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晏如：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现状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58-67页。

作者介绍：康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摘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来看，既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的成功经验，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忽略本国国情，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变质的深刻教训。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已经涌现出不少文章和论著，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视角，但是与近些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比，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够，而且在诸多（如本文涉及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及后斯大林时期）重大理论和历史事件上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此外，相关主题的阶段性研究多于整体性研究，对时代背景和国内外条件的改变关注不够，对如何检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败重视不足，对国外新近披露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也运用较少，这些都让我们有必要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深入研究。关键词：苏联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研究现状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针，这一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来看，既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的成功经验，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忽略本国国情，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变质的深刻教训。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而，自苏联解体以后，国内有关苏联历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去探寻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且现有研究成果范式不一，有的明确提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本国化”、“俄国化”或者“结合”的概念，有的虽然以此为研究对象，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有的著述只对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具体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有的著述虽然着眼于整个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但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仍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在国内目前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文献中，文章多于专著，阶段性研究多于整体性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文以主要历史人物为线索对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状况介绍如下。

一

普列汉诺夫

国内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作用给予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作了初步尝试，这主要是指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关系，批判了民粹派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不相容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指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1]但是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主要是指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其主要内容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没能解决在俄国这一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较为落后国家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2]“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的核心论点实际上是对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跋》的引申，并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最初尝试是失败的，没有建立起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3]

二

列宁

列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与实践内容丰富。有学者认为，与普列汉诺夫相比，列宁围绕着“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创新点。[4]列宁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答并解决了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从俄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模式——俄国模式。”[5]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诠释主要表现为列宁的政党思想、“一国胜利论”，对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创新理解。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作用进行了全新理解，不仅重视政党的教育和组织作用，更重视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特殊的社会和革命条件的结合的产物。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俄国国情的分析，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提出“一国胜利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处于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状态，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而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些人认为，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错误的，十月革命本就不该发生；另一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用实践佐证了“一国胜利论”，苏联剧变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性，前一种观点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断。

列宁超越了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的限制，创造性理解了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把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置于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的背景下，提出俄国无产阶级将在革命胜利后再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了关于俄国生产力落后的担忧。

列宁对无产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把资产阶级和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民主革命，因此列宁创造性的提出这一路径只能是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的这一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既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同时又把二者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内在地契合了俄国社会发展”。[6]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践行实际上回答了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阶段后，在落后的俄国到底要不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有学者在基本肯定这一时期列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同时，也认为存在一定的失误和教训：早期的教训是没有意识到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即这一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分离，反而把在自身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理论上升到一般理论的高度。这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导致唯苏联道路为准，而且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固守原有观点，不思变。[7]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化过程中其含义逐渐改变，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过早地阻断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人们习惯上认为列宁早年是主张在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这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列宁在登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之初的确发表过不少肯定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言论，但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在俄国更快地消灭资本主义。列宁就基本信念而言，是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发表肯定资本主义的言论仅仅过去20年、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仍然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就发动了旨在彻底阻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十月革命。”[8]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主要典范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和迂回过渡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仍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落后国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普遍认为，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逐渐放弃直接过渡的思想转向迂回过渡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设想框架的突破。有学者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直接过渡的失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介途径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并得出结论：列宁从“直接过渡”思想转为“间接过渡”，在实践上让一度面临危机的苏维埃政权转危为安，为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规律性实验，即“经济文化愈落后，过渡时期就会愈长，切不可犯革命急性病”。[9]十月革命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践行实际上回答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但是他相信可以人为地创造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而改造提升落后的生产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基于这一认识，列宁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了革命和暴力的作用，这对以后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产生了消极影响。[10]

三

斯大林

学界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存有较大争议。一些人主张一分为二地辩证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认为创新与扭曲并存。斯大林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与苏联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探索及时回应了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无论是非功过和成败对错，它确以巨大的力量推动过社会主义思想在特殊条件下的演进，它在关于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上都取得过突破性进展。[11]当然，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犯有教条化和错误估计苏联国情的错误：例如斯大林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理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僵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斯大林没有认识到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应对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反而一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完全相适应的，无需改革，这进一步导致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僵化。[12]

还有人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后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背离了列宁社会主义原则，斯大林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经斯大林解释、加工和过滤的马列主义，有许许多多是变了味的东西，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大理论：一是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一是庸俗社会学理论。前者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在长期传播中被庸俗论者歪曲的产物。这两种理论和思潮有着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二者汇流一起，牢固结合，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极左政治思潮，它们滥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不易被人识破；它们以极大的破坏力，从根本上冲击着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后果，最后导致苏联剧变、苏共瓦解。[13]

从内容上来说，斯大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活动主要体现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和工业化，而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14]十月革命后，欧洲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俄面临着在一国内展开复杂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列宁逝世后，围绕一国内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肯定了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和免除旧制度的恢复是完全可能的。学者们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极大鼓舞了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而且也是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的合理逻辑延伸。[15]但还有学者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中所运用的“因为我们需要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证逻辑“显然有违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的要求，失之于政治理论实用化的偏颇”。[16]

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威胁，为了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选择了依靠内部积累的高速工业化道路，而且为了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停止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其基本标准就是工业化的完成。由于苏联工业化还涉及到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和工业与苏联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因此，对苏联工业化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方面，苏联工业化所取得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工业化使苏联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并且保证了二战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偏向重工业发展和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些学者据此完全否定了苏联工业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有人“吹嘘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缪之千里了”。[17]

目前在学界存有较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转而实行农业集体化是违背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大胆创新？赞同前者的学者认为，斯大林忽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放弃了列宁的迂回过渡思想，转而采用直接过渡的方式，过高估计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把当时苏联的社会状态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近年另有学者提出，新经济政策不是被人为中断，而是因为不能解决当时苏联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全盘集体化是为了解决新经济政策不能给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粮食这一任务的替代选择。“如果从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创新的角度看，不能把斯大林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视为‘背叛’”。[18]

四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与教训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领导人都没能成功对苏联进行改革，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越来越脱离国情，没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戈尔巴乔夫由改革转到改向，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止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学界对于失败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总结。

1.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都犯了超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例如，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提出要在二十年之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虽然勃烈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论承认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但是在实践中没有摆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

2.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没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时代背景、基本国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斯大林模式就逐渐出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这就要求适时进行改革。赫鲁晓夫虽然开启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先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特征；此外，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没有客观分析斯大林现象的主客观原因，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不但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则从反对斯大林本人起，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历史，这直接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中断。

3.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勃烈日涅夫执政初期，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政策随意性造成的混乱，在宏观上采取了稳定措施，这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需要。但是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勃烈日涅夫并没有进行改革，社会稳定逐渐走向停滞。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初期经济改革不力的情况下，急速进行政治改革，大搞“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变为改向，苏联在短短几年时间后改旗易帜。

4.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必须要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决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是自我毁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以伯恩施坦思想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变种，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中断。

五

深人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已经涌现出不少文章和论著，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视角，但是与近些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比，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够，而且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上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相关主题的阶段性研究多于整体性研究，而我们需要厘清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并从整体上总结和把握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和教训。相关研究对时代背景和具体国际国内条件变化的关注不够，而这又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客观动力。相关研究对如何检验马克思主义本地的成败重视不足，没有提出检验方法和路径，这让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易陷入先见之框。此外，相关研究对国外新近披露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也运用较少，这些都让我们有必要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深入研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复杂艰难，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都不一样，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结合，要不要本土化，而在于在不同的时代和国情下如何结合，如何本土化，在本土化过程中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发展什么。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真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客观辩证总结其经验教训。

注释：

[1]徐作辉、胡延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2期。

[2]徐作辉、胡延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2期。

[3]任晓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9年第3期。

[4]任晓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9年第3期。

[5]王浩斌：《试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兵团教育学院院报》，2011年第4期。

[6] 任晓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7] 任晓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8]李述森：《阳断而非发展：列宁早年在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山东行政学报》，2012年第4期。

[9]超明义主编《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10] 杨奎松：《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13年期1期。

[11]张万杰：《斯大林思想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

[12]参见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13] 马龙闪：《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和庸俗社会学分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14]徐之明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的加速阶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次转变》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的加速阶段，主要内容包括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部分内容分别经历了从“不能建成论”到“建成论”、从“渐进论”到“激进论”、从“理想论”到“现实论”的前后转变，并最终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浩斌在《试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中认为，除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和工业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斯大林践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要内容。

[15]参见赵明义主编：《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23页。

[16]徐之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的加速阶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次转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0期。

[17]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8]吴恩远：《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公众号仅供参考，原文请参考图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编的《国际共运研究专辑》（第3辑），研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第5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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