和对抗性。列宁准确地揭示出折中主义在理论上的显著特征，即“毫无原则性”[10]；把“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11]视为等同。列宁揭示出，折中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胡乱混合”[12]，“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13]。由此在社会学科理论上，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14]，“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15]，把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巧妙地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否定采取革命手段，否定为革命而宣传、教育和依靠群众。
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在20世纪初，俄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定发展，正如列宁分析的，“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这导致革命运动的“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这时，本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趁热打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清斗争的正确方向。然而，当年俄国伯恩施坦主义控制的理论刊物，却“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贬低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列宁在《怎么办》这篇光辉著作中，对这种以马克思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态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指出，恰恰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著名论断，正是针对折中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价值而提出的。[16]
2.折中主义在理论上的危害性。列宁指出，折中主义者“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17]这就揭穿了折中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性及其原因；同时，也揭示了识别折中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
列宁在批判“典型的折中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时，指出“这位教授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然而还是把他称作‘社会主义者’！！！难道写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正是用可能有的最坏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吗？”[18]也就是说，搞折中主义的人，看起来似乎也讲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是以“可能有的最坏形式反对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说是“最坏形式”？因为折中主义形式似是而非，貌似全面，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3.折中主义势必采取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革命者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立场。而折中主义的“毫无原则性”则会导致口头革命派向反革命立场的背叛，站到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一边。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最典型的例子。考茨基曾经“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曾同意“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他却把“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资产阶级国家）和“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反对这场战争），无原则地调和起来。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这是在“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列宁指出，考茨基是玩弄“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考茨基“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此，“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19]
简言之，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势必“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20]在社会学科中，折中主义的理论势必导致向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投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学习列宁，善于识别和坚决批判折中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政策，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列宁在与哲学上的折中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很重视反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中的折中主义。他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折中主义的多种表现和危害性。
（一）折中主义把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前者科学地揭示出简单商品流通（与小商品生产相联系）和资本流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并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而后者则混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并用简单商品流通来掩盖资本流通的内在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成人类社会永恒合理的生产方式加以维护。马克思主义者要带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折中主义，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质。列宁深刻批判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民粹派[21]在政治经济学中，混淆俄罗斯农民的小生产（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折中主义。
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是米海洛夫斯基。到19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已无法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存在，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宣扬关于俄罗斯农民生活有特殊方式、俄罗斯有十分独特的发展道路，把农村劳动群众实际上受到的资本主义剥削说成不过是某种“缺陷”，他把国家看作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实行改革的工具，主张国家来纠正“缺陷”。为此，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变成软弱无力的折中主义。“这种折中主义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可是又不愿看见一切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愿看见在这个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发动农民进行反对现代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已经变成以在保存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去补缀和‘改善’农民状况为目标的纲领了。”[22]列宁揭露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纲领的反动实质，即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呼吁政府采取自由派的温和的治标办法，企图以此引诱被剥削劳动群众放弃斗争，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
（二）折中主义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3]这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太快，也不是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的不足；而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购买力的消费力，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受到了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限制。简言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关系的内在矛盾（原因）导致了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力的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结果）。
然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中，却说什么“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24]按照伯恩施坦的说法，似乎大量增长的剩余产品不能被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消费掉，这是资产阶级人数增长或者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的原因；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资本剥削关系，这个造成剩余产品大量增长的真正原因，完全掩盖起来。而大量增长的剩余产品本来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的尖锐化， 却被伯恩斯坦说成“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似乎是一件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利的好事，这就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抗性矛盾，并完全抹杀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立的经济地位。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似乎剩余产品大量增长这使“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具有必然性。列宁针对伯恩斯坦背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言论，指出他根本不懂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论”，表现出来的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25]
（三）折中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偷换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的社会形态中，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前提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两者存在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的辩证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经济利益上的分配关系，由此必然产生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即第52章，标题是“阶级”，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的政治结论。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理应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始终牢记，搞好经济工作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要用政治统帅经济工作。然而，政治经济学中的折中主义，却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开来，甚至把两者看成相互对立的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专门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用折中主义偷换辩证法的错误。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责难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针对这种撇开政治看经济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26]
针对布哈林说自己是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的辩护，列宁指出，“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27]
针对托洛茨基关于列宁曾说过“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这种“正中要害”的指责，列宁指出，“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28]这里，列宁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正确的政治工作是多搞些经济的前提条件。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9]这与列宁的观点一脉相承，必须牢记不忘。
（一）高度重视折中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列宁在批判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折中主义表现极其危害性的同时，也揭示了折中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产生折中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1.俄国社会革命党产生折中主义理论观点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革命党是俄国19世纪头20年存在过的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列宁揭示了社会革命党思想体系的危害性，指出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不能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独立的立场（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社会民主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而为一，混为一谈，他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旁系）。”[30]并指出，社会革命党“其成分主要是知识分子，其观点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其理论旗帜则是最新的机会主义和古老的民粹主义的折中。”[31]列宁并不只是揭示社会革命党人思想观点折中主义的性质，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一步揭示了该党折中主义思想的社会经济根源，指出“因为俄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每日每时都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纯粹民粹主义的基础，所以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必然成为折中主义的观点”；“总的来说，他们的纲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东西，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它只是表现了从农奴制俄国到资产阶级俄国、‘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32]这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折中主义是俄国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这种过渡性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既弄不清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摧毁小农经济，又看不清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已经产生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看不清无产阶级是促进社会走向真正进步，即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伟大力量，因而在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摇摆于小农经济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产生出模棱两可、充满矛盾的折中主义混乱思想。
2.英国产生折中主义“工党”的社会历史原因。列宁在分析英国“工党”的折中主义性质时，同样重视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英国‘工党’，同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社会党’并立，也是泛工党一类的组织。它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和非社会主义的工会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东西”；“这种折中的东西是由英国历史的特点造成的，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贵族分离出去组成一些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的工会而造成的。这些工会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于是引出了许多模棱两可的混乱的情形。”[33]这告诉我们，英国产生折中主义性质的“工党”，要从“英国历史的特点”找原因。在英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已经产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资产阶级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削弱无产阶级反抗的力量，可以从他们赚取的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腐蚀、化解工人阶级的斗志，收买工会领导人。这就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出工人贵族，组成“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的工会”。这就导致英国“工党”这样的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又有许多非社会主义者混入的组织。英国工党当时“在议会的40名工人议员中竟有27名非社会主义者”[34]，因而在组织上具有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混合在一起的折中主义性质；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必然产生把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混为一谈、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
3.列宁分析折中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重要启示。唯物史观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已。”[35]折中主义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必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我们在列宁对折中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中，可以体会到，在具有过渡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复杂的经济成分和经济成分的转变或演进，势必在一定阶级的成员中容易产生折中主义思想；而在存在复杂阶级矛盾和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态势下，也会产生折中主义的社会组织和思想。
当代中国仍处在马克思所说的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因而不宜把它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36]，现阶段还没有消灭商品、货币，实行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而是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并存多种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并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这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上，必然具有过渡性的历史特征，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多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还有公私经济混合的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相应的，也必然存在复杂的阶级关系。这无疑具有产生折中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朝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折中主义及其危害性。
（二）高度重视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
折中主义有多种表现。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揭露和批判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37]
列宁批判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搞折中主义的论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他指出，在对待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不同方向”的“意见分歧”。一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另一种是“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的“折中主义者”，他们“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而“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这些人“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他们“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却去“发现马克思的‘害处’”，“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即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批判马克思主义。[38]列宁揭示了折中主义者装扮成的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
当前，中国正进入为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历史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39]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下，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显然难以在理论上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难免采取“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装扮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也必然会采取折中主义的手段。因此，深入领会列宁关于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搞折中主义的批判性论述，对于我们增强识别力，坚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重视批判折中主义
从目前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领域看，用折中主义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提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经济主张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后果不可等闲视之。以下仅从三方面谈些认识，希望抛砖引玉，以引起经济管理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关注。
1.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必须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混淆起来的折中主义。这方面的折中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思想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的、正在实践探索的经济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市场流通一般关系的有效结合。可是，有些人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实质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混合物，有人还提出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其逻辑是，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搞现代市场经济的，就理所应当作为指导思想。这正是列宁批判过的“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的折中主义的翻版！
这种指导思想上的折中主义对于改革实践的危害性是相当大的。打着“社会主义改革”幌子，却搬用新自由主义，推进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改制”，这势必造成公有制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严重下降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显著扩大。[40]在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和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作用下，[41]这必然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这时，又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所谓“三驾马车”的政策主张来调控宏观经济，结果当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凯恩斯主义以维护私有制经济为前提，根本不可能解决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更没有免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却造成宏观经济出现“滞涨”（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可见，在经济体制上搞搬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折中主义，只会对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
实践证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搞折中主义行不通。因为新自由主义混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本身就充满谎言；凯恩斯主义同样混淆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而且贯彻斯密教条（在社会再生产中都丢掉了不变资本的补偿），它们都属于现代庸俗经济学（停留在经济形态表面而并未深入到内在联系），所以，折中主义者把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来，并在实践中推行，危害极大！为此，必须摒弃折中主义，认真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论述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42]只有弄懂弄通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市场流通、社会再生产、货币和信用制度、土地所有制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发挥好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积极作用，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运行，使国民经济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在基本经济制度的维护上，必须批判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主次不分的折中主义。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3]。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来的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证明，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正确遵循。在唯物史观看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公私所有制的关系，决不是折中主义观点所认为的那种相互独立、地位同等、并列平行的关系，而是经济地位主次分明，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为历史前提，其对立性表现在，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占主要成分，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由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主导，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国民经济中的次要成分，必须服从国有经济的主导。其统一性表现在，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辅助的基本格局下，公私经济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将通过实施对非公有制经济利用、限制、改造和引导等政策，促进其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化，并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只有所有制结构上形成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在社会阶级关系上才会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因此，所有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会赞同并自觉地维护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
可是，近几年来，有些人却公然提出，要“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44]；要“把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作为改革再出发的原则”，“把握好‘两个中性’原则，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会有良好的正面作用。”[45]这些主张要求淡化并取消所有制分类，把不同所有制经济视为等同的、无差别的“中性”的东西，这就等于根本否定唯物史观，抹杀所有制结构中客观存在的不同经济成分在社会性质上的原则差别；而鼓吹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都是中性的竞争主体，这显然是要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试问，如果国有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平起平坐，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还能够存在吗？显然，这些主张理论上站不住，在政治上则具有对抗宪法第6条的性质。
值得提出的是，鼓吹取消所有制分类、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等充满主观性的主张，表现出明显的折中主义特征。它们与历史上列宁深刻批判过的折中主义所具有“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抹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质、“回避具体的东西，用抽象的东西进行欺骗”等表现，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捍卫宪法的原则，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尊严，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允许这些违宪主张自由泛滥。
3.在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上，必须批判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割裂开来的折中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原理揭示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土地所有权决定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运用是土地所有权实现经济价值或经济利益的必然途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46]，所以，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虽然可以分离，但是从土地所有者获得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绝不是可以相互割裂、相互独立的两个环节。简言之，土地经营权的运用乃是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实现形式，两者统一在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用唯物史观的这种观点来认识我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管理体制的改革，极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47]。“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这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农村改革形成的现实，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到2016年，我国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为16.8亿亩，其中土地流转面积3.9亿亩，占实际耕种面积的23.4%，76.6%的耕地仍然是由家庭承包者经营。[48]“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即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分散经营和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相结合。这两种经营，实际上都是由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决定的，而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权的实施主体。实际上“双层经营”包含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不是完全脱离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失去或放弃集体土地的统一经营权，“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也名存实亡；集体经济组织等于失去了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可是，在农村集体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中，却有一种思想倾向，认为不管农业经营体制怎么创新，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并认为“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是否流转、怎样流转、流转给谁，只要依法合规，都要让农民自己做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干涉”[49]。照此说法，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就成为固定不变的独立存在的权利了；而把“让农民自己做主”，说成是承担土地经营权的农户自己做主，那么集体经济组织也就失去了对土地经营权的决定作用，就成了单纯法律上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就成为彼此绝对分离的两种权力。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倾向正是列宁当年批判过的把事物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割裂开来的折中主义。
据报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大表大会期间，曾在江苏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小岗村解决了“分”的问题，但是“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50]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51]笔者认为，要真正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农村改革中，集体经济组织就绝不应当放弃对集体土地的统一经营权，如果放弃了，就等于分田单干，势必“改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现在某些人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总是鼓吹私有制对发展经济最有效，其实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指出，小土地私有制必然阻碍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 因为它必然“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它实行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52]从实践来看，现在经济稳定发展、农民生活共同富裕的先进乡村，如南街村、刘庄、华西村等，无一不是坚持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的统一经营权以及其他工副业的统一经营权的。倒是一些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对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被严重削弱的乡村，长期难以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乃至出现农民靠进城打工维持生计，乡村剩下“6199”部队（儿童、老人）的萧条景观。可见，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永恒化、把家庭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结对割裂开来的折中主义，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综上所述，我国具有产生折中主义思想方法的社会历史条件，现阶段尤其会产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它们必然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形成思想障碍，造成危害。为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深入研究列宁反对折中主义的科学思想，努力增强对折中主义的识别力，增强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自觉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5页，页下注①。
[2]《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3]《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8—219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6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1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3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9]第（二）节文中引号“”中的引文，均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0—292页。
[10]《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7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8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5页，页下注①。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俄国的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领导人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指出，“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9页。）
[16]本段引文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3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5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19]本段引文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5—336页。
[20]《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6页。
[21]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是从旧民粹派演变而来的，活动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们抛弃了旧民粹派主张发动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变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在保存现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实施改良的纲领的“小市民机会主义”；成为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前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Ⅰ—Ⅱ页。）
[22]《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引文中的“政治纲领”，指的是旧民粹派主张“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2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24]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页下注②。
[25]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页下注②。
[26]《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9页。
[27]《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28]《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2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3页。
[30]《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
[31]《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32]《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6—287页。引文中，“民粹主义基础”，指的是小农经济；“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是指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指导思想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阶段，民粹主义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后来转向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后，才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正确道路，取得胜利，并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33]《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
[34]《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
[3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36]智效和：《混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后果》，《理论学刊》2005年02期。
[37]《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38]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4—585页及其页下注①。引文中的“资产阶级科学”，指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因此，似可译为“资产阶级学科”。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40]笔者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分析，到2018年底，全国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员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比为：13.3%：86.7%；在包括第一产业在内的全国总从业人员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比为：37.8%：62.2%。引自何干强：《我国第二、三产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现状——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2期。
[41]马克思深刻指出， “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8页；第995页)。
[42]与引号中的两个概念相对应的，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均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01版。
[44]引自《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中国经济50人论坛”网站：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428.html。
[45]高尚全:《为何要把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作为改革再出发的原则》，来源：财新网2019年03月11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3-11/101390559.html。
[4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6页。
[4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01版。
[48]引自陈锡文：《乡村振兴战略的来龙去脉》，来源：澎湃网站：2020-08-13，转载自北师大扶贫研究院公众号：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69819。
[49]陈锡文：《乡村振兴战略的来龙去脉》，来源：澎湃网站：2020-08-13，转载自北师大扶贫研究院公众号：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69819。
[50]《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2.jschina.com.cn/system/2013/03/09/016496394.shtml。
[5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01版。
[52]《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8页。
参考文献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卷、第6卷、第7卷、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8卷、第22卷、第23卷、第25卷、第26卷、第37卷、第40卷、第43卷、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资本论》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01版。
⑦《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⑧刘国光：《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⑨智效和：《混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后果》，《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
⑩何干强：《我国第二、三产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现状——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2期。
注：本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2期。这是原文的Word文档，刊用时有一些删改；引用的《列宁全集》第2版电子文档，发表时已按纸质版做了校正。
排版：尤惠阳
责任编辑：肖斌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