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共产国际解散在中国的反响和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49-57页。

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重要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之一。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极度注意”。中国国民党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亦应当解散，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掀起了一场向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宣传战。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和革命事业。关键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重要的组织。1943年6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极度注意”。[1]各国共产党人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同时又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2]反法西斯盟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及顺利地推进战后工作所需要之全力合作将会有贡献”。[3]法西斯分子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个策略的行动，是一场骗局。中国国民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亦应当解散。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一样，与共产国际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诸如，1923-1925年间，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4]共产国际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并为其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在1935年“七大”上调整了对华政策，力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甚至还曾经提出过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从1925年9月22日至1926年4月29日，胡汉民访问苏联，先后拜会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片山潜等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并在《真理报》上发表《苏联十月革命的感想》一文。他声称，苏俄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告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5]他还声称，世界革命只有一种，中国革命是其一部分，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列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的总司令部。[6]胡汉民虽然被任命为赤色农民国际主席团委员，但是，对于他提出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之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最终也没有同意。

从苏联回国之后，以“国民党右派”而著称的胡汉民立即抹去在莫斯科时所表露出的极其反常的“左”的色彩，竭力主张实行分共政策，并主张断绝与苏联的关系。[7]他对蒋介石说，苏联与我们相交，只视我们为工具，苏共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从内部进行捣乱，最后由共产党代替国民党。他甚至向蒋介石建议，不要再相信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把鲍罗廷扣留起来。

1926年6月，共产国际要求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只有加入共产国际，才能确立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才能求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他选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邵力子出席会议。11月25日，邵力子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参加国际革命工作。中共代表谭平山则提请共产国际慎重考虑这一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鉴于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答复，不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声称，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送还给莫斯科。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8]因此，不同意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免除了决策失误的尴尬。

得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不禁喜悦”，决定借机“分化中共一部分力量”。《商务日报》、《益世报》等发表社论，提出，“共产国际之解散，由于其学说理论，不能适合世界之情况，及历史发展之道路，确为一根本原因。”共产党应“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共产党“一党私有之武力，及应交出其军权，贡献为国家所用；一党割据之地盘，及应交出之政权，贡献为国家所治”。[9]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反动文人叶青在《从共产国际的解散展望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前途》一文中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指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前途，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不是解散，就是合并或变化成衰弱，绝没有发展可言”。他提出：“共产国际已经给予一个模范，或造成先例了。共产国际可解散，各国共产党又怎么不可解散？”[10]

其实，在共产国际解散前夕的1943年3月，蒋介石就撰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主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具体来说，第一，蒋介石鼓吹愚民哲学和封建伦理道德；第二，蒋介石主张专制制度即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第三，蒋介石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第四，蒋介石“迂回”攻击“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以及“奸党”等，旨在反共。他认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并妄想在“二年之中”镇压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从而完成所谓的“内政统一”。[11]国民党政府还把《中国之命运》规定为学校教育的课本和国民党官员、职员晋升的考试科目。国民党吹捧《中国之命运》是“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是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之后最重要的一部著作。[12]《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的宣传，在抗日战争时期再次汇成一股反共浪潮。

在《中国之命运》抛出的第三天即3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对蒋介石进行了严肃批判。中国共产党还相继发表声明、文章，系统阐述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意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等重大问题，揭露蒋介石国民党解散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5月22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全文，并由民族电台向全世界广播。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决定强调：“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针对国民党所谓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特别是不适用于中国的论调，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抗战事业。”[13]

1943年5月2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了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具体分析和阐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14]

5月2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提议书》。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的社论，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责任感，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创造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先锋岗位上来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工作，来加强与千百万人民的联系，来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借以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首先是迅速地摧毁我们民族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及其德意同盟者！”[15]5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斯大林5月28日答英国路透社记者问的书面回答，其核心观点是：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16]

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批准。会议决定，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以及国际的监察委员会一律撤销。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召开，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共产国际历尽了自己24年的存在史。

6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依靠某种国际性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新华日报》在《拥护划时代的两大文献》的社论中也指出：“我们坚信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将更加强，它们将胜利地把团结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认为我党的这种自信，是完全有根据的，它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宝贵经验，很久以来即以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它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锻炼，已经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特别是它已经有了毛泽东这样天才的领袖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他们都是精通马列主义和熟悉国情的能手，他们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匠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定能最好与最有效地组织广大人民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7月6日，新华社重庆电讯发出如下内容：此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七七”纪念前夕，发表了一个破坏团结的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个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形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产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同日，新华社西安电讯详述这一“新闻”：确息，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座谈会，张涤非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件打击中国共产党之必要，并提议打电话给毛泽东。张特务头子当即从衣袋内取出其预制之电文，内容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国共产党应解散以加强中国的团结。

7月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以上两条电讯，并加上了大标题《特务机关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中国共产党，交出边区”》。《解放日报》还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

为了进一步揭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从5月到8月，《解放日报》还连续发表重要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末日》等。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与抗战6周年前后，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纷纷撰写文章，如朱德的《“七·一”志感》、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林伯渠的《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前进》等。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范文澜撰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一文，从政治上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艾思奇撰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和《袁世凯再版》两文，从思想上批判了蒋介石的世界观；吕振羽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一文，从中国各党派阶级性上批判了蒋介石的一党专制。在解放区掀起批判蒋介石法西斯主义高潮时，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并于8月2日和16日分别发表《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等文章，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和策略、组织和活动。

事实上，蒋介石确曾密令以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4日、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的挑衅，呼吁闭结。9日，延安客界群众3000余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0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时，周恩来在胡宗南安排的酒会上公开宣布：我已当面询向剖宗南是否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副长官说，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17]这就把胡宗南部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公诸于众了。

7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重要社论，标题便是《质问国民党》。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在社论中还提到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为散布的那条电讯：“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的，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18]

为了进一步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打破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粉碎美蒋的内战阴谋，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做了说明。他指出：“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19]在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20]“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21]根据这个任务，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2]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全党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毛泽东思想最终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在两个中国之命运斗争的严重关头，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强烈抗议以及全国进步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反对，极端孤立的国民党所发起的这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破产了。这一次，国共双方不是在战场上较量，而是在打一场“宣传战”。其结果是，蒋介石国民党又输了一招。

注释：

[1]《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2]《陶里亚蒂论集》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51页。

[3]《新华日报》，1943年5月26日。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5]转引自肖杰：《蒋介石与胡汉民》，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6]转引自肖杰：《蒋介石与胡汉民》，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7]转引自肖杰：《蒋介石与胡汉民》，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8] 转引自肖杰：《蒋介石与胡汉民》，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商务日报》，1943年5月26日。

[10]《中央周刊》第5卷，1943年第51-52期合刊。

[1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中央日报》，1943年4月27日。

[13]《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14]《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15]《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16]《解放日报》，1943年5月30日。

[17]转引自熊向辉；《地下二十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3-90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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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49-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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